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古称“大辟”，一般犯了“十恶”重罪才如此判决。隋唐时期对死刑判决进一步细化，出现了后世所谓的“十恶不赦”，如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

拜演义和小说所赐，很多人感觉古代皇帝如果想杀一个人太容易了，几乎就是一张嘴的事。

而实际上，在古代不光死罪很少，执行死刑更是少之又少、慎之又慎。

死刑在原则上由皇帝（天子）“替天刑罚”，也就是必须由帝王亲自审批，或授权有关部门行使死刑复核的权力。

如唐代采取的是三司推事、九卿议刑和都堂集议制等复核措施，并最终由皇帝签字确认（唐太宗李世民就经常做这种事）。

明清时期的死刑同样如此，对于“立决”案件，程序是刑部审定、都察院审核、大理寺审理，然终三法司会奏皇帝核准后执行。

在如此严格的条件设定下能被判死刑，说明所犯之罪必重。

袁崇焕即是如此。

千古争议

谕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兵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携潜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令刑部会字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我们发现，大部分罪名都指向了一件事：通敌卖国，也就是谋反。

开边市把宝贵的粮食卖给敌人（以市米则资盗）；

为了与后金议和不择手段杀死大将（以谋款则斩帅）；

敌人来犯时没有组织任何抵抗，而是任凭他们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下（纵兵长驱，顿兵不战）；

遣散前来援救京城的军队（援兵四集尽行遣散）；

申请带领军队进城（又携潜喇嘛，坚请入城）。

袁粉们可能会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遗憾的是，这几项罪名证据确凿，袁崇焕自己都无法辩驳。

下面我们根据史料逐条进行分析。

袁崇焕的罪名

崇祯二年（1629）二月，天天在宫中做着“五年平辽”美梦的崇祯，忽然听说袁崇焕在高台堡开市，用大明朝的粮食，换取蒙古喀喇沁部的木柴物资。

崇祯大急，赶紧下旨让其立即停止这种严重违背祖训而且资敌的行为。在崇祯看来，袁崇焕私开边市是一错，蒙古人把到手的粮食转手卖给后金又是一错。

奉圣旨：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明档总汇》第446件“兵部行督师袁崇焕题稿”）

很明显，一是边市的开放没有经过朝廷允许，因为崇祯是“据报”才得知的。要知道这条罪名有多严重，需要先了解一下明朝对于边市的管控。这么说吧，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人天灾人祸缺衣少食，为了逼着明廷答应自己通过朝贡实现物资交换，俺答汗居然率兵寇边，几万人一直打到北京城下，明朝无奈开放了边市，这就是著名的“庚戌之变”。

二是表面上粮食等物品是卖给蒙古人了，但实际上蒙古人一转手又都卖给了东边的后金，相当于换了种形式资助敌人。

由于小冰河的影响，关内外大闹饥荒，但是因为大明国土多在400毫米等降水线以南，所以受灾相对较小。但关外却不同了，尤其是后金，物价飞涨不说，物资还极其匮乏，有钱也买不到，居然饿到人吃人的境地。蒙古人并非销售终端，而是不仅充当中间商赚差价，还变相地帮助后金渡过饥荒。

时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国中银两虽多，无外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良马，银三百两。牛一，银百两。蟒缎一，银百五十两。布匹一，银九两。（《清太宗实录》）

对此袁崇焕分条作了解释。

首先，蒙古喀喇泌部虽然与林丹部有仇，但却并未因此与后金相勾结（仇于虎而未与奴通）。不过，袁崇焕这一解释有点前言不搭后语，因为紧接着他又承认，自林丹汗攻杀伯彦黄台吉后，喀喇泌就把后金当成了靠山（夷遂依奴而自固）；

其次，喀喇泌部因为缺衣少粮，已经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再不救济，他们要么造反，要么会作为向导帮助后金入犯中原。

且夷地荒旰，粒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

再次，我对买卖内容作了限定，即只允许用布米换柴薪，其他一概不许，同时严禁他们与后金相勾结。蒙古人则承诺顶多卖点布匹给后金，换点钱养家糊口。并愿意拿老婆孩子做人质，保证不会给后金带路，更不会背叛中国。

