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北平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因一时没有门路，李时雨就一直呆在家里，全靠丈母娘接济，才能维持生计。那时候，李时雨已经是一名党员了，他甚至想过，如果他愿意加入国民党，那么，他一定会成为一名高官。

李时雨说的“担心”，倒也不无道理。一年后，李时雨被派去当卧底，果然，他的官职越来越高，高到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地步。

“如此甚好！你就放手去做吧，做个更大的官吧……”

李时雨是一九○八年出生的，家住黑龙江省巴彦市，自幼聪明伶俐，原名李庭芳，是个清秀的孩子。

李庭芳在成长过程中，与《水浒》中的宋江相恋，同窗孔繁文认为李庭芳平常爱恨分明，颇有宋江作风，便送李庭芳“及时雨”之名。李庭芳一看，就喜欢上了，便改成了李时雨。

李时雨虽然是个好学生，但在他的家人看来，在这个乱世中，学习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所以，他的父母，只是想让他找到一份工作，让他有个好的生活来源。好在，本地的张爷，见李时雨勤奋好学，便说服了他的父母，让李时雨去了京城。

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军“九一八”事件爆发，日本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

李时雨的老家在东北，看着自己的国家被灭，他的心情很复杂，一个男人，怎么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如果国家不能为国家做贡献，那么，他的家人，也就不会有了。

经过这件事，李时雨终于想通了救国救民的道理，心中一股热血，便通过各种渠道，与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夏尚志取得联系，青年李时雨也因此而入了党。

这一年，李时雨迎娶了孙静云，两人结为夫妻，那个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老婆孙静云，将会在他的卧底工作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一九三二年，李时雨被派往哈尔滨，组建抗日武装，却因为种种原因，刚刚组建的部队陷入困境，被迫解散。李时雨只好回到了北平的法律学校，继续他的学习。

一九三三年，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为埋葬李大钊之棺木，嘱咐李时雨一定要做好守灵工作，李时雨等人不畏强权军阀，将棺木送往万安墓园。

李时雨在此间磨炼了一两年，对于地下党组织交代的任务，他都能做得很好。

没过多久，李时雨就被派去做了一次卧底，这一次，他能不能成功？

“九一八”事件使整个东北陷于战乱，许多人，失去了家园。

于是，李时雨得到了上级的命令，毫不犹豫的潜入了东北，目的就是为了打入张学良的内部，获取更多有用的信息。

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张学良的信任，成功的潜入了东北。

他来了之后，才发现张学良是一位爱国的将领，他一直都很后悔，日本入侵东北的时候，他没有阻止，他恨蒋介石的一句话，让他按兵不动。

李时雨想要博得张学良的好感，便将自己参与抗日游击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

果然，张学良也看出了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青年其实是个爱国之人，所以对他也就有了一些好感。

他凭借着自己的本事，一步一步的取得了张学良的信任，最终被派到了剿匪司令部，这对他以后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李时雨深知张学良的爱国之心，所以，他一直在张学良的耳边，不停地给他灌输着抗战和救国的理念。

可是张学良一方面是奉蒋介石之命行事，对于当时的他而言，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一直到张作霖被日本人所杀，他才惊醒过来，发誓要报仇雪恨。

西安事件之后，张学良带着一群人杀到了总统府，逼得蒋介石不得不投降，李时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毕竟，一个人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西安事变已成定局，李时雨为张学良所做的卧底工作已告终结，他向组织提出要调到天津去。

这一回，他要对付的可不是张学良那种心怀大义的人，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卖国贼汪精卫，这是他一生中最危险也是最长久的一次。

一九三九年，汪精卫自日本返国后，即宣布投降，准备在上海举行“六大”，成立伪政府，并对此进行彻底的清算。

问题是，想要建立一个国家，必须要有人。为此，汪精卫派遣许多人到全国各地去，希望能找到愿意到上海参加会议的“代表”。

朱晶华刚从天津下来，就找到了老友孟幻飞，拜托他给自己物色一些“有能力，有实力，有忠心”的“北方代表”。

孟幻飞是一名卧底，他立刻向组织报告了这件事情。天津地下组织很重视此事，觉得这是一个打击汪伪政府的大好机会，所以，这件事，自然就落到了李时雨的头上，因为他曾多次执行过许多重大任务。

李时雨在见到朱晶华的时候，朱晶华就发现，这小子有一颗“忠君”的心，再加上他本身就是法律系的学生，对“新政府”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李时雨虽然不是国民党的人，但也没谁真会去审核他的身份，所以他拍着胸脯道：“你就跟着我！”

李时雨跟随朱晶华前往上海，成为“六大”23位“北方代表”中的一员。

一九四○年三月二十日，南京汪伪政权宣布“开业大吉”，一批小丑登台演出。汪精卫担任“主席”；陈公博担任上海市长和“立法院长”；周佛海担任财政部部长。

李时雨在“六大”上表现出色，在汪精卫的推荐下，被选为“中共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长”，也就是说，他将从天津迁往南京。

李时雨很清楚，如果他一个人去南京，比在天津要危险得多。在内心的挣扎中，但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去!”

