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平视谁？我能平视隔壁老王。此君和我在见识上差不多，喝多了也吐，气急了也骂街……但我全无资格平视历史上的大人物，他们经历的事离我太远，无相似的经历即无真实的共鸣。

现代人看历史，尤其是看历史人物，总爱犯傲慢的毛病，竟至于把“平视历史”挂在嘴边。通俗作者还则罢了，不少名头挺大的历史专家也动辄“平视历史”，甚至“俯视历史”，下笔如教训三岁小孩。我虽不是大专家，也一度有这个毛病，改掉它只是近几年的事。——我能平视谁？

我能平视隔壁老王。此君和我在见识上差不多，喝多了也吐，气急了也骂街……但我全无资格平视历史上的大人物，他们经历的事离我太远，无相似的经历即无真实的共鸣。硬说平视，不过是枯坐书斋，凭想象对古人传下的材料聊作一诠释，最多加上一些他们没见过的科学方法或现代生活的经验。真正的平视，至少须具备阅历上的对等，“认知在高”或“时代在后”都不足以抹平阅历上的差距。

什么样的船走什么样的水

很简单，也必须是现实世界中的大人物或他们所在的那个时代的大人物。大人物之间，才会存在“阅历上的对等”，才会有更真实的共鸣——起码比普通大学老师与历史人物的共鸣大得多。康熙可以给朱洪武题词“治隆唐宋”，因为他们都是既有为又专制的帝王，他能懂朱元璋是真正的政治天才、创制大家。但在很多小文人口中，朱元璋是个文盲、魔王、刽子手……阅历上的隔膜有时会造成立场上的迥异。

康熙书明孝陵“治隆唐宋”

更近切的例子是，毛主席可以信笔写下“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我也知道这四位皇帝，但即便给我加上比毛主席还大的文学才能，也绝无可能写出这种句子。天才又怎样？李白、王维的天才够大了吧？恐怕他们也写不出来——无他，但阅历迥异耳。阅历不同，视野也不可能相同，天生奇才也弥补不了这一点。道理就是这么不禁说，因为太简单了，就是大人物才能平视大人物。

哪个老师也没当过皇上啊，他们的研究是不是就全无意义了？

秦始皇并不容易理解，甚至连他的一处陪葬坑都不易理解。

当然不是。历史上不是只有大人物，且有的大人物只是地位高，实际功业并不大，多少皇帝只是例行套上祖上传下的龙袍。对此一般之历史人物，其真实的做法或可能的动机并非不可触及，学者们的研究当然有价值。比如，现代学者可以放手研究古代生活史，传统史学正好缺这一块；也可以研究“万历十五年”，朱翊钧只是个普通人；更可以放心琢磨张载、朱熹、戴震……同行琢磨同行，感同身受。

朱子家训

换言之，只要不是对大人物的强制性解构，都可以看一看。对于这种人，批评起来必须慎之又慎，否则很容易得出不痛不痒、毫无价值的结论，比《资治通鉴》甚至《帝鉴图说》（这两部书都来自大人物平视大人物）尚不如，谈何学术上的突破？历史学不是文学创作，一定要有超越先贤的志气。否则，不如不做或写点科普。看到我们自己的渺小，不是为了给退堂鼓先试试音，反而为了做出更多实绩。

《帝鉴图说》的作者之一张居正

基于以上这条简单的道理，读史时应该选择符合记录者个人视野的材料，除非实在没得选（比如读上古史）。如此，对于某一大人物，看正史传记的同时，须结合其他大人物对此人的评价。相比之下，文人笔记就很次要。大人物对大人物，阅历对等，视野接近，其只言片语的评价，远高于京城都没去过几趟的文人留下的“野获”。但对于二三流人物，文人笔记的参考价值就会大一点，视野相对接近。

宋太祖一针见血地评论李后主“好翰林”，没什么废话。

对于艺术家、科学家、刺客、货殖之人……可看别的艺术家或科学家怎么说，正史往往对这种人记载简略，但同行或同好者常常留下非常生动的记载。比如“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王之涣，《新唐书》或《旧唐书》均无记载，但在他的文人同行薛用弱的《集异记》里，有他和高适、王昌龄之间非常有趣的故事。是否为“真实的历史”不可知，但可作为盛唐社会文人群体的“历史的真实”。

