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初春，我在报上看到扬州中学办大学先修班的广告。扬州中学是出名的好中学，毕业生几乎百分之百考上大学，大半可以考上好大学。我决定到这个学校去读大学先修班。同去的还有七八个去年没有考上好大学的同学，都是四川人。浦东中学的水平本来不低，所以扬州中学的测试虽然严格，但我们都考上了。只有五十个学生的先修班，竟有七八个四川籍学生，也算奇事。

扬州的绮丽风光和名胜古迹是我久已仰慕的，我们到扬州中学报到后，因为还有几天才开学，自然是要尽情游览一番了。

首先要去的就是瘦西湖。

瘦西湖真是瘦得可爱，有的地方是一湖汪洋，有的地方是一塘清波，有的地方则只是一条小溪，蜿蜒曲折。只听到摇桨声和人语声，却不见人，要待山回水转，才看到咿呀小船擦肩而过。举眼四望，到处青山绿水，垂杨拂人。在岸边迂回的小道上，有骑马的红男绿女，平添了一段景色。我们来到了五龙亭，下船小歇，看那垂杨下"嘚嘚"缓行的马，或招手远去的游船，我们都互相成为风景线，让人看来看去。坐在湖畔，瞻望这好山好水，古往今来，多少事来到心头。最易想到的就是那个隋炀帝在扬州的风流韵事和他那悲惨的下场。真是俱往矣，徒惹后世许多诗人的悲歌悼词，又带来我们今天的凭栏惆怅。

扬州城里更有许多吸引人凭吊的古迹。虽然大半都已经破败，但还是看得出昔日作为中国第一繁华大城市的遗韵。看那寻常巷陌中已经倾塌的水磨花砖的门楼和那长满绿苔的有镂空女儿墙的高墙，那里面尽是褪了漆的楼台亭阁的雕梁画栋。当年那日掷千金的盐商们已不知何往。至于那些现在还勉力维持的青楼，听说也不大景气，那些妖女仙姬早已飞到上海那样的大码头追逐繁华去了。不过这种歌舞繁华地所培育出的扬州大菜，还是自成体系，驰名全国的。我们去品尝了一次，因为太贵，自然不敢再去。但扬州的早茶却是我们得闲常去光顾的。早茶桌上五光十色的小吃，鲜美的味道，固然令人饱了口福，真令人流连忘返的是喝茶的那种韵味，那种气氛，是那么悠闲，那么从容，有种梦幻般对于往日繁华的眷念。

扬州不仅旧城内有看不完的古迹，就是走到城外，也是一派绝不亚于江南的田园风光，到处是竹篱茅舍，到处是小桥流水。一到春天，更是桃红柳绿、草长莺飞的繁华景象。如果要找一个宜于卜居的地方，除开自古号称人间天堂的苏州杭州外，扬州绝对是一个首选的去处。当然，我们只是作为一些寻芳访古的匆匆游客，只能看到这样一些美丽风光，如果要真正深入到那深深庭院和竹篱茅舍里去，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悲惨景象，就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了。我从上海出版的学者们的调查报告中看到，那里不是天堂，而是破败不堪的地狱。

无妄之灾

我们在扬州中学学习一段时间后，了解到这个中学高中班上的课程和在浦东中学一样，连采用的英文原文本教材，也几乎相同，对我们来说倒很相宜。但是这中学最后一个学期复习功课的办法，却很有特点，是专门为考大学而设置的。教员很会琢磨大学招生出题的规律，给我们提供考试要领，教我们什么地方可以忽略，什么地方必须学透。还提供一些背诵数学公式的诀窍。几个月的学习，我感到很满意。

但是有一点我们都不满意，就是这是一个死读书，读死书的学校。对于考大学必考的《三民主义》的党义课，要求学生背得滚瓜烂熟，而对于国家兴亡大事，却不闻不问以至禁止闻问。政治气氛十分淡薄，这是我们这些从上海来的学生所不能忍受的。我们便在学校办起宣传抗日的壁报来，并且传阅一些从上海寄来的进步报刊。这就像在一个死水塘里投下几块巨石，激起层层波浪，可喜的是本地的同学也有一些支持抗日的，和我们呼应。

这一下就惹来麻烦了。学生公开宣传抗日，是这个学校从来没有过的事。这个受江苏教育厅直接管理的全国名校，怎么能容忍和南京政府不一致的言论？于是校方禁止我们办壁报，没收我们的进步书刊，甚至检扣我们的邮件。学生们纷纷向学校提出质问："现在国难临头，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宣传抗日？""我们的报刊都是经过政府的新闻图书检查机关检查过才出版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阅读和传阅？"