自从来到南京，李时雨对自己的上司陈公博，一直都是“毕恭毕敬”的，任谁都能看出他眼中的“仰慕之意”。对于周围的人，他也是非常照顾的，从不居功，为人也十分谦逊。陈公博仔细的观察了一下这个年轻人，发现他的潜力很大，很快就将他提升到了上海保安总部的部长。

陈公博的助理还特意告诉李时雨，陈先生对你很有好感，认为你为人正直，法律功底扎实，是个年轻有为的好苗子。

上海作为汪伪政权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曾一度成为汪伪政权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能够来到上海，作为一名特工，他的前途绝对“大有可为”。

从陈公博那里，他得到了很多重要的信息，包括汪伪政权的人员构成，包括那些贪官污吏的肮脏勾当，都被他了如指掌，在返回家乡之前，他就将所有的资料，都上交给了共产党。

之后陈公博对李时雨的评价就更高了，完全将他当成了自己的左膀右臂，有什么事，他都会告诉李时雨，甚至还会与陈公博商议，而李时雨，也因此，在陈公博的帮助下，升职加薪。后来，陈公博更是册封他为国家少将！这几年来，李时雨一直身兼数职，陈公博对他的重视，可见一斑！

接着，汪伪党又实施了“清乡”战略，企图在华中巩固政权，以残暴手段铲除革命势力。李时雨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向我党汇报，让我党早有准备，陈毅对此赞不绝口：“有了这份资料，我们至少增加了一个师的力量！”

李时雨聪明的地方，就是不打草惊蛇，反而被封为少将！随着官职的提升，李时雨也开始紧张起来，他倒不是担心自己暴露了，而是担心我党的误会，中央领导许建国知道了他的顾虑，便让李时雨的夫人给他带了一句话，让他在官场上混得风生水起。

有了这个答案，李时雨也就放心了，一九四五年，日本还没投降，我党就在准备解放上海的时候，李时雨策反汪伪人员投诚，为解放上海立下大功。

战争胜利后，因情势所迫，在美国的协助下，国民党率先攻下上海，就在我党犹豫是否应将李时雨从上海撤走时，情势又有了新的变化。李时雨的一个朋友，也就是余祥琴，找到了她。

一进门，对方就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军部的人。就是来招揽自己的，对方许诺，如果能将汪伪政府留下的军队交给自己，就能得到高官厚禄。所以，李时雨一口答应了下来，然后李时雨就顺利的进入了国民党。

李时雨原本还担心，若是被扳倒了，他的地位就保不住了，这可是个绝佳的机会，所以在介绍下让他去见了戴笠。

戴笠在看到李时雨的时候，并没有怀疑他的身份，相反，还夸奖了他几句。自从他成为中将之后，李时雨就跟他说过不少关于军统的事情。

那时候，上海正处于革命的风口浪尖，李时雨对国内的许多反对内战，反对美国人的暴行，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他对自己的工作，表现得非常消极。

这引起了军法司司长沈维翰的怀疑，便对李时雨等人进行了调查，结果，李时雨的两个哥哥，还有他的老婆，都有嫌疑，所以，他第一时间向戴笠报告，要他将李时雨抓起来。

戴笠却不信，反而对李时雨颇有好感，给沈维翰打了个电话，让他去查一查李时雨的工作情况，暂时不用抓人。

不久之后，戴笠在一架飞机上坠毁。

戴笠一死，沈维翰便将李时雨下了大牢，只是，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军部并没有给他定什么罪。

余祥琴在法庭上辩解道：“戴笠要是还活着，就不会把他带到法庭上来了。”不过，戴笠终究是死了，李时雨被军部判处七年半载。

三大战役结束后，李时雨被关了两年，出狱了。当时，中国正处在革命胜利的边缘，他早就在等着这一刻了。

四月二十一日，百万军队渡过长江，二十三日攻占南京，解放战争宣告胜利。

一九四九年四月，李时雨终于换上了中国军队的军服。

新中国建立后，他先后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及统战系统任职，后任中国佛教研究院副院长，并任国务院宗教局局长。

他们夫妻俩把自己的大半积蓄都捐给了老家，并且设立了一个奖学金，鼓励他们努力读书，将来为国家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