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自古帝王有国无家，国法就是他们的家规，如《大隋律》、《唐律》、《大明律》等等。

唯独明太祖朱元璋又在国法《大明律》之外另辟蹊径，专门制定了一部朱氏家规:《皇明祖训》。

因为朱元璋太爱他的孩子们了。大明开国以后，为了子孙后代健康成长、朱明基业万世长存，朱元璋从洪武二年(1369年)就开始编纂朱氏家法﹐初名《祖训录》，洪武六年写成﹐九年修订过一次，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再次修定始成稿﹐并更名为《皇明祖训》。

至于开导后人，复为《祖训》一编，立为家法。大书揭於西庑，朝夕观览，以求至当，首尾六年，凡七誊藁，至今方定，岂非难哉？

朱元璋对此极为自信，反复告诫后人要严格按照他的意思去办，并且一个字都不能改。

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全书共分十三章，分别是首章四款（包括禁用酷刑﹑禁立丞相﹑对犯法皇亲国戚的处置及对四方各国的方针等）、持守（持身之道）、严祭祀、谨出入、慎国政、礼仪、法律（朱棣从中找到了造反的依据）、内令、内官、职制、兵卫、营缮、供用（经济待遇，这一章影响到了大明的国运）。

从内容上看，朱元璋可谓煞费苦心；但从结果上来看，朱元璋的心血大都白费了。因为他的顶层设计从第二代就开始执行走样，并与朱元璋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凡自古亲王居国，其乐甚于天子。何以见之？冠服、宫室、车马、仪仗亚於天子，而自奉丰厚，政务亦简。若能谨守藩辅之礼，不作非为，乐莫大焉。至如天子总揽万机，晚眠早起，劳心焦思，唯忧天下之难治。此亲王所以乐于天子也。《皇明祖训•首章》

开国不久，朱元璋做的第一个大事不是给跟随他打天下的大臣封侯拜相，而是先后于洪武三年（1370）、十一年（1378）和二十四年（1391）三次封25个儿子为藩王，分镇各地。此时，他的二子不过十六岁，而最小的儿子刚满一岁。

之所以如此着急，是因为老朱生性多疑，除了自家人谁也信不过。他认为，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要论保家卫国，谁也比不一父同胞的血肉骨亲。

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

他在诏书中还特别解释说:

考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长者必正位储贰。若其众子，则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盖明长幼之分，固内外之势者。朕今有子十人。前岁已立长子为皇太子。爰以今岁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为秦王、第三子为晋王、第四子为燕王、第五子为吴王、第六子为楚王、第七子为齐王、第八子为潭王、第九子为赵王、第十子为鲁王、侄孙为靖江王，皆授以册宝，设置相傅官属。凡诸礼典，已有定制。于戏!众建藩辅，所以广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亲支之厚。古今通谊，朕何敢私!

很明显，以诸子分镇天下重地，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大明的每一寸江山都永远姓朱。而且，为了让藩王有名有实，他除了在让他们在名分上处于帝国第一阶层外（冠服、宫室、车马、仪仗亚於天子），还明确诸王可以拥有自己的私人护卫部队，“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特别是在帝国北方抵御蒙古人的几位王爷，实力更是超乎寻常。除了我们熟知的燕王朱棣外，在靖难时被他挟持的宁王则是“带甲八万，革车六千”，甚至帝国最优秀的雇佣兵部队“朵顔三卫”也受其节制，实力远比朱棣雄厚地多。

不仅如此，因为怕跟着自己打江山的那帮元老们恃功而骄，年轻的儿子们镇不住场子，老朱还特别规定，一旦遇到战争，即便是功臣宿将也要听从藩王节制。

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其守镇兵有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如本国是险要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

这种安排看上去非常眼熟：正是“分封制”导致强大的西周变成分裂的东周，完整的西晋就变成缩水的东晋。。

有识之士一眼就看出了分封的弊端和隐患。山西平遥县训导叶伯巨爱君心切，于洪武九年(1376年)专门就此上书，认为朱元璋“分封太侈”，并以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为例，说这样做根本就是国家的祸乱之源。

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则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缺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现于汉、晋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孙也，七国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孙也一削其地，则遽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攻伐，遂成刘、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闭. 古证今，昭昭然矣。

叶伯巨的这番话不仅有理有据，而且情真意切，忠君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没想到朱元璋却勃然大怒，说我自己吃了一辈子苦，好不容易混到九五至尊，可以不让自己的子孙们重复自己的模样了，你却嫌我待他们太好？他认为叶伯巨没安好心，过问自己的家事不说，还妄图离间骨肉血亲，震怒之下，他居然要亲手射杀叶伯巨。经过群臣力劝，朱元璋才高抬贵手，将叶伯巨囚死于狱中。

朱元璋不是不懂历史，也不是不知道“七国之乱”，但是他认为导致“七国之乱”的不是分封，而是汉景帝对诸王们太苛刻所致。

根源在于天子薄情寡恩，不知敦睦九族，轻易废除剥削藩王土地，故酿成战事。

所以，当皇太孙朱允炆提出自己处理藩王事务的意见时，朱元璋不禁击节赞赏。

据传，爷孙俩曾就此有过一段对话。

话题由朱允炆提出，他说，蒙古人捣乱有这群叔叔们挡着，但如果这群叔叔们捣乱，谁来挡他们呢？

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

朱元璋居然无言以对，就反问朱允炆，你觉得怎么办好？

汝意如何？

朱允炆说，先试着以礼相待、以仁德去感化，如果他们不识好歹，就削减封地，再不行就把他们废为平民，最后实在不听话的就只能却打他了。

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又甚则举兵伐之。

朱元璋说，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是也，无以易此矣。

但朱元璋还是小瞧了这个看似文弱的孙子。

对待同一件事情，如果位置不同，看法和立场也会不同。朱元璋所谓的朱氏诸王拱卫国门的美好构想和完美设计，到了朱允炆这里却成了一双双觊觎皇权的眼睛和一个个巨大的炸药包。对他来说，这群叔叔们远比国门外的蒙古人要可怕得多！