道理本来在我们一边，学校当局虽然说不出什么，但就是不准！学校知道，我们这些学生都是已经拿有中学文凭的，并不怕不准我们毕业。我们交够了学费，也没有理由把我们辞退。但是让我们留在学校，怕我们传播"异端思想"，怕我们传染了他们的"纯洁"学生，因此千方百计要把我们赶出学校。合法的办法不行，于是采取卑鄙的办法，收买本地的同学向我们挑衅，引起纠纷。比如撕我们的壁报，在我们的教室外故意吵闹骂人，在操场上用球砸我们，用器械打我们。总而言之，想挑起我们和他们打架。我们认为这些"小走狗"实在可怜，尽量忍让。他们却在校方的唆使下，得寸进尺，对我们越来越猖狂了，终于酿成了打斗事件。

我们是在学校附近租民房居住的，每天按时到学校上课。有一天早上，我和几个四川籍同学一块儿到学校上课，在大门口却被几个经常和我们过不去的本地同学拦住，不准我们进校。我问："为什么？"

"你们是上海的学生到扬州来捣乱的，不准你们进学校。"

我说："我们交够了学费，一没犯国法，二没犯校规，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学校上课？"

旁边几个帮手就嚷："你们几个四川耗子，不准钻到我们扬州来捣乱。"

这一下激怒了和我一块儿的四川同学。四川同学不讲骂，只讲打，过去几次都是这样，他们骂时，四川同学卷起袖子要开干，他们便作鸟兽散跑开了。今天几个四川同学又想开打。被我阻止了。我说："你们说不准进校的话算不了数，我们要进去问学校，看他们怎么说。"几个四川同学也说："我们要进去找周校长，要他拿话来说。"于是大家就往里走。

一方要进，另一方不准进，开始拉拉扯扯，后来就动手打了起来。这一次他们显然是有所准备的，没有作鸟兽散，而是抱成一团，和我们打了起来。而且他们的人越来越多，把我们在校门口团团围住，展开一场混战。起初四川的同学十分勇猛，用拳头教训了他们，稍占上风。可是他们的人很多，有的还准备了棒子，把我们围住打。这时，他们的头头，大概发现我是四川同学的头头，便指挥集中围住我打。有一个人从停在门口的黄包车上取下打气筒，向我进攻。那打气筒头上有一个铁块，他举起来正对我的脑门心砸下来。我把头一偏，铁块只砸在我头的一边，顿时就在我的头上砸开一个口子，血流满面，我感到头发昏，支持不住倒了下去。

无冕之王

我醒过来时，已经躺在一所医院的病床上，头上缠满了纱布。一个上海口音的医生对我说："你到底醒过来了，你头上的伤口隔脑门心只差一寸多，算是死里逃生了。这里的人向来对上海来的人不友好，你去惹他们，他们是下得了手的。"接着他又说："你两天没有醒过来，把学校也吓坏了，他们来看你好几次了，生怕在他们学校出了人命案，传到上海去在报上登出来，说不定上海的学生会抗议，这个学校的名声就毁了。"

果然这天下午，学校又派人带水果来看望我，说了一些好话，却一口咬定是学生和学生打架斗殴，两边都有人受伤，都住在这医院里治伤。其实我知道他们是一派胡言，那个上海医生早告诉我说："你们这边还有几个学生受了轻伤，来医院搽点红药水，包扎一下就叫回去了。学校还送来几个本地受轻伤的学生，有的根本没有受伤，只不过擦破皮，学校却硬叫住院治疗，装得好像受伤的人很多很重的样子。"我知道学校怕负责任，想玩什么花样了。

四川籍的和上海来的同学也来看我，他们已经罢课抗议，没有到学校去了。我说学校当局可能想搞什么阴谋。他们说："学校一直在说是学生间打架斗殴，说待查明事实，一定要严办。严办什么？无非是想把我们开除。开除有什么不得了？这学期快要完了，我们回上海就是了。只是这口气没办法出。"有的说："待你的伤养好了，我们回上海，发他们的'快邮代电'，揭露这个学校实行法西斯教育的真相。"

有一天，来了一个记者，他说他是《大江北日报》的，特地来找我采访。我把经过情况向他介绍后，他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他说："你们从远地到这里来求学，却受到这样的苛待，实在没有道理。特别是你们是出于爱国赤诚，宣传抗日，这有什么错？却被无故殴打，真是岂有此理。我们是记者，无冕之王，我们就不怕他们，我们一定要主持正义，为你们声援。"

这位记者的这一番话，使我大为感动，几乎流下眼泪。在这异乡别土，竟然有这样的报纸和记者，敢于站出来主持正义，真是太好了，真是无冕之王呀！我对他表示感谢后，他说，他回报社向领导报告后，就专门派记者来采访照相，发消息，写声援文章。我建议说："你们能向上海的报纸发消息，那就更好。"他说："行，我们和上海的报纸是常常通气的。"

