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去空军
1950年，我在山丹镇住了3个多月，带领部队修铁路。生活条件改善多了，但拿惯钢枪的双手握住钢钎、撅头去开山劈路，又是一种新的严峻考验。指战员们在接收过来的铁路工程技术人员指导下，修筑路基，遇到山岭要打眼放炮，炸开山石，或者开凿山洞。每天一身汗水一身泥，比起冲锋打仗，危险性是小多了，但体力消耗要超出几倍。一天天过去了，路基一尺尺向前延伸。到6月来了命令，调我到空军去。这太突然了。我在陆军部队干了16年，从在十师三十团的前身三团算起，在十师的时间最长，对这个部队很有感情，舍不得离开。当时还简单地理解干空军就是开飞机，那得有学问。我在部队这么多年，从只识几个字的放羊娃干到师长，虽说上过红大（抗大）、进过党校、住过留守兵团军政研究班，但论文化程度还差得远，再说我已接近34岁，年龄也大了，所以认为干不了，不愿干。
这时，事有凑巧，我的儿子海风病了，麻疹合并肺炎，病得很重。我和余群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卫生部对儿科也不内行，耽误了。孩子一连发了十几天烧退不下去，不吃不喝，整天整夜昏昏迷迷让我和他妈抱着，我胡子长得黑楂楂的都没心思刮一刮。卫生部部长邢炳麟悄悄对张午副主任说："师长这娃娃，怕救不活了！"张午听了很着急，马上报告兵团，请求在兰州找个好医生。兵团张文舟参谋长和朱明主任派人找到兰州广仁医院院长，这人是儿科专家，请他吃了顿饭，连夜用汽车送到400里外的武山。这位院长真是治病救人的好医生，顾不得十几个小时的颠簸劳累，一下车就先洗手给孩子检查，打过针后，用药膏把孩子全身糊起来，绷带包扎得严严实实，然后他就合衣歪在旁边的破沙发上，两个钟头起来给孩子打一针。这样治了两天两夜，孩子烧退了，院长松了口气儿，告诉我："危险期过去了，没有大问题了！"我和余群已经失去过一个孩子，现在这一个总算保住了，我们一直悬在半空中的心放了下来，高兴得不知怎么好！
这期间，电话、命令一个接一个催我走。没办法，我只好带家属离开十师。海风已是快7岁的孩子，大病之后瘦弱得不会走路了，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我们先到临洮，在四军军部见到军长张达志。张军长说："调你走不是军里的意见，说实话我也不愿意让你走。兵团大概也做不了主，是野战军的命令。"我表示要到兵团、野战军去反映一下意见。他说好，还特地派四军参谋长姚知一同志陪我一块儿去。
我和姚知一同志一起到了兰州，住在二兵团司令部。先找张文舟参谋长，他说话干脆："你不要去！在这儿好好的，去那儿干什么？你好好向野司说说，争取不去。"我又找政治部主任朱明，还是政工干部的原则性强，他说："孩子的病不是快好了吗？可以走了嘛！作为党员、军人、领导干部，上级命令、组织决定能不服从？"我不甘心，就去一野（兼西北军区）司令部找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正巧他的夫人、西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李贞同志也在。听说海风病了，李贞拉着我问长问短，心疼得不得了。听了我不想去空军的缘由，同情地说："孩子还没有恢复健康，那就不要去嘛！"但是甘泗淇同志不松口。我说："甘主任，是不是你推荐了我。你不推荐，别人咋能知道我呢？"甘主任耐心地对我说："是我们推荐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同志向毛主席提出从陆军中选调15个年轻的师职干部到空军去。中央军委分给一野四个指标。我们经过考查，在二兵团9名师长中推荐你和另一位同志，报了上去。因为那位同志比你大一岁，军委批准了你。这是中央议定的事。你若不去，不是叫我坐蜡吗？"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自己觉得不能胜任，孩子的病又没有好，能不能向军委报告，改变一下？"甘主任想了想说："好吧，我们报告一下。不过你必须做好走的准备。军委的决定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空军还要对你进行考查，如果空军验不上，你回来我们欢迎。"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只好寄希望于军委改变决定或者空军验不上。临别时，甘泗淇同志说："你脸色不好，也瘦多了，去检查一下身体吧！"我到野战军医院去检查身体，那里已经来了几个苏联医务专家，给我做了检查，什么毛病也没有。让我坐轮椅飞速旋转后，突然停下，问我方向，我指得清清楚楚。我当时还不知道，这实际上是进空军的第一关。
