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渡黄河
1936年2月上旬，中国共产党为了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红一方面军改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红一军团为左路纵队，红十五军团为右路纵队，准备渡过黄河，东征山西，打通抗日道路。红十五军团从延川文安驿出发，进抵青涧县河口镇待命。
东征前，军团、师多次召开大会进行动员，周恩来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成员张浩也来到部队作了动员讲话。指战员们检查武器，准备服装。宣传队下部队演出慰问，热闹得很。渡河前，毛主席、彭总亲自看地形，选择渡河地点，检查船只。
2月20日夜10时，红十五军团由青涧县河口开始强渡黄河。七十五师二二三团率先下水。七十八师为二梯队随后跟进。那时正值黄河解冻，水大浪急，大大小小的冰块漂浮着顺流而下，其中大者有房子那样大小，撞到船上就把船顶起很高。能征集到的船不多，大船能载1个排，小船只能装七八个人。河东的国民党阎锡山部队拼命堵击。我们从西岸用火力压制敌人，掩护强渡，炮火映红了黄河两岸。在黄河船夫的奋力划击下，二二三团冲上东岸，攻占敌贺家凹据点，歼敌一个连，掩护后续部队强渡。我坐的小船不幸被冰块撞出一个窟窿，我们立即七手八脚用棉被堵上，才在次日拂晓前登上东岸。刚一上岸就见到七连连长何占胜同志的遗体。他是冲上岸进攻时壮烈牺牲的。我曾在七连当过指导员，我俩配合得很好。他很能打仗，是陕甘边红军的老战士，也是我的华池老乡。我向他的遗体敬了个军礼。
我们二营经过永和行军两天后，在石楼、隰县之间的一道山梁上，和隰县之敌1个连遭遇。敌利用地形熟的优势想打我军的伏击，埋伏在塬上一条山水冲成的小沟道里。我二营前卫连通过后，敌突然开枪射击阻击我营后边两个连的通路。营长命令快速跑步前进，我考虑这样会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带领前卫连回头向敌猛冲，后边两个连也同时向敌冲击，将敌军这个连的大部分俘虏。这些俘虏全是些十六七岁的白脸娃娃兵，一问果然是阎锡山强征的学生。
打过这一仗，却和师部失去了联系，迷失了行动方向，不知该向哪里走。天黑了，师部发现我营的位置，派人来找，才得以和师部会合。向田守尧师长、崔田民政委汇报战斗经过时，田师长高兴地说："很好呀！你们消灭了1个连，我们消灭了1个营，都打了胜仗！"我们师这一仗是在蓬门打的，歼敌1个整营（两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俘敌营长以下200余人。我们也把俘虏交到师里。师部专门办了个俘虏营，对俘虏进行教育改造。
我红七十八师继续东进，到交口县东边的双池镇驻下。这个镇不很大，是那一带粮、盐的集散地。阎锡山是山西的"土皇帝"，搞的是封建专制统治，除了保甲之外，还有除奸团、反共团等不少反动组织。对老百姓实行粮、盐配给，人民生活很苦。群众见部队来了，就问我们是不是红军？我们回答是红军。老百姓就带领我们去抓管仓库的人员。抓来后，命他打开仓库。一看，实在令人吃惊：粮囤子一共有5个，都是用席子一圈圈围起来的，每个有十几米高，直径也有十几米，总共存粮几十万斤以上。还有两个大盐囤子，储满了食盐。这些都是官仓，是老百姓的血汗。师部决定还给人民，下令开仓放粮、放盐。附近方圆几十里的群众听到后，都推着小车、赶着毛驴来分粮分盐，熙熙攘攘，欢声雷动，纷纷赞扬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其中有1个仓库里，放着二三十个大木箱。我让打开一看，有的箱子里装着银元、金条、银元宝，有的装着鸦片。我报告了师部。师部不让动，又报告到军团部，后由军团后勤部运走了。这些钱粮对红军克服当时的财政困难，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还在当地向群众做宣传，号召支援红军，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当地不少青年自愿报名参加了红军。
兑九峪苦战脱险
