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利华

我们到达的当天晚上，村里的贫下中农在郑队长的主持下开了个欢迎会，第一个节目是划清阶级阵线，也就是让知青知晓村里的阶级敌人是哪些人。昏暗的油灯下，两个人被带进会场-我们住的地方。看样子，一个年龄在30岁左右，他自我介绍说他是“血仇”，由于语言障碍，再加上“血仇”这个新词，在北京的阶级敌人定义无外乎“地富反坏右”，因此，我们并未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敌人。另一个更是匪夷所思，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自我介绍说他是地主的子子，这是陕北话，翻成普通话就是地主的孙子。更加不可思议的还在后面，当队长致欢迎词之后，大家开始嗑瓜子、拉家常，他们的父辈当年都见过共和国的开国大人物，但他们这一辈很少见到远道来的人。村里的许多人一生从未到过延安城，甚至不知飞机为何物，问飞鸡（机）下的蛋有多大？关于我们，他们充满了好奇和各种问题。大家围坐在炕上和地上，我惊奇地发现，那两个阶级敌人也在其中，不断地与人开着玩笑，扯着闲话，完全没有传统与现实意义上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的概念。后来才知道这个所谓的“血仇”是个外乡人，这从他的姓氏就可判断出来，据说他的父辈中有被政府镇压的人，详细情况亦无人说得清，可能公社一级领导会掌握，由此他本人被称作“血仇”。那个地主子子也是外乡人，祖籍安徽，60年代发生特大自然灾害时一家人逃荒到此。他的父亲土改时在外读书，后来参加了革命工作（那时所有的个人履历表都有一栏这样的内容：“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也不再是农民，成分已经发生变化，因此，祖父的地主成分就得由同是农民的孙子继承。其实，当地的农民对地主、富农的概念早已模糊不清，延安地区早在30年代就实行土地改革，只有上了些年纪的人还会有些记忆，因此，我们村里的这两个阶级敌人只是开会的时候出来秀一秀，满足一下上级领导政治上的需要而已，在我的记忆中，也只秀过这一次。

欢迎会过后，估计已过10点钟，确切的时间很难说，当时大部分知青都没有手表，即便有也是机械表，这种表需要天天上弦才能工作，一天的误差大约一分钟左右，所以要经常校对时间，而这里连有线广播也只有公社所在地才有，对表的标准“北京时间”在那里才听得到。不过，连日的疲劳早已战胜了包括“时间概念”等一切想法，队长一宣布散会，大家立刻各就各位，先睡觉再说，实在太累了，下乡第一夜在我的记忆中居然是个空白。

清晨，睡梦中的我们被队长的敲门声唤醒，虽然正值隆冬，所谓冬闲季节，队长的生物钟却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来有两件事：第一，安排我们到村里的各家吃饭，说是过了正月再让我们自己开伙，现在开伙没条件，上级只给了知青口粮，而蔬菜等要生产队解决，一时半会儿也无法着落。第二，排好了村里的男劳力帮我们挑水、劈柴。即使不开伙做饭，也要烧烧火，否则，睡在窑洞冰凉的土炕上会生病的。村里算上孤寡，一共16户，两个阶级敌人家是不能给知青派饭的，这点阶级斗争觉悟队长还是有的，况且知识青年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这事马虎不得。有些家庭成分合格，但生活十分拮据，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有多余的东西给知青吃。数来数去，可派的家就很有限了。于是我们一行七人被分成四组，二人一组，有一人单挑，轮流在被选中的人家吃饭。若组分得大一些，人就太多了，不但准备吃的东西有困难，窑洞太小，也实在招待不下。除了吃饭，喝水和用水就是最大的问题了。

冬天，只能在村前的小河里取水，河水的表面已经冻上了一层厚厚的冰，取水时，要先把冰面凿开一个洞，然后把木桶伸到水里，把水提上来，用扁担挑回家，放在大水缸里备用。刚挑回的河水非常混浊，特别在冰雪消融的季节，通常是一桶河水半桶泥浆，一般要沉淀几个小时之后才可以用。用来挑水的巨大木桶少说也有20斤，装上上水后就是几十斤的担子，还要走山路，一路上坡，几乎没有歇脚的地方。像我当时只有38.5公斤的体重，身高不足160公分的人，不要说挑水，就是挑一担空桶也相当吃力。这里烧水、做饭只用木柴，没有煤炭，就是有，农民们也买不起。

冬闲时，生产队组织村民到20里路之外的森林里砍伐粗细合适可做木柴的树木，然后装在骡子拉的大车上。骡子不够用时，也用人力拉车，顺着冰冻的小河拉回村子，这种方法是效率最高的。当年砍的树不好烧，太湿了，至少放一年以上，经过太阳的暴晒，雨水的冲刷，大风的侵蚀，木头即将变得腐朽时才好烧，烧起火来，红红的火焰伴随着劈劈啪啪的响声。每户村民的窑门旁都矗立着一垛柴禾，从柴禾垛的大小就可以判断这家人的生活殷实与否。从砍下的树木变成可以烧的柴禾绊子，要经过几道工序。首先用锯子把树木锯成一段段半米来长的木桩，然后，把两根木桩呈十字形放在地上，一只脚踩住竖放木桩的底部，与地面呈45度角，再用一种专门的长把斧头把木桩沿截面劈成几瓣，最后成为柴禾绊子。说起来只要几行字，其实不简单，初学者一定要谨慎小心，要摒住呼吸，集中精神，在没有把握的时候宁可放慢速度，少用力，否则，砍在自己的脚上绝不是轻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