重建西南空军的由来
1956年，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力的情况，中央军委调整了全国的战略区划分，全军进行了整编。西南空军司令部调驻武汉，改为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此后一段时间，西南云、贵、川、藏四省、区基本没有空军驻防。
1960年以后，中苏，中印关系恶化，不久中印之间又发生了边界战争，致使从昆明经缅甸仰光的空中航线，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同时，美国开始插手越南问题，越南成为热点，战争逐步升级。蒋介石集团妄图利用这一形势反攻大陆，以配合美国对越作战为名，多次向美国总统提出，要美国支持其经缅甸进犯我西南地区。此事美国研究了两三年，最后予以否决。但蒋介石集团为进行战争准备，几乎天天派飞机到云南进行空中侦察，到昆明上空撒传单（包括施放气球撒传单），进行骚扰活动。在缅甸境内的国民党李弥兵团残部也蠢蠢欲动。1960年5月，周恩来总理到昆明时，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等领导同志向周总理提出派空军进驻昆明，打击敌机侦察骚扰活动的要求，并主动提出昆明军区可提供驻地营房和调给一批干部。周总理回到北京后，经过研究，请示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批准，下达了组建"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的命令。两年后，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同志又提出将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调驻成都，指挥整个云、贵、川、藏空军部队，加速西南空军建设。中央军委和空军考虑到那时昆明和成都属于两个不同的战略区，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不宜调动，决定组建"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西南空军的重建，在保卫我国领空安全、制止蒋残匪活动和"援越抗美"中起了重大作用。
空军"点将"赴昆明
1960年6月，我正在青岛空军疗养院参加空军召开的一个会议。当时，听有的同志说："空军要点将了"。点什么将，去干什么，我没有很在意。过了几天，空军政委吴法宪、政治部主任黄玉昆找我谈话，说："空军党委决定调你去昆明，任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负责组建昆明空军指挥所。"还告诉我，调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邵主任崔文斌同志任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以下简称为昆指）政委。我说："不是说'点将'吗？怎么让我去了？"吴法宪说："刘亚楼司令员点到你了。你不要开会了，大连也不要回去，马上到昆明去。"我当时提出："我到昆明立即面临防空作战任务，作战指挥人员分散调来不能很快默契配合，很难完成任务，请允许我从空三军带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去。"刘亚楼司令员得知我的意见后说："不能带，你走带一个班子，他走带一个班子，空三军就被带垮了。"司令员不同意，我也没办法。过了一夜，刘亚楼司令员又变主意了，告诉我同意带几个人组成的小作战班子和一名秘书去。那时真是"军情急如火"，我带着秘书和两个警卫员，没有回家，就乘专机直接去了昆明。新任命的昆指政委崔文斌同志是从福州赶来的，比我还早到两天。
到昆明后，我先去昆明军区见秦基伟司令员，向他报到并听取指示。当时云、贵两省几乎没有空军，加上他不熟悉空军业务，所以没有向我介绍多少情况。但他对我说："你就放开手干吧！要房子、要地皮、要人、要东西我都给你！"我向他汇报了开展工作的初步设想和步骤，他表示赞成。秦基伟同志把云南省军区的一个小院拨给我们作为昆指的临时营房。