许其关外高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换柴薪，如违禁之物，俱肃法严禁，业责无与奴通。各夷共谓：室如悬磬，不市卖一二布匹于东，何由藉其利而糊口？宁愿以妻子为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今诸夷指天说誓，必不忘中国。

最后，袁崇焕向崇祯保证说，如果这群人不识时务，我还另有防范措施，绝对不会给国家防务留下隐患。

如不为我用，另有法以处，何敢以虏遗君父而贻畔封疆也？

见袁崇焕如此解释，崇祯也没再继续坚持，但提了两点要求。

严禁蒙古人继续向后金转卖粮食，加强物资封锁。

得旨：西夷通虏，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

以后再向蒙古人卖粮食，一是要按人口，二是不能夹带其他违禁物品，否则就以通敌罪论处。

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

面对崇祯的质问，袁崇焕的回答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实际上最关键的一条他没搞清楚，导致后面的解释也全然站不住脚。

因为，他认为对大明忠心耿耿的蒙古喀喇沁部早在天启六年（1626）时就跟随后金八旗参加了攻打宁远的战斗。另据《清实录》载，崇祯年间，喀喇沁部正式宣誓加入后金，从此“凡遇出师期约，宜各踊跃争赴”。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又配合后金与林丹部打了一次复仇战。

天聪二年二月初一日，喀喇沁部塔布囊等遣人致书曰：……我汗黄台吉与博硕克图汗、鄂尔多斯济浓，同雍谢布及阿索特、阿巴噶、喀尔喀等部落合兵、至土默特部格根汗赵城地方，杀察哈尔所驻兵四万。（《满文老档》）

所以，卖给他们粮食，跟“资敌”没什么区别？

蒙古喀喇泌部借道并配合后金作战

袁崇焕的“五年平辽”虽然出自一时脑热，但当许誉卿一瓢冷水泼下之后，他还是拿出了自己的一揽子计划，具体内容都体现在平台召对后的一封上书里。

乙亥钦差出镇行边督师袁崇焕言：“辽事恢复之计，不外前之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飬辽人，以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欵为旁著’。法在渐不在骤，在寔不在虚。此皆臣与在边文武诸臣所能为，而无烦圣虑者。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俱于皇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二信，而不疑，皆非用人者与为人用者所得与。夫驭边臣者与他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故当论边臣成败之大局不必过求于一言一行之微瑕，盖著著作寔为怨则多，凡有利于封疆者，俱不利于此身者也。况敌之急，敌又从外而间之，是以为边臣者甚难，我皇上爱臣至，而知臣深，臣何必过为不必然之惧，但衷有所危不敢不告。”

旨：嘉其忠劳久著，战守机宜，悉听便宜从事，浮言朕自有鉴别，切勿瞻顾。

这是一封内涵极为丰富的的奏疏，在其中，袁崇焕不仅提出了“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款（和谈）为旁著”三位一体的平辽方案，也给万一完不成任务留足了后路，甚至还埋下了日后杀人的伏笔。

先说后路。

在方案中，袁崇焕把“欵”列“为旁著”。“欵”即“款”，也就是俗称的“和谈”；“旁著”即备用方案，也就是以守为主，瞅着合适的机会就主动出击，如果守不住也打不赢，就开启和谈，反正无论如何都得让后金停下进攻大明的脚步——如此一来，袁崇焕的回旋余地也大为增加，至少能让自己对崇祯和满朝文武有个交待。

袁崇焕“主款”始于天启末，契机是努尔哈赤的葬礼。

天启六年八月，努尔哈赤去世。十月，袁崇焕派出和尚李喇嘛、都司傅有爵为使者前往后金吊唁，并趁机向皇太极表达了和谈的意愿。

皇太极一听不禁大喜过望，此时的后金正内外交困，四大贝勒为了权力明争暗斗，东西方向有朝鲜蒙古作为大明的左膀右臂把后金夹在中间动弹不得，抢不到钱粮百姓生活困苦民怨沸腾，此时皇太极也急需以时间换空间，来化解矛盾稳定统治，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后金史料显示，短短几个月时间内，袁崇焕和皇太极之间的通信就有十余封之多，彼此连吹带捧，均不吝溢美之辞：

