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会这个概念，中国人有点陌生，其实它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所谓行会，就是由行业商家所组成的利益同盟，今天的行业协会与之有几分类似，但在古代，行会的影响力可比现在大得多。

中国早在宋朝就有了行会组织，开店的行会被称作“商”，手工业行会被称作“工”，行会负责人被称为行长或老头，他们通常是商人，除了协调商家之间的矛盾，他们还负责与政府官员打交道。

可别小看行长这个位子，他们游走于政商之间，在官员面前是商人，在商人面前则相当于半个官员，虽然没有公权力，但是在行业内部，他们的话往往比官员的更管用，按照宋人叶适的说法，“其威力足以撼动守护者，而今所谓的封杀记录、执行领导、主事也是事。”

行会对所有成员起到了约束与监督的作用，行长会要求各成员诚实守信，遵守准则，禁止弄虚作假，维护行业形象，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规范市场。

但除此之外，行会还有一项更重要的功能——打击竞争。

行会之所以存在，是为了确保每个成员都能从市场上分得一块蛋糕，而保证分配合理的前提，就是控制分食者的数量，以避免利润被蚕食。对于农产品这类价格敏感的商品，行会还会规定统一的价格，禁止商家降价促销，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说到底，行会无非是一个垄断组织，行会的所有规定，都是对自己人有利，对竞争对手不利，在这一点上，西方的行会比中国更甚。

在欧洲中世纪，各行各业都被行会把持，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只要踏入社会，你就会踏入某个行会的地盘。

对于广大农民，他们依附于庄园主组成的农业同盟；对于制造商，他们必须获得由当地政府颁发的许可证方能执业；工匠们则制定专门的行规，限制同行进入他们的市场；商家则通过共谋控制食品与服装的进口，以获取垄断利润。

行会遏制竞争的方式无非几种，要么搞价格管制，要么提高行业标准，要么限定成员数量，欧洲的行会还有个特点：他们有能力对当地政府与立法机构施加影响，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进一步阻碍商品的自由流通。

因为行会的大量存在，中世纪欧洲市场被分割成无数小块，每个小块都盘绕着一条“地头蛇”，这给区域贸易制造了障碍，这也是导致中世纪欧洲经济落后于东方的一大原因。

直到19世纪，遍布于欧洲大陆的行会才渐渐消亡。

行会之所以消亡，主要源于两个因素。

第一个原因是工业革命，规模化生产取代了手工作坊，商品产量迅猛上升，价格却大幅度降低，传统行业的优势荡然无存。

第二个原因是民族国家的崛起，欧洲各国纷纷建立了中央集权政府与统一的大市场，商品得以自由流通，再加上铁路的兴盛，区域之间的隔阂慢慢消失了。

尽管近代工业消灭了传统行会，但并不是人人都接受这种改变。

对一部分留恋传统文化的人而言，工业生产带来了一个机械而冷酷的世界，尽管推崇效率与创新有助于经济增长，但同时也让无数传统商人、手艺人与制造商陷入破产，这是很多人无法接受的，甚至成为了工业社会的“原罪”。

用我们熟悉的马克思的话就是：“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出于情感与利益的双重考虑，行会在20世纪再度复活，只不过这次它改头换面，有了个崭新的名字：社团主义。

说出来你可能难以置信，社团主义最早最积极的拥护者，竟然是一个法西斯国家。

虽说墨索里尼是法西斯思想的始作俑者，但他的很多言论更容易赢得工人的好感。在1919年的《法西斯党宣言》里，墨索里尼提出要对资本家征收重税，让工人参与公司管理，并通过最低工资法保障工人的福利。

怎么样，是不是和我们想象中的法西斯形象大相径庭？为何一个法西斯政权看起来会那么“左”呢？这和一战结束后的意大利经济拉垮有关。

墨索里尼上台后曾尝试搞英美的自由主义，包括减少国有企业，降低外国投资税收等等，可结果不甚理想，贫困失业加剧，人民怨声载道。

发现自由主义这套行不通，墨索里尼便来了个180°大转变，他决定讨好工人，毕竟工人阶级数量庞大，只要有他们的支持，自己的位子就能稳固。

于是，意大利政府于1926年颁布了《工会法》，要求所有产业都必须建立一个雇主协会与工会，同时赋予资方与工人话语权。

1927年，意大利又出台了《劳动宪章》，在企业与工人之间加入政府的角色，政府有权干预企业用人，甚至否定企业主与工人的协议。好比你被老板解雇，你觉得不满可以找政府出面，只要政府判定你受了委屈，就能要求老板把你留下来，或支付巨额赔偿。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政府的这种做法简直是给企业添乱，但在当时的一些社会精英看来，墨索里尼的政策可谓石破天惊，不仅缓和了劳资矛盾，还实现了资本、工人与政府的“三方共赢”，其中既包括丘吉尔、萧伯纳这样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更有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

二战爆发前，社团主义在欧洲得到了普遍支持，就连一贯崇尚自由竞争的美国，也在大萧条之后拥抱社团主义，鼓励政府与工人共同影响企业决策。

为什么社团主义能获得那么多人的拥护？

因为它融合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各自的优点，被视为社会进步的“第三条道路”。

社团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市场可通过政治干预加以“规范”，以公平正义为原则进行约束，这使其具备了社会主义色彩。

