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喔﹣﹣喔﹣﹣喔﹣-"
我们家那只带着一群妻妾，雄赳赳气昂昂地称霸我们大院的大红公鸡，开始它第三遍的第一声啼叫，满大院的公鸡都奉旨似的跟着使劲地啼叫起来。小窗边已经染上微曦，天快要亮了。我一夜在床上翻来覆去，没有睡着。明天早上，我就要告别这个我住了十六个春秋的家园，走出三峡，到外面的世界闯荡去了。
隔着木板的隔壁房里，母亲不停地啜泣着，唠唠叨叨地向父亲又是埋怨又是乞求地说个没完："你才把老三撵出去，又把老五也撵出去，半大不小，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娃娃，风里雨里满世界地跑，有个三长两短，咋个得了？有了病痛，哪个来照看？儿行千里母担忧呀。"接着便是一声无可奈何的长叹。
这样的和类似这样的话，一晚上我不知听了多少遍了。父亲还是一面坚持他的决定，用"妇人之见"、"你知道什么"这样的话来教训母亲，一面耐心地用他昨天对我不知教训了多少遍的话来对母亲解释："十六岁了，还算小呀？你还不让他出去见世面呀，窝在这乡坝头，有什么出息呢？莫非学那些公爷们窝在家里，坐吃山空，当败家子？"
母亲除开叹气，还能说什么呢？
昨天上午，父亲叫我到他的房里去。我去了，他坐在他那张陈旧的藤躺椅上，左手拿着他那我们为他擦得锃光发亮的铜水烟袋，却没有装上烟丝点燃纸捻抽烟，正用右手指在抹他那嘴角的两撇他视为珍贵的八字胡须。那是在辛亥革命年代很流行的八字胡，孙中山、黄兴这些革命家都蓄着这样的八字胡。只要他一默默地抹胡须，我就知道他又在考虑什么严重的问题了。这样的时候，我们是不敢去打扰他的。他透过他那有一千二百度深的近视眼镜，看到我进去了，异乎寻常慈和地招呼我，指一指他椅旁的小凳，说："来，坐下吧。"平常我们听他训话，只能是恭敬地站着的，现在父亲叫我坐在他旁边的小凳上，我还真有点拘谨。我连忙想为他装丝烟燃捻子。他表示不用了。
他用手摸一下我的头，微笑着说："你今年十六岁，也不算小了，初中毕了业，在我们那时代，算是秀才了。你的翅膀虽然还没有长硬，也该出去闯世界了。你到北平去考高中深造去吧。我们家也算是书香人家，可惜家道中落，我本想随那些人到日本去留学，却没有去得成。他们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革命家，我只能在本地谋发展，总算自己努力在本县站稳了脚，挣出一个小康之家，可以供你们出去求学了。我家的子弟，除开你大哥为你们'拙笨'，看守家业外，都撵出去，闯荡江湖，自谋出路。你看我们乡里大户人家子弟，许多窝在自己暖窝里当公爷的，吃喝嫖赌，败尽家产，到头来只得去当'踱神'（指当时穿着烂衫，跟着破鞋，在乡镇街上晃来晃去，无所事事的流氓）；或者在乡下豪强霸道，祸害一方，总不街上晃来晃去，无所事事的流氓）；或者在乡下豪强霸道，祸害一方，总不得好下场。你们决不要学他们。你一定要出去，投考高中，勤奋学习，将来上个好大学，毕业后争取去日本留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父亲又对我开始了他的人生哲学的训导。平常他的这些训导，反反复复，不知说了多少遍，听得我们耳朵都起了茧子。现在我要告别家园出去闯江湖了，临别之前，他自然更要教训一番。他说："你出去要处处小心，自强自立，自爱自重，书要读好，更要学会做人。做人的道理，我还是说那八个字'胆大心细，志圆行方'……"
他看我听得不够认真，只得赶快收场："我也不用多说，你自己出去闯吧，是龙是虫，都看你自己了。"接着，他把大哥叫进来，问道："老五的旅费和学费，都准备好了吗？"
大哥说："都准备好了。"