朱允炆对诸王的忌惮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诸藩都是叔叔辈，根本瞧不起自己。

时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逊。

二是诸王尤其是像齐王、燕王那几个替天子守国门的，都还拥有重兵。这些都是将来可能的隐患。

诸叔各拥重兵，何以制之？

所以，当朱元璋一死，朱允炆就做起了“汉景帝”——他根本没有履行自己承诺过的所谓“以德怀之，以礼制之”，而是直接从“废”起步，一杆子捋到底。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八月，继位三个月的建文帝便在周王朱橚的身上开了削藩第一刀。

周王橚有罪，废为庶人，徙云南。

次年（建文元年），”齐王榑、代王桂有罪，废为庶人”、“岷王楩有罪，废为庶人，徙漳州”——取消待遇、废为庶人、流放边疆，从王爷之尊一步沦为囚犯，这哪是削藩，直接就是把人往死路上逼，所以，性格刚烈、不愿在侄子手下受辱的“湘王柏自焚死。“

朱元璋希望万世不易的家法在第二代就被改得面目全非了。

有第一个就有第二个，湘王朱柏被逼自焚后，燕王朱棣造了侄子的反，而他的依据居然是《皇明祖训》。

凡古王侯，妄窥大位者，无不自取灭亡，或连及朝廷俱废。盖王与天子，本是至亲；或因自不守分，或因奸人异谋，自家不和，外人窥觑，英雄乘此得志，所以倾朝廷而累身己也。若朝廷之失，固有此祸；若王之失，亦有此祸。当各守祖宗成法，勿失亲亲之义。《皇明祖训•首章》

朱元璋教导说，朱家人要永远相亲相爱，更不能造反，因为自古以来造反的都没有好结果。

但四子燕王朱棣却偏偏不信那个邪，他按照《皇明祖训》的有关规定起兵“靖难”了。

朱棣的“靖难”一方面是被逼无奈，一方面则是顺水推舟。

诸子当中，如果说谁最像朱元璋，那肯定就是这个老四朱棣，朱元璋也因此对他另眼相待，这就给了他冲锋陷阵、建功立业并最终脱颖而出的机会。

但即便如此，如果朱标不死，包括朱棣在内的诸藩王任谁也不敢打皇位的主意，一是因为那个强悍无匹的老朱尚在，二是按照周公的规定，嫡长子即位天经地义，尤其是这位大哥还比较服众。

自朱标意外去世之后，好几个藩王都开始活动心眼，而朱棣则是最强烈的那一个。

朱元璋也觉察到了这一点，为了纪念自己最中意的儿子，也为了打消诸王的野心，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立朱允炆为皇太孙。

如此一来，诸王倒是基本上死心了，但是各种小情绪还是有的，有时会借着入京朝觐并且不当朱元璋面的时候发泄一下，据传朱棣就曾明目张胆地戏弄过朱允炆。

一次，朱棣在宫中碰到朱允炆一人独行，便上前去挑衅道：熊孩子运气真好啊。

不意儿乃有如此！

没想到朱元璋当时就在不远处，看到朱棣对未来皇帝如此态度不禁大怒。这时却是朱允炆救了朱棣一命，他对爷爷解释说，没事，叔叔是和我关系亲近才开玩笑的。

臣叔父爱臣故耳！

这件事还真有可能是真的。

朱棣发现，大侄子从接班那天起，没有接过爷爷的旗帜继续搞富国利民的大事，反而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削藩上，周、齐、代、岷先后被削，从他们身上，朱棣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明天。尤其是湘王的死，更是深深地刺痛了朱棣敏感的神经。

湘王朱柏是朱元璋的第十二子，生于公元1371年，于公元1378年受封，就藩于荆州府。朱柏自幼聪慧，喜读书，亦喜军事，可谓文武双全，曾数次独立率军出征，深得朱元璋喜爱。

朱元璋刚刚去世，尚未脱掉丧服的湘王突然被军队上门辑拿，罪名居然是谋反。朱柏又惊又怒，但一方面胳膊拧不过大腿，另一方面久历沙场的他性格刚硬，不愿乞命于年轻的侄子，于是，在一把大火焚毁宫室及妃子后，整理好衣冠，跃马扬刀，向火赴死。

看来朱允炆对待藩王也是两手准备：对周王、齐王、代王那样的普通藩王，直接干到平民，然后流放到边疆，眼不见心不烦。但像湘王这般能文能武、实力强悍、对中央政府威胁较大的就得往死里整了。

朱棣不寒而栗却又无可奈何，因为目前仅仅是兔死狐悲，朱允炆暂时还没有对着北方亮剑。他绝望地发现，目前的自己，就像一只无助的羔羊，只能任人宰割。

在提心吊胆中，朱棣迎来了朱元璋忌辰。按照大明礼制，朱棣应该前往南京拜祭，但他担心此去恐遭不测。

于是，建文元年五月，朱棣以病重为由，派世子朱高炽和另外两个儿子朱高煦、朱高燧代替他前往祭拜。

这是朱棣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这样做除了表示自己非常重视此事外，还想告诉侄子自己没有异心。

