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利华

刚下乡时，生产队还没来得及给我们准备好必要的生活用具，我们从家里带来的只是被褥、衣服、碗筷之类的简单用品，对付日常的生活是远远不够的，如喝水，需要储水的水缸、挑水的水桶和扁担，做饭需要锅和柴火等。队长派了一个老乡每天为我们挑水、烧炕，吃饭暂时就在老乡家轮流派饭。

按照中国北方和当地习俗，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都要吃扁食类似饺子的一种吃食。第一次到老乡家吃扁食，咬一口，馅是酸的，我和对面的同学面面相觑，一脸的疑惑，“是不是坏的”，我们小声问对方，“不知道”。正在犹豫是否要吐出来时，看到老乡家里的小孩和婆姨吃的是黑面做的饺子，只有我们碗里的饺子是白面做的。那个年月的陕北地区，白面是很精贵的，看来人家是把仅有的白面招待了我们，即便是坏的，也得吃下去。虽说那时整个国家都处于贫困状态，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再贫穷的人家吃饺子总有一些佐料，如醋、麻油、酱油、大蒜等。当我们问老乡是否有醋时，老乡说“有”，赶快让他的婆姨从酸菜缸里舀出一碗酸菜汤放在了小炕桌上，我们这时才恍然大悟，饺子馅是酸菜做的，难怪那么酸！后来才知道，这里的公社供销社-唯一的商店也没有卖醋的，只卖一些农具和粮食，连牙膏、肥皂、卫生纸等基本的日用品都没有。在老乡家吃饭最难过的关其实不是饭菜的好坏，而是卫生问题。全村16户人家只有一家有洗脸盆，事实上，当地老乡根本就没有洗漱的习惯，相关详情就不写了，至今想起来都不寒而栗！就这样大约过了半个多月，总算结束了吃派饭的日子。

大约春节过后，知青开始自己开灶，知青户没有家长，就算一级组织吧，总得有个带头人，官称已经记不清了，就称户长吧。大家通过协商、队长的诱导，选举了我们的户长，主要负责知青与生产队之间的沟通工作，我们从此开始了正规知青户的生活。知青户规定，每人一天轮流做饭，饭分早中晚三顿。

早饭一般在早工后开饭，吃过早饭正式开始一天的受苦（陕北话，把干活或工作形象地称为受苦）。农历正月是农村生活辛苦一年当中最好的日子，从腊月二十三开始过小年到正月十五，再穷的人家也要撑起过年的门面，有肉吃、有酒喝。过了十五，正月十六到农历的二三月份，正是陕北农村最为萧条的季节，所谓青黄不接。生产队派人给我们送来一麻袋胡萝卜，老乡们慷慨解囊，给我们送来一些他们储存的洋芋（土豆），还有酸菜等，这些菜大约维持生活到五月份左右-下一个蔬菜成熟的季节。知青过日子没有算计，一个月每人配给的二两食用油，没过几天就吃光了，剩下的日子只能吃白水煮菜，土豆白水煮，再放些盐还过得去，最难以下咽的是白水煮胡萝卜。

那时粮和油都是由政府统购统销，民间集市上是不能买卖的，生产队的郑队长人托人，费了好大周折从集市上买来二斤猪板油给我们，对于二十几天未见油星的我们是何等珍贵，非语言文字可表达。那天正好轮到我做饭，早起炼好了猪油，放到一只碗里，看着它慢慢地凝结，泛着阵阵诱人的香味，心里盘算着今天可以精心地炒一个胡萝卜丝和一个干辣椒土豆丝，久违了的菜香立刻生动地浮现在脑海里······想着，想着，就到了做饭的时间，我要到山下去挑水，看着这碗宝贵的猪油，生怕它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有什么闪失，我小心地把它放在高高的灯台上，陕北的窑洞一般在灶台的墙上都有凹进去的一个平台，通常为晚间做饭时放豆油灯或煤油灯用。为了更加保险，出门时特意锁了门，平时是不用锁门的。

等我挑水回来时，队长家的大白狗从锁了的门缝中挤出来，舌头舔着嘴唇，一副酒足饭饱的模样，我的心咯噔一下，预想悲剧已经发生。连忙放下水桶，打开门冲了进去，那只盛油的碗已经歪倒在灶台上，碗虽没破，但碗里已是空空如也。一股怒火直冲脑门，等到大家收工回来，我声泪俱下地控诉了大白狗的全部罪行！大家已顾不上饥肠辘辘，先到队长家讨个公道，我们一五一十地诉说了事件的全部，并强烈要求队长严惩他家的大白狗，队长为难地说，就是把它杀掉给你们报仇也要等到秋后啊，那时的狗皮变得毛色丰满，还能值几个钱，队长的诚恳态度使我们决定先放白狗一马。秋天，我们早已淡忘了对大白狗的仇恨，一天队长给我们端来了一碗香喷喷的炖狗肉，他真的把大白狗杀了，大家一时愕然语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