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
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康熙
一直以来,郑成功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个极其光辉伟岸的形象。一方面,在异族入侵、神州陆沉之际,他不屈不挠坚持抗清;另一方面,他大义凛然、高瞻远瞩,从荷兰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让宝岛永远留在了中华版图之内,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
但是,我们翻阅诸多史料发现,如果剥去郑成功身上的光辉,其实他与历史长河中的普通人一样,为了生存,为了利益,在与各种势力或对手周旋较力、斗智斗勇的过程中,也会唯我独尊、桀黠擅恣甚至阴奉阳违、尔虞我诈。他与其演绎的人生,有民族大义,也有家族私心;有同仇敌忾,也有同室操戈;有一致对外,也有兄弟阋墙。“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特定历史与个体遭遇造就了这位民族英雄曾经复杂的江湖人生。
英雄也有不堪时。本人通过史实向读者讲述一个真实的郑成功,非但不是有意贬损民族英雄,反而要告诉大家就是这样一位屡屡私心自用、一心割据自雄、有血有肉的人物曾经立存于历史,就是他凭一己之力,武勇收台、文理治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了中华民族利益和民族尊严。
将军发自士卒,英雄出于草莽。探寻英雄的过往,看一看他的另一面,也许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启迪与感召。
01年少成名,受赐国姓明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十四日,郑成功诞生于日本长崎平户川内町千里滨,其父郑芝龙,其母为日本女子田川氏(中国典籍称翁氏)。
郑成功一直在日本长到七岁,在崇祯三年(1630年)才返回老家福建安平,郑芝龙为之取名郑森,字明俨。
崇祯十六年(1643年),郑成功顺利通过岁考;次年入南京国子监,拜读于大儒钱谦益门下,钱氏对其非常器重,专门赐字“大木”。
顺治二年(1645年),隆武帝在福建即位,郑芝龙带着郑成功前去觐见。时年二十一岁的郑森不仅一表人材,而且满腹经纶,朱聿键非常赏识,说自己要有个女儿的话,一定把他招为驸马(恨联无女妻卿)。无奈退而求其次,赐姓“朱”,并改名为“成功”。能够得到一国之君的充分认可,足以说明郑成功绝非等闲,打小就异于常人。冥冥之中,苍天就是要降大任于此人也。
事后来看,隆武帝赐姓对于郑成功的成长以及郑氏集团的未来发展非常关键。
首先,郑成功藉此迅速进入体制,开始领兵并渐渐独当一面,明末陈燕翼专门记载隆武一朝史事的《思文大纪》载:
隆武二年(1646年)三月,因郑彩延误军机,被隆武帝革去一切职务,然后“敕国姓成功招致郑彩逃兵,毋得令其惊扰地方百姓”。
同月,隆武帝打算迁驾湖南,伺机打通江西,将福建和湖广战场连成一片,因此“催国姓成功、辅臣傅冠速出分水关,以复江省”。四月,“著国姓辅臣速约各镇鼓锐前进,铅山告警,必行兼顾,相机出关”,“新抚永安、沙县山寇头目一万一十三名隶陈国祚标下,听国姓成功节制”。
六月,“命国姓成功亲到漳、泉,精募兵将,立助恢复。”
这些军事历练为他后来开拓东南抗清局面奠定了基础。
其次,“赐姓”这一特殊待遇,让他得以顺利接手其父降清后留下的家族及军队。
郑芝龙到清将博洛大营的时候,其实是想先谈一下投降的条件,然后再做打算。但他低估了清廷的诡变,他们翻脸比翻书还快。在清营中欢庆了三天之后,博洛突然半夜拔营,将其带到北京软禁起来。
这样一来,郑氏集团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郑鸿逵、郑芝豹、郑彩等族人都对郑氏家族的庞大家业垂涎不已。这时,郑成功的军队背景和“赐姓”的金字招牌发挥了巨大作用,让他几乎毫无波澜地接管了家族事业。如果这个时候权力交接出现内乱,郑氏集团恐将不能存续,更遑论以后的做大做强了。
02国难家仇,矢志抗清郑成功之所以二十岁时就走上抗清的道路,除了作为南明遗臣的国恨之外,更多的还是因为家仇:其父受骗,其母被歁,其家遭劫。
清顺治三年即南明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十一月,海盗出身、曾拥立隆武政权并实际在福建割据已久的郑芝龙,为保自身及家庭富贵,在清廷高官厚禄的诱惑和欺骗下,不顾郑成功的强烈反对,只身来到进入福建的清军统帅博洛营中就投降事宜进行谈判。此前,清人花言巧语甚至卑辞下意,承诺让郑芝龙做闽粤总督,后来更许以三省王爵。
如前文所言,清人言而无信,直接挟郑芝龙回了北京。从事后来看,清廷之所以如此,是想以郑芝龙为质,挟郑成功投降。
