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准备送娃去上课，接到亲戚的电话，问我们五一去哪里玩，如果合适，可同行云云。

是啊，五一了，到处是翡翠般的绿，到处是清澈温润的阳光，为什么不出门玩？

我想起来，我们似乎很久没有一家人出门去玩了。

放下电话，我才试着回想：到底多久没有出门玩了呢？哪怕是稍远一些的河边？很近的山野公园？或者简单逛个商场？

是的，很久很久没有一家人出门玩了。

到底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大约是2019-2020年那个春节吧，刚回老家没几天，疫情的消息就满天飞，担心后面出行不便，我们大年初三就匆匆忙忙往回赶了。

然后是各种限制出门，以及动不动就上网课。

2020这一年，大娃小升初，二娃还是小低年级。

那时候，作业还少，课外班还没有淹没我们，即便有疫情，戴好口罩也还是能到人少的野外活动一下。

真正的转折是从2021年开始。

这一年，双减了，一切都有些乱套。

双减政策的本义是减轻孩子们的负担，但制定政策的人也许想不到，政策带来的效果正与初衷相反，孩子们的负担不是减轻了，而是愈益加重了。

这一年，大娃上初二了。这个阶段，大多数孩子开始走向不同的方向，有些觉得课程开始难了，有些觉得需要花更多时间了。

等到大娃上了高中寄宿，回头看二娃，方才发现，后面的孩子比前面的更卷了，竞争的起始点在不断往下探。

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我猜想，这和经济下行有关系。

当经济上行的时候，经济增量比较大，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能从增量中得到或大或小的一块蛋糕。这个时候，整个市场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人们对未来是乐观的。

当经济下行的时候，经济增量比较小，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在存量市场上争夺蛋糕。这个时候，整个市场没信心、到处是失业的信息、哪儿都缺钱，人们对未来是悲观的。

悲观的时候，人们更加具有竞争性。因为市场上有钱赚的行业不多，收入丰厚的岗位更少，你只有赢过别人，才能生存下去。

这种悲观的氛围传导到学习上，会出现：

同样的岗位，对大学学历的要求更高了，因为僧多粥少。

同样的高中，对分数的要求更高了，因为出路更少了，卷的人更多了。

同样的初中，希望收割更优质的生源，以期在高中的竞争中胜出。

这种卷是没有尽头的，每个参与的人最终都不可承受其重，但身处其中的人又没有办法避免。

韩国人大概是这种模式的典范。

韩国人也是一边厌恶卷，一边身不由己地陷入卷。

每一个卷不动了的家长，最期待的，不是周末，不是假期，而是孩子们被送去了学校，不来烦我，容我躺平一会儿。

每一个还有心思五一假期带孩子往人从众景区狼窜的家长，不是他们不卷，是因为孩子还没上初中。

每一个家有初中生的家长，大部分没有周末和假期，上班也许就是最好的休闲。

总之，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五一假期，我第一次感到卷不动了。

有些迷惘，有些追忆。

就像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就像听杜普蕾的《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乐声里有残存的信仰，有未来的期盼，有此刻的孤独。

卷不动了，大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