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5月2日，在吴三桂的引领下，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

面对稀稀落落跪倒在马前的数十位原大明官员，多尔衮的脑子有点懵：一切都太不真实了，和梦里想的一点也不一样。

别说是他，从他爷爷努尔哈赤说起，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儿子会从大明手里抢下整个关外，因为这个老建奴努力了三十年，虽然拿下了其他几部女真，并让大明吃了不少苦头，但却一直逡巡在关外的几座坚城之下无计可施；

皇太极也想不到，他的儿子又更进了一步，不仅一举进入关内，居然还拿下了整个大明一统天下，因为他知道自己即使全民皆兵也不过十万。这点人马在关外可以呼风唤雨横冲直撞，但如果洒到中原大地上，却是连点响声都听不到的；

多尔衮自己也想不到，本来只是打算利用这次最低的入关成本抢把大的，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和李自成谈谈条件，在大明的残躯上多分一点肉。哪寻思狮子咬死猎物就跑了，留下的自己根本吃不过来，根本消化不了。

嗝……

有点撑，怎么办？

得修改一下原来的战略规划和目标了。

后金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三月，经过两年艰苦卓绝的围困之后，皇太极赢得松锦大战，俘虏洪承畴，宁锦防线彻底崩溃，大明在并外只剩下宁远一座孤城。

当年十月，皇太极又乘胜入关（壬午之变），一直打到山东南部的兖州等地，掠夺大量财物人畜而还。这次入关共持续八个月之久，一路上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因此，在回军过程中，李国翰、佟图赖等汉军将领就建议乘胜夺取北京。

但皇太极认为，当前机会还不成熟，因为大明虽弱，却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要像伐树先斫其枝叶一样一步步进行削弱，最后就会不战自胜。

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即克山海？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

同时他认为，彼时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气势正盛，不可与之争锋，而形成双线作战的不利态势。所以他要求部下遇到农民军的时候要做好解释工作，说我们也是被明朝的苛政逼得活不下去了才无奈入关抢点东西，千万不能发生冲突。

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变正为此。以善言抚谕之。申戒士卒，勿误杀彼一二人，臻与交恶。

崇德八年八月庚午日（1643年9月21日 ），皇太极去世，死前告诫多尔衮诸人，说种种迹象表明，明朝内忧外患，亡国只是时间问题，让众人相机行事。

以联度之，明有必亡之兆。何以言之？彼流寇内讧，土贼蜂起……莫可止遏。……明之将卒，岂但不能敌我，反自行剽掠，自残人民，行赂朝臣，诈为己功；朝臣专尚奸谗，蔽主耳目，私纳贿赂，罚及无罪，学员及无功。以此观之，明之必亡昭然矣。

皇太极死后，摄政的多尔衮完全执行了皇太极的计划。1644年正月27日，他专门派人到陕北与李自成联络，表达了双方通力合作共取大明，然后平分天下的愿景。

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

但这时李自成已经亲率大军出征北京，接到报告后完全嗤之以鼻，未作任何理会。

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并没有让大清改变入关的策略，他们只是把未来的对手从大明换成了大顺，就像范文程所说：

盖以为明劲敌者我国也，抑则流寇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

不久，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自杀的消息传来，多尔衮立即进行了全国动员，“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于四月初九“统领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声炮起行”，出兵中原。

值得注意的是，清廷这次出兵的目的已与之前单纯的抢劫掳掠完全不动，而是要与农民军掰一掰手腕，分食大明天下。为此，这群历来目无礼法、草菅人命的鞑子居然还颁布了这样一条军纪：“有抗拒者必国诛戳，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军民秋毫无犯。”

出兵不久，做好苦战心理准备的多尔衮却意外收到了第一个惊喜。

4月15日，行至翁后的清军接到了吴三桂的使者及救援信，多尔衮当即立断，改变从蓟州、密云破墙而入的行军路线，直趋山海关。

4月22日，清军大败师老兵疲的李自成，顺利入关。

七天之后，也就是4月29日，第二个惊喜到来：李自成匆匆举行登基典礼后，便立即率军撤离北京。多尔衮闻讯大喜，立即挥鞭南指。

5月2日，清军兵不血刃，进入北京。

胜利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顺利，这是多尔衮始料未及的。面对大好形势，他和手下的一帮人居然犹豫了起来。