大哥是我们家的总管，敦厚诚实，正如父亲说的，他是为我们弟妹"拙笨"的人。父亲经过深思熟虑，以为光靠家里不到十亩地的收益，只够吃饭，他在县上被选为民意机关县议会的议长，这个"官"，收入也微薄。没有经济基础，要叫子女都出去读书，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断然作出决定，从子女中，拿出一个人来搞经营，做赚钱的买卖，他决定把祖传的烧酒坊恢复起来。
我家祖传的这个马家烧酒坊，在我们乡里过去是小有名气的，取名叫"扶风记"。据说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马援是陕西扶风人，所以取这个名字。烧酒坊开张，大哥便每天跟着我们都叫他先生的管账陈孔柱一起，坐木船赶"转转场"，在几个乡场上开的小酒店里卖酒。遵照父亲的训示，绝不像别家那样在白酒里掺水，要货真价实，生意才做得好。父亲又出了新主意，他以为单靠卖酒赚不了大钱，要紧的是靠用酒糟作饲料养肥猪才能赚大钱，于是又配套地开了一个粉坊，既卖粉丝，又出粉渣。酒糟加粉渣，催肥猪最有效。随着一槽一槽的肥猪出了槽，我们家的生意越做越红了。父亲又决定在我们居住的平山坝上的长江边置买了一些上好的沙地。不是用来召佃收租，却是用来自己栽种良种果蔗（我们那里叫甘蔗，很脆很甜）。因为养猪，粪肥很充足，甘蔗便长得特好。每年冬天砍了甘蔗，约上其他农户，把甘蔗装上租用的大木船，顺长江而下，父亲亲自押运到湖北宜昌沙市一带去卖个好价钱。甘蔗卖完，把银元托钱庄兑到万县，自己乘轮船到万县取了钱后回家，既快又安全。回来时往往还给娃娃们带些从未见过的洋糖果和饼干，还有洋画片，我们也分享赚了钱的快乐。当然，有时下水木船在三峡险滩触礁沉没，或者遇上军阀强征，土匪抢劫，那就只有自认倒霉，亏了本了。不过我们家却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每趟多少总要赚点钱回来。父亲和大哥就是在这样以酒出糟，以粉出渣，以糟渣养猪，以猪粪肥甘蔗的经济连环套上，酒、猪、甘蔗三样都赚钱。不到十年，我们家就小富起来。坝上传开，"马家终于'发'了，所以一个个子弟，都送出去读书去了"。
大哥在回答了父亲的问话后，转身对我说："老五，你放心出去闯，每一槽猪卖了，我就给你兑钱来。"他随手带来一个长条布袋子，装得圆滚滚的。他说："妈妈已经替你缝好一条钱袋，我给你装了一百多块银圆，连路费开销，够你用几个月。你把这银圆袋子缠在腰上，盖上长衫，路上不要取钱，千万不要叫人看出来了。另外我给你十几块散放银圆，作随身用。"大哥说着就把银圆袋子拿起来替我缠在腰上，沉甸甸的。我说："这么重呀？"大哥说："银圆，怎么不重？你不要显得很重的样子，让人知道你腰缠银圆。"
这时，母亲进来了，手里拿着她为我亲自缝制的长衫和千层底布鞋，用她那熬夜熬得发红的病眼望着我，很满意地说："到底赶出来了。来，试试看。"她不管我们正在说什么，把我拉到她面前，替我穿上。这新长衫是用时新的号称永不褪色的阴丹士林布做的，样式也是那时很流行的高领、细腰、窄袖、长及脚背的"公爷服"。这样的样式，平常父亲是不准穿的，现在要出门了，也就容忍母亲的摆布了，不过还是说了母亲几句："我说你是多事，拿到街上裁缝铺用机器缝，一两天就成，硬要自己熬更守夜地干，可不是，眼睛都熬红了。"这时，我为母亲的这片慈心所感动，想起了读过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的古诗句来，我真不知道如何才能"报得三春晖"哩。我相信父亲是懂得母亲这份情意的，这诗就是他教给我们的。他这么说，不过是要表示他的尊严罢了。大哥最留心的却是那长衫是不是腰身太紧，把腰上的银圆袋子掩护得好不好。他看了一下，还好，显不出形迹来。
