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期，在政治、思想文化的变迁下，尤其是豪杰士人群体的兴起，士人儒学理想人格崇尚也逐渐从醇儒转向豪杰。这些豪杰士人强调外王之事功的经世理念，不再以醇儒之道自律，他们怀有强烈地社会责任感，身任天下，济世利民，建功立业成为他们最为迫切的理想追求。

宋儒的理想人格是做醇儒，是内圣超越，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途径是得君行道，重视道德，轻视事功。醇儒的本义是指学问专精的儒者，《南史•何佟之传》：“佟之师心独学，强力专精，初为国子助教，委曲诱诲，都下称其醇儒。”即是此意。

而在朱熹看来醇儒讲求道德之事功的经世理念，认为道德高于一切，追求内圣。朱熹的醇儒理想人格，虽有助于人的道德境界的提高，但又对人的自我满足和自我发展，有着极大的桎梏作用。

明中期以来，政治局势的腐坏、程朱正统理学的式微、社会风尚的变化，这些对士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士风的颓落已成为不可挽回的趋势，士人的儒家理想也开始变得淡漠，一些士人俯仰于时，循默避事，依阿自守。但也有一些士人道义自持，守正不屈，不屈服于世俗的羁绊，毅然决然的肩负起社会的责任和担当。

正是这些报道忤时，恪守儒家传统思想，砥砺风俗的儒学之士，以道义承担者的求仁心态，肩负起济世救民、匡扶天下的政治担当和社会责任，生以理全，死于义合，践行着醇儒理想人格。

豪杰人格首先是由王阳明倡导的，并随着心学思想的发展，成为晚明士人普遍追求的儒家理想人格。王阳明本身就怀有强烈地豪杰人格意识，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趣愈下。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着，吾谁与望乎，圣学日远，功利日近，风俗日晦，惟有豪杰之士才能抟转世风。

对于豪杰士人，他更是给予极高的赞誉，呜呼元山！真可谓豪杰之士，社稷之臣矣。世方植私好利，依违反覆，以垄断相与，而公独世道是忧。王阳明所歆慕的豪杰具有治世之才，超然独立的人格，重义轻利，忧国忧民之情怀。

从李贽自己的理想人格来看，他的豪杰意识也很强，既成天下之大功矣，立万世之荣名矣，虽死何伤乎。李贽认为豪杰之士当身任天下，建功立业，虽至死尤无憾。在黄宗羲看来，豪杰理想人格的境界是以经纬天地为志向、以立功建业为终极目标的。

王夫之认为豪杰之士应具有身任天下的精神，他们对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勇于担当就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是豪杰内在的品性，他们以扶危定倾、利济苍生、身任天下为自身的使命，以为国家与民族建功立业为自己的责任，对生民的疾苦感同身受。

再次，豪杰之士具有生从道，死从义慷慨捐躯而不恤的大无畏精神。船山认为真正的豪杰具有超然独立的人格，他们是一种为天下大义而力为其难的人。船山说：“呜呼!古所谓豪杰之士者，亦力为其难耳。遇必死而处其死，即其遇可以无死而处其生者也。

天启年间，阉党当道，政治败坏到了极点，一些正直之士崛起于朝野之上，同阉党势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他们恪守儒家传统思想，追求人格的至善，坚持士节和臣节，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不畏强暴，前赴后继，至死不渝。

在晚明众多的豪杰士人中，杨涟可谓是一个传奇的人物。他性格刚烈，忠廉耿介，具有浩然正气。对于魏忠贤阉党集团把持政治的黑暗，他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多次上疏朝廷希望剪除阉党势力，以振朝政。然不得上听，最后死谏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彻底与权奸魏忠贤决裂。

由此，魏忠贤对他恨之入骨，多方罗织构陷其罪名，并将其下狱致死。面对阉党的迫害，他并不后悔，但愿国家强固，圣德刚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涟即身无完肉，尸供蛆蚁，原所甘心，不敢言求仁得仁，终不作一怨尤字也。

他以一种绝敢的人格面对生死，不屈服于邪恶势力，为国为民死得其所。同属东林党人的高攀龙、左光斗、魏大中、顾大章、周顺昌等人也是如此，在面对酷刑和死亡，他们首先想到的是道义和家国，就如左光斗所言：“死何恨哉，但人臣即死，当归命君父，伏刀辇毂下，而先时择便，如惧死何？”

在同魏忠贤阉党集团作斗争的过程中，他们刚毅决绝，凌然大义，为了坚守道义，置生死安危于不顾。他们是儒生，始终恪守儒家理想；他们是豪杰，胸怀家国，担大任于道义。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儒家士人所尊崇的豪杰人格意识，作为道义的承担者，士要以天下为己任，笃固士节，重义轻利，为天下大义而力为其难，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晚明豪杰士人以生命为代价承担着道义，以生从道，死从义的绝敢人格践履着儒家理想。

由此可见，晚明豪杰士人更加注重事功，在追求内圣外王之道时，更加注重外王的践履。他们的理想人格也由醇儒成圣变为由豪杰而成圣，甚至将豪杰作为首选的理想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