犹豫产生了分歧，分歧引来了争论。

是和原来一样抢一把就走，还是移都北京徐图进取？

是与大顺、南明划界而治，还继续西征南讨一统天下？

朝堂之上意见不一。

最先发话的是传统满州贵族。尤其是一些最早跟随努尔哈赤起兵的老资格，坚持还是按照原来的老路子，烧杀抢掠一番后，带着战利品回东北老家享受生活。反正现在山海关在自己手里，以后出入中原就像回家一样简单，大不了吃光了花没了再来抢。

另外一派的观点也差不多，他们认为大清在关内缺乏根基，四周全是虎视耽耽的汉人，安全是个大问题，还是退回关外最为稳妥。至于北京，可以安排一个王爷留守，相当于大清驻中原办事处，入关时随时做好接应工作就行了。

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戳，留置诸王以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

多尔衮本人则非常矛盾。他否决了撤回关外的观点，理由是皇太极曾经要求，如果能拿下北京，便立即迁都至此，再作打算。

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

不过，到底能进取到何种程度，多尔衮本人心中也没有底，毕竟自己的家底就摆在那里，所谓“有多大的荷叶，就包多大的粽子”。

明末遗民张怡的记载道，初入北京时，为收买人心，多尔衮宣布为崇祯皇帝服丧三天。但紧接着，他的野蛮本性就暴露出来了：强制要求汉人无论是官是民，一律按清制剃发。结果引来了一致抵制。

这时就有有识之士建议说：强制剃发会引发恐慌和反抗，不利于大清的统一计划。

结果多尔衮不耐烦地说：谈什么一统天下，但求多占一点算一点。

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

也就是说，多尔衮本人抱的就是得过且过见好就收，因为占领北京已经远超预期，哪里还敢奢求更大的目标。

思虑再三，他决定先用和缓的态度对南明作一下试探。

1644年5月15日，在得知崇祯驾崩的确切消息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继统，改明年为弘光元年。

对此，1644年6月，清廷发布诏书通告天下，说李自成攻占北京后，皇帝和宗室全部死于兵祸，明朝自己又无力复仇，所以我们才入关帮忙靖乱，绝对没有觊觎天下的意思。我们希望和江南的新政权联起手来，共同讨贼。

深痛尔明朝嫡胤无遗，势孤难立，用移我大清宅此北土。厉兵秣马，必歼丑类，以靖万邦。非有富天下之心，实为救中国之计。咨尔河北、河南、江淮诸勋旧大臣、节钺将吏及布衣豪杰之怀忠慕义者，或世受国恩，或新膺主眷，或自矢从王，皆怀故国之悲，孰无雪耻之愿?予皆不吝封爵，特予旌扬。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此惇睦邻之义。

这封诏书说得可谓正气凛然又天花乱坠，其中的真实意图是：兵力不足，无法支撑双线作战，所以只能暂时稳住南明政权，集中优势兵力，全力打败李自成大顺集团后再作打算。

但是，西、南两个方向传来的消息让他瞬间胃口大开。

1644年5月上旬，在清军的压迫下，退出北京的李自成无奈放弃河北，从井陉退入山西，并安排马重禧驻固关、张天琳节制原明大同总兵姜瓖驻大同和阳和、陈永福驻太原、唐通驻晋西北保德以及袁宗第驻临汾等地。

从兵力来看，大顺军足以守住山西，给陕西大本营保留足够的战略纵深。但是，从部署来看，该区域缺少一名中央大员进行统一指挥和节制，整个山西其实是处于一个互不相属、各自为战的状态。同时，部分守将如姜瓖、陈永福和唐通，均为明朝降将，收伏未久，其心怀贰，李自成的这种安排不异于给山西防务埋下了一颗颗定时炸弹。

果不其然，就在李自成尚未离开太原的时候，五月初十，原明大同总兵姜瓖就以复明为号，拥戴明枣强王朱鼎（左“言”右“册”）发动叛乱。同时，阳和军民也配合作战，袭杀大顺驻将张天琳和张黑脸，恢复大同。奇怪的是，李自成并未对此作出任何反应，并于6月初率主力退回西安。

6月16日，在多尔衮的劝诱下，姜瓖又进一步改旗易帜，投降清朝，并用顺治年号张榜安民。

多尔衮趁热打铁，接连派出数名原大明官员到山西进行招降纳叛，代州、五台、定襄先后叛顺归清，整个太原以北地区全部进入清朝版图。

在这种情况下，驻守保德地区的唐通经过权衡，也于八月下旬发动叛乱。和姜瓖一样，他先是改用崇祯年号，又于10月11日改降清朝，被清廷加封为定西侯。

这样一来，李自成不仅迅速丢失了山西大部，而且还让大顺整个陕北防务完全暴露在了清军的兵锋之下。

而相比于西部的几乎兵不血刃，南线南明对北直隶和山东地区的不作为，让清军的势力范围迅速与江淮接壤。

与西线不同的是，南线的北直隶和山东地区在大顺军相继撤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形成了权力真空——顺、清、明谁都没有形成实质性控制——大顺军相继撤走、清朝兵力不足、南明不敢进入。