不过，让朱棣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朱高炽三兄弟一入京城，便被齐泰扣为人质。很明显，朱允炆想以此挟制朱棣，让其投鼠忌器，至少不敢轻举妄动。

一切都在朝着利于朱允炆的方向发展，但是这时，猪队友出现了。

黄子澄站了出来，义正辞严地说，我们不能这样做，理由有三。其一，建文帝刚刚登基，就无故将参加爷爷忌日的藩王之子扣押，于理不合；其二，这么做，其他藩王会有意见（你削前几个藩王的时候怎么不在乎他们的意见？）；其三，堂堂一国之尊，掌握着整个帝国的资源，如果对付一个普通的藩王还使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法，明显是向天下人示弱，会让人看不起。

自己的心腹大臣这么一说，朱允炆反而拿不定主意了，犹豫再三，竟然将朱棣的三个儿子全部放了。

三个儿子全首全尾地回家让朱棣又惊又喜，作为一只同时具备狮子般凶猛、狐狸般狡诈的枭雄，朱允炆这一个举动就让他捕捉到了软肋——大侄子，你还是太年轻了。

虽然和南京方面实力悬殊，但朱棣并非没有一点搏一下的资本。

首先在理论方面，朱棣从《皇明祖训》中找到了出兵的依据。在第七章法律中，朱元璋规定说，如果藩王犯了过错，可以让人把他叫来当面批评，严重的话可以废为平民，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用刑。

凡亲王有过重者，遣皇亲、或内官宣召……虽有大罪，亦不加刑；重则降为庶人，轻则当因来朝面谕其非。（《皇明祖训•法律》）

朱棣拿着这一条控诉朱允炆的削藩违反了祖训。

《皇明祖训》还说：如果朝廷里面有奸臣，那么藩王们就有义务根据天子的密诏出兵进行“清君侧”。

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皇明祖训•法律》）

看上去他的“靖难”行动是完全正义、完全符合朱元璋的最高指示，但是却有两个明显的漏洞，一是朱棣没有接到密诏，二是他玩了一把断章取义，因为后面还有一段：完成任务后，藩王和天子汇报一下就得返回封地。如果藩王安排其他将领来“清君侧”的话也是如此，在京城待的时间不能超过五天。

既平之后，收兵于营，王朝天子而还。如王不至，而遣将讨平，其将亦收兵于营。将带数人入朝天子，在京不过五日而还，其功赏续后颁降。（《皇明祖训•法律》）

这难不倒朱棣，他解释说，当时建文帝已经被奸臣们（齐泰和黄子澄）给控制了，没有人身自由，所以没办法发出密诏。而且在靖难成功后侄子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父亲辛苦打下的江山总不能没有管理吧。没办法，我只能勉为其难，担起皇帝这份重任了。

其次在现实方面，中央军虽多，但在将领方面却没有一个能打的。这得益于朱元璋的“深谋远虑”，为了给孙子消除权臣的威胁，他不惜自废武功，几乎将开国元勋屠杀殆尽，等建文帝接手的时候，整个大明朝堂上就只剩下郭英、耿炳文两位近七十岁的老将能和朱棣掰一掰手腕了。

第三，建文帝削藩，虽然看上去顺风顺水，没人敢说个不字，但实际上，所有藩王都已经与他离心离德。这一点在后来朱棣“靖难”过程中体现地淋漓尽致：所有藩王都在隔岸观火甚至幸灾乐祸，只有中央军和部分支持皇权的地方部队在苦苦支撑。朱棣的军队在济南短暂受阻后，立马改变策略，采取“跳蛙”战术，绕过济南，直逼南京，结果是一路如入无人之境，短短数月内就跃马长江，兵临城下。

坐在高高的金銮殿上，短暂的兴奋之后，看着堂下的文武百官，朱棣忽然体会到了侄子的苦衷——唯我独尊的感觉的确很美，但孤独感也同时油然而生，因为四面望去，原来的下属、盟友甚至亲人都变成了一双双觊觎的眼睛。

高处不胜寒原来是这种滋味，大侄子，你真得是很难啊！

看来，这个藩还得继续削啊，弟兄们，对不住了！

不过，朱棣千防万防，兄弟们倒是防住了，没想到起火的是自家后院。

就在他死后的第二年，他最喜爱、也最像他的二儿子朱高煦反了。

有句话说的好：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意思是在成长过程中，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深深地影响着孩子。

朱棣就是如此，造反的结果是快乐的，但他却忽略了儿子们的感受，尤其是那个不安分的二儿子朱高煦。

朱元璋分封诸王时，在几个边防重地专门安排了能打的，像太原的晋王朱棡和北平的燕王朱棣，1380年，朱高煦在北平出生。

史载，朱高煦自小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性格凶悍，好勇斗狠，在南京同其他亲王世子学习期间，就因为调皮捣蛋为朱元璋所讨厌。不过并没有影响其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被封为高阳郡王。

建文帝即位后，朱高煦随大哥朱高炽第一次来到南京。舅舅徐辉祖（徐达长子）见朱高煦很不靠谱，就暗中告诫他注意自己的言行并改正。不料朱高煦大为反感，居然偷走徐辉祖心爱的宝马私自返回北平。一路上把怒火发到无辜平民身上，还在涿州击杀驿丞。