试了长衫，母亲又叫我试穿她做的布鞋。千层底布鞋，做得实在结实。但是那时已经时兴穿皮鞋或者胶底运动鞋。我穿这双布鞋出去，岂不显得太"土"？我勉强地试穿，感觉有点紧，皱一下眉头。母亲说："你的脚码我记得，咋个就紧了？"父亲看出我的心思，可是这回却支持母亲："你妈赶夜工给你做的，你要领情。穿你妈做的鞋，脚踏实地。布鞋越穿越大，不会紧的。"我还能说什么，欣然领情，母亲高兴地笑了。
昨天一天，一家人就在这样有声的和无声的感情交流中度过。
今天天才蒙蒙亮，我听到母亲已经起来，到厨房去了，我睡不着，索性也起来。我一到厨房，看见母亲正在给我煮荷包蛋，三妹在烧火，她们两个都在流眼泪，我吃着母亲亲手煮的荷包蛋也不觉流下眼泪。这时我父亲和大哥都起来了。父亲劝说："娃娃是出去赶考，有什么……"其实他也有依依惜别之情。还是大哥务实，到门外去望了一下，回来说："到石宝寨的小船就要开了，快上船吧。"
每年夏天长江涨大水，沿小支流三岔溪一直淹到我家门外不远的路边，到石宝寨赶场的人们就在那里上船。大哥提起我的竹书箱和行李卷走在前面，父亲和我跟在后边，母亲一定要送我到石宝寨，也跟了来。我们一起上了赶场船，这时船上已经坐了不少去赶场的人，大家自然又有一番给我送行的话。其中不少称赞我小小年纪就出去闯，有出息的话。父亲听来，自然是高兴的。
小船开出小溪，进入浩荡的长江，顺流而下，不一会儿便到了石宝寨。我们下船到大哥的小酒馆去歇脚，谁也没有说什么，大家只是看着我，母亲为我把长衫扯抻展。大哥则到江边码头去找下万县的便船。不一会儿他回来说："走吧，到万县的下水船要开了。"
我们到了码头，大哥把我的行李提上船，我照我们乡下的古老规矩，在岸边跪下，向双亲叩头告别。母亲于是又眼泪长流，父亲只说了一句话："不要忘记写信回来报平安。"我上船后，大哥替我找了一个座位，对我说："到万县的船钱我已经交了。"接着他又细声给我交代："一路小心。"他下船后又急忙回头大声地对我说："过湖滩的时候，一定要下船，切莫偷懒。"
船开了，我坐在船上看着他们在岸边挥手，我竟然没有想起向他们挥手。船到中流，我望着我很熟悉的高耸入云的石宝寨，离我越来越远，渐渐从我的眼中消失了。"故乡，告别了。"我轻声地念着。木船正在滚滚的激流中向下游疾驶而去。
木船快到湖滩时，但见前面波涛汹涌，那是一个有名的险滩。船主照常规把船停靠在岸边，叫不愿意过险滩的旅客下船，从旱路走过湖滩再上船。我遵照大哥的招呼，自然不敢偷懒，随一批旅客下船，走旱路过湖滩。在岸上，眼见那木船在汹涌的大浪里沉浮，一会儿挣扎在浪峰上，一会儿没入浪中，似乎沉没了。
看到那样惊心动魄的景象，我不由得发出感慨："从此以后，我大概就要在这样的风浪里讨生活了。"
我从石宝寨坐木船，顺流而下，天近擦黑，木船转过山脚，忽然看到前面山上一片灯火，灿若繁星，我知道万县到了。那不是繁星，而是山城的一片电灯在发光。我来自山沟，从来没有见过电灯，没有见过如此辉煌的景象，感到兴奋不已。
船停靠在万县的码头上，我下了船，找力夫挑起我的行李到学校先期告知的三马路一个旅馆去登记住下。那里已经有许多我们学校的同班同学先我而到。一街的旅馆都被从各县来赶考的中学生包住了，十分热闹。不知道这是哪里的规定，初中应届毕业生，都要分区集中参加会考。会考及格，才能取得正式的毕业文凭，要升学的才有资格投考高中。下川东十四个县的七八百中学毕业生都集中到万县赶考来了。