但是，这一地区的整体态势却是对南明最为有利。

由于大顺政权对明朝官员持续的“追赃助饷”和清廷剃发令的颁布，引起了所占领地区官僚士绅和普通民众的一致反抗，北直隶和山东地区也不例外，他们所打的旗号则是“擒贼复明”。

1644年4月27日，原明朝御史卢世㴶、赵继鼎等人，推举逃难至该地的明宗室庆藩奉国中尉、香河知县朱帅（左“金”右“炊”）为盟主，称“济王”，迅速摧垮大顺残余势力，占领包括河北河间、大名以及山东济南、青州在内的四十三个州县。

5月11日，济宁原大明官员联合当地士绅袭杀大顺留守兵员，“传檄各路，号召忠义”，然后兵分数路，四面出击扩大战果，同时向南明弘光报捷。

不仅如此，民间形势也是一片大好。时人张怡在《謏闻续笔》中写道：

过德州界，一路乡勇团结，以灭贼扶明为帜，所在皆然。……引领南师，如望时雨。……使斯时乘其锐而用之，数十万义士因粮于众，人自为战，大功可立也。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南明能顺势派兵北上，接管该地，稳定人心，即使下一步清军南下，山东一带至少能成为抗清第一线，而不会像后来那般被动。

但是，山东各地自发组织的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等来的不是南明援军，而是除了“督辅史公（史可法）手札褒奖”外，就是一道道空头任命——如王燮为山东巡抚、丘磊为山东总兵、“原任蓟督王永吉戴罪总督山东军务”、王溁为登莱东江巡抚等——之所以说是空头任命，是因为这群被任命的方面大员惮于该地区的复杂形势，根本不敢到任。

王齐抚燮、王东抚溁辞朝后，皆恇怯不行，观望淮上。虽疏纠旨催，充耳而已。（李清《三垣笔记》）

他们虽然并非全无动作，但却仅仅派人到山东作了几次“一日游”，只是吆喝了一嗓子就跑了。

清人委派的地方官员奏本显示，“昨丘磊有遣牌系山东总兵，遣牌至济南缴。又闻有李中书赍捧哀诏沿河而来”；

7月24日，清廷山东巡抚方大猷奏说：“江南传喜诏之官已封识济宁之库藏而去”。此举更是形同儿戏，清廷立即命令方大猷将南明的封识“速行察解”。

也就是说，几个月来，南明政权一直龟缩于江淮以南，对于山东地区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收复和占领举措。

这让本就苦苦支撑的山东官民对南明完全失望，而无奈地把目光转向了入关的清军。

在山东即墨，乱民郭尔标纠集民众，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趁火打劫，当地士绅不堪其苦，多次向南明求援无果，无奈之下，他们转向清朝胶州总兵柯永盛求救，这才迅速平定祸乱。

因支系疏远、号召力不强、又迟迟得不到南明声援的“济王”集团，则在清德州知州张有芳的欺骗和劝说下，解散部众，归顺了清廷。

而其他像明泰安王朱由（上“弼”下“木”）也率领德藩各郡王宗室具表归降。

西线战事的顺利和南线南明政权的不作为让多尔衮看在了眼里，他决定改变战略：在西线集中兵力，以军事打击为主；南线加强政治攻势，先击垮南明的心理防线，待西线胜利后再顺势南下。

所以，在清军觉罗巴哈纳和石廷柱部在占领德州、临清等地后，多尔衮立即将其调往山西，主攻大顺。而在山东，则只利用王鳌永和方大猷等汉人降将率领临时召募的数千散兵，就顺利接管了大部州县。

对于南明，多尔衮则是写了一封恐吓信。

他并没有奢望仅凭几句话就能让南明束手就擒，但没成想，小小一块探路石居然试出了深浅，让南明的虚弱本质暴露无遗。

多尔衮的信写给了督师扬州的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史可法。

信中，多尔衮居高临下，批评南明君臣在君王死社稷的情况下，不思报仇，却违背礼法，在江南非法自立。清朝实在看不下去了，这才在吴三桂的请求下，入关驱逐李自成，替崇祯报仇。所以，希望南明认清形势，抓紧时间投降，争取一个宽大处理。否则大兵在灭掉李自成后即日南下，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