当时，云南省只有昆明巫家坝机场可以起降喷气式作战飞机，由民航使用。空军将广州军区空军遂溪场站调入昆明，组建了空军巫家坝场站，准备迎接战斗部队进驻。昆明军区和空军共同组建了空军雷达兵二 O 五团，由空军调入4个雷达连和昆明军区拨给的3个地监连组成（地监连是用人工监视天空，发现敌机时用电话和信号弹报警），各连全部配备了警戒雷达，担负对空警戒任务。与此同时，还组建了空军技术勤务六团。随后，空军又调空二十六师师部带七十六团和独立大队进驻昆明巫家坝机场，使昆指初步具备了昼夜对空作战能力。1960年8月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3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正式成立。
昆指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由昆明军区所属两个省军区和两个军调入的干部占62%，由空军从内地调人的干部占38%，业务技术水平参差不齐。那时我国刚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各种物资和粮食短缺，工作和生活遇到很多困难。特别在生活方面油水少，粮食不够吃，只好组织机关干部、战士上山采蕨菜根磨面掺和在米中蒸饭吃。开始阶段机关只开了一个大灶，从我到战士都在一起吃饭，共渡难关。国家经费紧张，昆指长期无钱盖营房。我住了4间房子，办公也在里面。机关干部住房更困难，许多干部一家人多年挤在1间房子里。云南山高路险，交通欠发达，出门就要坐车。当时解放军总后勤部只能从库中调给昆指美国30年代生产的5部吉普车，昆明军区第二政委金如柏同志把他坐过的一辆车调给我用。交通工具短缺，限制了许多工作的开展。这么多困难，导致干部战士在思想上产生了许多问题，内地人滇的一些干部说："在云南什么好处也没有，只有一斤梨卖一毛钱的一个好处"，不安心工作。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大抓思想工作，大力组织业务技术学习，提出了"向驻守边疆十年如一日的陆军老大哥学习，艰苦奋斗，一定把昆明空军建设好"的口号。我们规定："在工作中遇到困难，不准向上级叫苦，不准向上级和地方伸手，自己设法解决。必须请求上级解决的，要经党委讨论同意后才能向上报告。"要求干部"拼命干，死了算，青山到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还在大会上表决心："死了我和你们一起上西山"（指昆明市西山名胜地中的墓地）,鼓舞了士气。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仅在防空作战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从事后看，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以能够顶住外来冲击，团结一致，保持稳定，这次思想教育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昆指成立后，为真正担负起云贵两省的防空作战任务，需要解决的最大难题是战场建设和供应保障体系建设。云贵两省有抗日战争时留下的旧机场60余个，都是土跑道，只能供低速螺旋桨式低压轮胎飞机起降，高速喷气式高压轮胎飞机无法起降。这些机场在西南空军撤消时，大多交由当地政府代管，实际上无人管理，多数被老百姓开垦种地。没有机场，无法进驻飞机，建设空军就是空话。我把开始工作的重点放在抓机场建设上。我一到昆明。向昆明军区要了一辆吉普车，又调来5个人，带着地图，先到近处的陆良看了一下，随后到滇东南的砚山、蒙自，滇西的祥云实地勘察，还到曲靖、贵阳、安顺看了情况，以后又带人到云贵两省的旧机场和可以修建机场的地方都进行了实地勘察。根据防空作战的需要和未来战场建设考虑，我们提出了先修建云南蒙自、砚山、祥云、陆良、思茅和贵阳机场，第二批再修建云南昭通、沾益、元谋、保山、西双版纳、呈贡和贵州遵义、安顺、黄坪、独山机场，以上两批共16个机场。这个方案得到空军和昆明山机场，以上两批共16个机场。这个方案得到空军和昆明军区的同意，并列入战场建设规划。随后，我们派出测量队逐个机场进行测量规划，调查了当地的地质、水文、气象情况，设计了具体修建方案。从1960年蒙自机场开工修建后，昆指组建了空军工程兵第九总队（师级单位，编制官兵6000余人，施工时可带民工2到4万人，同时展开两个机场的修建），空军又先后调人工程兵一、二、三、八共4个总队进入云贵修建机场，其中工程兵二总队人越帮助修建了越北的安沛机场。当时修建机场也是困难重重，修建部队生活很苦，但精神面貌很好，干劲很足。修机场的物资供应保障条件很差，机械设备也不多。云南蒙自和祥云机场用的水泥是从越南海防市进口的，贵阳机场用的祥云机场用的水泥是从越南海防市进口的，贵阳机场用的沙子是从广西柳州用火车运进的。尽管如此，工程兵九总队还是用一年多一点儿的时间，投资900多万元建成了云南砚山机场，创造出全军质量优良、开支最省的典型范南砚山机场，创造出全军质量优良、开支最省的典型范例，受到总部和空军的表扬。到我离任时，共建成了蒙自、祥云、砚山、贵阳4个机场，正在施工的有陆良、思茅、遵义和安顺机场。还相应修建了一些配套阵地。工程兵九总队还入川帮助成都空军指挥所修建了重庆白市驿、大足和梁平机场，达到了一年建一个机场的高速度，为大批航空兵部队进驻创造了条件。到1968年，空军将由战斗英雄张积慧任师长的空二十七师（三个飞行团和一个独立大队）调驻云南，组建了空五十师驻贵州，结束了昆明空军没有建制航空兵部队的历史。