大约在兰州等了一个星期，甘泗淇副政委把我叫去说："不行，军委决定不能改变。你准备一下，马上出发！"一野专门派了一架 C -46，能坐十几个人的飞机，飞行员是原国民党起义人员，把选调的3个干部：四军十二师政委刘镇、三军八师副师长刘凤鸿和我，以及我们3人的家属一齐送到了北京。这是我们第一次坐飞机。我和刘镇同志也算是有缘分，同一天由兰州去当空军，30多年后，又先后回到兰州空军分别任司令员、政委，离休后又是邻居。
情真意切的挽留
我们到北京后，一起到总部报到，办手续。组织部当即开了介绍信，让我们到空军司令部报到。空司在东郊民巷西口。以前，这里是外国使馆区。空司占用的大院，原巷西口。以前，这里是外国使馆区。空司占用的大院，原是国民党华北空军司令部驻地。我们3人到这时候回陆军之心仍然不死，当然也不准备报到，而是要和刘亚楼司令员当面谈一谈，请他"高抬贵手"，放我们回去。
这时候空军正式成立才8个月（我军酝酿筹建空军比较早，可以追溯到1938年3月的"新疆航空队")。空军的领导成员尚未配齐。机关人很少，全在东郊民巷的院里办公。刘亚楼司令员正好在。我们3人开门见山，谈了我们的要求和愿望。我上红军大学时，刘亚楼同志是训练部部长，是我的老上级，说起来也认识我。加上那一阶段正大量由陆军向空军调人，大概遇到和我们同样思想问题的人不在少数。所以，他不急、不怪、不怒，非常耐心、和蔼地做说服、教育工作，把我们早已想好的"理由"一条一条驳回来。谈了将近3个小时，没有结果。大概发现我说的话多一些，他认定我是"领头的"，于是第二天单独找我一个人谈。谈来谈去，我说服不了他，他也说服不了我。我认准一条道﹣﹣就是不干！他没有办法，强忍着没有发火，叫我回去好好想一想。
我回到前门外太原客栈的住处，天热，房间小，臭虫多，加上心里烦躁，睡不着觉。妻子余群劝我："我看算了，再闹下去不好。总不能叫组织服从你吧？"我说："你懂什么！在陆军我大仗小仗都打过，起码够得上半个内行，我这个文化程度到空军懂个啥？我连自行车都不会骑，叫我弄飞机去，到时候出事故、捅娄子，我找谁去？"余群说："不会可以学嘛，谁生下来就会的？你去报到算了。以后不管学习、工作，我全力支持你，家里的事、孩子的事，你都别管，不叫你动一指头，行不行？"我没吭气。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新任命的装甲兵司令员、原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同志。他比我早调来一个月，住在香村餐厅，也在前门外，离得很近。许司令善于听取下级意见，多谋善断，是我尊重的老首长，所以我找他帮忙。一听我想请他到军委那里去通融一下，他就挠头了，为难地说："你在兰州甘主任那里赖着不来，还好说。你现在已经来了，又到军委报了到，我不好去说啊！"停了停，他又说："你实在不干，他也没有办法。你可以到我这儿来，咱们一起干装甲兵！"
第三次刘亚楼司令员找我谈话就发火了，说："同志，你怎么能这样啊？你是革命军人、是共产党员吧？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军人要服从命令。你服从不服从？"我说："共产党员有意见也允许提嘛！"刘亚楼说："是军委调你，又不是我刘亚楼调你。军委命令你服从不服从？"我说："我文化低干不了！"刘亚楼手里拿着一野给我做的鉴定挥着说："你这是借口。这是一野党委对你的鉴定，你看看，怎么说干不了呢？"我说："那是指陆军说的，搞空军我学不会！"他说："你这个同志呀，我已经和你谈3次了，怎么还是这么固执？"我说："我也求了你3次，你为什么不体谅我的困难？"就这样，他说他的，我说我的，到底也没有一致起来。
过了几天，大约是6月十七八号，是个星期天。空军司令部派了一辆吉普车，到太原客栈来接我们一家，说刘司令请我们到颐和园去玩。盛情难却，我和余群带着儿子去了。这一天去的人很多，有到任不久的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刚任命为空军政委又调任总政治部第二副主任的萧华，公安部部长兼公安军司令员罗瑞卿，四野第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等同志。余群十几年前做地下工作时，来过这里；我是第一次到北京，很稀罕。我们一起游了十七孔桥、万寿山上的佛香阁、长廊，还坐了渡船。刘亚楼闭口不提工作上的事，大家都很随便。到了中午，在颐和园内的一个饭馆里吃饭，我们几个坐在一张桌子上。刘亚楼笑着用筷子点点我说话了："这个刘懋功同志呀，调到我们空军了，不想干。