比闻道路纷纷，多谓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至严也。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王吴三桂介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宿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除狗鼠。……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机，聊慕虚名，顿实害，予甚惑之！……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劲敌。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斾南征。……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绶福禄。……南国安危，在此一举。

这封信颠倒黑白，强词夺理，完全否定了南明的政权的合法性，为南征打响了舆论第一枪。

史可法见信大惊，在赶忙给朝廷汇报的同时，也给多尔衮作了回复。信中，史可法字斟句酌却又卑辞下意，唯恐惹恼清廷，坏了南明苟且偷安的“大计”。

首先，他从身份和血统的角度对弘光政权的合法性进行了解释。

今上（朱由崧）非他，即神宗之孙、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崇祯）之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

其次，对清军入关驱逐李自成并为崇祯服丧表示了感谢。

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免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浍，振古烁金，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

最后，他给多尔衮戴了一顶高帽子，希望能效仿契丹和宋、回纥助唐，向清廷借兵灭闯，美其名曰“联虏平寇”。

昔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鑫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汇敷天之愤。

就文辞而言，进士及第的史可法可谓妙笔生花、步步生莲；就气势而言，其中也不乏“天下共主”、“光复神州”之语，冠冕堂皇且大义凛然。

但是，面对多尔衮“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的质问，他却根本无力解释。因为自弘光南京继统到多尔衮写信已经过去了四个月之久，这期间南明政权除了借新皇即位大搞封赏以及权力斗争之外，确实没有采取过任何军事行动，甚至连复仇的口号都未喊一声。

更有甚者，史可法在解释弘光继统的合法性时，竟然大吹法螺，说什么“凤集河清，瑞应非一。即告庙之日，紫云如盖，祝文升霄，万目共瞻，欣传盛事。大江涌出柟梓数万，助修宫殿，是岂非天意哉？”云云，就差补上一句“只要不来打我们，怎么着都行”。

这种表现，根本不像一个坐拥江南富庶以及数十万大军的政权！

毫不意外，这封回信不仅没有换来丝毫同情，反而让多尔衮坚定了南下的决心。

而就在多尔衮紧锣密鼓做准备的时候，南明又不失时机地送来了“神助攻”。

这就是以左懋第为首的南明求和使团。

相比于清廷能摘多少桃子回家的幸福烦恼，南明的朝堂之上则是唱衰不绝、哀声一片，但具体怎么办，却又都拿不定主意。

据明末著名文人、时任左都御史的陈贞慧所记：

诸大老每集议事堂，惟相向攒眉，竟日无一语，或仰视屋之罘罳，咄嗟而已。间曰：事如不可知，将奈何？竟以靴尖蹴地作叹息声，各各散走，以为常。（《书事七则》）

面对清廷的咄咄逼人，南明君臣虽然也不乏有识之士发出正义和强硬之声，但总体上还是所谓的“联虏平寇”占得上风，像宰辅史可法和马士英均持此议。

史可法除了在给多尔衮的复信中已提及此事外，1644年6月，他再次上疏弘光：

目前最急者，莫逾于办寇矣。……从旁有助我者，则寇之势弱。近辽镇吴三桂杀贼十余万，追至晋界而还。或云假虏以破贼，或云借虏以成功。……但虏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前见臣同官马士英已筹及此。

史可法认为最大的敌人不是清朝，而是李自成，因此他不仅坚持“联虏平寇”，还建议尽快派使臣前去与清廷联络。

伏乞敕下兵部，会集廷臣，既定应遣文武之人，或径达虏主，或先通九酋（多尔衮）。应用敕书，速行撰拟，应用银币，速行置办。并随行官役若干名，应给若干廪费，一并料理完备。定于月内起行，庶款虏不为无名，灭寇在此一举矣。

左都御史刘宗周表示赞同，他也向弘光建议说，学习春秋时期申包胥的做法，向清廷借兵剿闯，他认为清廷会有同情心的。

亟驰一介，间道北进，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苟仿包胥之义，虽逆贼未始无良心。

对此，朝中也有人表示异议，像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认为，目前南明面临的形势比着东晋和南宋更为危险，把复国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根本不靠谱，只有自强才能自救。