及太祖崩，成祖遣仁宗及高煦入临京师。舅徐辉祖以其无赖，密戒之。不听，盗辉祖善马，径渡江驰归。途中辄杀民吏，至涿州，又击杀驿丞，于是朝臣举以责燕。《明史·朱高煦传》

不过，朱高煦在做人方面虽然极不着调，但在行军打仗方面却是一把好手，尤其是在“靖难”过程中，曾数次挽救朱棣的性命甚至改变整个战局的走向。

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靖难，世子朱高炽留守北平，次子朱高煦作为前锋随军出征。

建文二年（1400年）白沟河之战中，因众寡悬殊，朱棣军不利，正是朱高煦拼命冲杀才转危为安。东昌战役更加惨烈，大将张玉战死，朱高煦再次临危救父。

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在浦子口再次大败，又是朱高煦的勇猛表现改变战局。

朱棣“靖难”成功后，屡立战功的朱高煦迅速膨胀，他发现，自己居然和唐代的李世民非常相似：都是随老子起兵造反、都是排行老二、都是战功赫赫、还都有一个非常“平庸”的太子大哥。他的心态瞬间不平衡了：我才是那个天选之子。

尤其是父亲的“成功”经验让他惊喜地发现，原来除了正常继位，皇权还可以以这种方式完成传承。

但是，随着永乐二年朱高炽被立为太子，朱高煦仅封汉王，藩云南。皇帝梦破灭的朱高煦心有不甘不肯就藩，一直赖在南京做自己的快乐王爷。

永乐十三年（1415年），朱高煦已经35岁“高龄”，朱棣一看不像话，就把他改封到青州。但朱高煦不光继续拒绝就藩，还私自招募精兵三千人，并当众击杀兵马指挥使徐野驴。朱棣大怒，将朱高煦关押下狱，并准备把他废为平民。太子朱高炽于心不忍，多次求情，朱棣又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把朱高煦徙封到乐安（今山东惠民）。被迫来到封地的朱高煦仍不死心，还是继续想着如何谋权篡位。

汉王朱高煦屡行不法事，囚之，将废为庶人。太子力救，乃削两护卫，徙封乐安。怀有异谋。

对此，大哥朱高炽不计前嫌，仍然为着兄弟情分苦苦劝诫，但朱高煦充耳不闻，我行我素。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病逝，朱高炽继位为明仁宗。仅仅十个月后，仁宗又病逝，太子朱瞻基继位，是为明宣宗。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在朱瞻基从南京赶往北京的时候，朱高煦打算半路设伏，在朱瞻基经过山东时候进行截杀，亏得朱瞻基早有准备才没有成功。

宣宗即位后，朱高煦又一次发现机会来了：既然父亲可以夺侄子的皇位，为什么我不能？

于是，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朱高煦联合山东都指挥靳荣，悍然起兵造反。

但朱高煦不知道，与朱允炆的轻率无谋不同，他这个侄子却是人小鬼大、少年老成。朱瞻基分析，首先，山东人安土重迁，不会随朱高煦到处跑；其次，以济南府为首的其他地区忠于皇室，不会参与造反；第三，朱高煦此举名不正言不顺，在道义上也站不住脚。因此，他决定御驾亲征，因为他相信，只要自己到乐安城下亮个相，叛军就会土崩瓦解，连仗都不用打。

果然，中央军到了乐安城下，神机营只放了几枪，城内叛军已经在考虑抓住朱高煦献给宣宗来减轻罪责了。

朱高煦大惊，急忙派人拜见宣宗，表示明天出城投降。宣宗答应了。

手下人听到消息后赶紧出面阻止，说既然局面已经这样，那就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生，无论如何都要拼死一战。但朱高煦却一反造反前的嚣张和自信，说“乐安是弹丸之地，无险可据”，与中央军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在看到手下人态度坚决时，朱高煦便假意答应，却偷偷地从小门出城投降了。

跪在侄子面前，朱高煦一边磕头一边道歉，说自己罪该万死，要杀要刮你看着办。

臣罪万死万死，生杀惟陛下命。

宣宗没有杀他，而是把他与诸子一同解回京师，软禁于皇城内。

宣德四年四月的一天，朱瞻基闲来无事，忽然想起了已被软禁三年的叔叔。他想去看看朱高煦的改造成果。

叔侄见面，没有眼泪，也没有拥抱，而是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不知出于何种目的，朱高煦没有谢主隆恩，却突然伸出一脚拌倒了朱瞻基。

明宣宗憋了四年的火一下子爆发了，他让人搬来一口300斤重的铜缸，将朱高煦盖在了下面。

此时，如果朱高煦示个弱、道个歉，以朱瞻基的脾气，大概率还会原谅他，但这个习武出身的二楞子居然

继续选择正面硬刚，硬着脖子将铜缸顶了起来。

朱瞻基心中更气，他命人取来木炭，堆积在铜缸周围点燃，将朱高煦活活烤死在里面。

随后，怒气未消的朱瞻基下旨，将汉王妃韦氏、11个儿子以及曾追随叛乱的600多名官员全部处死。

画虎不成反类犬，朱高煦凭一己之力硬生生把一场轰轰烈烈的造反演绎成了一个笑话。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张永山的评价一针见血，他说：朱高煦不过是一个在政治上怀有野心，居功自傲，蓄意制造叛乱，违逆军心民意的野心家。在军事上，朱高煦是无谋无断、无深图远算之人。他在违逆形势的情况下发动叛乱，既在政治上负叛乱之名，又在军事上仓促盲动，困守乐安，自取灭亡。

