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一直到之后的五代，是华夏历史上非常特殊的时期。其最突出的特殊之处就是所谓“藩镇”的长期存在。作为藩镇首领的“节度使”，本是初唐盛唐时的一种临时设置，类似于北朝时的“总管”、“行军总管”。它们是朝廷在应对某些局部战事时，为了让负责的高阶武将们可以合理调度前线资源、统筹周边州县的后勤供应而设置的，原则上并不能干涉当地行政事务。不过安史之乱后肃宗父子为了拉拢河北镇将，将他们占据的州县作为供应军需的基地交给他们直接治理后，这样的应急设置就彻底变了味。

节度使们既能统领手中的军队，又可以从辖区州县那里获得财赋物资，朝廷对这些地区的军民们，就逐渐淡化为一个符号。从那以后一百多年间，朝廷再也没能恢复对河朔三镇的直接控制，哪怕宪宗“元和中兴”时让河北镇将们全都俯首听命时也是如此。因为这时候的河北藩镇与朝廷的离心离德、已经不是某个节度使的个人行为，而成为了该地区所有民众固有的社会意识。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其他大一统王朝不可能发生的奇葩局面呢？

说起来大多数人可能不信，其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些地区的军民人等发现：在某个半独立的藩镇治下生存，比起被朝廷派遣的州县官员们治理，要轻松得多。有多位近代学者在研究了中晚唐时期社会经济后，都指出河朔三镇治下的民众寿命超过了全国其他地区，而且在大多数时候承担的税负和劳役都要轻得多。

这种现象的出现其实也不难理解，那就是这些藩镇虽然有一个表面上高高在上的节度使，但其实他下面的每一个州县镇将都有很大的自主性，而这些镇将本身又是依靠本州的大小军头们的支撑而维持权力的。这种形态有点类似欧洲中世纪那种高等贵族——城堡领主——基层武士，那样的层层分封制。底层民众要么是基层兵将的家属，要么是他们的附庸，而节度使虽然也掌握一些精锐牙兵，但是其权力基础不能来自于上述人等的小终于，他是不能违背这个武人团队的集体意志的。

这种机制具有某种军事民主制的色彩，但在地方治理方面会非常注重实效，切实维护本地区利益。反映在军事上，就是职业武人可以得到充足的物资供应，绝对没人敢任意克扣，武人们也愿意竭力御敌，朝廷大军很难打垮这些扎根本地的精兵强将。不过当他们对外征战，长途跋涉到异乡去打拼时，表现往往就不佳了，因为这样的藩镇军队始终只是守户之犬，和盛唐时那样的国家军队有着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