多少美术史、音乐史……就是这么抠出来的。今天去考据此中人的细节已基本不可能，考古的指针亦定不了那么精确，但这种研究的价值可能更大，因其虚指向历史上沉默的大多数，勾勒出一卷人物五官模糊而天空、草色、牛马、舟车活气淋漓的《清明上河图》。上文说了，这是古人欠缺而现代学者该补上的研究之一。总而言之，对于不同类型或高度的人，要找真正能平视他们的人留下的材料。

不这么干呢？

社会生活史尤其值得现代学者发力

上文提了一嘴“解构”。在大学里上班那会儿，解构主义特别流行，几乎所有历史名人都被“平视”甚至“俯视”着审查了一番。到什么程度？送到手的论文经常是《鲁迅是谁？以解构主义视角来看》之类的。北大李零老师的《去圣乃得真孔子》亦非常受追捧。跟着，我翻了不少解构主义奠基人德里达的书，也教裹着看了不少看不懂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绘画或诗词……问题是，都解构出点啥了？

这本书一度很火

李零老师的书认认真真看了，那些论文——迫于职责所在，也看了。平视孔子，平视鲁迅……结论无非是“他也是个凡人啊”或“任何伟大光荣的背后，都有家长里短的碎片”……这不是废话吗？人都有其形而下的一面，不吃不喝吗；也都有其形而上的一面，只吃只喝吗。——如上文，这就是典型的“对大人物的强制性解构”而得出的“不痛不痒、毫无价值的结论”。——严肃的解构主义到底是什么？

解构主义奠基人雅克•德里达

简单地说，德里达的“解构”针对的是“结构”，针对一切建筑在宏大结构上的逻各斯中心性叙事。但很多跟着凑热闹的，首先，“结构看懂了吗”，此亦是我对很多论文的所谓“导师意见”。真正的解构不是只管杀不管埋，而是认认真真地拆解，并重新审视、组合，旨在形成新的结构。这和拆房子是一个道理。就拆？然后不管了？拆除旧房子是为了给现代化大厦腾地方。孔子或鲁迅，那几年都只管拆。

鲁迅不是你想拆想拆就能拆

《去圣乃得真孔子》就没见得出啥“真孔子”，或说，它组合出的“新孔子”相比“老孔子”几乎毫无新意。不是作者不下功夫，很可能是他忘了自己是不够资格平视孔子的，更谈不上对哪些可以用于“新孔子”哪些该直接拆了、扔了做一长远有意义的判定。当然，我也不可能平视孔子，但可以在平视李零老师时得出一些不妥。先不说解构孔子，谁有资格平视孔子？为什么古人跪孔子如跪父母？

既然没法平视，就权做一仰视。结论是，“去圣”的主要障碍在于：很可能这个“圣”就去不得，亦即孔子这种人比秦皇汉武还难办——更没法以平凡的心态去审视。他固然有极其生活化的一面，“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但紧接着就谈“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以一餐一饮作苦修，主要关切都在大道义上，且朝闻夕死，死不旋踵……这有什么可“去圣”的？不就是圣人吗？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史记》以此赞美孔子。

秦皇汉武或孔子这样的大人物，无法平视，更无从解构，只有以非凡心态尽力去读，反复咀嚼，才有可能获得实在的收获。嘻嘻哈哈地跟着听一段革命故事，有啥用？还那话，没有超越先贤的志气，不如去写科普。话说回来，难道不能质疑历史上的大人物吗？当然可以质疑，只是质疑起来很难很难，尤其不能学了点现代科学或哲学的皮毛就自以为获得了无往而不利的屠龙宝刀，“去圣”式解构基本没用。

除此学术上的无用功，它所引起的对“解构”的滥用更属无用功。上文说了，解构或重建本身就是一桩难事，平视历史更是一句大话，至多可说“平视一些接近于我的视野的历史”，所以，解构的滥用一般只能是历史虚无主义——看啥都是假的，看谁都是骗子。但这也不是办法啊，怎么办？只好把历史进行粗糙地重构，马马虎虎地应付更为无知的人……为什么直到现在，“双标”仍旧横行而少忌？

这就是傲慢之后的偏见，是滥用“平视”或“解构”的后果。

【主要参考文献】孔子等《论语》，孔颖达等《五经正义》，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张居正等《帝鉴图说》，钱穆《国史大纲》，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德里达《论文字学》，李零《去圣乃得真孔子》等。

写于北京家中

2022年5月30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