皇太极：

顷停息干戈，遣使吊贺，来者以礼，故遣官陈谢。昔皇考往宁远时，曾致玺书言和，未获回答。如其修好，答书以实，勿事文饰。

袁崇焕：

今奉帝命巡边调兵之兵部尚书袁复汗陛下，遣来使观□复书二函还。今观赵登科复来之信，始如汗顺造福之善心。所谓人言足信，军机大事，外人何以得知者，唯汗扪心自问，乃以副天心耳！天之心即汗之心，亦即我之心也。汗若诚心，我岂可弄虚；汗若实心，我岂可作假。

不过，关于“议和”，袁崇焕却是剃头挑子一头热，被皇太极耍得团团转而不自知（或者是不愿承认）。

天启对此就非常清楚，宁锦战后，这成为袁被免职的主要原因之一。

袁崇焕谈款一节，所误不小，朕不加谴责，尚著叙赉分明，念久在危疆姑使相准耳。

天启口中的“所误不小”指的就是袁崇焕在后金侵略朝鲜和攻打毛文龙的“丁卯之战”中虚与委蛇见死不救。

事后毛文龙也向天启告状说，后金之所以敢于倾其主力攻击东江和朝鲜，就是因为袁崇焕与他们达成了“和议”，没有在后方策应所致。

毛文龙报称：“奴于今年突犯东江，皆因西边讲和，关上兵马自然不动……据北听密报万分真确，新汗手下兵马不满一万，俱是心寒胆怯，常怕西边大兵直捣。”

这一点袁崇焕下狱后自己也承认曾就和谈一事与内阁首辅钱龙锡商量，钱未同意。

先是锦衣卫以斩帅（毛文龙）主欵（议和）二事究问袁崇焕根因，据崇焕所供……主欵一事则崇焕频以书商之洽与龙锡，而洽与龙锡未尝许之也。

再说杀人的伏笔。

在奏疏中，袁崇焕反复强调“将在外军令有所不授”，提醒崇祯无论是在用人方面还是作战方面一是不要过多干涉，因为在管理方式上，边将和朝臣有所不同（驭边臣与他臣异）；二是不能吹毛求疵，抓住某一句话或某一件事不放（不必过求一言一行之微瑕）。

这一点是有据可寻的，时任内阁首辅的钱龙锡曾就“五年平辽”的具体作战方法和步骤问过袁崇焕，袁的回答是从毛文龙所在的东江镇入手。

丁卯大学士钱龙锡疏言：“御史高捷专论臣与袁崇焕交通杀毛文龙……崇焕七月陛见，臣与次辅李标等四人遥见崇焕相貌不扬，退而相谓此人恐不胜大事，召对时又见崇焕以五年复辽自任，因时往询访，叩其方畧，崇焕云：恢复当从东江做起，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处之亦不难。”

袁崇焕明确说了自己的打算：毛文龙是否是“可用”就留，“不可用”就处理掉。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袁崇焕非常清楚，毛文龙大概率会成为他“和谈”路上的绊脚石。

时大清恶文龙蹑后……崇焕始受事，即欲诛毛文龙。（《明史》）

后金自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盔甲起兵以来，对明军一直保持着碾压的姿态，唯一给他们造成极大困扰的就是皮岛的毛文龙。对于毛文龙，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无不想饮其血啖其肉而后快。

所以袁督师的思路是：要实现五年平辽，只能通过议和；要实现议和，就必须取得后金认可的筹码——而袁崇焕认为最有把握的就是除掉毛文龙！

这一点除史料外，明末文人也多持此议。

如夏允彝认为：盖自崇焕自宁远奏捷之后，即令番僧往吊东夷以讲和，以罢归未 就。再出无以塞平东夷之命，遂以平东夷自诡。虑岛帅毛文龙泄其计，遂身入岛，诱文龙斩之。（《幸存录》）

谈迁认为：迨先帝（崇祯）初立，意在灭奴，召重焕授兵柄。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枣林杂俎》）

只是，书生出身的袁崇焕不懂得，谈判桌上是以实力为后盾和筹码的，私杀毛文龙自废武功，让后金从此少了牵制和掣肘、得以甩开膀子加油干了，你凭什么让人家心平气和地再继续和你谈判？

