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利华

村里有一半人家姓高，是最早迁居到这里的，就算是土著吧，别姓的人都是外来户，大部分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来的。山上住了六户人家，生产队长一家姓郑，郑队长是吕布的老乡，老家是绥德县的，当地的一句顺口溜：“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翻译成现在流行语就是“米脂的女人是最靓的，绥德的男人是最酷的”，不过郑队长分明是被生活重担过早地压弯了腰，身材矮小，一脸的沧桑和菜色，只有两只眼睛很有神，可能有点吕布的风范。

副队长一家姓张，是我们的房东，张队长的婆姨是一位非常正直的人，对我们极好，虽然她只有31岁，我们按当地的风俗，叫她干妈，她甚至有点像老母鸡护小鸡娃一样护着我们，对那些损害知青利益的人，她总是首当其冲，去与他们理论。他们家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只有5岁，乖巧聪明，但得了一种怪病，经常吃灶坑里的灰土， 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是一种营养缺乏症。干妈的小儿子出生时，我正在洗碗，忽然听到隔壁窑洞婴儿的啼哭声，我连忙放下碗筷，兴奋地奔向隔壁，只想看看这个新来的小生命，却被挡在门外，说没有结婚的女子是不能进产房的，不吉利。后来了解到，当地的妇女生产是十分凶险的事，所谓的产床就是在土炕上铺上灶灰，许多妇女会得产褥风死去。如果当时没被挡在门外，看到生孩子的情景，我想一定会造成我的恐惧甚至心理阴影。

政治队长兼会计一家姓任，任队长是村里成年人中的最高学历者-完小四年级，具有很强的优越感。一次，有一位知青边干活边哼外国歌曲《留下山楂树》，他居然听出了名堂，说那位知青唱黄色歌曲，这在当时可是不小的罪名，我们骗他说，这不是外国歌曲，更不是黄色歌曲，而是我国少数民族歌曲，同时还向他普及了中国有56个民族的知识，任队长喃喃地说：“怪不得听着怪怪的，不像是中国的。”他的婆姨是大队的妇女主任，虽不拿工资，也算半个吃官饭的，外出开会都是要记工分的。他的父亲是一位地地道道吃官饭的人，在延安报社工作，每月有固定工资，因此，任队长一家的生活要稍显宽裕一些。他们一家，除了任队长经常在我们面前显示出领导的威严与意识外，他的父母、婆姨、还有他的两个小弟弟都十分善良、纯朴，经常给以我们无私的帮助与关怀。

挨着任队长家住着叔侄儿两家，都姓高。叔叔是村里的贫协主席，德高望重，人称“老贫农”。他和他的老伴儿没有生育，侄儿过继给他当儿子，村里还有一个老红军，是从江西长征到陕北来的，养伤住在老贫农家，得到了夫妇俩的精心照顾，一来二去，相处得像一家人一样，因贫穷，三人就睡在一个炕上，成了远近皆知的“一妻二夫”，但当地人都非常宽容地对待这件事，这里贫穷，几代人睡在一个炕上的也不奇怪。直到“文革”后期，上面整顿不良风俗，勒令那个老红军搬到山下的一眼窑洞里单独居住，但老贫农一家始终照顾他，经常看见他们给老红军送饭，有了好饭，叫他来和全家人一起享用。

老贫农的老伴儿为人极为善良与热情，她有一手榨油的绝活。当地人的食用油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是养猪，到年底杀了猪，把板油炼成油放在瓦罐里储藏备用。其二是植物油，当地人种一种叫“麻”的草本植物，这种植物雌雄不同株，雄株中的纤维可以捻成麻绳，纳鞋底用。雌株结的果实可以榨油，榨成的油称为清油，吃起来很香的。榨油的工艺很复杂，首先把果实炒熟，火候要掌握好，然后用石磨磨碎，再放在装满水的大锅里煮，煮到一定的时候，油就漂在水面上了，最后这道工序最为关键，把油用嘴吹到锅边，用一个小勺子不断把锅边上的油捞出来。全村出油率最高纪录保持者就是老贫农的婆姨，1斤果实可以出9两油！我们知青分的麻籽都是经她的手变成清油的，而且她坚持不要酬报。

还有一家人也姓高，是村里的首富，男主人是远近闻名的大能人，据说在延安城，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有一年，村里人在深山里发现了一处石灰窑，也许是大生产时期留下的，生产队的干部们找了大能人出主意，做了一个决定，背着公社和大队，秘密在深山里烧起了石灰，搞起了“资本主义”，在饿肚子和主义面前，村民们选择了后者，大家齐心合力，在大能人的帮助下，顺利地把烧好的石灰换成了钱。

一位到延安联系运输的人回来说，我到延安运输队，一说我是某某某叫我来找你们的，人家立马就答应了。大能人很少在村里露面，据传，他在甘泉的深山里领着一些“盲流”种地，赚了好多钱。1971年大能人被县里定为严打对象，公安局花了好多心思，动用了好多警力，好不容易才把他捉拿归案，拉到公社进行批斗的那一天，公社的院落被挤得水泄不通，公社宣布社员放假一天，参加批斗 会，记全工分。我只记得，被批斗的人五花大绑地被两人强制弯腰站在高台上，其罪名已经记不清了。会后，有人说，从大能人家里抄出一个枕头，里面装满了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