不仅如此,在郑芝龙投降后的当月三十号,清军趁郑军不备,攻入郑成功老家安平镇,大肆奸淫掳掠,连郑成功的母亲翁氏也没有放过,老太太愤而自缢。
得到消息的郑成功悲愤异常,专门用黄金给母亲铸了一尊坐像,并在像前立下了弃文从武、矢志抗清的志向。
顺治八年即永历五年(公元1651年)三月,郑成功遭遇到了来自清军的第三次打击。这年正月,为扩地征饷,郑成功亲自率军进攻广东的潮州、惠州地区,三月中旬,郑军攻克大星所(今广东惠州市惠东县),缴获了一大批粮草。但与此同时,福建传来噩耗:清福建巡抚张学圣、巡道黄澍及右路总兵马得功等人趁郑成功南下之机,袭取厦门,不仅郑军留守家属大受其害,郑氏家族数十年来积攒的财富更是被抢劫一空。几年后,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还耿耿于怀,说:掠我黄金九十余万,珠宝数百镒,火粟数十万斛,其余将士之财帛、百姓之钱谷何可胜计。郑成功的叔父郑鸿逵也确认道:(清军)侵掠中左,男女遭惨,不可胜数,宝物黄金,计近百万。
父亲受骗,母亲被辱,郑家遭劫,让郑成功与清廷不共戴天,铁了心地要与清人硬刚到底。
然而,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年少老成的郑成功还是比一般人复杂。他知道,干大事需要智慧,更需要实力,而目前他的实力尚不能支撑起他的复仇大计。
在审时度势之后,他决定借力打力:一方面他坚决抗清,另一方面却又虚尊明号,企图摇摆于明、清之间,最大限度地捞取家族利益。
03遥遵明号,另立权威前面说过,郑成功的国姓、赐姓源于唐王朱聿键的隆武政权。
正是因为这段渊源,从隆武政权垮台、鲁监国南下一直到收复台湾,郑成功宁愿遥尊远在西南、素未谋面的永历帝,也不愿意承认近在咫尺的鲁王朱以海。
表面上看,好像是鲁监国在血统上不如永历帝纯正,而实际上,无论是死去的隆武还是遥不可及的永历,都是郑成功借以实现割据自雄的幌子。
自始至终,他的人生信条是“东南之事我为政”。
顺治十二年即永历九年(1655年)二月,借着与清廷“和谈”实力得到增强的郑成功以人多摊子大为由,向永历帝提出要设立“六官”以适应形势的发展。
和议不就,必东征西讨,事务繁多,议设六官并司务,及察言、承宣、审理等宜,分隶庶事,令各官会举而行。
所谓六官,是指《周礼》中的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又称为六卿。隋唐以后演变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明代六部均设司务厅,有司务二人,从九品,掌催督、稽缓、勾销、簿书。
明白人一眼就可以看出,郑成功的真实目的其实是想另立权威,不是朝廷,胜似朝廷。
此举让一部分忠于明室的大臣极为不满,原属鲁监国的名臣张名振就明确反对,说郑成功此举明显超越了臣子的本分(不宜僭设司务)。
对此,郑成功稍微敷衍了一下,“改司务为都事”,看上去降了一格,实际上换汤不换药。三月,又设立监察御史,“俾其敷陈庶事,讥察利弊”。
同月,根据郑成功的授意,新当选的监察御史周素、叶茂时等人向郑成功提议,将龙兴之地厦门改名为思明州,表示“思念明朝之意”。有这样的拥明“铁杆”,隆武帝、永历帝怎能不喜欢?
六察官周素、叶茂时等条陈:中左兴王之地,不宜因循旧战无不胜,顾名思义,请改中左(中左所建在当时的厦门,此处代指厦门)为思明州,亦如新丰故事好了。藩(郑成功)从而改之。
所以,对于郑成功的这一僭越之举,很多人都记载为得到了隆武帝和永历帝的认可。
如温睿临在《南疆逸史》中说,隆武帝认同郑成功是因为摊子大了管不过来才设立了六官,甚至允许他可以任命最高一品的武官和六品的文官。
先是,隆武之以总统命成功也,许立武职至一品,文职至六品。至是地大兵众,乃设六官,分理庶事。
清初文人夏琳《闽海纪要》则更为详细,说因为与远在云南的永历帝联系不方便,为了工作容易开展,永历允许他设立六部主事。郑成功却说六部主事职位太低,难以服众,永历帝便答应说六部主事的待遇和朝廷的六部侍郎一样。
永历九年二月,延平王成功承制设六官。初,成功以明主行在遥隔,军前所委文武职衔,一时不及奏闻;明主许其便宜委用,武职许至一品,文衔许设六部主事。成功复疏请,以六部主事衔卑,难以弹压。明主乃赐诏,许其军前所高六部主事秩比行在侍郎,都事秩比郎中,都吏秩比员外。
而事实上,郑功成将厦门改名“思明州”,无非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明号,以便于自己笼络人心、壮大势力。郑成功设立“六官”,名义上维护明朝正朔,而实际上志在割据自雄。
04兼并、内讧,无所不用郑氏家族的基因是商人,职业是海盗。
这就决定了一点:郑氏父子无论做出什么决定,前提都要看能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郑家的前途和利益。
“秦失其鹿,天下人共逐之。”因为是乱世,所有人都发现了机会,于是,像秦、汉、隋、唐、元末年一样,明朝末年的各方势力也想借机大捞一把——万一成功了呢?