过了几天，那个记者又来了，兴冲冲地说有门，报社领导同意发消息。我听了自然高兴。他迟疑一下说："不过这件事情要担一定的风险，要打通一些关节，需要花一笔舆马费，并且有的人还要付酬劳，这些钱你们能付出吗？"我没有想到他们主持正义还要钱。但是说到这里，我也只好试探着问："大概要多少呢？"

记者说："这个钱我们报社本来也可以出，但是我们报社经费支绌，希望你们能为我们捐一笔款子，这样你们名声好些。我已经把捐款簿带来了。"我接过捐款簿翻开一看，那上面已经写好了数目：一千元。好家伙，一千元，我出来读书，一年的学费还不过三四百元。我几乎惊呆了，说："我到哪里去弄一千元钱？"

他说："你们老远从四川出来上学，想必都是有钱人家，大家凑一下不就凑出来了吗？"

我有些生气了。说："我们出不起这笔钱，况且你们不是说为我们主持正义吗？"

他不客气地答道："报纸主持正义也是有价钱的。"

听到这么一句话，我像吃了一只苍蝇，回了他一句："那主持正义的行市是多少钱一斤？"

他也赤裸裸地回答："那就看案子大小。老实告诉你，你们的对手，正在和我们讲价钱，就看你们哪家出的钱多。"

这一下他的"无冕之王"的面目暴露无遗了，原来是这么一个玩意儿，我顿时发了火："你们这样地主持公道，我一分钱也不出！"

他也顿时拉长了他的马脸，咬牙切齿地说："好，你们上海学生到我们扬州来捣乱，你们的破坏活动，学校全告诉我们了，等着瞧，你明天看我们的报纸！"他气势汹汹地收回他的捐款簿，走出病房去。我也用一句话给他送行："你们这种狗屁报纸，送给我也不看。"

第二天在这张报纸的本地消息栏里，果然登出一则消息，说我们这群从上海来的中学生，到扬州中学来捣乱，破坏学校秩序，殴打学生。不敢说我们宣传抗日，而只说是否有政治背景，正在调查，一经查明，定予严办云云。这条消息的确恶毒，暗示我们是奉了什么政治团体的指使来搞破坏的，说穿了就是想给我们戴"红帽子"。

当同学把这张报纸拿来给我看时，我感到事情不妙。我不想牵连更多的人，便叫他们马上离开扬州回上海去，就在这些同学离开扬州后的不几天，医院通知出院。出院那天，学校派人来把我强制送到县政府去"管制"起来，听候处理。实际上就是把我抓起来了。我马上让来探望我的四川同学打一份电报到江苏丹阳县政府找我的三哥，要他速来扬州救我。

牢狱之灾

我被抓进县政府后，只在看守所住了一天。那个看守所长知道我不过是一个远方来的中学生，因和同学打架，被抓进来的，对我还比较客气。当然和我出手大方，一天便给了他一块钱的饭钱，也有关系。县政府对我没有审问，也没有判刑，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把我送到监狱里去。我提出抗议也没有效，看守所长明知我受了冤枉，也只能对我说，他是奉命行事。

在押我到大牢去以前，那个看守所长对我说："看来你这学生娃娃，没有坐过牢，牢里的规矩你都不懂。在那里面，自己要放聪明点，好汉不吃眼前亏。有钱就拿出来破费一点，先买些好烟拿进去散，大方一点。进去以后，要懂得拜'老大'，多上点贡。反正碰到菩萨就烧香，蚀财免灾。在那里是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道理都在老大手里。"

我托看守所长替我去买些香烟，带了进去。当我进去的时候，马上感到一片阴森恐怖的气氛。那看守所长还好，他替我向一个大汉打招呼："进来的是一个从上海来的学生娃娃，没有在江湖上走过，凡事各位包涵一点。他犯的事小，不过是和人打架，是迟早要出去的。"

我虽然没有跑过江湖，在家乡却也听说过。到了这里也只好学起江湖派头，向那个看来是老大的犯人拱拱手，在胸前用小指比划一下，开口说："山不转路转，石头不转磨子转，兄弟是四川袍哥码头上跑腿的小老幺，转到哥子们面前来了，礼节不到的地方，还请包涵。"说罢我赶紧把香烟拿出来，先给那个老大一包，又从另外一包里抽出一支，送到他嘴边，擦火柴替他点燃，接着见人送一支。气氛好像和缓了一点。

那个老大说："你这个小老弟看来跨过门槛。不过到了这里，还有这里的规矩。我们也还有见面礼。"他下命令："把香烛点起来。"有人马上把香烛点起来，我才看见牢房上方有一个神台，上面供着一个面目狰狞的红脸菩萨，大概就是狱神吧。我按他们的命令下跪三叩首，烧纸钱。突然，莫名其妙地老大把我一脚踢翻在地，众人上前你一拳我一脚地把我打得鼻青脸肿。当时我简直痛得要叫喊起来，但是猛然想到，这也许是青帮里的规矩，是对我的考验，我是绝不能叫喊的。于是我强忍住不出一声，直到他们把我打得几乎要昏死过去。