不过，朱高煦的死也并非全无价值，他的造反让后来的继承者们增加了对藩王们的警惕和防范，不仅一步步封住了藩王们的造反之路，也同时锁死了藩王们的自由之门。

因为，从朱瞻基开始，后来的几任皇帝对朱元璋《皇明祖训》中涉及藩王的权利进行了接力式的大刀阔斧地削减和阉割。

皇亲国戚有犯，在嗣君自决。除谋逆不赦外，其馀所犯，轻者与在京诸亲会议，重者与在外诸王及在京诸亲会议，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许法司举奏，并不许擅自拿问。《皇明祖训•法律》

朱元璋制定《皇明祖训》的初衷除了家法的基本作用外，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给儿孙们规定出了不仅远高于当时的公侯、甚至也远高于历朝历代皇亲国戚的特权。

首先是司法豁免权。朱元璋规定，如果皇亲国戚犯了法，只要不是谋反，一切从轻处理。而且司法部门只有汇报权，没有处理权，甚至连是否抓捕都由皇帝钦定，因为在朱元璋看来，这是他们家的家事，只适用家法，不适用《大明律》。

其次是礼仪方面。所有大臣见了藩王都要行四拜礼，无论你是三公还是大将军，而且藩王坐着接受就行了，连还礼都不用。如果有大臣在外出公干路过藩国时为了不见面故意绕行，那就属于大不敬，一个字：斩。

凡朝臣奉旨至王府，或因使经过见王，并行四拜礼。虽三公、大将军，亦必四拜。王坐受之。若使臣道路本经王国，故意迂回躲避，不行朝王者，斩。

再加上高额的岁禄、“亚于天子”的仪仗和护卫部队等，部分藩国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的王国，不仅大大削弱了王朝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还对中央集权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建文帝开始削藩，结果导致朱棣“靖难”，朱棣“靖难”让儿子看到了夺嫡的希望，又导致汉王之乱……从此，皇权由“攘外”转为“安内”。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刚死，建文帝就以太祖遗诏的名义宣布，除了护卫兵之外，藩王原来的属官一律听从朝廷安排。

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

继位的当年（1399年）二月，建文帝又再次重申：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吏士。

朱棣“靖难”成功后，为争取藩王拥戴，他首先提出恢复藩王品级并提高经济待遇。但同时，朱棣又大幅削减他们的政治权利，“枪杆子”首当其冲。

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下令革去代王朱桂的三护卫及官属；永乐四年（1406年）齐王朱榑也被削去官属和护卫，不久又废为庶人（之所以被“特殊对待”，是因为这位齐王各方面都和朱棣很相似）；永乐六年（1408年）削岷王朱楩护卫，罢其官属；永乐十年（1412年）削辽王朱植护卫；永乐十五年（1417年）谷王朱橞被废为庶人；周王朱楠见势不妙，赶紧自动献还三护卫。终成祖之世，洪武时期掌握兵权的十三位亲王削去护卫的占了六位，即将近半数。朱棣还一反朱元璋让诸王典兵的做法，通过大封靖难功臣、改变朝廷和诸藩军事力量对比的做法来加强中央集权。

不过，朱棣的改革并不彻底：他只针对了人，并没有触及制度本身。最典型的就是他的二子汉王朱高煦和三子赵王朱高燧仍持有三护卫，从而导致了宣德元年（1426年）朱高煦的叛乱。

到了朱瞻基这里，则充分地利用平定朱高煦叛乱的威望，又进一步迫使其他藩王交出护卫。从此，亲王典兵从制度上基本被消灭，各藩王们在军事上完全失势，对朝廷的威胁大大降低。

不仅如此，宗室的日常活动也受到最严格的防范。像永乐时期，朱棣在朱允炆将王府官员们从藩王治下剥离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赋予他们监察的权力，也就是说，这群原藩王属官不仅不再受藩王们管辖，还反过来根据皇帝的授意对藩王的所做所为进行监督！

明宣宗时期汉王之乱、正德时期两王之乱后，历代皇帝更是在前代基础上再度加码，开始在藩王们的活动空间做文章。比如，禁止诸王朝觐，就是让你连皇帝都见不着。

以蜀王为例。

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三月，蜀华阳王朱友堚母亲去世，英宗派人赐祭，朱友堚便申请赴京谢恩，结果被英宗以路远拒绝。

癸丑，复书华阳王友堚曰： “承喻以遣人葬祭母妃，欲亲来谢。亲亲之道，礼所当然。况叔有疾，远路跋涉非易。宜自爱慎调摄，不必来也。”—《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三十四》

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三月，蜀王朱悦（上劭下火）早请赴京谢恩，也被英宗拒绝。

甲戌，蜀王悦（上劭下火）奏世子婚礼已毕，又册封内江等王，欲令诣京谢恩。复书止之。—《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一》

再如，限制藩王出行。让很多人想像不到的是，明代的藩王们不缺吃不缺穿不缺金银不缺女人，唯独缺自由，尤其是行动的自由。为防止他们四处游逛干涉地方行政甚至惹出祸端，藩王被要求活动范围仅限于王府之内，不能外出旅游，更不能巡视工作，如有需要，必须向朝廷打报告（但一般不会被批准）。他们就像一个个高级囚犯，看上去光鲜亮丽，实则是笼中之鸟，思想苍白，体格脆弱，一部分最终还发展成为精神变态乃至悖理乱伦。