在我们农村的学校里，晚上自习时照明，最初点的是现在只有在博物馆才能找得到的烧桐油的古式陶灯，后来美孚洋油倾销到我们农村，才改点有玻璃罩子的美孚煤油灯，比灯光如豆又摇晃的桐油灯亮多了。没有想到眼前的明晃晃的电灯又比煤油灯强多了。据说有的同学不明电灯的道理，睡觉前，用嘴去吹灭电灯而不能，却不知道一按电钮开关就熄灯了。这也许是城里的学生糟蹋我们农村学生编排出来的。当然，我们农村学校的学生，在穿着打扮、说话举止、用钱的节俭上，都显得比较土气。像我这样穿着时新样式的洋布长衫的，算是凤毛麟角了。因为土，我们学校的同学便为城里的同学看不起。在街上走路，便被城里的学生指指点点，听到骂"苞谷粑胀大的"！我们同学听了，哪里受得了，便要打架。城里"文明"人却是害怕我们乡下的"野蛮"人的，落荒而逃。在旅馆里他们不愿意和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说在我们身上还闻得到一股牛屎味。学校陪我们赶考的老师叫我们忍着点，说："不理会，我们到考场上再见高低吧。"
我们个个都摩拳擦掌，决心要争这口气。大家也很有信心。别看我们学校虽然只是一个农村中学，却是由我的当董事长的父亲特别从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系请回来的高才生陈孟仁先生创办的。他是陶行知的学生和信南大学教育系请回来的高才生陈孟仁先生创办的。他是陶行知的学生和信仰者，身体力行陶行知的教育哲学，他还约请了一批好的教员来授课。因为我们学校办得很是有名，有些城里以至外县的学生也都到我们学校来学习。至于功课，大家都发奋争先，学得扎实。这一次到万县来赶考，就要见分晓。
其实从各个县城来的学生，也是第一次到大码头，许多新东西也没有见识过。所以和我们一样，利用刚报了名没有开考的空闲时间，都到街头去看稀奇。我们去看了万安大桥，一座长几十米、宽十几米横跨小河的高桥，十分壮观。更叫我们惊奇的是，一个青年骑着一辆自行车，从桥的那头飞奔而来，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大家都不禁叫了起来："洋马儿，洋马儿。"过去我们在乡下只听说过这种车，却没有见过，只知道这车有两个轮子，却不知道是一前一后两个轮子。我们都不明白这人怎么能坐在这车上飞跑而不摔下来呢？
听从老师的劝告，我们还是抓紧了考前这几天，再复习功课。但城市里来的一些公子哥儿，都因为是第一次逛大码头，也抓紧时间"开洋荤"。他们最热衷的是"叫条子"，就是让旅馆的茶房去叫扬州姑娘来唱曲子，"素"的不听，专要听"荤"的，什么《小孤孀上坟》之类。在旅馆里打打闹闹，真是烦死人。有的就索性带女人去"吃花酒"，或者干脆到妓院去宿娼，得快活时且快活。至于在旅馆里打个小麻将，已经是小意思了。
会考的日子终于来了。听说在下川东称霸、外号"王灵官"的军阀头子王陵基很重视，亲自来担任主考官。他约集本城的军政头脑以及绅耆大佬，到了考棚，要像过去考举人一样严格考试，还要举行盛大的开考仪式，他要亲自点名。我们这些学子，端起砚台拿起毛笔，诚惶诚恐地列队站在考棚前的几十级石梯下的街上，听候点名入场。在石梯两边，从上到下排着一个样提着二十响手枪的卫队士兵，虎视眈眈。那位主考官"王灵官"在那遥不可及的石梯上的考棚前讲些什么话，我们一点也没有听清楚。忽然听说点名开始了。远远望上去，"王灵官"站在一张铺着红布的桌案前，像审案子似的照点名簿叫一个名字，比如说"张三兴"，站在他旁边的师爷便跟着唱出这个名字："张三兴！"两排石梯上的卫兵，就像在大堂上的"吼班"传唤犯人一样，一路传了下来："张三兴！""张三兴！"下面站着听点名的学生张三兴便要大声回答："到！"接着一步一步低头循石梯而上，到了主考官面前鞠躬行礼，师爷查对姓名照片，验明正身后，发给一张准考证，学生按证寻号入场。入场后端坐在座位上，听候统一发考卷。