私斩毛文龙

先看“已巳之变”的时间线。

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袁崇焕杀毛文龙。

仅仅三个月后的崇祯二年十月初二，后金绕过宁锦防线，借道喀喇泌蒙古，兵分三路于十月二十七日从大安口、龙井关、红山口破边墙，突破长城防线。

十月二十九日驻守山海关的赵率教率先得到消息，率四千精锐赶往三屯营。

十一月一日，收到消息的京师戒严。

十一月四日，赵率教部在遵化城外中伏，全军覆没。同日，袁崇焕从关宁出发。

十一月初五，后金攻陷遵化，巡抚王元雅自缢。皇太极留兵八百镇守，亲统大军继续南下。

十一月初七，后金攻陷三屯营，总兵朱国彦举家上吊殉国，北京的门户蓟州暴露在后金面前。

十一月初十，袁崇焕抵达蓟州，宣大等地援军也相继汇集于此。

十一月十二日，皇太极到达蓟州城下，一场大战仿佛一触即发。

十一月十三日，预想中的大战没有发生，皇太极率兵绕过蓟州，直趋北京。袁崇焕大惊，赶紧一边派探报到北京预警，一边率兵追击，但蹊跷的是，他没有循着后金的足迹，而向南绕道河西务。

十一月十七日，袁崇焕后发、绕道反而提前到达北京城下，三天后也就是二十日皇太极才“跚跚来迟”，之后在广渠门和德胜门发生大战，满桂被允许进入瓮城休息，而同样的要求袁崇焕则被拒绝。

十一月二十七日，后金在北京城周边大掠后退兵。

十二月一日，袁崇焕进城，崇祯就杀毛文龙、致兵犯阙及射伤满桂三事诘问，袁无言以对，下狱。

十二月七日，退而复返的后金再次与明军大战，满桂、孙祖寿死。

十二月末，皇太极率军东归，在攻下遵化、永平、滦州、迁安，派阿敏分兵驻守，自己返回沈阳，“已巳之变”结束。

再看“已巳之变”过程中的几个疑点。

如果说此前袁崇焕还只是因为能力而被质疑的话，那么此次变故中，他则因为种种反常表现开始被怀疑为通敌卖国。

一是在整个过程中袁崇焕一直后知后觉，完全被皇太极牵着鼻子走，唯独从蓟州到北京一段，袁崇焕后发先至，被传为充当了后金前导；

二是从蓟州开始，袁崇焕没有集优势兵力与敌决战，反而遣散援军，对外围城市分兵驻守，后来还导致北京保卫战中只有辽、宣、大三部同后金作战；

三是远在山西大同的满桂闻警起兵，仅用十天便千里勤王，中间还在顺义与后金遭遇并交手，之后与宣府总兵侯世禄驻扎德胜门；而关宁军从山海关到北京不过三百里路，距离近，在从蓟州赶往北京时不直线跟踪追击，反而取道河西务，毫无围追堵截之意，而是有意避开敌军奔赴京城；

四是一直避战，不和后金有任何交锋，并任凭其一路烧杀抢掠，有人想打还被制止（俄，清兵至，围蓟州，大掠。刘策欲战，袁崇焕阻之）。

五是广渠门、德胜门两战，满桂被后金主攻浑身受伤且战损严重，作为主力的袁崇焕部却压力相对较小并最终几乎全首全尾（自始至终都是九千人）；

六是按明制，未经皇帝允许，外镇军队不得入京，但在战斗间隙，袁崇焕见满桂被许进城，居然也要求带兵进城——但他没注意到的是，此时满桂仅剩一百余人的伤病员，而且还只是在瓮城休整；

七是后金退兵后，崇祯以“议饷”为名召其进城，结果他却危言耸听，恫吓皇帝和同僚，说“满人此来是要做皇帝的，己经算好良辰吉日准备登基了”（崇焕出言无状，对百官讼言：达子此来要做皇帝，已卜某日登极矣）；