又如，为了避免燕王、宁王携手造反类似事件的发生，又规定藩王之间不得相见。也就是即便是亲兄弟也各过各的，老死不相往来，更别想勾结串联图谋不轨。如此一来，数代之后，各藩之间的亲情纽带已经不复存在，朱元璋所期盼的用亲情维系和藩篱国家的蓝图化为泡影。

崇祯九年，清军入关掳掠，经河北逼近北京，消息传到南阳，唐王朱聿键心急如焚，于是不顾祖训向崇祯上表，说自己已经自掏腰包招募了一支1000人左右的军队准备进京勤王。崇祯一听又惊又怒，藩王不得典兵乃是祖宗家法，你居然想私募亲兵，有何企图，于是赶紧派人将朱聿键拦截在半路上。

清军退走后，崇祯转头就拿朱聿键开了刀，不仅削去他的爵位，还将其囚禁在凤阳皇家监狱，直到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自尽才被放出。

在这件事情上，朱由检明显是有点防卫过当，但是，他的这一举动，却是历代帝王对于藩王们防范心理的一个具体体现。

既然被皇帝们防得这么紧，那么这群王爷们是怎么应对的呢？

政治上丢失的，就从其他方面补回来。

于是，大明藩王们迅速统一思想：要想富，多生孩子少种树。

凡天子及亲王、後、妃、宫人等，必须选择良家子女，以礼聘娶，不拘处所；勿受大臣进送，恐有奸计。但是娼妓不许狎近。（《皇明祖训•内令》）

这是朱元璋为子孙后代规定的娶妻标准，他怕子孙们理解不透彻，又在另外一篇《女训》作了进一步解释:

凡天子、亲王之后、妃、宫嫔，必慎选庶民善良之家，务择其父母行止端庄、家法齐整女子，年十四、十五，容貌端洁、言动温恭，咸中礼数者而聘焉。

在他的耳提面命下，有明一代，除了朱棣娶了中山王徐达之女外，其他历朝的皇后均来自平民百姓之家或基层小官吏家庭。

之所以规定皇族不与世家大族通婚，同样来自于朱元璋对历史教训的吸取和借鉴：皇后出自低层，就不会像世家大族、功臣勋贵们那样拥有庞大的家族势力，也无法和其他重臣有所勾联去干预朝政，从而可以避免皇权受到危害。

宣德元年，朝廷又发布了一道命令：“诸王自今婚娶，或有不及时者，悉自行婚配，然后闻之朝廷，授以冠服册诰仪物”，规定藩王们可以自行在封地附近选妃。

这标志着朝廷不再对藩王选妃进行干涉，给予了藩王们在娶妻纳妾方面更大的自主权。

这点权力看上去无关紧要，但实际上对后世藩王们的种族繁衍有着极大的影响：既然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来，那么标准就简单了，一是尽量找漂亮的，二是想找多少找多少。

限制出行，天天关在家里守着一群漂亮老婆，于是，大明宗室毫不意外地迎来了它的生育高峰。

这个高峰到底有多高呢？

以周王（河南开封）、晋王（山西太原）和代王（山西大同）三大家族为例，据明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所记（《弇山堂别集》），到万历十八年的时候，三大宗室的人口已分别达到5235人、4979人和4118人。

我们再结合朱元璋《皇明祖训》中规定的宗室体系来看各藩有资格受封的大致人数。

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朝廷授以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如或以庶夺嫡，轻则降为庶人，重则流窜远方。如王年三十，正妃未有嫡子，其庶子止为郡王；待王与正妃年五十无嫡，始立庶长子为王世子。亲王次嫡子及庶子，年及十岁，皆封郡王。授以镀金银册、银印。

凡郡王子孙，授以官职。

子授镇国将军。

孙授辅国将军。

曾孙授奉国将军。

玄孙授镇国中尉。

五世孙授辅国中尉。

六世孙以下，世授奉国中尉。

《皇明祖训•职制》

上述周王家族中镇国、辅国、奉国将军加起来是1349人，而镇国、辅国、奉国中尉加起来则是2559人；

晋王家族也不遑多让，将军加起来是1085人，中尉则共计2200人。

以上三王是以家族为单位进行了统计，如果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统计的话，生育冠军则是连续两代庆成王。

明孝宗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十一月，庆成王朱钟镒去世，在《明孝宗实录》中除简介绍其生平外，还史无前例地记录了他的子嗣人数:44人。

先不要惊讶，这只是儿子的数量，根据时人记载，朱钟镒的女儿数量应该在50人左右，也就是说，这位庆成王一共生了大约100个子女！

乙丑，晋府庆城王钟镒薨。王，恭僖王庶子，母王氏。宣德九年生，正统十二年封镇国将军，天顺二年进封庆城王。 至是薨，年六十三，有子四十四人。讣闻，辍朝一日。赐祭葬如制，谥曰温穆。—《明孝宗实录卷一百十九》

但这竟然还不是庆成王家族的生育顶点。

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十二月，朱钟镒的长子朱奇浈袭封庆成王。和当时的绝大多数藩王一样，这位新庆成王在做人做事方面仍然乏善可陈，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在生育方面超过自己的老子。据《明史》记载，朱奇浈居然“生子七十人”。同样不要惊讶，因为如果按王世贞《皇明盛事述》所载，这个数字则是100！

庆成王生一百子，俱成长，自封长子外，余九十九人并封镇国将军。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而人皆隆准，极异事也。—《皇明盛事述卷一·庆成王百子》

这一百个儿子长大成人后，除了老大按惯例袭封之外，剩下的99人都被封为镇国将军。每次家族聚会，他们都穿着象征高贵身份的紫色衣服，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因为他们虽然是一父同胞，却几乎都相不认识。