今日江左形势视之晋、宋更为艰难，肩背腹心，三面受敌。……断宜以进取为第一义，进取不锐，则守御必不坚。

给事中马嘉植则认为借兵打闯，会导致前门拒虎、后门纳狼，请客容易送客难，唐代的突厥和后晋的契丹就是前车之鉴。

今日可忧者，乞师突厥，召兵契丹，自昔为患。及今不备，万一饮马长、淮，侈功邀赏，将来亦何辞于虏？

但是，这些声音根本无法唤醒和阻止弘光，7月初，朱由崧组织朝议，讨论出使清朝的具体事宜。

见事不可为，以兵科给事中陈子龙为首的一帮忠义之士只能退而求其次，再次上书建议，一是使臣要维护上国尊严，无伤国体；二是要同时加强战备，以防万一。

通敌实出权宜，自强乃为本计，恳乞严谕使臣无伤国体，更祈大诫疆臣急修武备事。

7月6日，弘光“面谕北使左懋第、陈洪范、马绍愉。礼部尚书顾锡畴呈祭告梓宫文及通清虏御书、颁臣民圣谕、吴三桂等诰券”。

7月21日，使团携带“大明皇帝致书北国可汗”的御书以及大量金银财物，“前往北京谒陵，祭告先帝；通谢清王，并酬谢剿寇文武劳勋”——虽然是求人，但面子却不能丢：我们主要是上坟，捎带着说一下共同剿贼的事。

让弘光君臣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出使未出发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结局。因为，早在一个月前，作为副使的陈洪范，就已经被自己的儿女亲家、降清的前明朝参将唐虞时给策反了。也就是说，陈洪范早就成了清朝安插在使团内部的奸细，他把南明所有的底牌全部提前透露给了清廷，而南明和使团对此却一无所知。

9月5日，使团进入清属山东地界。从这里，使团开始了羞辱、无功的历程。

首先，清山东巡抚方大猷告诉沿线府县：“奉摄政王令旨，陈洪范经过地方，有司不必敬他，着自备盘费”。而且，除了三位主、副使和极少数人，其他均就地驻留，一概不许进京。

其次，9月29日，使团来到河西务，却被要求留驻，因为顺治10月1日举行登基大典，结果一直到10月12日才被允许进入北京。

第三，顺治和多尔衮连面都不见，只是派礼部官员进行了接待，而且拒收南明的“国书”，同时传达多尔衮的话说不日将发兵江南。

第四，左懋第要求到昌平祭陵同样遭到拒绝，而且负责接待的内院学士刚林嘲讽道：这些工作我们都替你们做了。“先帝活时，贼来不发兵；先帝死后，拥兵不讨贼。先帝不受你们江南不忠之臣的祭。”

10月27日，清廷派兵强行押送使团南返。结果刚到天津，多尔衮又根据陈洪范的建议，将左懋第和马绍愉二人扣留并羁押回京。半年后，左懋第在北京不屈就义。

和谈的失败，让弘光朝堂再次乱作一团。

御史沈宸荃对形势和清廷的居心看得非常清楚，他说：清朝和大顺其实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之所以无法剿贼，就因为近三十年来把钱都花在了东北关外。这次清朝以替我们报仇为名，趁机占领了河北和山东，可以说现在他们的危险和危害远大于李自成。所以，目前我们应该御清为主、防贼为次。

虏、贼今日皆为国大仇。自东沈失事三十年来，兵财尽耗于虏，故贼起而乘之。及贼逆不容诛，复巧借复仇之名，掩有燕、齐，是我中国始终受虏患也。故目前之策，防虏为急，贼次之。以讨贼为先声，以防虏为实着。

沈宸荃的观点可谓一针见血，无奈弘光朝廷仍然毫不理会，史可法一方面也承认“和议固断难成”，另一方面却又替清廷找借口，说和谈失败是因为顺治和多尔衮根本没见到“国书”，即所谓“讨贼之约，不闻达于虏庭”。

所以，史可法的意见是，应立即发布讨贼诏书，并组织军队，向西讨伐李自成。

今宜速发讨贼之诏，严责臣等与（江北）四镇，使悉简精锐，直指秦关。

糊涂啊！

在这时仍然对清廷抱有幻想，并把李自成当作主要敌人，让南明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10月间，就在南明使团尚滞留北京的时候，多尔衮已经确定了清朝兵分两路、征服中原的全国战略。具体部署是：

西路，由英亲王阿济格、平西王吴三桂和智顺王尚可喜统兵，取道内蒙和山西北部，攻击大顺；

南路，由豫亲王多铎、恭顺王孔有德和怀顺王耿仲明统兵，直取南明。

10月24日，清廷下诏，列举了南明不思报仇、擅立福王和拥兵偏安三大“罪状”，正式出兵讨明，拉开了一统全国的序幕。

参考资料：《南明史》、《清世祖实录》、《明清档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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