在供应保障方面遇到的困难并不亚于修建机场。特别是航空器材供应困难，由于当时苏联卡我们的脖子，困难到飞机螺丝打保险用的0.5毫米铁丝也供应不上。地勤保障人员满机场寻找过去丢掉的铁丝头，拿回来再用。飞机发动机更是短缺，每个飞行员每年平均飞行不到50小时，仅够用于保持技术的飞行，而不能进行新科目训练。尽管如此，我们的飞机完好率仍然保持了98％以上。航空油料也供应不上。当时昆明没有通往内地的铁路，昆明军区汽车二十二团到贵阳二锅寨火车站运油，往返1300余公里，沿途高山大川，晴天一个星期运一趟，雨天要10天左右，一趟只能运回150吨油，仅够一个飞行团一个飞行日使用，造成飞行员保持技术都很困难。为解决运油问题，我提出了从广西友谊关经越南河内到云南昆明的运油方案。云南当时保留有过去法国人修的从河内经昆明到沾益的米轨铁路，虽然和我国铁路不同轨，但可变轨利用。在空军、总后和铁道部的批准和支持下，专门制造了10个油罐车，用窄轨铁路将航油直接运到蒙自和昆明两个机场（砚山机场到蒙自运油，祥云机场到昆明运油），解决了航空油料供应问题。保证飞行人员的伙食供应在内地不成问题，在当时的云南却遇到了难题。保证飞行员5000大卡热量必需的牛奶、蛋、鱼类和巧克力等都不能满足需要。云南本是水果大省，但由于运输和商业经营方面的原因，不能在品种和质量上保证供应，只好用水果罐头代替，这不但增加了伙食成本，而且长期吃罐头，糖分大，还影响飞行员的体质。商业部门有些同志还认为有肉吃，能吃饱就行了，哪里来的这么多麻烦事。他们不理解也不知道飞行员饮食不按规定配置，多吃肉会造成低糖高脂肪，形成肥胖症，还将影响飞行人员的飞行寿命。我们自己管军需给养的同志刚从陆军调来，也不懂，给地方商业部门讲也讲不清楚。这些工作都要领导亲自抓，派懂行人员到地方宣传、沟通，共同组织供应保障体系。有的品种还需要到内地采购，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才建立起正常供应渠道。
应当指出，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昆明军区给了我们很大支持。1960年修建蒙自机场时，军区命三十八师万余官兵支援我们，在缺少机械的情况下，人挖肩抬，在1年内建成了这个后来发挥了重大作用的机场。那时分管后勤工作的鲁瑞林副司令员给我们帮助最多。如蒙自机场建成后，急需修建与之配套的雷达阵地。而修建通往雷达阵地的上山公路需要15万元经费，没有着落。鲁副司令员得知后，帮我们解决了。为此，他还受到"乱花钱"的埋怨。好在我们驻蒙自的部队很快打下了敌机，为鲁副司令员"解了围"。
云南高原上的空战
空军部队进驻云贵地区作战，是空军首次在高原空中作战，在此之前，缺乏高原空中作战的实际经验，不掌握其不同于内地的特点。昆明巫家坝机场海拔高度为1896米，大气压580mmhg，比760mmhg标准大气压少180mmhg，水不到100度就沸腾了。由于高原空气稀薄，飞机气压高度表在地面不指零。飞机起飞、着陆时发动机工作条件和内地不同，较内地困难。空中拉烟层变低（在大气对流层9000~15000米高度上，飞机尾气热量与空气中的水分相遇发生雾化，会形成一条白色烟带，在内地10000到12000米才产生，在云南9000~10000米就产生）。到昆明后的第一个飞行日，出动25架飞机，有17架起动不起来。我们组织飞行员和航空工程技术人员，从点火压油门起动、滑行、起飞、着陆（起飞和着陆距离均比内地增长），到观察航空仪表，很快就摸索总结出了一套高原飞行办法，改进了一些设备（如把气压高度表用红漆画上地面实际气压线）。由于云南山高谷深，几乎没有平地（只有零星分散在大山中的小块平地，云南俗称为坝子），在空中很难观察到盘旋于大山里的铁路、公路线，城镇村寨又少又小，夜间灯光点少，一片漆黑。这些特点使在空中对照地标飞行很困难，很难找到检查点。为了保证准确飞行，避免空中迷航，我们加大了仪表飞行训练和地面的指挥引导工作。通过这些工作为完成防空作战任务打下了基础。