他们终于停了手，老大说："看不出你这个小老弟还经得起打，好，不打不相识。"原来他们的这个见面礼，就是要给新来的犯人一个下马威。

我以为过了这一关，就会好起来，其实不然。老大给我指定铺位时，把我安排在尿桶边，臭气熏天。他还指定今后由我倒尿桶，这种又脏又累的活，我从来没有干过，可是到了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只好忍气吞声地服从命令。

一个说上海话的犯人，悄悄对我做了个数票子的手势，说："侬有铜钿妩？"哦，我明白了，他是在提醒我，只有钱才能通神，于是我拿出钱来，买通那个管牢的，让他替我买烟打酒端下酒菜进来，请那个老大和他的几个贴心犯人大吃大喝一台。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老大对我的颜色好看多了，主动把我的地铺挪到里面一些，并且倒尿桶的事也由一个新来的犯人承担了。但是我的日子还是不好过，他们不把我身上的钱挤干，是不会罢休的。于是我尽快把我身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供他们吃喝，一直到他们也看出我身无分文了。我想这一下该有个头了吧，其实不然，他们又鼓动我向外面写信要钱去，我也只好照办。不过我的信才发出去不几天，我的三哥从丹阳到扬州解救我来了。

有一天早上，那个牢头开了牢门，带进来两个军官，还有县政府的人陪着。他们穿着笔挺的绿色军官制服，扎着军官宽皮带，腰上佩着短剑，那是中央军校毕业生的标志。听说那剑是蒋委员长送的，因而也是耍权威的信物。我一眼认出其中一个是我的三哥，我起身扑了上去，把他抱住，不禁大哭起来。三哥一看把我关在这样一个人间地狱，也很吃惊，说："老弟，你犯了什么大罪了，把你关在这个死牢里？"我说："我被他们打破了头不说，还把我抓起来关进这个死牢里。"三哥转身对县政府的人说："你们敢这样欺侮外方人，这件事情没有完。"

县政府的人连忙说："误会，误会，我们这不是马上放他出去吗？"

我跟着三哥他们走出这个人间地狱，见了天日。我这才真正知道中国的监狱是这样的黑暗，也才真正体会到自由是多么可贵。出门举眼一看，就连天上的太阳也好像有我从来没有感觉到的那么明亮。

我和三哥回到我的住处，本想告诉他我为什么被殴打和被抓起来关进大牢的经过。三哥说："不用说了，我来扬州后，已经把情况弄清楚了。他们认为你们从上海来的几个学生闹事，是有政治背景的。你们被本地同学殴打，也是学校策划的。他们很想把你这个带头人戴上红帽子，抓进大牢，然后送到在镇江的江苏省法院去定罪呢。"

我还不知道他们竟然如此不讲王法，原来是想用"红帽子"在我的身上做大文章呢。我问三哥他是怎么把我救出来的？三哥说："他们怎么搞，也搞不到你的罪证，总不能公开判你抗日有罪嘛，因此也就无法把你解送镇江法院。但是他们未经审判便把你关进大牢，这是非法的，他们正骑虎难下呢，我就来了。我来以后，通过在这里工作的军校同学了解了情况，向他们提出抗议，说要到南京告他们非法抓人，未经审判便投入大牢，企图诬陷公民。并且我通过我的同学已经拿到学校策划殴打外地同学的证据。这件事情要是公开出去，会打烂他们的招牌，他们有所顾忌，只有赶快放了你。"

我说："这样说来，我们可以和他们打官司，出出这口恶气，他们实在太坏了。"三哥说："不用了。在这里工作的军校同学劝我说，地头蛇难缠，无事还可以生非呢，能了就了吧。我想也是，这场官司不能打。你也要赶回上海准备功课考大学呢，不能被官司缠在这里。别叫他们另打由头来治你，更不好脱身。现在我的同学从中说好，由他们把你住医院的费用付了，也就是了。"

我虽然心里有气，也只得听三哥的话，心想还是快点回上海的好。于是我打点行李，回上海去了。

【马识途（1915年1月17日—2024年3月28日），本名马千木，生于四川忠县（现重庆忠县），中国现代作家、诗人、书法家，曾担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并称“蜀中五老”。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同时开始了文学写作。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国文学系。1949年任成都军管会委员、川西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1958年，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任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60年，出版短篇小说《老三姐》。1961年，出版长篇小说《清江壮歌》。1980年，被选为四川省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并出版回忆录集《景行集》。1986年9月，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2005年，出版《马识途文集》。2013年1月17日，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2024年3月28日晚19时25分，马识途因病去世，享年11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