3月10日，我红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协同向兑九峪发动进攻。兑九峪是孝义西边川道里敌军的一个据点，是个很大的镇子，没有城墙。据侦察，驻有敌4个团。我军的作战部署是红一军团由西北方向进攻，红十五军团由东南方向进攻。凌晨战斗打响，我们二营先攻下一个山头。徐海东军团长见我上来了，往前面的一个不高的小山包一指，命令道："刘懋功，把那个山头也拿下来！"我带领部队从一个垭口冲上去，把敌人击溃，占领了这个山包。从这里可以看到川道里的兑九峪镇，黑黝黝的一大片。大批的敌军正向我各路大军反扑，绝大部分高地仍在敌军手中。原来敌军不是4个团，而是4个旅12个团！看来要攻占这南北十几二十里层层叠叠的山头，攻进镇子是太不容易了。军团参谋长周士第也面有难色，他命令我营筑工事坚守后，便匆匆赶回军团部商量去了。就在他回去的路上，跟在他身后的警卫员被敌弹击中牺牲了。
从凌晨打到中午，我们看到有的山头上我军后撤了。但我营仍孤守在山头上，得不到上级的指示，心里非常焦急。营长说，他先出去看看。到了下边敌军火力封锁的垭口，他拔腿就跑。他跑出去后，仍然没见有人来送信或联系。下午，敌军的飞机来扫射、扔炸弹，我们躲在临时挖的工事里。我和通信班长背靠背坐着。我说我坐在外边，好监视敌人动静。他硬争着坐在外边。我俩正吃着干粮，敌机来轰炸扫射，一下丢了几十颗炸弹。通信班长个子比我高，一块弹片飞过来，把他的头盖骨炸飞了，脑浆和血进了我一头一身。他嘴里含着干粮倒在我的背上。我当时难过地哭了。我自己的头顶也被炸弹片划破一道小口。敌机飞走后，敌人对我营阵地发起了多次猛烈冲击，均被击溃。弹药不多了，就拼刺刀。刚解放过来的东北军战士拼刺刀特别厉害，阎锡山的兵根本不是对手。在山上没有饭吃不说，难受的是没有水喝。日西斜时，我们一个连长，是原红二十六军的老战士，对我说："咱们的大部队已撤了，西边山头的敌人马上就会压过来合击，到那时就难出去了。咱能不能从这座山后下去？"我说你去仔细看看。他回来告诉我说，虽然悬崖有近百米深，但半中腰有个凸起部，长有一棵树，是个落脚的地方，想想办法可以下去。我把几个连长、指导员找来商量，统一了意见，决定把全营战士的绑腿带都解下来，结在一起，拧成绳子，分几批往下吊。土台上方这一片悬崖边没有树，只能几个人用劲拽着绳头把战士一个个吊下去，到中间那个土台上把绳子绑在树上，就这样全部都下去，减少了很多危险性。我和最后的几个同志是把十字镐砸死在地上，把绳子绑在上边，小心地溜下去的。大约用了1个多钟头时间，全营300多同志连同轻重伤员、武器都安全下到沟里，脱离了险境。十几位被飞机炸死和拼刺刀牺牲的战士的遗体无法搬运，只好掩埋在山顶。
我们乘着朦胧的夜色，避过敌军的封锁，第二天中午回到师部时，师首长高兴得了不得，问我们怎么突围的？伤亡情况怎么样？接着把师部的张参谋叫来，劈头盖脸训了一顿。原来是张参谋隔着山头观察我们阵地时，没有看清楚就向师首长报告："山头已被敌人攻占，二营的同志全部牺牲了。"这种不负责任的误报，导致了上级与我营联络的中断，使我们陷入孤军无援的境地。先自跑走的营长说，他向师首长报告情况后不久，就看见飞机轰炸山头，接着听到"全营覆没"的消息，觉得再带人去援救已没有意义了，所以就没有回去。
后来听说陈赓带领的红一军团一师，也是这天被包围的，当天夜里才突围出来。
部队撤下来休整了几天，军团周士第参谋长命我带一个连回去侦察一下，看看敌人的守势如何。晚上我带连队摸到我们那天坚守的那个山头附近，看不到什么情况。连长是个回族同志，原是马鸿宾部的骑兵，1935年2月第二次反"围剿"时被俘虏后参加红军的。他要求带1个班打一家伙，来个火力侦察。轻机枪刚往山头扫了一梭子，好家伙，好几个山头的轻重机枪马上狂叫起来，火力点密密麻麻。我们回来将情况报告了师首长。
红军纪律是铁的
3月18日，方面军命令以红一军团为主组成右路军，南下临汾地区寻机歼敌；以红十五军团组成左路军，向东北方向挺进，进攻文水、交城、晋祠，威逼太原。次日，我红七十八师在汾阳东南的演武镇，击退了敌军在飞机掩护下步兵、骑兵的阻击，掩护军团机关安全通过，受到军团首长的表彰。
当天晚上，红七十五师进攻文水县城，没打下来。第二天，军团骑兵连袭击距太原仅40多里的晋祠，牵制敌军兵力，配合红七十八师打交城。晚上，师首长率各营营长看地形，部署攻打交城县城。我留在营部进行战前动员，准备攻城器械。一直等到快半夜了，还不见营长回来。我奇怪这么长时间营长怎么还未回来，正着急，田守尧师长来了，严厉质问："怎么到现在还不出发？"我回答说营长还没有回来，不知道是什么任务。师长皱着眉头说："这人怎么搞的，跑到哪里去了？"命令我马上集合部队，跟他走！师长亲自带领我们二营，涉过磁窑河，迂回到县城西边，进入阵地。