八是后金本已撤退，但听说袁崇焕下狱后居然去而复返，好像要逼迫崇祯释放袁崇焕。

这种表现不仅让崇祯大起疑惧之心，而且“举朝皆疑之”。

最后看“已巳之变”的关键点——蓟州。

蓟州，古称渔阳，处于燕山山脉通往华北平原的唯一出口，犹如京师门户，故称蓟门。因战略位置重要，故终明一世，对此地最为重视。自蒙古势微后，此地已经多年无警，因此后金大军破遵化直逼蓟门的消息传入京师后，朝野上下一片惶恐。

蓟镇之势，与他镇不同，其论功伐亦当有异。盖此地原非边镇，切近陵寝。故在他镇以战为守； 此地以守为守；在他镇以能杀贼为功，而此地以贼不入为功。其势居然也。——张居正。

不过，在袁崇焕迅速抵达蓟州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保定总督刘策及昌平总兵尤世威也相继汇集于此。崇祯得信后大为欣慰，立即传旨将全部勤王兵马指挥权交给了袁崇焕。

谕兵部各路援兵俱令听督师袁崇焕调度。

这几乎是袁崇焕自证能力和清白的最重要的一次机会。

因为蓟州处于遵化与京师之间，距北京东郊通州还有大约一百四十里，如果守住蓟州，就算一时不能把后金驱逐出边墙，但也算御敌于家门之外，至少可保京畿无事。

袁崇焕也深知其中利害，第一时间就向崇祯表态“必不令越蓟州西一步”。

兵部疏言袁崇焕揭帖：“……入蓟城，歇息士马，细侦形势，严备拨哨，力为奋截，必不令越蓟西一步。初臣虞阑截我路未必及蓟，今及之则宗社之灵，而我皇上如天之洪福也，微臣狗马力今可施矣”。

同时又进一步汇报说，我已经安排前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守山海关，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邹宗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昌平总兵尤世威返回原地驻守，宣府候世禄守三河，袁崇焕自己则率保定总兵曹雷鸣、辽东总兵祖大寿驻蓟州，居中拦截。可以说各个要害地方都已安排妥当，请皇上放心。

接袁崇焕塘报：“凡要害地方，俱已拨兵防守，其蓟州守则不忧矣，西建昌、迁安、永平守则不忧矣，东抚宁、山海、丰润、玉田守则不忧矣。”

殊不知，正是这一安排不仅让后金毫无阻碍地直趋北京，更成为他日后被杀的重要罪状之一。

因为，本来明军在战斗力方面就不如后金，所以此时的袁崇焕应该集中优势兵力，最大限度地阻挡来犯之敌，但他却避己之长，将各路援军分散防守，让本就不强的实力再度消弱。

更诡异的是，在他分兵驻守的同时，皇太极好像是在配合他的演出：到蓟州后没有攻城，而是绕道直趋北京。

几天后的北京城下，当宣大部在德胜门苦苦支撑的时候，不知道崇祯是不是想起了被袁崇焕派到周边各地驻守的援军。

入关后后金与袁军的行军路线

袁崇焕为什么一直痴迷于关宁锦防线？

“己巳之变”前，当皇太极距离北京城只有一百多公里时，袁崇焕为什么没有进行直接拦截，反而是不仅自己进入蓟州，而且同时又命令其他各路援军分驻各城进行分散布防？

北京城下，皇太极第一次进攻不利撤军后，袁崇焕为什么明知外镇将领未经允许不得带兵进城，反而向崇祯提出这个过分要求？

答案都在袁崇焕下面这段话里。

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砲一策。今山海四城既新，当更修松山诸城，班军四万人，缺一不可。

这是在天启六年冬袁崇焕巡视锦州、大小凌河时对随行的赵率教等人说的，他认为，明军野战能力太差，与后金作战，只有依靠坚固的城池，敌人来了就用大炮轰这一个办法。

天启七年宁锦大战时，他向朱由校汇报时也说，整个关宁锦防线被我修得固若金汤，后金来了一点办法都没有。

险设而事备，以六万守四城，奴即百万，何敢飞越？从此且耕且筑且前，夷来我坐而胜，夷不来彼坐而困，前后四年便可制胜。

袁崇焕的这一观点并非一时兴起，而是贯穿其一生的军事指导思想，或者说是对金作战思路——守！

坚城大炮支撑起来的宁远大捷

但是，袁崇焕没想到的是，皇太极根本不按套路出牌，一点也不配合他。

首先，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借道蒙古，让袁崇焕精心打造的关宁锦“钢铁”防线成为了“马奇诺防线”。

