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朝历代，除非天旱缺粮，否则都不会禁酒，尤其不会禁民间饮酒。

而太平天国却有非常严格的禁酒令，金田团营后，1852年所制的《太平条规》里边《定营规条十要》第三条就规定：

“要练好心肠，不得吹烟饮酒……”

各种法规禁律里边，也有两条关于禁酒的：

·凡我们兄弟，俱要修好练正，不准抽洋烟、吃黄烟、饮酒、掳掠、奸淫，犯者斩首不留。

……

·凡聚集饮酒，私议军事，巡查拿获，一概全斩。

天历甲寅四年（1854）五月，主理朝政的东王杨秀清再发命令，称“酒之为物，最易乱人性情”“醉后目无尊长，致生事端”，因此自即日起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人等”被查出喝酒者一律“斩首不留”，知情不报者“一体治罪”，举报有功者，奖授太平天国当时最高荣誉职务——恩赏丞相。

天京城内早期商业活动由国家全包，各种“典官衙”齐全，属于饮食的就有典油盐、舂人、浆人、宰夫、典天茶、典茶心等等名称（顺便说句，这些典官等级还不低，职同指挥，比将军还高一级，仅在丞相、检点之下），就是没有典酒、酿酒的，三百六十行独缺一行。

禁酒令的推行，可以说是洪秀全、杨秀清的共同意愿，但两者之间却有所区别。杨秀清的禁酒是出于实用主义，军队行军打仗贪杯很容易误事，所以他的禁令是严禁军队官员饮酒，但民间却不太管。洪秀全则是完完全全的禁酒，军民上上下下都不能饮，要让酒从世界上消失。

洪秀全为什么那么讨厌酒？估计有两方面原因：

他的族弟洪仁玕曾对外国人说，洪秀全自幼很讨厌酒，认为喝酒误事。洪秀全撰写的传教手册《原道救世歌》里也写道“即如好酒亦非正，成家宜戒败家汤，请观桀纣君天下，铁桶江山为酒亡”。这时是1844年，洪秀全还未产生“革命思想”，仅仅是一名热心虔诚的传教者。

洪秀全所信奉的宗教，虽然并没有完全禁酒，如圣餐礼也要饮用葡萄酒，但总体来说，对酒是采取一种鄙夷态度，新旧经典里反对饮酒的言论不一而足，这当然会对洪秀全产生影响，至少可以让他更加理直气壮地把禁酒当成要遵守的戒律。

这种个人对酒的厌恶，表现到朝政上，就是强行让大家以他本人的爱憎为爱憎。但为了不显得那么粗暴直接，至少要在表面上装出是汲取历史教训之后所采取的、有充足理由的正当行动。

1856年天京事变，杨秀清被杀，洪秀全专权，禁酒令更是持续到他去世，因为洪天贵福在供状里还写道“并不准众人吃酒”。

太平天国的禁酒令真是反复强调，三令五申，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但是，禁令的具体执行情况又是怎么样了？

中国民间，喝酒酿酒的风气非常普遍，禁酒令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更重要的是，任何禁令只有上级官员以身作则，才能上行下效，得到推广。如果上边都带头不执行，你还要下边遵守？太平天国内部很多问题，也正源于此，后期尤甚。

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玕是个“无酒吃不下饭”的酒鬼，洪天贵福也知道“那洪仁玕是好吃酒的”。在天京城内多年的英国翻译官富礼赐写道：

“当天王下诏禁酒时，他（即洪仁玕）恳求特许，谓非有酒不能吃饭，即蒙允许。”

总理大臣如此表率，要求特许饮酒，居然得到特批，可想而知，下边各级官员心里是何种想法，对禁酒令又抱何种态度。

天王的族弟不遵守，忠王李秀成的亲弟同样也不遵守，六王宗酌天义李明成在1861年曾经写信给富礼赐索取洋酒：“所有上日承赠那种美酒付下数坛，或烦代买亦可。”李明成还设晚宴款待富礼赐，富礼赐后来回忆：

“有两瓶……又倒我的来路雪莉酒，均很爽快地传递于席上各大人间——各客均王弟所请来与我会面者也。由此显见他们高级的领袖并不遵行天王之荒谬的禁令，因席上人人尽量畅饮，洋酒固人所共赏，天酒亦一再满斟，壶干了又倒新的。”

席间众人痛饮西洋雪莉酒与太平天国高层自酿的“酒性猛烈的天酒”，可谓中西合璧，富礼赐更用“荒谬”来形容禁酒令，禁令此时已经是形同虚设。

洪秀全的心腹亲信赞王蒙得恩的长子蒙时雍也请过富礼赐吃饭，在席上倒不敢明目张胆地饮酒，还以“天国禁酒”为由，对不能敬酒表示歉意。但这位声称“天国无一人私饮”的小王爷，前几天刚偷偷派人去富礼赐所居住的、停泊在天京城外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上，向“洋兄弟”买了一瓶蒸酒。

天京城内都是官员聚饮，城内私酿。天京城外就更加“山高皇帝远”。诸如苏南、杭州、温岭等地，都有太平军借口“谢天福”在祭拜之后喝酒吃肉，呼朋唤友上酒馆，甚至干脆自己开酒馆的记载。

太平天国禁酒令搞成这般模样，高层喝酒无所畏惧，不怕有人打小报告，也不怕集体惩罚。盖因洪秀全虽然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却没有杨秀清那种事必躬亲，亲理朝政的能力，宫门没出过几次，又不想面见官员，靠躲在宫殿里发命令维持禁令，结果自然只能让这个有违民间生活习惯的禁令局限在宫殿围墙内，只管得住天天在身边的洪天贵福等人。其他的地方，自然鞭长莫及，眼不见为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