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中华民国肇建伊始，推行了一系列革除弊端，兴利避害的举措，其中男人剪辫子，女人禁缠足成为首当其冲的改革对象，剪辫子是去除满清统治的象征，而禁缠足是改造妇女思想，解放劳动力的重要标志。孙中山在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期间，向全国公告了一道禁止缠足的命令，赋予终结缠足强大的号召和动力。

旧中国缠足之陋习毒害甚深

缠足是中国封建社会延续千年之久的一种特有陋习，具体做法是：在女孩子四、五岁时，用一条狭长的布条，将脚大拇趾以外的四趾屈于足底紧紧包裹，等脚型固定后，穿上“尖头鞋”，白天家人扶之行走，以活动血液，夜间将裹脚布用线密缝，防止松脱。以后日复一日地加紧束缚，导致肌肉萎缩，脚骨变形，一直到成年之后，骨骼定型，终身缠裹，脚形纤小屈曲，以符合当时歪曲、丑陋的审美标准。

“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女子缠足是要蒙受极大痛苦的。虽然女子缠足太愚昧、也很痛苦和恐怖，但她们却忍辱负重，默默接受，为的是有一个好的前程。如果那一家女子的脚达不到“三寸金莲”，家长就感觉很没面子，自家女也很难嫁出去，因而缠足之风很是盛行。

20世纪20年代以前，缠足已经失去了其文化尊贵性或正当性。两次鸦片战争以后，欧美国家在中国沿海沿江开埠城市设立使领馆机构、商会、教堂，外国人增加了与中国人的接触。中国民间的缠足现象，便一览无遗地呈现在世界面前。在旧中国，西洋人视中国人为“东亚病夫”是有道理的，他们以中国男人的长辫子和中国女人的小脚作为中国愚昧、落后的象征，冷嘲热讽，洋洋得意。

山西民国年间禁缠足运动始末

1917年，阎锡山以山西督军兼任省长，正式掌握山西政权。在一次对中学生讲话的场合里，阎锡山描述了世界、中国，以及山西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时间差：“天下国家数十与中国同，皆无缠足之风，以致中国贻世界之讥诮，为莫大之耻。中国占世界之一部分，而山西又占中国之一小部分，各省缠足之风早已退除殆尽，而山西不思所以自拔，尚何以立于大地之上？”

阎锡山在其推行的“六政”运动（1917—1922）中，提出六项当急之政务：水利、养蚕、种树、禁烟、天足和剪发，而消灭缠足成为全省性的目标。他认为缠足造成了女子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使其不能参加劳动，束缚在加重，成为财政上的沉重负担，他坦言“晋民贫苦极矣!贫苦之源，起于生者寡而食者众……全省人口一千万，女子约居半数，多为不事生产之人。”反对缠足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后来缠足更是与吸食鸦片（吃洋烟）和赌博一同被列为“民生三害”。

在消除缠足运动中，阎锡山是非常认真的。1918年，他颁布《禁止缠足告示》：“妇女缠足危害甚大，不独有碍行动，且毁坏其肢体。不但世界万国无此恶习，即前清旗人皇室，亦皆天足；且汉人缠足之风，莫甚于山西，是以山西人口愈少，人体愈弱，人民愈穷。”

在这份告示里，他警告山西民众，为了禁止缠足，他即将实施一项新的措施。省政府印制了超过十万份告示，分送各县张贴。并针对各县设立《天足会简章》，组建禁止缠足会，具体指导禁缠足运动的开展。凡年满者２０岁均可加入天足会，会员的主要责任包括捐助会务经费和劝导人民改变缠足观念。他们应以身作则，要求家属厉行放足，奉行天足会理念。

行动上采取由上而下的强硬政策。行政上，他从省城太原派发告示和派遣督导人员；在地方层级，他仰赖业已启蒙的官员、学生和教师，或以身作则，或执行禁令。演讲、教育动员民众参与其中。至1918年5月，全省１０５个县均已成立天足会，会员数目总计超过２万人，此外为了使得推行顺利，还颁行法令，对于不遵行规定的家庭、女性缴纳专门的罚金。但由于缠足之风根深蒂固，在一些偏远山村仍旧盛行，缠足这一习惯仍然在全省各县风行。

静乐县长卢士樊受到省府表彰

民国六年（1917），静乐县根据阎锡山实行编村制规定，凡满百户或联合数村在百户，后为300户以上者划为一编村，户口最多的村为主村，其余联合小村为副村。当时静乐全县将612个自然村编为68个编村。禁缠足运动如火如荼，传遍静乐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角落。从1917年发动了全省性的消除缠足行动以来，静乐县积极推行，持续至1922年，基本消除了这一陋习，但也有一些山村仍在缠足。

静乐县县长卢士樊在禁缠足运动中非常积极，动员很多人参加“天足会”，并依照督军阎锡山明令严格执行。到处张贴《禁止缠足告示》，依照1916年9月25日，山西颁布的《修正严禁缠足条例》规范执行。告示有八条：

一是凡10岁以下女子，如已经缠足者，限于本年阳历5月内，一律放之。

二是此事由县知事督促村长，切实考察办理。

三是村镇士绅，当知中外大势与缠足恶习之由来，应负帮同村长开导村人之责。

四是如有违者，其家长罚洋一元，仍限令解放；再不遵，则倍罚之。三不遵，则送县署究办。

五是如系夫家阻挠，则罚其夫家，免罚家长。

六是罚款，以十分之三提充本县天足会经费，其余十分之七，拨作县内女学校经费。如未设有女学校，即留充本村镇内国民学校之补助费。

七是村长如不实力奉行，由各县知事惩罚之。

八是派员实察。如查有缠足幼女，除罚其家长、村长外，并予县知事以相当之惩戒。

静乐县县长卢士樊依据民国山西“两个条例”，在静乐境内积极推行“放脚”运动，为解放静乐妇女身心健康做出了贡献。据《山西放足史话》载：民国九年（1920年），山西省公署根据实察员的报告，对全省105个县办理天足成绩详加考核，共表彰奖励了15个县的县长。其中，记大功一次者2人：永和县前县长黄庭槐、大宁县前县长张永和，功在“查劝认真，成效卓著”。

记功一次者13人：静乐县县长卢士樊、阳高县县长高浚明、沁县县长温钟洛、辽县县长李抚辰、壶关县县长张廷琇、长治县县长康佩珩、安泽县前县长陈懋、虞乡县县长周振声、岢岚县县长汪志翔、浮山县县长任祖荫、平鲁县县长潘祥和、蒲县县长李凤翔、霍县县长彭承祖，功在“奉行尚力，渐睹成效”。由此可见，静乐县县长卢士樊在静乐县解放“天足”运动中做出的贡献。

斯人远去，功绩犹存。静乐县县长卢士樊曾亲自挨家挨户执行禁令。强力行动的好处在于，在这一时代长大的静乐女性，缠足的比例确实大大降低了。其背后肯定有一段动人的故事，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