就这么一个一个地传呼上去，闹了一个钟头也没有点完名，我们在下面却是站得腰酸背疼了。有的细声埋怨："我背得的公式，都给吓忘记了。"不过，没有想到在这么严肃的考试场合，在催命的"王灵官"面前，竟然还有"枪手"来替考的。这还得了！师爷查出，"王灵官"一声令下："给我拉下去！"卫兵便上前把他揪了出去。如何发落，我们不知道，不过大家都知道"王灵官"是催命鬼的头子，说不一定弄出去毙了也未可知。
我们坐在考场里，接着发下的试卷，答写起来。全场"清风雅静"考生连大气都不敢出，因为监考的不只有老师，还有提着手枪的卫兵。只要发现有谁交头接耳，便会被卫兵拉了出去，没收准考证，取消资格，不准再进场了。这次考试可以说是最过得硬的了。我看出的题目有相当大的难度。不过在我们学校来赶考的同学中，大多数是可以过关的。我看到同一考场里其他县里来的同学，有的考完出场后，就说"糟了"，有的半途提前交卷出去，下一场再也不见他来，可见是自动放弃了。那些很看不起我们这些土包子的公子哥儿模样的学生，本来是带着枪手来赶考的，存心来逛大码头，开洋荤的，一见枪手进不了场，早已不知到哪里鬼混去了。
考试完毕从考场上出来，我和过去成绩一直比较好的同学对了一下答案，自信是考得不错的，只等待放榜了。我知道将来出去考学校，还要过更大的关，可是才考下来，很想休息，不想温习功课，于是约了几个相好的同学，到过去从未见过的西山公园和听说是因大诗人李白到此而得名的太白岩，痛快地玩一天。还看了在来万县的木船上老远就望见的西山钟楼，巍然矗立，叹为观止。
我们更有兴趣的是身上揣着银圆，到大马路上的百货店里去看洋货。在我们乡下孩子的眼里，真可以说是琳琅满目，见所未见，美不胜收了。可是问起那价格来，我们都噤若寒蝉，谁也不敢再说话，生怕沾着就脱不了手，赶快退出商店。那店员用轻视的眼光看着我们这些乡巴佬，口里虽没说什么，我们却好像都听到："你们买得起吗？"我们走出商店，像吃了一只苍蝇似的难受。
我在百货店里最看中的是一支灵巧的自来水笔，这对我来说是最需要的了，然而一问价钱，我赶快放下，不敢再妄想。我身上还有一支便宜的水笔，可以凑合用的。还有一件我真想买而且几乎买了的，是一双很光亮的皮鞋。我出来时穿的是妈妈做的千层底布鞋，本来很舒服的，可是这是"土"的标志，看到别的同学穿着皮鞋，在地上踏得"啪啪"响，好不神气。有的还好似向我示威，故意在我面前提起裤脚来，低下头对着皮鞋左看右看。有一点灰尘，竟用手帕去拭干净。我心里暗地生气，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的口袋里有银圆，一样可以买。于是我就一个人悄悄地到了皮鞋店，要了我从店外路过时看了好几次的那双黑皮鞋，穿上一试，很合脚，我几乎要叫"包起来"了，可是一问价钱，要五块多钱，我就迟疑了。我非常想买，也想到那位皮鞋同学面前反示威。可是五块多钱，对于一个乡下孩子来说，不是小数。我们在学校交伙食费，一个月才交两块六呀。买一双皮鞋的钱，够我吃两个月的饭呢。大哥穿着草鞋四乡赶场卖酒的景象在我的眼前出现，他告诫我要节省用钱的话也在我耳边响起。我为了绷一回面子，花五块多钱，值得吗？那商店伙计问我："要不要包起来？"我断然站起来，说："不买了。"我不顾那店员奚落的神色，毅然走出商店。
我到底还是在百货商店买了一个电筒。我们乡下的路难走，走夜路是打火把，哪有打电筒那么方便？我便买了。其实我失算了。后来到了大城市里，晚上走路都有路灯，何须电筒？那个电筒也就一直放着没用，白费了钱，让我深为失悔。