拂晓总攻开始了。我指挥突击队抬着两架云梯抵近城墙。一架云梯架上后，上去了一个班。城上敌人火力很猛，手榴弹雨点般往下砸，这个班牺牲了好几个战士；另一个班的云梯根本架不上去，城东的一个营攻击也受阻，伤亡很大。师部号兵吹号撤退。部队刚撤下来，碰见师政治部主任钟伟。他不问青红皂白指着我就是一顿臭骂，训斥说全是我不按时行动贻误了战机，要我对战斗失利负责，根本不让我解释。直到田师长过来说明我没有责任，钟主任仍然气哼哼地扬言要给我处分。
部队向北山撤，太原的敌军坐着汽车追来。我们边撤边阻击。路上碰到军团政委程子华，他问有伤员没有？我说有。按他的命令，很快把伤员送到了军团卫生队。
部队沿一条山梁行军，下午到宿营地。营长也回来了，整个战斗过程中都没有见到他。我问他到哪里去了？他支支吾吾搪塞说看地形去了。经过长征的老红军，绝大部分都堪称模范。这位营长虽也是从江西长征过来的老红军，却是例外。他是红军在江西反"围剿"时被俘虏过来的。我因他经历过长征，一向对他很尊重。他这次出的问题不同一般，军团和方面军首长对此极为重视，专门派人做了调查，原来那晚他搞"破鞋"去了。
红军的纪律是铁的。当部队北上到吕梁山时，召开了公审大会。军团程子华政委主持会议，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担任主审。当担任起诉人的师特派员读完起诉书之后，周副主席高声问："二营教导员刘懋功，起诉书中对所犯罪行的起诉是事实吗？"我站起来回答："是事实。他看地形未归，没有参加打交城战斗，全营同志可以证明。"审判结果，这个营长被撤消职务，开除党籍，调到其他部队炊事班当挑夫去了。接替他的是盛士坤，是位年纪比较大的老同志。
摆脱敌军围堵南下
3月31日，遵照中央命令，刘志丹和宋任穷率领红二十八军由陕西佳县罗峪口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省参加东征战役。红十五军团奉命接应红二十八军渡河，进抵兴县。4月初，与红二十八军在临县白文镇会师。
我们二营和军团骑兵连在白文镇宿营。部队本应驻在镇外，骑兵连却硬要驻扎镇里。因无隶属关系，我劝告无效，只得顺其自然。事有不巧，当夜骑兵连因用火不慎，失火烧了老百姓的几间房子。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冯文彬闻讯赶来，狠批一顿。我冷静地据实说明了情况后，副主任给老百姓赔钱了事。第二天早上出发南下，我刚出门，突然碰见了刘志丹同志。我向他敬礼，他紧紧握着我的手并说了几句话。因部队在前边已经走了，我和他匆匆告别去追赶部队。没想到，这短暂的邂逅竟是永诀！
从我十五军团南下开始，敌我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阎锡山迫不得已求助于蒋介石。蒋介石立即抽调10个师，由陈诚率领急速入晋，阻拦包围我军，妄图消灭我军于黄河以东。阎锡山调动大军队围追、堵截我军，仗越打越艰难。从方山县到离石县途中，敌以3个旅的兵力追击我们，我们二营担任后卫，天天打阻击。在一次战斗中，敌军的一颗子弹打在我的右肩上爆炸，把我打得转身趴在地上。幸亏这颗子弹打在我的驳壳枪背带、水壶背带和背包背带重叠的位置上，只使我脖子上受了轻伤。在离石县一座山上，全营连续抗击敌军两天一夜，师参谋长姚喆同志来我营指挥战斗。我们的阻击阵地低于敌军占领的山头，处于不利地位。我集中全营优秀机枪射手进行点射，将进攻之敌一个个击倒在山坡上，高兴得姚参谋长连声叫好。黄昏时分，姚参谋长带领我们从离石县城北门外绕到城西，涉过北川河进入山中。因山高林密加之敌军恐惧夜战，这才摆脱了尾追之敌。
敌军在我红十五军团前边堵击的有8个旅20多个团，集中在离石至中阳之间的金罗镇周围约30里地域，妄图与追击之敌南北夹击，将我红十五军团置于死地。七十五师在三兴庄、师庄之间突袭敌三九二团，全歼该团，俘团长郭登瀛（绰号满天飞）以下500余人，冲出包围圈，化险为夷。
4月14日，红十五军团进抵大麦郊一带休整。根据方面军指示，部队进行整编，将原红七十五师的二二三团扩编为红七十三师；将原红七十八师的二三二团（实际全师只有这一个团）的三个营扩编为3个小团，取消营的编制，每团辖4至5个连（原来每营3个连），番号分别为二三二团、二三三团、二三四团。我被任命为二三二团（辖5个连）政委，团长盛士坤。原七十八师主要领导基本没变。
整编后，我红十五军团在晋西南的永和、隰县、汾西等县的小范围内作战，抗击晋军和中央军的进攻，基本处于防守态势。
掩护干部大队西渡黄河