我都谈了3次了，还没有谈通。"萧华和邓华都是初次见面，比较客气。萧华劝我："刘司令三请诸葛了，去吧！到空军是大有可为的。"罗瑞卿就不行了，红军时期就认识我，这次又认出了我。他一贯比较严厉，就很认真地批评我了："这可不行啊，命令下了就得服从嘛，过去在十五军团七十八挺好的嘛，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要服从组织决定，要马上报到！"面对这么多首长，我有点儿尴尬，再推托就实在不像话了。我说："好吧，我服从组织分配，明天就去报到！"大家都笑了。罗瑞卿说："好，军人嘛，就该这样！"刘亚楼还站起来和我握了一下手。
后来我才听说，我的老部下，十师二十八团团长张桂金，十二师营长、战斗英雄田启元在我之后都曾调到空军，他俩死活不干，硬是跑回陆军了。看来比我"顽固"的大有人在。一野（西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真是说话算话，他把我十师师长的原职一直空缺了半年之久，直到我在空军扎下根了，才任命十师政委左爱同志兼任师长。
我到空军报到后，又到空司门诊部检查了一次身体。负责检查的还是苏联的医生，是按飞行员的要求检查的，很严格，检查项目很多，很细。还有几项特殊项目，比如有我在兰州坐过的电动椅子，军医把电门一按，椅子原地高速旋转，再一按电门停住，立即让你指出东南西北。我的身体素质不错，样样合格。
过了两天，我就坐火车到东北长春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航空学校干部班学习。在长春住了1个多月，等到各陆军部队抽调的学员来齐了，才开学开课。二航校是苏联援建的6所航校之一。校长叫刘风，1938年毕业于苏联航空学校。政委是王文。教员绝大多数是苏联空军军官，校官、尉官都有，中国教员极少。航校参照苏军航校编制，使用的飞机和器材也是买苏联的。飞机主要有雅克﹣18初级教练机、乌特伯﹣2中级教练机、乌图﹣2轰炸教练机、图﹣2轰炸机等。
我所在的班是干部班，有40多个学员。大多数是从陆军调来的师职干部，团职很少，没有营职的。从年龄结构上看，比我大的、小的都有，我34岁，算是不大不小的。文化程度，和我差不多上下的是大多数，上过高中的只有三四个。老红军连我算上只有两三个人，基本上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个别是解放战争初期参军的。我们的班主任叫沙克，辽宁丹东人，后来担任过空军训练部部长，授衔时是少将。
进航校前，刘亚楼司令员同我谈话时要求我一定要学会飞行，还告诉我要先学好基本理论。我作为一名空军的新兵，也下决心认真学习，成为空军合格的一员。但真学起来，文化低，基础差，什么"飞机构造"、"发动机构造"、"飞行原理"、"领航学"、"气象学"……真是难懂、难记、难理解。由于苏联教员把我们的文化水平估计得过高，急于求成，态度严厉（甚至粗暴），加上翻译水平较差（主要是不懂专业术语），听课简直像听"天书"，开始时一脑袋糊涂耀子。苏联教员（顾问）特别喜欢课堂提问，我们这些学员就怕提问，一提问就抓瞎，紧张得不得了。答不上来，苏联人就发火、就训斥。"像你们这样还想学飞行？!"像训小孩子一样。我们这些当师、团长的，谁手下没管过成千上万的人马？过去都是"下命令"的，谁受过这个？下课后，有人就抱头叹气，真想大哭一场！苏联顾问虽然严厉，但那时中苏关系比较好，苏联顾问教学时虽然严厉，休息时和我们在一起非常融洽，周末经常请我们去吃饭、玩。
对于困难，我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原先不愿意干，就是想到了这个"难"字。但是既然干上了，我就不能再怕它！怎么办？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拼命学！
上课时像小学生似的端端正正坐着，认真听讲，耳朵不放过一个单词、术语。剩余的一切时间和精力，全拼在学习上。主要办法是靠自习，有问题记下来，个别请教教员，逐渐赶了上去。
在二航校上学的日子，的确是不分昼夜。我把自己的节假日一律取消了，心里只有几个字，学好，学好，再学好！当年12月底，我妻子余群生孩子前，干脆就没有告诉我，直到出院我才知道。可以说，妻子和儿女，都为支持我干空军，付出了代价，做出了牺牲。
"天道酬勤"，大概三四个月后，课堂提问，每星期例行的小测验，每个月例行的大测验，我不"难受"了，对它们反倒有些期盼，原来跟不上的脚步（开始大部分同学跟不上，说"不难受"的只有几个人），撵上去了，当然，挨的训斥从多到少，从少到几乎没有了。