郑成功也不例外。
为了扩大郑氏版图,他不仅和清军斗得你死我活,还不惜兼并友军甚至主动挑起内斗,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顺治三年即鲁监国元年(1646年)六月,在浙江一带连战连败的鲁监国已无力继续支撑,在郑成功族人郑彩的建议下,于当年十一月下旬来到福建厦门。
鲁监国朱以海虽然个人口碑一般,但在抗清一事上却是毫不含糊,在对福建形势作了简单分析之后,次年正月,朱以海在长垣誓师,着手收复失地。到顺治五年(1648年)上半年的时候,鲁监国治下的明军已经收复了闽东北三府一州二十七县,对省会福州形成包围,使其成为孤城一座,形势看上去对于鲁监国相当有利。
此时,鲁监国向郑成功请援,孰料郑成功部却拒绝配合鲁监国部作战,不供粮草,甚至见死不救,理由是他们拥戴的是隆武朝廷和远在西南的永历朝廷,不承认鲁监国政权。
丐粟于国姓成功,允而不发。
国姓成功以奉桂朔专,不赞鲁一矢,亦二其从弟建国(郑)彩,兵不逾洛阳桥之北。
这样的事,郑成功已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早在1648年三月下旬,清礼部侍郎陈泰、浙闽总督陈锦率部猛攻建宁,守城的郧国公王祁向郑成功求救,郑成功却口惠而实不至,未出一兵一卒,眼睁睁地看着友军兵败城亡。
寄人篱下、孤军作战且多遭排挤,万般无奈之下,顺治六年即鲁监国四年(1649年)九月,在张名振、阮进等的拥戴下,鲁监国部重新回到浙江舟山,并且从这时起到1651年,舟山群岛作为小浙东抗清中心,牵制了东南地区大部分清军,让郑成功部渔翁得利,得到迅速发展。
这年(公元1651年)九月,清军在内地的形势渐渐稳定,于是抽出兵力猛攻浙江,朱以海连吃败仗,在其海上基地舟山群岛落入清军之手后,无奈再次向南退入福建,重新进到了郑家的势力范围。
这一次,郑成功痛快地接纳了这支队伍。
在一些史籍中,郑成功此举被记载为与鲁监国同心同德,心向大明。但实际上,郑成功的小九九却是想吞并其军,壮大自己。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邵廷寀曾在《东南纪事》中记载,郑芝龙在被清廷骗去北京之前,曾和郑成功交待过未来的发展扩张之路,说我们现在南边有许龙,北边有张名振(鲁监国治下名臣,代指鲁监国),你一定要想方设法兼并他们。
郑芝龙之北也,遗书戒成功曰:众不可散,城不可攻;南有许龙,北有名振,汝必图之。
如果说许龙属于地方割据势力,不清不明,郑成功打他尚有情可原的话,那么,连明朝正规部队都想一视同仁地加以兼并,就充分暴露了郑氏其实是借忠于明室之名,行壮大其家族利益之实。
对于鲁监国此次来归,郑成功接受并充分贯彻了父亲的思路,像张名振、周鹤芝和阮骏就都在名义上被编入了他的水师。
定西侯张名振、平夷侯周鹤芝、英毅伯阮骏等自舟山来归,俱授水师镇。(阮旻锡《海上见闻录》)
对此,鲁监国和张明振明确表示反对,自始至终一直刻意保持着队伍的相对独立性。张名振在一封信中就明确表示,在厦门稍作整顿,明年三、四月就反攻舟山。
正月已抵厦门,国姓公眷顾殷殷。近在整顿军营,明春三、四月,必去舟山矣。
鲁监国的另外一位文臣、名相徐阶的族孙徐孚远也明确表示,他们和郑成功之间是盟友而非上下级关系。
同赐姓藩大集勋爵,结盟连义于闽岛,与赐姓藩为寮友。
然而,在张明振在崇明岛猝死后,这支部队由被称为“西湖三杰”之一的张煌言统领,为了恢复明朝大业,他还是无奈地遵从了郑成功的号令。由此可看,郑氏的手段还是相当硬的。
南明史上内讧不断,各地官军、义军甚至民团之间在抗清的同时,为了地盘、职位、粮饷纷纷大打出手。也正是因为这种无休止的自耗,让人数不多的清军可以从容不迫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这种亲痛仇快的事,郑成功也做过。
顺治六年即永历三年(公元1649年),郑成功部同刚刚从清朝反正归来不久的南明郝尚久部发生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冲突:潮州之战。
潮州属广东,不仅与郑氏家庭产业所处的厦门、铜山毗邻,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产粮区。只占据沿海一隅且只能通过贸易获得基本生产生活资料的郑氏,对潮州觊觎已久。