云贵两省开始缺少机场，没有条件进驻多少部队，而空中作战的机会又多于内地，空军采用了航空兵部队入滇轮战的方法（进行实战和高原飞行锻炼）。先后有空一、三、九、十六、十七、二十一、二十六、二十七师轮流入滇作战。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轮战是一个好方法，特别在和平时期，有利于少养兵，养好兵，提高部队的作战机动能力。即使现在，仍有继续存在、发展的价值。
入滇后的第一仗是1960年8月份打的，那时我们刚刚进驻。蒋介石集团用美国二战时用的 B -17型飞机在夜间窜入云南进行侦察骚扰。我机起飞进行拦截，虽没有打下来，把敌人吓得够呛，知道了云南驻有我航空兵部队， B -17飞机从此再没有来过，而改用美制 U -2高空侦察机白天入侵云南进行侦察活动。
U -2飞机翼长体轻、航程远、滑翔性能好，装有先进的电子设备，可对我雷达进行干扰，飞行高度可达2万余米。我军的歼击机爬升不到这个高度。在其人侵时，我们曾两次使用歼-7飞机进行拦截。我机升空到9000米时进入了拉烟层，空中出现了一条白线，敌飞行员从座舱后视镜中发现我机跟踪，采用大转弯进行规避。我机虽发射了机载导弹，仍被其溜掉。为了对付敌 U -2型侦察机，空军命地空导弹部队进驻云南，同时增加了雷达部队，使云贵地区成为当时全国最密集的雷达防区，消灭了中低空盲区，更加完善了防空作战体系。当敌 U -2型侦察机再次经缅甸入侵云南，飞到昆明上空兜圈子时，驻昆明附近的地空导弹部队发射了导弹。但因敌 U -2的电子系统对我制导雷达实施了强烈的干扰，没有击中，跑掉了。敌人知道了云南有地对空导弹以后， U -2再也不敢来了。
1964年8月，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后，越南战争逐步升级，美国对我国广东和云南纵深地区的空中侦察活动频繁起来。为防止被我击落，改用了 BQM -147G和 BQM -147H型（即火蜂式）无人驾驶飞机。这种飞机原是空中靶机，加装上电子和照相设备后，用于空中侦察。在17000米高度上，其飞行经过的地方，可拍出正面宽度80~100公里的照片，分辨率极高，地面各种目标显示得一清二楚。这种飞机的特点是体积小，飞行高度可达18000米以上，在空中不易被发现，并可多次回收反复使用；弱点是速度低、没有回避和还击能力。该机对我云南侦察时，在南越机场由 C -130型运输机将其载到空中，飞到老挝琅勃拉邦附近空中投放，完成任务后飞回南越伞降回收。
为了反侦察，空军决定在广东遂溪、广西南宁、云南昆明和蒙自4个机场设立高空作战点，配备精干的作战分队，用国产歼-6和歼-7两种飞机打敌无人驾驶侦察机。经过一段时间的战前准备，1964年11月15日，广州军区空军率先打下了敌无人驾驶侦察机。空军领导机关及时总结了他们的作战经验进行推广。我所指挥的昆明和蒙自两个作战点的飞机，应用广州军区空军的经验升空作战，但无战果。昆明军区陈康副司令员很着急，对我说："老刘啊，你们打下个麻雀来看看也好呀！"我也很焦急，压力很大。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同志好心地对我说："没有条件打下来，你就不要起飞。起飞了打不下，不好说话我就是这么办的。"我经过认真考虑认为不能采取这种办法，只要有敌机还是起飞，打不下也好摸索出办法来。
我冷静地分析了几次作战情况，认识到在云南高原作战，外界条件与内地有许多不同，照搬内地作战方法行不通，必须研究出具有云南特点的作战方法来。
我下定了，不打下敌机决不罢休的决心，带领一个作战班子住到蒙自机场，半年没有回过家，集中精力研究与指挥作战。每次作战后，我都召集指挥员、飞行员、雷达显示器上的领航员和作战、情报、通信参谋等人开会。空军称这种办法为"三头六对面"。从飞行员起飞后的每一个动作，到指挥引导口令等各个方面，一点一滴搞清楚，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改进方案。经过几个月的时间，终于研究出：我机在敌机尾后80-60公里处压准敌机航迹，达到14000米高度，追到距离10公里处，增速到超音速，在敌机尾后2.8至3公里时，以28度的仰角跃升，当达到与敌机同一水平时正好在敌尾后800到1000米，立即瞄准开火，然后迅速脱离，防止与敌机相撞。
