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扬

北京知识青年到延安插队，中央考虑到为了减轻延安老区人民安置知识青年的压力，决定每个知识青年补助200元钱的安家费，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锅碗瓢勺、水桶、水缸、灶具等）、劳动必需品（镢头、锄头、镰刀、扁担、粪筐等），以及打土窑、盖石窑的费用，这200元（每人）由各生产队掌握。另外，第一年国家还给知识青年每人每月供应45斤带皮原粮（小麦、玉米、高粱、黄豆等）和三两油，按月领取，一共供给10个月。等陕北农村的夏秋粮下来时就停止供应了。

刚到生产队，尤其是前几个月，这些粮食对于我们这些半大小子来说根本不够吃，我们正在长身体，吃的多，饭量特大。有一次过国庆节，大家觉得应该吃顿饱饭来“庆祝一下国庆节”。全体知青一致研究同意决定让大家随便吃。你们猜怎么着？16个人吃光了16斤面、16斤肉，还有许多葱和白菜包的包子，现在回想起来真的不敢想象，这些人是怎么将那么多的包子吃下去的，他们的胃又是怎么能够消化的，真是个谜。

我们男生和女生一开始是合灶吃饭，粮食不够吃的问题还不突出。男生平时负责担水、打柴、到公社拉粮食；女生则负责磨面、做饭。在女生的窑洞里做饭，粮食以及油盐酱醋也就自然放在她们的窑洞里。那时细粮少粗粮多，女生嘴馋加上晚上饿了，她们利用工作之便，晚上偷偷地烙葱花饼吃。那时候的延安天空湛蓝湛蓝 的，空气清洁、干净、透彻，那时根本就没有什么PM2.5之说，即使是有，也是很低很低的。只要你在窑洞里做一点带油星的吃食，那麻油的油分子会裹着诱人的香味飘得很远很远，甚至能够飘香半个村子······根本不用问就会知道谁家在做好吃的了。“你们敢偷嘴吃！”我们发现后与她们争吵了起来。因为“文革”时父母关牛棚，我很早就跟奶奶学会了做饭，在我的鼓动下，我们男生就与我们队的女生“分家了”，不跟她们“过了”。呵呵，现在想起来觉得挺不够意思的，也挺对不住她们的（她们烧柴、挑水就成了生活中的大问题）。分灶之后，我们粮食不够吃的问题就突出了。为了能够填饱肚子，我们搞过瓜菜代，吃过榆钱搅团，包过豆腐渣馅和卞萝卜馅的玉米面菜团子。由于馅儿大皮薄，菜团子出锅时拿不起来，吃的时候要不就用双手捧着吃，要不就把菜团子铲到碗里吃。“美餐”菜团子后，大家会心满意足地各自做自己的事情。到了晚上可就热闹了，经过咀嚼过的豆腐渣馅的菜团子在我们缺油少盐的胃肠道消化后的效果是：屁多、屁声大而响，还特臭；吃卞萝卜馅菜团子的音响效果是除了放又响又臭的萝卜屁外，还打臭萝卜嗝，叮当五四的会闹半宿······吃豆腐渣馅的菜团子顶时候，而吃萝卜馅菜团子则不顶时候，而且饿得快。那时，按照老乡的话说，我们男生饿得是又黑又瘦，女生吃陕北的小米滋养的又白又胖。（“寻根守望-沐浴圣地洗礼的北京知青”展中有在生产队和延安大桥边的男女生照片为证）

由于有的知青点没有计划性，粮食常常吃不到月底就会“弹尽粮绝”。知青表现好的、有条件的就跟生产队借点粮食，“熬”到月底再到公社领下月的粮食。有些知青因没有吃的就开始到处找同学“串队”，或者“顺”一些能够吃的东西来填饱那饥肠辘辘的肚子。有的知青头戴羊剪绒的帽子，身着将校呢军大衣，脚蹬将校靴在赶集时拎着大棒子在公社五六十米长的街道乱转，双眼露出“饥饿的绿光”，胆子小的知青见到他们都绕着道走，生怕他们把刚刚领到的仅有的那么一点点供应粮给抢走。回到北京后，有一次知青聚会时问他：“汤哥，你们赶集时拎着大棒子干什么呀？”大哥面带羞涩，口中喃喃的回答说“当时是，······嗯······是饿的·····.”“哈哈，哈哈-----”在座的男生女生都笑喷了过去，你说他怎那么逗啊。

当家里知道我们在农村挨饿时，就开始从北京每月给我们寄钱，时不时的还寄些包裹来，当然里面全是些 吃的东西（大白兔奶糖、酸三色、酱油膏、肉松、炒面、挂面、咖喱粉等）。一直等到麦子下来后，就基本上没有挨饿的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