顺治三年(1646年)九十月间,时任清朝徐州总兵的李成栋率军进入广州并占领广东大部地区。此时的郑成功才刚刚接过父亲留下的摊子,实力不济羽翼未丰,因此很少与清军发生正面冲突。
顺治五年即永历二年(1648年)四月,在清人治下不得志的李成栋宣布反清复明,整个广东也随之都变成了友军。按理说,郑成功应该联合李成栋部下即镇守潮州的郝尚久,趁势恢复福建。但是,郑成功却于1649年十二月十七日,亲自率军“大举入潮”,并于次年(1650年)六月包围了潮州城。
郝尚久极为愤慨,一边奋力抵抗,一边上书永历,试图让朝廷主持公道。
对此,远在西南且在原大西军首领孙可望控制之下的永历朝廷也无可奈何,只在九月间派中书舍人陆漾波以监军给事中名义,去潮州排解纷争。
捧赦回潮州,谕解朱成功、郝尚久之争。
可笑的是,被自家人围攻又无人主持公道的郝尚久,早已于六月间一怒之下重新投降了清朝,并且与清福建漳州总兵王邦俊合兵,将郑成功打回了福建。
由郑成功挑起的这场闹剧般的内斗,不仅他自己尺土未得,郝尚久重新被逼反到清朝,结果大局逆转,广东全部得而复失,清军进一步扩大了对南明的军事和地理优势。
05尔虞我诈,“和谈”自肥很多人不知道,郑成功曾经和清廷有过一次深入持久的“和谈”。
入关前后,因自身人口局限,清廷在人才方面经常捉襟见肘,所以一直有重用汉人将领和官员的传统,像姜瓖、李成栋等名将至少原职使用,而最早投降的耿精忠、尚可喜、孔有德以及后来的吴三桂,甚至全部封以王爵。
但是,这个待遇郑芝龙却没有享受到——不仅原来许诺的职位没有落实,还被带到北京软禁了起来,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
因为,清人也看得很明白,郑芝龙是海盗,哪有什么信誉可言,但凡利益上得不到满足,今天给你磕头作揖,明天就可能翻脸造反,这种人怎能重用?
清廷本想着以郑芝龙为人质,一并把郑成功也收拾了。老虎进了笼子,幼虎不几天不来找爸爸?在清人眼里,郑芝龙这个纵横江湖数十载、视朝廷如无物的海盗头子,的确令他们忌惮,但年仅二十多岁且毫无军事经验的公子哥郑成功,一开始并没有入清廷的法眼。直到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到九年(公元1652年)间,郑成功率军数次击败清军,这才让清廷收起了轻视之心。
与此同时,在云南休整了数年的原张献忠部大西军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率领下,出云南、占贵州,并在四川、湖南等地以摧枯拉朽之势对不可一世的清军几乎实现横扫。
顺治慌了,鉴于实力已支撑不起双线甚至多线作战,几经商议之后,决定从郑芝龙入手,示好乃至招降郑成功。
顺治九年洪承畴的一份揭帖记载了清廷的这一计划:
成功等作贼既久,狼子野心,臣等非敢保其不叛,亦难必其就抚。但今湖南、川、广处处用兵,力不暇及。且湖南之贼,或由江西,或由广东,皆可通闽,万一勾连狂逞,为祸愈大。故姑以招抚一策,先将此贼牢笼,息兵养民,察其动静;苟有反侧,仍即剪除。
为提高招降机率,清廷可谓做足了功课。先是给郑芝龙解禁,并把责任推到了早已死去多年的多尔衮身上,还把他的身份从正黄旗划入镶黄旗;同时授其二子郑世忠为二等侍卫,并将部分亲属从福建接来北京团聚。
感觉准备充分之后,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四月,清廷安排浙闽总督刘清泰向郑成功写了一封劝降信,托郑成功的祖母黄氏转交;五月,封郑成功为海澄公;这个时候,郑芝龙的家信也到了郑成功手里,信中,老郑劝儿子认清形势,尽快接受清廷的招抚。
看完两封信,浸淫江湖多年的郑成功第一时间就明白清廷面临的困境和真实意图。他对手下人说,清廷不是想骗我吗,那我不妨将计就计,借此机会从他们手里骗点好处。
清朝亦欲绐我乎?将计就计,权借粮饷,以裕兵食也。
来而不往非礼。他也给清廷回了封信,信中,他先是谴责了清廷对其父的出尔反尔和顺治八年清军袭破厦门之过,接着狮子大开口,要求把当年许给父亲的浙江、福建、广东三省交给自己管辖,由他来替清廷守护南部边疆。
刘清泰果能承当,实以三省地方相畀,则册海无窃发之虞,清朝无南顾之剧组,彼诚厚幸。