我们班上两个成绩最好的同学，我叫他们大江和二江，或者戏称为"老姜"和"嫩姜"，虽然他们的家境不如我好，但也决定和我一起出外到北平求学。我们打算趁还没有放榜的时候，先去把到武汉的船票订好。那个时候，上下水都是外国轮船，有英国的，也有日本的，而且比较多，都叫什么"丸"。由于前两年发生在万县的"九五惨案"，是英国军舰开枪开炮，杀了万县不少的老百姓，我们痛恨，也就不想坐英国船。而日本，老师曾给我们讲过，欺侮中国更厉害，在中国横行霸道，逼迫我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我们更是痛恨。可不坐他们的轮船，就出不了川。二者权衡，我们决定还是坐英国船。况且临行前大哥给我介绍的万县商家老板，也只认识英国轮船上的二副。我们去找了这个老板，他答应帮忙。他说现在船票很不好买，四等舱坐的人更多，更不好买，而且我们初次坐船，也要有个照应。他建议我们请那个二副吃一回饭，联络点感情。我们一切都不懂，只有听他的，托他安排。我忍痛花了几块钱．请那个二副和老板在馆子里吃一回饭，果然感情就联络好了，当然主要还是靠老板的交情，二副满口答应替我们买三张四等舱的票，还愿意给船上的茶房打招呼，少敲我们的小费。我们感激不尽地和他约好取票办法后告别。心里却有了一点印象：行路难啊。
又过了几天，听说会考放榜了。同学们有的带着高兴，有的带着悬心，到考棚外去看榜。那榜还真有点气派，用大红纸写的，高高挂上。按成绩分一等几名，二等多少名，三等若干名。可是因为取得很严，只取了一百多名，大半的考生落了榜。不少来看榜的学生，在榜前用眼睛溜了一下便迅速离开了。听说有的县"打了光脚板"回去，一个也没有被取上。但是，我们学校这回却大大地出了风头，考上的最多，一共有三十几名，占全数约五分之一。一等的前五名，我们学校占了四名。大江独占鳌头，得第一，二江得第三，我的名字也赫然在榜的前面，是第九。由我们的陈孟仁校长调去当校长的忠县县中考的成绩也不错，考上了二十多名，一等的有一名。总之，我们忠县的学生上榜的几乎占了一半。这真可以说是辉煌的成绩了。大家对我们这个农村中学的"黄泥巴脚杆"刮目相看，许多学校的带队老师或校长，到我们住的旅馆来祝贺，有些同学也来取经，有的表示想到我们学校来复读。这使我们大大地出了一口气。
那时候虽然再也没有像过去考秀才举人那样打马游街，可还保留了送大红喜报的规矩，到我们旅馆里来送喜报的川流不息。来的主报人手捧一张红纸，上面印的却是过去考举人送喜报的老底板，竟是"恭喜某老爷高中红榜，荣登几甲第几名，特登府报喜"之类的格式。报喜的人不止一个，除主报人外，还捎带一两个跟着来"吃大户"的街上的痞子、踱神。买了一串不长的爆竹，到旅馆来喊"给某老爷道喜"，放了爆竹，把大红喜报挂在旅馆接待厅里，然后就是伸手向"新老爷"讨赏钱了。赏钱的多少，看你这位"老爷""中"的高不高，一般起码要给主报人一块银圆，其余跟来的每人少不了一两串（一串是一千文铜钱，一块银圆兑四串多钱）。对我们这些高中榜首的"老爷"，那更是道不完的喜，赏钱要得也高得多。像中了魁首的大江，他家本来不富裕，出不起钱，好说歹说，给了四块银圆，才算了结。但报喜的几个人一出旅馆就破口大骂："碰到个吝啬子，倒霉，将来他不得昌盛！"当然也有比较大方的，倾囊发赏，图个吉利。那些街上游手好闲、专门给人说事、从中得利的"清客"，和正在找"烟钱"（抽鸦片烟的钱）的"瘾客"、流民，更是一听说有这等好事，便三个两个地赶到旅馆来"打秋风"。道一声喜便伸手硬要赏钱，最少也少不了给两盒鸦片烟钱。如果不给，便在旅馆里当面撒泼，开口乱骂。一直到旅馆的茶房出来干涉，才能把他们赶了出去。但是前门去虎，后门进狼，那些茶房也不是好惹的。大家走后才轮到他们来道喜。当然我们这些可怜的"老爷"，又得破财。想不到赶考得中，还带来这么多灾难，害得我们破了财，挨了骂。不过到底还是高兴，算是高兴的灾难吧。