4月底的一天，军团首长徐海东、程子华和政治部主任王首道把盛团长和我叫去。程子华政委说中央已决定部队全部撤回陕北，现在大部队马上要渡河回撤，目前正把派往各县做群众工作的1000多干部尽快收拢起来，军团决定你们二三二团归王首道同志领导与指挥，任务是掩护这批干部安全过河，最后回撤。首长们向我们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后，严肃地说："你们团是全方面军最后离开的一支小部队，任务很光荣，但也非常艰巨、危险，所以不能不作最坏的打算。如果万一被敌人截断或打散，过不了黄河，回不了陕北，那就依靠这里的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你们团的底子是陕甘边老红军部队，打游击是有经验的，我也相信，万一遇到最坏的情况，你们一定会坚持到底的！"首长的话说得很中肯、很实在，我虽说了"坚决完成任务"，心里不免有些没底。这里虽然通过我们党和红军的东征做了两个多月的工作，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但与陕甘边、陕北相比，不好同日而语。另外，那时候我只不过是个战士、连队经济员，"背靠大树"，有刘志丹等人带领着。现在要负责掩护这样多地方干部冲破敌人重重封锁，肩上的担子太重了！但转而一想，河对岸就是我们的天下，党中央、毛主席会惦记我们。即使打游击，也能找到过河回去的机会。这样想，也就坦然了。我再一次表示："请首长们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我们团一连在汾西县的东、西山头上打了几天阻击战。一天上午，王首道同志叫我下去，对我说，抓了两个特务，要公审处决。我派了一个排担任警戒，公审后把特务枪毙了。这两个特务作恶多端，民愤很大，围观的群众特别多。这两个家伙刚被打死，老百姓就蜂拥而上，拳打脚踢。
和敌人打了几天抗击战后，有一天，王首道主任告诉我，1000多个干部已全部收容齐了，要立即出发西渡黄河。我和盛团长派两个连担任前卫，中间1个连跟随王首道同志和干部大队，我带两个连担任后卫。部队由汾西先南下，从隰县南边绕过去，在山林中向西挺进了两天，到了由石楼向南一直到隰县西边延伸过去的一条大河沟附近。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关麟征部二十五师已沿这条沟东的山脉封锁了所有路口。此前，关部紧追我七十八师主力，还俘虏了师部的几个干部。要过河必须先突破这道封锁线。下午，王首道同志要我带一个班换了便衣，头戴草帽，去侦察我们必须要通过的道路。我带这个班隐蔽到达距敌约百米的山边后，我观察到从山上到那条大河河滩上都修了碉堡，但河滩上的碉堡距我们要过的沟口较远，借着树丛的掩护能够过去。天黑后，我带着这个班试过了一下，未被敌人发现。回来我向王首道主任汇报后，他决定就从这里过封锁线。当天深夜我带1个连对山顶碉堡警戒，另4个连在盛团长带领下，保护着干部大队隐蔽、快速地从沟底通过。等我们后卫连也过去后，天已亮了。碉堡里的敌人发现了，边打边追了出来，其他敌人也追了上来。我们白天一直是边走边阻击，天快黑时才摆脱了敌人。部队保护着干部大队继续向西南方向走了一天一夜，越过了好几条敌军挖的又深又宽的封锁沟。尽量避开敌人，不发生战斗，尽量选择深山荒沟走，只走小路不走大道。5月5日早晨7点左右，我们翻过一个山头，黄河蓦然出现在眼前。我们立即向河滩急进。黄河西岸早做了准备，只见对岸几十条小船速迎着我们划过来。我和盛团长安排王首道主任和干部们先上船。部队在东岸山上阻击追敌，掩护渡河。整个渡河过程中，敌人的飞机不停地轰炸，炮火也打得很凶。等干部大队全部安全渡完后，部队才开始交替掩护渡河。就在我们团的干部和最后一批战士上船之后，追击的大队敌军也赶到黄河东岸边，但在我们已过河部队的掩护下，最后一批也安全渡过了河。
过河后我们就近宿营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全团到达延川县太相寺以东宿营。
惊闻噩耗悼志丹
部队驻下后的第一件事，是开烈士追悼会。红七十八师的追悼会，是在延川县太相寺东边川道的一个村子的打麦场上召开的。会场布置得很简单，搭起一个台子，拉上横幅，左右两边挂着挽联。当宣读东征牺牲烈士名单时，全师指战员脱帽肃立，怀着满腔崇敬、惋惜和悲痛。