面对郑成功带有要挟语气的回信,在湖广、四川一带接连受挫手忙脚乱的清廷无奈做出让步。
从当年八月起,郑成功先后派人到漳州、龙岩、惠安、泉州及仙游等地征发粮饷。顺治十一年二月,史料记载,郑成功的触角甚至伸到了兴化乃至省会福州等地,共征集粮饷四百余万。
派富户追纳,诸差官俱至各府、县城外屯扎,但不入城耳。计所追凡四百余万。
郑成功此举让福建各地方官叫苦不迭,福建巡抚佟国器的话很具代表性。他说,郑军打着已接受清廷招抚的幌子四处征粮征饷,大县十万,中县五万,搞得各部门无所适从,不知道是应该配合还是应该拒绝。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招降一事前景并不乐观。
自去年(1653年)至今,成功派银索饷,大县不下十万,中县不下五万。
今各属郡县详称,诏到之后,群贼索饷愈炽,兴、泉一带在告急……有司莫知攸措,剿抚两无适从,将来事不可知。
对于郑成功有可能采取的得寸进尺的做法,清廷其实早有预料,只是对招抚还抱有一丝幻想而已。看到佟国器的奏疏后,顺治坐不住了,于1654年二月派使臣以送郑成功海澄公敕印为名,要求郑成功用剃发来表明自己真心归降。郑成功当即表示拒绝,理由是这个事太重大,自己要亲自向清廷汇报(具疏自行奏请)。
自入关以来,清廷对汉人一直强调以剃头与否来区别“顺逆”。郑成功拒绝剃头,显然已经触到了清廷的底线。
闽浙总督刘清泰据此密奏顺治,说要做好招抚和剿杀两手准备。
抚局之变,不可不防,则剿局之备,不可不早。
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永吉则直截了当地说,郑成功如果真心投降,就应该一切行动听朝廷安排,而不是寻求在福建、广东自治。尤其是从他近期的行动来看,就是想利用朝廷的钱粮来养活他的百姓和军队,根本没想过投降,因此我们应该提前做好打仗的准备。
郑成功如果实心就抚,但当解甲投戈,遵守国法,上报圣恩。其地方兵马机宜,悉听督抚调度,何得妄以闽粤为己任?……虽然归顺,实怀二心……用我土地,养彼人民;用我钱粮,练彼精锐,养成气候,越显神通。
权衡再三之后,清廷还是决定对郑成功再做最后一次努力。
顺治十一年(1654年)八月,清内院学士叶成格、理事官阿山来到福建厦门,为了彻底防止郑成功再耍花招,这次他们直接以剃发作为唯一的和谈条件。
刀已架到头上,郑成功也不能再含糊了。于是,在指责清廷“欲效前赚吾父故智”、“欲借父以挟子”之后,双方谈判完全破裂。
通过这次谈判,郑成功让清廷释放了1653年四月被俘的心腹大将林察,并且趁机在福建、广东等地大肆扩军征饷,大大增强了自身实力。然而,真正的赢家却是清廷。
不错,这场谈判,让清廷在局部遭受了某些经济上的损失,但如果放到全局,他们却成功地用时间换取了空间:一是在和谈的近一年半时间里,把大部兵力和精力投放并稳定了西南战场;二是郑成功为了从所谓的“和谈”中争取最大化的利益,主动地向清廷示好,两次拒绝与李定国合力攻取广东,让南明失去了最后两次中兴甚至翻盘的机会。
从南明的角度看,郑成功是赢了小利失了大义,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06广东之役,两次失期如前所述,南明中兴不是没有机会。只是,两次最后也是最好的机会,都毁在了宣称以光复南明为己任的郑成功手里。
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年)七月和十一月,在李定国连续取得广西桂林、湖南衡阳大捷,原大西军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孙可望出于嫉妒,深怕李定国因功凌驾己上,对自己的地位形成威胁,居然不顾抗清大业,企图排挤、限制甚至加害李定国。
李定国无意争权,又不愿挑起内讧,无奈出走广西,徐图大业。
略作休整之后,通过分析全国形势,李定国决定联络已在东南沿海崭露头角的郑成功,通过东西合击,首先收复广东、福建,进而北上夺取浙江、江西、江苏等地,整合夔东十三家及长江中下游的拥明势力,在控制整个江南的基础上再逐步向北推进。
顺治十年即永历七年(公元1653年)二月,根据与郑成功的约定,李定国率部从广西贺县出兵,于三月下旬开始攻打肇庆。被李定国部强攻了十余日,肇庆总兵许尔显渐渐支撑不住,眼看城池失守,只能向广州的平南王尚可喜部求援。
