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红

插队的第一年，我没有和社员在一起干几天农活，但每天修梯田和打坝也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如果一个人从贫穷一下子过上富裕的生活，适应起来会很快，感觉也会很幸福，但如果相反，则需要的是忍耐、历练，感觉也会很痛苦。正当所有的同学都对这种生活感到厌烦和无奈的时候，队里让我接手给村里的孩子们当老师，从此就不用天天到地里干活了，对我来说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但是谈何容易啊，一切都要白手起家。先是把小学校的窑洞收拾干净，摆好摇摇晃晃的课桌和长板凳，在墙上用黑墨抹出一块黑板，算是开学的前期准备工作就绪了。

第一天来了几个男孩子，女孩子只来了两个，他们的年龄大的大，小的小。有的上过一年，有的上过两年。这里的女孩子一出生就不受重视，长到三四岁在家就要带弟妹，再大一点有锅台高了，就要学着干家务了，对这种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我坚决反对。不行，我得让女孩子上学，我挨门挨户地去动员家长，讲了一大箩筐女子上学的好处后，家长终于同意了，小学校又来了几个女学生。不过她们的弟弟妹妹也跟着来了，结果这个学校还兼顾了幼儿园和学前班。一个教室，二十几名学生，一个人不仅是几个年级的各科老师，还是校长兼教导主任，说难，确实太难了。幸亏当时没有教学计划，没有教学水平的考核，队长说给娃娃们教几个字，学学普通话就行，要求不高。既然是学校，也不能像队长说得那么简单，最起码的语文、数学课是不能少的。

第一步是给孩子买合适的书，当时买书得到县城的书店。从村到县城几十里路，却要走两天的时间。头一天我要早早起来，一个人走20里山路到沿河湾公社。沿河湾，顾名思义，就是在延河边上的一个小镇子，与山里的村庄相比，交通算方便多了。每天有从 延安到安塞的长途车路过这里，但公路在延河的对岸。因为河上没有桥，要淌水过延河。平时延河水也不深，在寒冷的早春，河水还是很凉的。脱了鞋和袜子，沿着河上大大小小的石块路，连蹦带跳地就过去了。在河边找块石头坐下，用袜子当毛巾把脚擦干，半干不干的袜子套在本来就冰凉的脚上，那感觉真是透心凉。路上没有设车站，估计着时间在路边翘首等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有可能。看车过来了马上招手，车准会停下来让你上去。

县城就一条街，给孩子们买了书和本，找个旅店住一晚。第二天早上扛着厚厚的一摞书本、粉笔和板刷，再搭上开往延安方向的车，上车一定不能忘了告诉司机在沿河湾停，不然车就直奔革命圣地延安了。回到村里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学生们拿到书都非常非常的高兴，山里娃盼着上学呢！

开学了，上课的时间一到，我就像队长

陈红在知青窑洞前

一样吹哨子，哨音在山谷中回荡，学生们不一会就到了。有的家长给娃娃用布缝一个书包，家里穷的直接拿着书本就来了。个别学生穿着像个小叫花子，脏兮兮不讲卫生的也来了。不能与北京的学校相比，就这么个不正规的小学校，也是全村的希望，是孩子们的乐园。

每天的第一节课是大课，所有的学生一起读课文。我念一句孩子们跟着读一句。一篇课文要读好几天，直到大家读熟了为止。第二节课也是大课，大家一起背九九表。从第三节开始就是上小课了，给一年级上课，其他年级写作业，三个年级转一圈就是一天。

山里的孩子没有见过世面，对抽象的数学理解不了。为了教乘法，我让他们捡来好多的小棍子，二乘二，就摆两堆，每堆二根小棍。二乘三就摆三堆······结合背的乘法口诀表，一点一点的进步。学除法的时候就更难了，孩子们的脑子转不过弯来，也是用小棍子帮着他们理解，这在城里的孩子是多好理解的东西，在农村却这么难。