而到了正德初年，庆成王府的子孙数量连自己也搞不清楚了，于是请求朝廷出面帮忙核查。

本府宗支数多，各将军所生子女或冒报岁数，无凭查考，乞令各将军府查报。

为什么藩王们对生孩子抱有如此大的热情？

这里面除了生理需求和环境所迫外，还有巨大的经济利益需求。

因为，朱元璋给子孙们定的工资待遇实在是太高了。

凡亲王每岁来朝，自备饮膳。其随从官员军士盤费，马疋草料，俱各自备，毋得干预有司，恐惹事端。

凡亲王每岁合得粮储，皆在十月终一次尽数支拨。其本府文武官吏俸禄及军士粮储，皆系按月支给，每月不过初五。其甲仗接缺拨付，所在有司，照依原定数目，不须每次奏闻。敢有破调稽迟者，斩。

凡亲王钱粮，就於王所封国内府分，照依所定则例、期限放支，毋得移文当该衙门，亦不得频奏。若朝廷别有赏赐，不在已定则例之限。

凡亲王、郡王、王子、王孙及公主、郡主等，每岁支拨：

亲王今定米壹万石

郡王今定米贰千石

镇国将军今定米壹千石

辅国将军今定米捌百石

奉国将军今定米陆百石

镇国中尉今定米肆百石

辅国中尉今定米叄百石

奉国中尉今定米贰百石

《皇明祖训•供用》

从上面可以看出，爵位最高的是亲王，岁禄一万石；亲王长子袭封，别子分郡王；郡王长子袭封，别子封镇国将军。镇国将军岁禄一千石，诸子降封辅国将军。辅国将军岁禄八百石，诸子降封奉国将军……最低是奉国中尉，岁禄两百石，这是最低待遇，没法再降了。

朱元璋规定的宗室待遇在当时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从一个简单的对比就可以看出：洪武二十五年，朝廷正一品官员的岁米是1044石。也就是说，给老朱家打工的最高级别文官待遇只是亲王的十分之一多一点。

老朱对待自己的家人不是一般的厚啊！当时的老百姓都纷纷议论说，从历史上看，没有哪一个朝代的宗室待遇能超过我大明。

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竭天下之用供一个家族，历朝历代虽然都是如此，但做到如此极致的，却只有朱元璋一人。

这来自于朱元璋青少年时期对这个世界最深刻的记忆——饥饿。

元至正四年（1344年），朱元璋十六岁，旱灾和蝗灾的飓风席卷了整个淮河流域，而朱元璋的家乡濠州正好在“风眼”上。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初六，朱父饿死，初九大哥饿死，十二日大哥的长子饿死，二十二日母亲饿死。八口人饿死了一半，只剩下朱元璋本人、大嫂、二哥和大哥的小儿子。

家破人亡之后，二哥选择了流浪，尚未成年的朱元璋则在邻居的帮助下来到了皇觉寺当了和尚，而这也仅仅是把流浪推迟了两个月而已，因为58天之后，皇觉寺也因为断粮而破产，朱元璋带着分到的一身破袈裟和一个破瓦罐开始了三年的要饭生涯。

这三年他经历的细节已经无从考证，但留下的心理创伤却被朱元璋记录了下来，他在《皇陵碑》中这样描述的三年流浪生活：

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跑。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侠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

区区百余字，虽谈不上文采，却质朴无华，一腔辛酸悲凉直抵人心。

不知道当时的他是否曾因此立下过誓言，如果有一天天降富贵，他将让自己的家人过上最好的生活。但是当他真正富有天下的时候，他把最好的都分给了他们。

但事实证明，朱元璋的苦心还是错付了——他的孝子贤孙们拿着他制定的优惠政策薅起了帝国的羊毛！

政治权利被无限压缩，经济政策又无限扩张——因为生得多意味着拿得多——因此，从仁、宣时代起，各藩便已经开启了长达二百年的生育大赛。为了多生孩子，他们可谓绞尽脑汁，手段用尽，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多娶多纳甚至强占民女之外，有的甚至给满堂妻妾排出生理周期表，按表行事，提高成功率。

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

事实证明，没有任何努力是白费的。

洪武三年，朱元璋首次分封时，所有子孙加起来才58人（其中王爵25人）；仅仅一百年后，这个数字就变成了两万；而到了万历年间，则又爆涨为二十万。

庞大的宗室人口带来的不是坚固的帝国藩篱，而是巨大的财政负担。这一点在洪武时期就已经有所体现，只是朱元璋不愿承认、更不愿放弃而已。

洪武三年定制时，亲王的岁支米并非1万石，而是5万石，郡王也不是两千石，而是六千石。而当时全国的税粮收入大概在3000万石，也就是说，仅一个王的开支就占了全国财政收入的1/600，27个亲王就是近1/20——这还不包括郡王及以下的岁米。

这说明，朱元璋的制度设计存在着巨大缺陷。

朱元璋明显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洪武二十八年《皇明祖训》最终定稿时，亲王禄米确定为1万石，郡王2千石，袭封郡王视始封郡王岁禄减半。

即便如此，帝国的财政压力仍然很大，尤其是藩王们展开生育大赛后，各种郡王、将军、中尉的数量开始呈几何倍数增长。

如嘉靖初年，时任兵部职方主事的霍韬上奏说，从洪武时期发展到现在，仅以周王府为例，因为人口繁衍过密，禄米数量已经增加了好几十倍。

洪武至今，自周王府论之，禄米增数十倍，子孙日益繁矣。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霍韬所举的这一事例极具代表性，失控的宗室繁衍速度所导致的禄米数增加，已使朝廷不堪重负。