一开始,尚可喜根本不敢出援,因为身后就是郑成功部。尚可喜认为,一旦派出援兵,郑成功一定会趁虚而入。所以,他的第一反应是让北京从其他方面调集援军。但此时的清廷用兵早已捉襟见肘,根本派不出援军。无奈之下,尚可喜也算是豪赌了一把,心惊胆战地亲率主力,于四月上旬到达肇庆,与许尔显合兵大败李定国。
在这次广东战役中,如果郑成功能够出兵牵制尚可喜,则肇庆必破无疑;如果能与潮州再次反正的郝尚久部形成联合,广州乃至整个广东也指日可下。
然而,精于算计的郑成功却出于自己的考虑并未配合李定国。
虽然首次吃了败仗,但李定国却摸到了清廷的短板和命门,那就是整个广东兵力有限,如果努力说服郑成功出兵配合作战的话,南明必胜无疑。
于是,经过更加充分的准备之后,李定国决定发动第二次广州之役。
李定国愈加谨慎,在多次与郑成功进行沟通后,决定于顺治十一年即永历八年(1654年)二月再次出兵广东。
这一次,他把攻击的重点放在了新会。
新会位于广州南部,如果能顺利拿下的话,将和厦门的郑成功对广州形成南北合击之势。而且,由于广州位于珠江口,郑军可以沿海岸南下,而不会受到清潮州、惠州部队的陆上阻击。
没想到,这一次李定国自己先掉了链子。出兵仅一个月,李定国就患病了,从恢复时间(4-8月)来看,病得还不轻。自己临时不能亲征,只能寄希望于郑成功能够及时出兵配合作战了。
于是,这年四月,李定国急派使者到厦门督促郑成功出师。原本一个月即可往返的行程,却到了四个月之后才得到郑成功的消息,而且态度模棱两可,含糊其辞。
在现存的李、郑之间的几封通信中,前者的心急如焚、苦口婆心和后者的虚与委蛇、不疼不痒表露得淋漓尽致。
这年八月,李定国终于见到了郑成功派来的使者李景,他让李景给郑成功带去第一封信。
这封信主要表达了以下几层意思。
开首从时间上对郑成功发起委婉的质问,说在四月就派使者到厦门商谈机务,本来计划一个月就能返回,没想到四个多月才得到回复(这时,李定国已经占领现在雷州半岛东部的高州,距离厦门已经不像在广西时那般遥远)。
孟夏(四月)遣使帆海,诣钤阁,悉机务,并候兴居,拟阅月可得旋。不图至今尚栖迟贵壁。
第二,我现在正在高、凉驻扎,就等你的消息对广州进行东西夹击了。
惟候贵爵芳信,即会辔长驱,以成合击。
第三,拿下新会是攻取广州乃至整个广东的关键所在,而一旦收复广东,福建、浙江和南直隶(苏、徽)等又会传檄而定,可谓一子活而全盘皆活,大明就会中兴有望。
逆虏以新会为锁钥枢牖……不谷(李定国谦称)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劳而下,……大略粤事谐而闽、浙、直争传一檄。
可以说,无论是合力攻取广州的战略构想还是具体的作战方法,李定国都进行了细致而透彻的分析,就差面对面抓着郑成功的手交流了。
可能是被郑成功的敷衍应付给搞怕了,在寄出这封信后,李定国紧接着又派人送出了第二封。这次,李定国的语气已经不怎么客气。他说,现在皇上处境非常危险,他发的诏书我看着都难受。
圣跸艰危,不可言喻。敕中怆怛之语,不谷读之痛心。
从五月份开始出兵,我一直在等你的消息。这次如果还不能来,那就明说,我再想别的办法,千万不要再敷衍应付,以免耽误了大事。记住,十月十五日是会师的最晚期限,过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任何优势了。
五月至今,所待贵爵相应耳。倘克不能来,即示以的。不谷便另议舟师,以图进取。慎勿然诺浮沉,致贻耽阁。要知十月望(十五日)后,恐无济于机宜矣。
但是,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因为无论李定国如何说辞,郑成功的态度就是一个字:拖。
郑成功的幕僚杨英著有专门记载其事迹的《先王实录》,其中明确记载了李景和李定国的使者在九月三日就返回了厦门,此时距离约定日期尚有近一个半月,郑成功有大把的时间来做南下的准备。但是,明知军令如火,机不可失,他却偏偏拖到十月十九日,才“遣师南下,与晋王(李定国)等会师勤王”。
这还不是最让人无语的。又过了近两个月,也就是十二月十五日,郑军三百余艘战舰终于出现在了佛堂门外——此处距离广州尚有四百余里。
而此时的李定国军是什么情况呢?