当师政委崔田民同志用沉痛的声音首先念到"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同志"时，我一下子惊呆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消息太突然了，使人无法相信，使人不敢相信。短暂的惊愕、静默之后，2000多人的会场立即响起一片哭声，我当时哭得伤心极了。志丹同志的骤然离去，使我肝肠寸断，不能自已。原红二十六军老战士哭得特别伤心，没有见过刘志丹的新战士听得多了，心中也树起了这座丰碑，同样伤心得泪流满面，以至于追悼会难以进行下去。
刘志丹同志是在4月14日指挥红二十八军攻打中阳县三交镇时，被敌军机枪子弹击中壮烈牺牲的，牺牲时只有33岁。后来西征时，我见到红二十八军政委宋任穷同志，曾问过他："怎么打一个碉堡还要军长上去，不能拦一下他吗？"宋任穷同志很理解我的心情，颇为无奈地说："你的老首长你能不了解？他要上去，我哪里拦得住啊！"
东征战役中牺牲的重要干部还有我们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参谋长杨林同志。他是朝鲜族人，又名毕士悌，是2月22日强渡黄河时腹部中弹牺牲的。曾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七十八师师长、我的老上级杨森同志也牺牲了。"肃反"时，他先于我被捕，恢复自由后任红三十军副军长兼参谋长。5月初，东征部队回撤陕北时，红三十军作为后卫，掩护方面军首长和主力部队渡河，他率部与追击之敌激战，壮烈牺牲在黄河东岸。
一连多日，只要一想起志丹同志，他的音容笑貌、谆谆嘱咐，就不禁回到眼前，泪水就会湿润了眼眶。志丹同志是我一生中接触过的为数不多的伟大的革命家之一，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许多美德和优点。回顾革命历程，我感到最困难的是创建根据地和主力红军。在强敌的重重"围剿"下，从无到有，白手起家，真是难啊！刘志丹同志面临的重重困难还要加上党内"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领导、无情打击以及认识不同的同志的排挤等。但是，他克服了所有这些困难，在全国革命根据地丧失殆尽时，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为党中央、毛主席落脚陕北，领导革命，奠定了基础，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了永远纪念刘志丹同志，中共中央于1936年6月，把志丹同志的家乡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1943年志丹陵园落成时，毛泽东主席亲笔写了"刘志丹将军墓"的碑志，又亲笔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并说："我到陕北只和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周恩来副主席的题词是："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总司令的题词是："红军模范。"党和人民给予了志丹同志崇高的、恰如其分的评价。更为重要的是，烈士的高贵品质和伟大的革命精神，已成为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成为激励、鼓舞千百万革命者勇往直前的巨大力量。
东征战役历时75天，共歼敌7个多团，扩大红军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元。虽然没有实现打通抗日道路这个战略目的，但宣传并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击了国民党顽固势力，巩固了西北根据地，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取得了伟大胜利。
【刘懋功（1916年8月23日—2009年12月23日），甘肃庆阳人。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空军第四航空学校政治委员、第十航空学校校长、空军第三军军长、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等职。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