与此同时，社团主义又肯定了资本与私人经济，并承认企业家的价值，从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资本主义特色。

如何实现两者兼顾呢？社团主义的做法是通过大大小小的团体，工人组成工会，专家组成协会，资本家组成商会，然后让各个团体在合法的基础上相互协商和博弈，由政府充当最后的“仲裁人”，至于谁能占得上风，则取决于各自游说当权者的本事。

这听起来不左不右，工人与雇主皆大欢喜。对那些担心资本主义“无序竞争”的人，社团主义提供了秩序和保障；对于害怕社会主义打压私人经济的人，社团主义维护了他们的权利。更重要的是，社团主义看起来很“民主”，因为他没有站在任何一方，允许所有阶层为自己的利益组团并发声。

二战以后，随着美苏冷战的爆发，欧洲各国为抵御苏联的渗透，赋予了社团更多的权利，其目的只有一个：笼络人心。

比如德国于上世纪60年代开启了所谓“三方合作”机制，当企业面临重大利益冲突时，资方、劳方与政府可以坐下来一起谈判。到了90年代，德国工会甚至获得了企业投资委员会的席位，可以影响管理层的最高决策。

那么，社团主义最大的赢家是谁？毫无疑问是工人。

相比于资本家，工人是弱势群体，但工人的优势是人数众多，而在民主制度下，人数可以决定政治家的选票。

所以，战后西方国家的工会势力得到了普遍加强，工人不仅享有高福利，面对资方也享有更多的议价权，而这一切皆得拜政治所赐。

但无论是工人组成的工会也好，资本家组成的商会也罢，他们的共同点和传统行会别无二致，即通过非市场的方式形成垄断，保护既得利益。

企业为了既得利益，会要求政府设置关税壁垒以免于外来竞争，工人为了既得利益，会要求政府赋予工会更大的权力，为自己争取福利。

而这一切最终的成本，皆得由政府与消费者承担。一方面，政府得为社会支付巨大的福利开销，另一方面，消费者则被迫接受垄断所带来的高价商品，而他们原本不必支付那么多。

虽然社团主义号称有助于经济增长，但实际上不过是打着“公平正义”的旗号让自己躺赢，最终演变成政商勾结，政治家要么与资本家沆瀣一气，要么与工会结成一伙，成了各自利益集团的代理人。

社团主义的尽头是一座座山头，资本家阻止竞争者抢走他们的生意，工人阶级防止外来务工者抢走他们的饭碗，这群人就像曾经的封建领主，仗着国王的庇护画地为牢，旱涝保收。所谓公平正义演变成裙带关系与贪污腐败，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成全少数人。

有人认为，欧洲经济在20世纪之所以被美日赶超，很大程度上源于社团主义的盛行。而对于那些新兴国家，遍地的工会、农会和商会，也同样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印度是全球人口第一大国，虽然印度的劳动力比中国更廉价，但印度的制造业却迟迟发展不起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类维权组织非常活跃。

很多外国投资者到了印度都有这样的体会：那里的营商环境处处是坑。

印度有个绰号叫做“外资坟场”。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有多大的名头，来这里做生意都得被扒一层皮，因为印度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你也不知道他们从属于哪个政治派别，企业稍不留神，就会被地方政府处以重罚，或者被当地法院判定违规，为了摆平关系，企业家得花百倍的精力与各方势力打交道。

据印度官方统计，从2014年至2021年，有将近2800家在印注册的外国公司关闭了在印业务，约占印度跨国公司总量的六分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差不多与中国同时搞改革开放，但发展水平却远远不如中国。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动物，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人类天生就有结成团体的倾向。

而这种倾向反映在市场上，就是形形色色反市场的利益团体，从古代行会，到现代工会，这些团体的理念与纲领各异，但底层逻辑一脉相承——为了抵制自由竞争，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为垄断寻找动听的理由，有的是为了公平正义，有的是为了民族振兴。

市场追求流动，社团则反对流动，两者天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想要两者兼顾，即便不是异想天开，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最后补充一点，为何像欧洲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形形色色的工会与协会大行其道？抛开制度因素不谈，可能还与各自的历史有关。

欧洲与印度历史上都有过长期的分裂，欧洲中世纪邦国林立，直到近代才诞生相对统一的国家。印度同样如此，直到被英帝国殖民，印度国内仍旧一盘散沙，光是语言就高达1600多种。

这就给社团文化制造了天然的温床，每个团体都为了各自的利益寸土不让，而中央政府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压服这些力量，只能听任各方势力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博弈。

当然，本文无意批判工会或者社团主义，毕竟对中国人而言，两者都很遥远。曾经的我们对西方工人罢工不屑一顾，觉得那是效率低下，甚至好吃懒做的体现。只因为我们处于另一个极端，通过无限制地压榨自己和别人，来谋求生存与发展。

为了卖出更多的产品，国内商家热衷于打价格战；为了获得甲方的订单，不少供应商宁愿以提前垫付的方式牺牲利益；为了有活干，农民工可以免费为老板搬砖一年，熬到年终却发现老板跑路了。难怪来中国做生意的外商普遍承认，中国工人是全世界最勤劳，最听话的劳动力。

别人团结一致卷外人，我们拼了老命卷自己。对中国人而言，压根就不存在什么“第三条路”，摆在眼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成为有钱人，要么沦为穷光蛋，唯独没有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