因为新会一带水道纵横,地形复杂,当地普通的小股拥明势力无法对李定国形成有效配合,只有郑成功的强大水师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于是,新会战役从六月打到十二初十,一直都是李定国部在独自支撑。十一月上旬,清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再次惊喜地发现,背后的郑成功竟然还是没有出兵之意,便放心大胆地亲自统兵从广州来援,屯兵于三水,静观事态发展。
十二月初十,当另外一批援军到达之后,他们便向李定国部发起了反攻。李定国部早已师老兵疲。苦战五天之后,也就是十二月十四日郑军到达佛堂门的前一天,明军全线溃败。十二月二十六日,李定国部全面退入广西,第二次广东之役彻底失败。
两次广东之役,从郑成功的行动来看,对于李定国的战略构想,他好像心存疑虑或者极不认同。
同为明末著名军事家,他难道看不出敌我力量对比和这一计划的可行性吗?
非也。
《台湾外纪》中曾记载了郑成功同其部将周全斌一段类似“隆中对”的战略对话。
周全斌:若以大势论之,藩主(郑成功)志在勤王,必当先通广西,达行在(指永历帝驻地),会孙可望、李定国师,连䑸粤东,出江西,从洞庭直取江南,是为上策。奈金声桓、李成栋已没,广州新破,是粤西之路未得即通,徒自劳也。今且固守各岛,上距舟山,以分北来之势,下守南澳,以遏南边之侵。兴贩洋道,以足粮饷。然后举兵漳、泉,以为基业。陆由汀郡而进,水从福、兴而入,则八闽可得矣。
郑成功:此诚妙论。
由此可见,郑成功一是早已想到并且赞同这一计划,二是也知道如果与李定国合力出击,广州之役必胜无疑,随之而来的将是两广地盘合二为一,南明局促西南一隅的窘况将大大改观。
但是,站在自身角度,郑成功清楚如果这一计划顺利实现,他在东南沿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状态也将不复存在,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明臣不仅要完全听从永历帝的安排,而且还可能要排在爵位与名望都在自己之上的李定国下面——这是一直以割据为己任的郑成功所无法接受的。
在内心里,他更希望自己和永历朝廷之间永远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遥遵朱明,悠哉割据,过着天高皇帝远的日子。
但是,他没有想到“唇亡齿寒”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来得这么现实、这么快。清军在连续躲过广东之劫,迅速平灭国内其他南明残余势力后,自然将最后的目标锁定在位于东南沿海的郑成功。
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悔。清廷可没有给他后悔的时间,倾全国之力向东南扑来。
一声长叹之后,郑成功无奈地把目光投向了海峡的对面。
那里,有一个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宝岛。
07收复台湾,名垂青史此前,郑成功部所处的东南沿海,地狭人稀,无论是粮还是饷都无法保证郑军的正常供应。一直以来,郑成功都是想方设法向内地争取,像他与郝尚久的潮州之争、借与清廷谈判之机四处征粮,目的无不如此。
获得一个大的、稳定的后勤基地,一直是郑成功的一个夙愿。走过大风大浪的他很清楚,这个心病不除,郑氏家族割据自雄就难以为继。
在收复台湾之前,他曾想借清廷的注意力大都放在西南永历朝廷而长江沿线防守相对空虚的机会,北上夺取南京,然后逐渐向南发展,与自己控制的地盘连成一片,但却因为自己的战略失误而失败。
郑成功的粮饷军需日见局促。就像时人沈光文所说:金门寸土,不足养兵;厦门丸城,奚堪生聚?