除了理论学习以外，实习、操作占重要地位。学领航的时候，苏联教员驾驶飞机，叫学员当领航员。他故意把飞机开得忽左忽右，偏离航线，要求你马上回答向左修正多少，向右修正多少，差一点儿都不行，都要挨训。由于课上用心学，课余刻苦练习，操作时就游刃有余了。教轰炸机的教员是位苏军上校，以严厉著称。投弹训练是在野外靶场用石灰画一个大圆圈，里边套着一个个小圆圈，和步兵射击的胸靶的环数是一个道理，最中央的靶心插一面小白旗。投教练弹以炸中的环数计分。有一次，轮到我投弹时，我预先按公式反复计算，把误差控制到最小程度，目不转睛地从机头瞄准镜盯着靶标，算好了提前量，迅速地按动电钮，炸弹向靶心直落下去，"咚"的一声，正好把小旗炸倒，得了最高分﹣﹣红5分。到第二学期的时候，我的学习成绩就很可以了。
可惜我只在二航校学习了两个学期，不到1年时间。还没有学会独立驾驶飞机（放单飞），就毕业了。
难圆的飞行梦
1951年7月，我从长春回到北京。空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刘锦平，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司令员刘亚楼接连找我谈话，让我到第四航校当政委。缘由是在沈阳新成立一个八航校，原在沈阳的四航校迁到太原，两个航校为分家的事，关系搞得不太好，需要加强四航校的领导班子。这时我已对学习飞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正在人门，担任校领导，势必影响学习，所以实在不想去。刘司令员说："都是航校，性质是一样的，到那里可以继续学习飞行嘛！"而且，又一次要求我一定要飞出来。我听了很高兴，于是8月份，就带着一家人到了太原。
四航校有分别训练雅克﹣18、雅克﹣11和当时最先进的米格﹣15型飞机的3个飞行团（过去叫飞行大队）。共有各种飞机80多架，教员150余名。校长吕黎平同志是老红军、长征干部，1938年3月就在我党创办的"新疆航空队"学飞行。1946年秋，又从延安被派到东北办航校。飞行技术好，业务熟悉，是我党最早一批为数不多的"空军专家"之一。校长顾问是位年轻的苏联军官，为人十分热情。他知道我在二航校学过飞行（已掌握地面滑行、空中领航，还被带飞过），很想继续学习飞行，他打保票说："我带你学飞行，不用60小时，40小时可以保证你飞出来！"（指可以独立驾驶，单飞）他保教容易，我想学就难了。因为学校初迁，政委的担子压在肩上，整天忙得团团转。1952年1月，"三反运动"又开始了，运动搞得非常紧张。我根本就挤不出一点儿学习的时间。稍微松宽一点儿的时候，不巧，五师师长飞行时，连人带飞机一块儿摔了。空司下了死命令：师以上干部或35岁以上年龄的，一律不许学飞行。我这两条都沾边，就被不客气地剥夺了学习飞行权。有次到空军司令部开会，散会后我走出会议室门口时，刘亚楼司令员把我拉住说："你不要学飞行了。"我说："为什么？我去四校时，你说一定要飞出来，现在怎么又不准了。你亲口答应我继续学飞行，希望你能够兑现。"他说："不行！情况有变化我不能不改变原来的决定。你们一律不许再飞。五师师长摔了，我向中央作了检讨，再出事故，我就检讨不完了！"回到四航校，校长顾问很不满意地说："不让指挥员学飞行，是一种自杀政策！"就这样，我再有三四十个小时就能飞出来的飞行梦，彻底破灭了，这真是我终生的一件憾事。
四航校没有"老虎"
1952年元旦，毛主席发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即"三反运动"）的号召。到元月下旬，就进入了"打老虎"阶段。军队和党政机关基本是同步开展这个运动的，和地方一样，大张旗鼓地造声势。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搞得轰轰烈烈。
空军当时的部队不多，相当一部分还参加了抗美援朝作战，运动的重点在几个航校。我们组织了几个工作组下去摸底，我自己也下去了。一个一个单位摸过来，搞了二十几天，没有摸出什么来。许多单位运动搞得有声有色，大大小小的贪污分子弄出了不少，天天都能从电报上看到打出了"老虎"（比较大的贪污分子），得到表扬；唯独我们四航校在反贪污方面"战果"不大，检举揭发或主动坦白了几个有贪污、挪用公款、占公家便宜行为的人，情节都比较轻微。只有后勤处一个姓陶的处长，是在抗日联军时管过钱、物的干部，家里有点儿积蓄，又说不清来源，勉勉强强被算成"小老虎"。