这个作战办法难度极大：首先是要判断准入侵敌机航线，在其平飞侦察地段上才可能将其击落，对指挥人员的判断力要求极高；其次，飞行员的每一个飞行动作都要求准确无误，歼﹣6飞机的升限只有15000米，要达到敌机17500到18000多米的高度，只能采用爬动力升限的办法跃升，也就是俗话说的"把飞机甩上去"，这时飞机状态极不稳定，很难驾驶，距敌800至1000米时只有8到10秒时间可供瞄准和射击。跃升所需的28度仰角，飞机上没有设备显示，我们研究计算出，在飞机前风挡玻璃上的一个位置画出一条红线，当仰起的机头与红线对正时，恰好就是28度仰角，这就要求飞行员反复练目测，不能出现丝毫误差；再其次是要求引导雷达距离误差不能超过50米，引导领航员和指挥员的口令要简短准确。全体战勤人员，从指挥员到战士上百人都要默契配合，像一个人一样整体动作，才能保证击落敌机。我们采用上述作战办法，终于在1965年4月18日首次击落敌无人驾驶侦察机。空一师大队长张殿文和中队长张怀连驾歼﹣6飞机从蒙自机场起飞，张怀连跃升到18000多米，距敌800米处瞄准开炮一直打到距敌100多米时才翻滚脱离。敌机当即被打得粉身碎骨。接着空九师大队长朱以隆分别于1965年12月24日和1966年1月3日驾歼﹣6飞机发射火箭弹，两次击落敌机。空三师尖子飞行员王志跃于1966年2月7日，3月23日和1968年1月20日驾歼﹣7三次击落敌机。空三师中队长王志信于1968年3月7日驾歼﹣7击落一架敌机。1968年3月15日，空三师大队长（团长）冯全民驾歼-7飞机在云南沅江上空全力向敌机逼近，在距敌机370米处，抓住时机开炮，用28发炮弹将敌机击落，坠毁于江东南30公里处。敌机被打得七零八落，其碎片将我机的垂直尾翼划破一个大口子，打得英勇顽强，打得漂亮！冯全民此战在当时被誉为"空中拼刺刀"，他也因此成了全军、全国知名的战斗英雄。被毛主席亲自誉为"英雄师"的空三师，创下了抗美援朝之后的又一次辉煌。
仗是越打越精，越打越熟练。最后达到压敌机航迹从必须在80-60公里以上，缩短到40-20公里，敌机用多转弯避免打击的办法也不灵了。实现了我的"来一架打下一架，叫敌机有来无回"的决心。
在反无人驾驶侦察机的战斗中，全军一共击落20架，其中空军航空兵击落了14架，这14架中，有8架是昆指所辖部队击落的。
1967年六七月的一天下午5时左右，突然，美机4架 F -4C编队窜入云南境内。我们当即命空二十一师在蒙自机场作战值班的4架歼﹣5起飞迎敌。美机发现我机后，散开了队形。我方副中队长袁聘就捕捉到1架敌机，开炮将其击伤后，坠落于越南境内。越南老乡向我们报告了敌机坠毁的情况。不幸的是，我方因事先准备不够，互相配合不默契，袁聘就副中队长的飞机被美机咬住后击落。袁聘就同志英勇牺牲。
第一次击落敌机时，朱德总司令正在昆明。他听到后非常高兴，亲自接见了参战的飞行员和战勤人员，对我空军用较落后的飞机打下技术先进的敌机给予很高的评价，在昆明军区九号招待所院内与全体人员合影留念。
每当我们击落敌机，总部和空军都给予了通令表彰。空军副司令员成均、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副司令员陈康、田维扬、查玉升、徐其孝，都先后来主持召开庆功大会，进行表彰和慰问。重病住院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接到我们击落飞机的报告时，非常高兴，把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请到上海，要曹副司令代表他来云南对我们表示祝贺！
所有这些，都给昆指全体干部战士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以更加旺盛的斗志投入战备工作中去。到1968年4月我调离昆明为止，先后打下了8架敌无人驾驶侦察机，还有1架 F -4C飞机。那一阶段，一心想的是打敌机。飞机不比步兵，几百几千公里，忽地来了，忽地又跑了，战机转瞬即逝，真是来不得"丝毫"松懈呀！不仅是我，也不仅限于部队，连家属孩子都心系蓝天。每逢打下一架敌机，整个昆指机关和家属院都沉浸在节日的狂欢中，连刚会说话的娃娃都跳着欢呼："打下飞机喽，打下飞机喽！"
美国对其无人驾驶侦察机的先进性很迷信，他们认为中国飞机升限不够，用飞机击落其侦察机是不可能的。中国又没有那么多导弹部队，不可能用地空导弹在那么多不同地点击落其侦察机。究竟中国用什么击落其飞机，他们始终迷惑不解。直到1968年以后，海军航空兵第四师在海南岛上空击落其侦察机，我国报纸上登出了舒积成的名字，舒积成是著名战斗英雄，美军知道他的名字，才最后认定其飞机是被我空军航空兵击落的。中国空军在世界上创造出用性能落后的飞机打下性能先进的飞机的范例。
【刘懋功（1916年8月23日—2009年12月23日），甘肃庆阳人。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空军第四航空学校政治委员、第十航空学校校长、空军第三军军长、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等职。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