这样的喜事，我们同学之间，自然也是要祝贺的。祝贺之后，高中的"老爷"自然也是要约上三朋四友，到酒馆里开怀畅饮，自我陶醉一番的。人生能有几回这样的喜事？我、大江和二江，自然也难免俗，邀约上较好的十来八个同学，由我掏钱到馆子里大嚼了一顿。这些同学为了表示回敬，并为我们饯行，又回请我们。他们出的主意真好，游江饮酒。他们租一条小船，包了一桌席，带上几瓶好酒，送到船上去吃。我们上船后，小船沿着河岸向上游划去，到了太白岩下，把船放了出去，到了长江中流，让船自由顺流而下。这时江波不兴，清风徐来，大家披襟开怀，畅饮起来。我们可算是充了一回雅人，玩了一回风雅，领略一回古代文人学士江上饮酒歌吟的乐趣了。正因为要追求文雅，我们绝不学那些粗鄙俗人，在酒桌上挥拳行令，狂呼滥饮，而要学古人那样，临风醉酒，吟诗作词。于是大家把第一杯酒在船头上洒向江水，祭了长江后，才开始细酌慢饮，吟诗作词。能够即景赋诗的当然好，至少也要能背诵古诗词，能吟唱古诗词就更好。
第一个被推出来的就是这次会考独占鳌头的大江。在学校大家都知道他是出名的才子，才华横溢。他曾经在油印校刊上发表过整版文章。那文章当时很轰动，读来荡气回肠，至今还记得起开篇的四句诗："欲歌无声欲哭无泪，悠悠天地，我将安归？"一时传唱不息，受到老师夸奖（不过当时也有老师私下里说，红颜多薄命，才子多早夭，诗中想回归天地，此子必然早夭。他的身体的确文弱，而且多愁善感，常常无故悲戚，后来果然不过二十，便因痨病而死）。今天这样的才子诗会，自然是他拔头筹。他也当仁不让，即席吟出一首诗来。其他的同学，或吟诗，或赋词，或诵古诗词。我因在读私塾时，曾受过作诗赋词的训练，便也当场吟了一首古诗，现在还记得其中的句子，如："乐莫乐兮旧相知，悲莫悲兮新别离，长江浩荡兮出三峡，燕赵驰骋兮何时归？"
我们在长江上游了大半天，饮酒不少，眼见这大好河山，不觉慷慨悲歌起来，有的不禁边吟边唱，竟至涕泪横流。我是从来不喝酒的（家父有戒条：干哪行的不能吃哪行，开酒坊的不能喝酒），今天大家兴致很高，我也破例大喝特喝，以至醉倒，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把我弄回旅馆的。这是1931年7月。
【马识途（1915年1月17日—2024年3月28日），本名马千木，生于四川忠县（现重庆忠县），中国现代作家、诗人、书法家，曾担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并称“蜀中五老”。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同时开始了文学写作。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国文学系。1949年任成都军管会委员、川西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1958年，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任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60年，出版短篇小说《老三姐》。1961年，出版长篇小说《清江壮歌》。1980年，被选为四川省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并出版回忆录集《景行集》。1986年9月，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2005年，出版《马识途文集》。2013年1月17日，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2024年3月28日晚19时25分，马识途因病去世，享年11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