空军司令部"三反办"对我们的情况不高兴，指责我们"运动不深入"、"发动群众不够"、"领导自己不干净"、"包庇"、"右倾"等等，批评得很严厉。我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校长吕黎平同志有点儿着急了，找我商量说："老刘，你看咋办？"我说："你来的时间长，熟悉情况，你说说你的打算！"吕黎平同志是个实在人，我这一问，把他难住了，好一会儿没说话。我对上边某些人那种搞法有气，说："老吕，咱们的情况明摆着的，和八航校分家分穷了，刚建校不久。经费又这么紧张，哪来那么多贪污犯、'老虎'！咱们四航校离太原只有十多里路。咱们是官僚主义？谁被资本家拉下水了，还能一点儿不知道？"吕黎平有点儿发愁地说："我看这阵势，过几天就该整咱们了。"我说："没有就是没有，我们不能乱来。大不了把咱俩打成'老虎'!"他想了想说："我看这样硬顶着也不是办法，能不能给空司发个电报，要求当面汇报一下，你看行不行？"我说行！我们马上给空司发了一份电报。当天晚上就接到电话，命我立即上北京汇报运动情况。
第二天一早，我上了火车。整个一节卧铺车厢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个乘客。列车员还以为来了什么大人物。
一到北京就向刘亚楼司令员的秘书打电话，说我已经来了，问什么时候汇报？晚上秘书给我回电话，说明天早晨8点半钟到刘司令办公室汇报。次日一早，我来到空军司令部刘亚楼司令员的办公室。除刘司令外，还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和空军党委常委、干部部杨部长。杨部长是直接抓运动的办公室主任。刘司令说："你就开始汇报吧！"我就开始说。吴法宪、杨部长和我一人挨着办公桌的一边坐着。吴法宪边听边翻文件，杨部长板着脸，不耐烦地用钢笔点击着笔记本。刘亚楼背着手，不停地在办公桌后边走来走去。我先说我们和八航校分家后很穷，家底薄，然后汇报我们"三反"运动是如何组织动员，怎样发动群众，怎样摸底进行的。刚说了没有多少，就被杨部长打断了。他对我们四航校的"三反"运动极不满意，火气很大，所以态度比较粗暴，说话难听。他说："难道你们穷，别人都富吗？别人有'老虎'，你们就没有？你们就那么干净？"接着就是什么"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右倾"、"领导班子本身就不干净"等等一大堆指责和"帽子"，根本不容我解释和分辩。这就把我也逗火了。我反问他："难道搞'三反'运动，就可以不实事求是吗？作为运动的领导，高高在上，不深入基层调查了解，瞎指挥！没有'老虎'，硬逼着下级报假情况，这又是什么态度？"看我竟敢顶撞，杨部长一拍桌子站起来，声色俱厉地吼道："中共中央文件上讲了，运动不深入的，不是领导右倾，就是自己手上不干净！你说，你属于哪一种？"我也站起来拍了一下桌子说："难道非要打出一堆'老虎'才叫深人吗？要是这样，我不干了，你撤我的职好了！"见我这样说，杨部长火气更大了。于是吴法宪说话了："好好谈嘛，吵什么？都坐下，坐下！"杨部长先坐下，我也坐下。我俩气呼呼地都不说话。这时，刘亚楼司令员开口了。他说："刘懋功同志，我同意四航校按你的意见去搞吧！不过，到'三反'运动结束的时候，你们必须向空军党委打保票，说四航校运动搞彻底了。"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可以！"我又问他还有什么要求。刘司令员说："就这样吧。"我向他们敬了礼，转过身走了。一脚刚迈出办公室门口，我突然觉得不对，这"彻底"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指所谓的"老虎"呢？还是包括轻微的贪污行为？我马上又转回身询问。刘司令员肯定地回答："当然是'老虎'!"我放心了，再次敬了礼，走了。
回到太原，召开党委会，我把刘司令员的意见作了传达，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当年10月底，"三反"运动结束时，我们按约定认真地写了报告，修改了几遍才定稿交上去。此后不久，有一次我到空军司令部办事，见到了吴法宪，他说："你们四航校'三反'搞得最好，没有犯错误。"那时已发现打了一大批"老虎"，都搞错了，是假的。需要甄别、平反！后来，杨部长也曾就和我吵嘴一事表示了歉意。
【刘懋功（1916年8月23日—2009年12月23日），甘肃庆阳人。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空军第四航空学校政治委员、第十航空学校校长、空军第三军军长、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等职。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