其次，皇太极攻下遵化后，袁崇焕把大部分兵力都集中于蓟州，他的想法仍然是守株待兔，把后金这次以抢掠财物为目的的入寇演变成一场“宁远式”的攻城战，所以他才信心满满地向崇祯表态说“必不令越蓟州西一步”。但皇太极却根本不吃他这一套，只留下了一支二百人的骑兵小分队作为牵制，自己却虚晃一枪，带领大部队绕过蓟州，继续向北京跃进。而走出城墙的袁崇焕根本不和后金开战，甚至连尾随都不敢，反而从河西务绕了一个圈来到北京。

皇太极绕过蓟州，开始北京近郊旅游，三河、香河、顺义一路过去，所到之处都抢劫留念。袁崇焕一直跟着他，抢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就这样，袁崇焕几万人，皇太极几万人，共十多万人在北京周围转悠，从十一日到十五日，五天一仗没打。（《明朝那些事儿》）

最后，袁崇焕于十一月十七日抵达北京并在广渠门外扎营，皇太极紧随而至，双方在广渠门和德胜门展开大战，结果是互有伤亡。见没占到多大便宜，皇太极随后便不再硬碰硬，更不攻城，而是玩起了让袁崇焕最闹心的花活：绕着北京连着抢掠了十多天退兵了。

此举不仅百姓深受其害，也让在北京城外有着大量田产的京城大佬们损失惨重怨声载道，纷纷向崇祯告状说，袁崇焕带着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却听任后金军焚烧劫掠，不敢前去阻拦，这叫什么入援？

此时的崇祯也是又惊又怒，说好五年平辽，自己看到的却是敌人兵临城下。

袁崇焕自任灭胡，今胡骑直犯都城，震惊宗社。夫关宁兵将，乃朕竭天下财力培养训成，远来入援。崇焕不能布置方略，退懦自保。致胡骑充斥，百姓残伤，言之不胜痛悼。

结果，袁崇焕这时不仅没有追击，反而又提出了一个作死的要求：带兵进城休整。

此举打掉了崇祯的最后一丝信任。

虽然由于百年无战事，北京城防已经极其薄弱，但是你袁崇焕所以做的就是在城外把敌人打败甚至歼灭，进城是万万不可能的。像满桂战损如此严重（五千人拼得只剩下一百多人），也只是被允许进入瓮城休整而已。

昨工部尚书张凤翔亲至城头，与臣等同阅火器。 见城楼所积者，有其具而不知其名，有其名而不知其用。 询之将领，皆各茫然；问之士卒，百无一识。 有其器而不能用，与无器同；无其器以乘城，与无城同。 臣等能不为之心寒乎？ ”（《崇祯长编》）

尤其是还想带兵进城，意欲何为？

这么简单的道理袁崇焕难道不懂吗？

不是，走到哪、守到哪，袁崇焕已经习惯了，这次同样是希望借助北京城来继续发挥自己的军事特长，但他忘了，这里已经是天子脚下！

纵观袁崇焕整个辽东历程，无论是卖粮给蒙古还是私杀毛文龙，又无论是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筑城还是己巳之变中对后金追而不打，袁崇焕一直都是在努力地扬长避短，议和为主，防守为辅，实在躲不过了才打一仗。

所以，即便是大部分证据都对袁崇焕不利，但我仍然不相信通敌之说，因为真正导致这一切的是四个字：才不配位。

在关宁锦防线上，他刻舟求剑，不知变通，徒耗人力财力建成的防线几乎百无一用；

在与后金议和问题上，他一厢情愿，任人摆布，中人圈套、自毁长城而不自知；

在打仗方面，他除了坚城大炮一无所长，在蓟州布防重兵、在北京坚请入城是他最后的倔强和坚持。

他徒有一腔热血却无奈能力有限，能力有限却还自视甚高、固执己见，最后终于导致了个人乃至整个国家的悲剧。

一生事业总成空，

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

忠魂依旧守辽东。

临刑前的这首绝命诗，说明他至死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弱点，而是仍然遗憾壮志未酬。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参考资料：《明熹宗实录》、《国榷》、《明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