而如今,在清廷几乎举全国之力向东南挤压而来的情况下,郑成功只有下海一途了。
他的目标是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夏商时期就属于九州之一的扬州。
《三国志》曾详细记载孙权为寻不老仙药,派卫温和诸葛直去台湾和日本,结果日本没去成,仙药也没找到,却掳掠了数千台湾土著回来。
(黄龙)二年春正月……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台湾)及亶洲(日本)。……但得夷洲数千人还。
三十多年后,东吴丹阳太守沈莹写成《临海水土志》一书(原书已佚,见于《太平御览》),里面详细记载了台湾人民包括服饰、习俗等等方面的情况,这是关于台湾最早的文字记录。
17世纪初,趁着明朝势微,荷兰侵略者侵入台湾,并在赤嵌、热兰遮等地建立了据点,开始对台湾进行长期殖民。
这些情报,长期从事海外贸易的郑成功多有耳闻。
让他下定收复台湾决心的,来自于一个从台湾偷渡回来的中国翻译。
此人叫何(廷)斌,长期担任荷兰人的翻译,对台湾情况以及荷兰人的军事部署了如指掌,因为琐事与荷兰人闹翻,差点丢掉性命,因此一怒之下返回大陆,效力郑成功,为提供了大量有关台湾军情世情人情的信息。有此人作为攻台的向导,郑成功心里有底了。
形势逼人。郑成功开始为渡海复台作准备。
1659下半年,计划派遣先锋队伍,安顿家属;
1660年冬,派军队到广东潮州等地筹募粮饷;
1661年正月,在厦门大造船只,以备渡海。
这些工作做完之后,郑成功召开会议,对当时的不利局面进行了分析,提出攻取台湾,安顿家属,解除将士们的后顾之忧,并将台湾经营为反清复明的后勤基地。
天未厌乱,闰位犹在,使我南部之势,顿成瓦解之形。前年何廷斌所进台湾一衅,田园万顷,饷税数十万。造船制器,吾民鳞集,所优为者。近为红夷占据,城中夷伙不上千人,攻之可垂手得者。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次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也。
对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真实意图,还是有人看得很清楚的。兵部侍郎张煌言就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在这种形势下去打台湾,即便顺利收复,却远离了抗清一线,实际上是与复明大业渐行渐远甚至背道而驰了。
但自古未闻以辎重眷属置之外夷,而后经营中原者。
他更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把家眷和资产安置在海外,然后在大陆拓展事业的。你这明明是只考虑郑家的利益,而无意于反清复明的大业,虽然能得到一时半会的苟且偷安,却会因此被后世所耻笑。
倘寻徐福之行踪,思卢敖之故迹,纵偷安一时,必贻讥千古。
郑成功没有因为他人反对而改变。顺治十八年(1661年)二月初三,他亲自率军出征,开始了收复台湾的历程。经过近一年的攻打和围困,1662年二月一日,荷兰人投降,台湾的主权再次回到了中国人的手里,郑氏家族也终于有了一块可以安身立命之所。
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复台后仅三个月,即1662年五月初八,郑成功就因为儿子郑经与乳母私通生子一事气结于心而至英年早逝。
郑成功死后,其子郑经接过郑氏家族的权杖,他秉承其父“东南之事我为政”的思想,自称延平王,继续遥奉早已败亡的永历政权,过着割据自雄的日子。据江日升《台海外纪》载,郑经用人,总兵以下都是自己说了算,而对于公、侯、伯、提督则是一本正经地向“皇帝”请示后才正式任命。
(郑)经承父制,总兵以下皆自委任,如公、侯、伯及提督,必修表请封,然后出印谕。
也就是左手请示,右手批准,这就比较有趣了。
1680年,郑经去世后,幼子郑克塽继位。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军攻台,郑克塽降清。至此,郑氏政权统治台湾23年的历史终结,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台湾正式纳入大清帝国版图,隶属福建省,这也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被中国正统王朝纳入版图。
不可否认,郑成功收复台湾,是他在大陆无立足之地后的无奈之举,然而他将荷兰人逐出台湾,让沦陷38年的台湾重新回到中国人手里,这足以让他名垂青史了。要知道,当年的荷兰,可是继西班牙之后世界最大的殖民国家。他能击败不可一世的荷兰人,体现了其高超的军事才能,同时奔涌在心里的民族大义也给予了他战则必胜的信念。1661年(顺治十八年)四月,他曾致信荷兰殖民头目台湾总督揆一,要他投降,信中几句话十分地霸气硬气,今天读来依然令国人感奋不已:
然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珍瑶不急之物悉听而归。若执事不听,可揭红旗请战,余亦立马以观,毋游移而不决也。生死之权,在余掌中,见机而作,不俟终日。
他明确告诉殖民者,我就是来收复失地的。如果识趣,我还能保证各位活着离开台湾,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这一刻,他担负起了驱逐鞑虏、捍卫家国的神圣使命,而且态度刚硬,毫不退缩。如今站在推进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角度,再去看一看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及其后治理台湾的壮举,称得上经天纬地之才、气吞山河之志,不愧为功绩赫赫的民族英雄。
流在郑成功心中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这一点,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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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南明史》、《清世祖实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