嘉靖中期，宗禄危机开始爆发，大藩最多、藩支最众（如太原晋藩、大同代藩等）的山西省率先破产——朝廷拖欠款宗禄的次数高达22次，一省财政几近崩溃。

无奈之下，嘉靖开始想方设法弥补亏空。

一是拆东墙补西墙。如嘉靖十年，这位道士皇帝开始挪用盐银补贴来王府岁禄，结果导致了河东运司盐课亏空。

二是放任藩王兼并土地。有的藩王们在封地任意将民田指为“荒地”、“退滩地”或“闲地"，然后上奏皇帝说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划给我们吧，皇帝则装模作样地审批通过。有的则连这些形式都不愿走，直接通过所谓“投献”、“低价”、甚至强占等方式进行赤裸裸地侵夺。有数字表明，到明末的时候，诸藩名下的田地大约六十万顷左右，约占有明一代耕地总数的十分之一。

（藩王）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贵、中官庄田为甚。

对于皇家的种种妄行，朝中有识之士纷纷摇头却又敢怒不敢言。只有海瑞站了出来，冲着嘉靖大喝一声：国家没钱、百姓穷困的根源就出在你们老朱家这帮蛀虫身上，嘉靖嘉靖，家家干净。

天下大弊在于藩王！嘉靖者，曰家家皆净，无财用也。（《治安疏》）

海青天的一声怒喝虽然震聋发聩、一片喝彩，但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皇帝为了安抚宗室，保证皇权安全，明知其中的危害却也宁愿花钱买平安，反正这些钱最终都转嫁到普通老百姓手里，于是，事态越来越趋于失控。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御史林润的奏书显示，天下岁供京师粮食每年400万石，而各藩的禄米支出却达到了853万石。以藩支最众的山西、河南两省为例，前者国库存粮仅152万石，而宗禄支出却达312万石；后者存粮不过84万石，而宗禄支出达192万石。

到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各藩统计人口数字为28840人 ，所需岁米总数则是860万石，接近当时财政收入的30%。

帝国财政摇摇欲坠。

宗室们虽然借着政策红利在经济上攫取了巨大的利益，但是政治上遭受的打压却让他们对皇室保持着一种天然的排斥甚至敌意，于是，一种奇怪而矛盾的现象出现了：朝廷国库空虚，在支不起军费、打不起仗、赈不了灾的情况下仍然相方设法盘剥百姓来支付宗禄；而藩王们虽然家财亿万、富可敌国，却继续贪得无厌，并对朝廷的困难视而不见。

宗室有家无国，朝廷有心无力。支强干弱，朱元璋自认为可保朱氏王朝千秋万代的优秀制度设计，最终居然成为压垮帝国的罪魁祸首，如果泉下有知，不知他会作何感想！

不过，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说，官宦人家，教给子孙如何做人远比给他们留下钱财重要的多。道理很简单，但是贫农出身的朱元璋不明白——他以为他是对子孙后代负责，实际却是给他们种下了一个巨大的祸胎。

在皇室、宗室的双重剥削下，失地农民率先破产沦为流民，并逐渐演变成为农民起义，而盘踞并荼毒地方的藩王们则成为了民怨的焦点。李自成、张献忠每攻下一地，无论亲疏、穷富，首先遭难的都是藩支。

凡所攻陷，劫掠焚毁，备极惨毒，而宗藩罹祸尤甚。

崇祯十六年，李自成进入山西，“（平阳）西河王三百余人遇害”。

十七年克太原，“捕晋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杀之”。

同年下大同，代王一系4000余人无一幸免。

云（即大同）之宗姓，约计四千余，闯贼盘踞六日，屠戮将尽。

张献忠也不遑多让，无论是襄阳、常德还是重庆，“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当然，由于没有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李、张二人屠戮虽众，占比却不是很大，真正的大面积圈杀乃至斩草除根还是由“我大清”来完成的。

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将阿巴泰率军入关，绕过北京一路打到山东，鲁王朱以派（后来鲁监国朱以海的哥哥）、乐陵郡王朱宏治、阳信郡王朱宏福、东原郡王朱衣远以及安丘郡王、滋阳郡王等约千人被斩杀。

崇祯煤山自杀后，清军摘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打败李自成后，把主要精力转到了清除南明残余势力上。他们对明皇室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斩草除根、斩尽杀绝，从入关（1644年）开始，荆王、衡王、周王、晋王、潞王等多支藩宗先后被杀，即使投降也不放过，一直到永历十六年（1662年），朱由榔被吴三桂绞杀才基本落下帷幕。

朱元璋通过造反完成了改朝换代和社会变革，可以说是以“变”起家。但因为怕有人有样学样，所以又非常憎恶“变”，他希望建立一个一成不变、一潭死水、对朱氏王朝造不成任何冲击的社会形态，所有人不出轨、不逾矩，在规定的阶层、以规定的动作去工作和生活——当然，龙子龙孙们也是如此。

但是他忽略了，或者说他不懂得，每个人因性格不同、经历不同以及所处环境不同，他们对事情的应对措施和处理方式也会有所不同。朱元璋企图按自己的思路为子孙后代制定万世不易的《皇明祖训》，就好比是一个裁缝按照自己的身材为其他人量做衣服，那肯定是不会合身的！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参考资料：《明史》、《皇明祖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