从一年级开始就要学汉语拼音了。学生们讲的是陕北土话，很难掌握拼音，我给他们读书，让他们听得懂普通话，再让他们自己学着拼音。

我每天都在纠正学生的发音，我的嗓子都说哑了，他们还是改不过来，我的耐心本来是很好的，但是也架不住他们那么难教，有时也发点火。

每天在教室外面总有几个带来的小弟弟妹妹，他们不能进教室，只能在教室外面的窗户下面晒太阳。三四岁的小孩也懂点事了，我哄着他们一边晒太阳一边学数数，从一数到十。总之这些孩子要哭闹起来，我允许他们的姐姐出去哄，不这样做，女孩子就上不了学了。

天气晴朗的时候，我组织所有的学生到沟里，教他们讲卫生。我带上一袋洗衣粉，先教大家洗手。男孩子的手背都是黑黑的，厚厚的一层泥疙巴，用水泡了再用刷子刷，洗几遍才看到皮肤的颜色。然后是洗头，男孩子的头发好洗，女孩子的头上都有虱子，用洗衣粉洗第一遍连泡沫都没有，等清洗几遍以后，几个孩子互相用篦梳篦干净，才有了女孩子飘逸的长发。男孩子的头发长了，我就用推子给他们推一个大秃瓢，这地方人没有见 过推子，他们的父亲都是拿刮刀剃头，经常刮出血来。以后我推子用熟了，给他们剃一个盖头，底下短，头顶长，看上去就像一顶瓜皮帽，那样子傻极了。后来，我学着给他们剃平头，这些学生的脑袋就让我学会了理发。孩子们都喜欢我给他们理发，比他们的父亲剃的样子好，也不会流血也不疼。渐渐地孩子们知道讲卫生了，喜欢把自己洗干净了，到学校来上课也知道穿干净的衣服了。

父亲送我一个八管的半导体收音机（五管的在这里收不到台），当时可是一个稀罕的东西。晚上孩子们到学校来，我给他们听歌曲、听故事。就连大人也喜欢在下雨不出工的时候来学校听秦腔。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很惊讶，怎么这个小匣子会唱戏？新奇，羡慕。后来，习惯了喜欢听。再后来我们订了报纸，尽管一来就是一沓，新闻成旧闻，他们也喜欢听我给读报纸，学校成了全村的文化娱乐中心了。

我们计划着在国庆节排练几个节目，向家长汇报一下学生的成绩。教山里的孩子朗诵诗歌、跳舞、唱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害羞，特别是女孩子不敢上台跳舞。我们每天晚上都排练节目，终于在“十一”前夕排练成功了。

记得“十一”的晚上，小学校的小小的操场上，围满了人，孩子们、知青和老乡在一起联欢。孩子们的节目给他们的家长开了眼界，他们都说还是北京来的知青好，给咱这地方带来了文化。几个会唱歌的老乡也唱起了信天游，他们高兴啊。有个老乡说，从来没有红火过，今天红火了。

因为山区的学校不正规，学生大一点了，家里看孩子有点希望，也把孩子送到公社的正规小学去读书，经过我一年的努力，终于有学生可以到外面上小学了。

时间就这样又过去了一年，来农村快两年了。来村里的男知青在这一年中陆陆续续地离开了，有的参军，有的转回老家，也有一个女生转到了干校。只要有一个人离开，都会让留下的人情绪低落很长时间，同时生活也越来越困难。

山里人对老师好，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我感到了老乡的善良和爽直，人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点不假。八九岁的孩子能下山驮水，他们经常帮我驮水，家长也经常给我们一些新鲜的蔬菜，有的老乡还给我们送柴。我们的生活也由队里的张老汉（一个老红军）专门管理，有什么困难他都会给我们想办法。

但我们都是正值青春年华的时候，大家都有远大的抱负，我们想学知识，想干大事业，谁甘心一辈子在这里度过。自由涣散的情绪笼罩着我们，想回北京想回家是每个人期盼的事情，也包括我这个山村小教师。

陈红，1951年出生，1969年赴安塞县沿河湾公社方家河大队半坡山小队插队。1972年考入北京邮电大学学习，1975年分配到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激光通信研究室工作。1984年调北京电信科学研究院（后改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工作。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