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海明

星移物换，岁月荏苒，转眼间，离开农场已经40年了。然而，在我的情感深处却时时泛起五图河记忆的浪花······

1969年的3月，春寒料峭，天上还不时飘下几颗雪珠。到农场的第三天，连里就指派我和姜炳仁从老场员手中接管伙房。一连的伙房坐落在营区的西南角上，青砖青瓦，六开间大小：三间工作作坊，一间办公室兼宿舍，两间仓库。伙房前面流过一条小河，岸边有个码头，供人担水洗菜。伙房的西面有座草顶泥墙的房子，那是伙房炊事人员居住的地方。接收工作并不难：过秤库房的米面油粮，清点作坊的锅碗盆勺，登记造册，签字画押，很快就完成了。然而，真正要顶起各项工作，让伙房正常运作起来却是件不容易的事。

我们这批刚刚离开学校的城里人，虽谈不上在家娇生惯养，却从来没有烧过270多人的大锅饭。连里考虑也很周到，特意留了两个场员，教我们烧饭炒菜蒸馍擀面。记得有位场员以前是阎锡山的厨师长，厨艺极佳，我跟他学了两手：一是做面条。连里没有摇面机，从和面、擀面到切面，全靠手工操作。我边看边学，没多久擀出来的面皮已能四四方方，切出来的面条像挂面一样长短整齐。另一手是炒菜。要炒好菜，先要练刀功，食料要切得厚薄均匀，还要学会调料搭配和把握火候。记得那年回无锡探亲，我特意给母亲露了一手炒猪肝，获得了母亲的连连称赞。炊事班的其他兄弟们也勤学苦练，姜炳仁、李士怀、胡定良很快就掌握了烧饭煮菜蒸馍的厨艺，孟三喜后厨的火功也练得八九不离十。不到半个月，我们就顶上了伙房的所有岗位，成为团里接管最好、自立最早的伙房。

正当我兴致勃勃工作的时候，揪心的事情却接踵而来。当时我们的定量是每月38斤，精力旺盛的年青人，尤其是男生，一天高强度的劳动下来，饭量猛增，肚皮总是填不饱。炊事班的弟兄们给大家打饭，基本上都是超量的，每天计划内的饭打完了还有人没吃到饭，不得不加擀面条或追加烧饭。几个月下来，库房原来盘存积余的粮食越来越少，招来了诸连长的批评。

诸连长是伙房的分管领导，上海青浦人。此公身材不高，其貌不扬，一对会说话的眼睛滴溜溜地直转，给人一种精明的感觉。他把我叫到连部，什么寅吃卯粮啦，什么管理混乱啦，劈头盖脑批评得我头发蒙。我说打饭超量可以改，但男同学吃不饱是事实，能不能给团里打个报告，增加一些补助粮，河东的连队就有这么做的。诸连长回答很干脆：“那是农忙的事，你回去亲自打饭，一斤三两的标准，不能突破。”临走时他低声嘱咐我，女生可以少打一些。我听了很不是个滋味。

回到炊事班，我把诸连长的意思告诉了大家，穿上饭单到窗口打饭。不久我就发现，只要我打饭，那个窗口的人特别少。有一次，一位男同学还骂我克扣军粮，气得我把打的饭往秤盘上一放，让他来看是不是一斤三两。其实，我也知道，旁边窗口施国安打的饭确实比我的多，但我毕竟是事务长，诸连长冷不丁还会在窗口探头探脑啊。后来，我给连里建议，吃不饱的人可以掏钱买饭票加饭，情况才好一些。

当时我们的伙食费是每月每人9元，去掉主食的开销，菜金就很少了。怎样把这笔钱用好，让大家吃得好一些，一直是我纠结的问题。为此，我们尽量买菜园班送来的蔬菜，一来价格比图河集市便宜些，二来菜园班的弟兄们也不会在份量上与我太计较。然而，诸连长不高兴了，不久我就与他杠了起来。

那年过五一节，为了改善伙食，连里决定宰几口猪。这本来是件好事，然而在价格问题上我与诸连长发生了争执。当时团里明文规定，自养猪的价格有四种：一类猪四角五、二类猪四角、三类猪三角、处理猪一角五／斤。诸连长说，我们不按一类猪论价，按二类猪处理吧。言外之意，这样定价已经很照顾我们了。我说不行，这些猪都是养了多年的老猪，瘦得像条狗，只能按处理猪作价。诸连长眼睛一瞪：“小姚，不能损公肥私不管连里的利益啊。”听他这席话，我火气陡增，反问道“难道就能损害知青的利益？”诸连长可能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碰到过当面顶撞他的人，脖子马上粗了起来，厉声喊道：“姚海明，听你的还是听我的？”我心中虽然不服，但清楚知道连长嘴大，只能沉默。回到伙房，几个人正在过秤猪肉，我心想，你诸连长价格定得高，我份量少算不一样吗？于是随手把秤砣往上一抬。此事立马传开了，有人笑谈，有人赞许，也有人在后来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贴出大字报，使我感到特别窝囊和伤心。很多年以后，每当听到“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的歌声时，思绪还会回到当年困惑的炊事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