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三路围攻胜利后，川陕根据地巩固了，扩大了。

到6月底，根据地的范围北起陕南的镇巴、西乡南部，南至仪陇、江口，东接万源，西抵广元和苍溪城附近，比原通南巴根据地大大扩大了，新建了江口、仪陇（县北部地区）、广元（旺苍坝地区）、长池、恩阳（巴中恩阳河地区）、苍溪、万源等7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全区人口达200余万，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

1933年3月，川陕省召开扩大红军运动纪念大会

这时，根据地周围的敌人力图自保，对我暂取守势，我军得以抓紧时间加强根据地建设、休整部队，进一步巩固和壮大自己。

7月上旬，根据木门会议的决定，方面军进行了整顿扩编，部队以4个师为基础扩编为4个军，十师扩为四军，十二师扩为九军，十一师扩为三十军，七十三师扩为三十一军，扩编后4个军实有11个师29个团，4万余人。

木门会议旧址

我们红四军是以原红十师师部和十师二十八团、十一师三十一团、三十二团为基础，连同赤江、赤北两县独立团和万源、江口两县独立营扩编的，军长由我担任，政委周纯全，副军长刘士模，政治部主任徐长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3个师。

十师师长汪乃贵，政委甘良发，政治部主任彭瑞珍，下辖第二十八团（原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团；

十一师师长陈再道，政委叶成焕，下辖第三十一团（原三十一团）、三十二团、三十三团；

十二师师长刘士模兼、政委徐长勋兼，副师长刘善德，下辖第三十四团、三十六团（原三十二团），暂缺三十五团，全军有8个团，1.2万余人。

当时的各级领导机构很精干，比如军司令部只有参谋主任和几个分管作战、侦察等工作的参谋，参谋主任是李迎希同志，参谋有袁渊等同志，我配了个秘书，即王政柱同志。

这次整编，我们四军还特别注意加强经理部（后勤部）和医院的建设，并分别挑选了得力干部去担任领导职务，经理部部长秦辉灿，政委张德发，军医院院长周吉安，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徐立清。

这是因为有了反三路围攻的经验教训，那时供给不可能统一，方面军总经理部没有什么东西给我们，穿衣吃饭一切军用物资等都得自己想办法；

那时的军长真难当，既要顾打仗，又要顾生活，部队不断扩大，不加强后勤部门不行，并且，反三路围攻收紧阵地，方面军差不多全部缩到了我们十师防地上，不仅物资供应特别困难，更难的是伤员增多，我们十师医院不仅要接纳本师的伤病员、也要接纳兄弟师的伤病员，负担很大。

这次整编，加强了后勤部门和医院工作，在后来的建设和作战中可起了大作用。

反六路围攻、收紧阵地，后来还是收缩到了我们四军的防区，虽然我们的负担特别重，但是，后勤和医院两个方面的工作效果是极为显著的。

我们四军防御地段最长，十师驻龙凤场，十一师驻得胜山至江口，十二师驻竹峪关，其中的三十四团驻陕西西乡南的大巴山里。

军部驻洪口，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医院全在洪口，后来，由于政治部主任徐长勋兼十二师政委，为工作方便考虑，军政治部即移驻万源，其他机关依然驻洪口未变。

我军经过整顿扩编后，部队开展了几个月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部队战斗力显著加强，特别是那些入伍不久的新战士军事技术提高很快，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培养了良好的战斗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全军士气高涨，求战心切。

在加强部队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的同时，我们还加强群众工作，配合地方党和政府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发展生产，扩大红军，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等等，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加倍努力。

红军一进四川，刚刚搞了块地盘，张国焘就故伎重演，以"肃反"来排除异己，乱捕滥杀，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壮大和发展不良影响很大。

张国焘对"肃反"抓得很紧，风也刮得不小。

当时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一个刊物上的一篇文章，点名说余笃三同志是"第三党"。

我很奇怪，这是要干什么？

余笃三同志我挺熟悉，工人出身，从苏联回来的，当过军政委、师政委，对革命忠诚，工作很积极。

到后来，点名批的更多了，不少人抓起来了，对张国焘表示不满的同志都没有幸免，如：曾中生、余笃三、傅钟、张琴秋、徐立新、朱光、王振华，还有罗世文、廖承志（当时叫何柳华）等同志。

我清楚地记得旷继勋同志被害前后的情况，老实说，张国焘是搞了阴谋的。

旷继勋（邝继勋，1895-1933）

大约是1933年6月，当时我们十师师部驻洪口，一天晚饭后，我和三十团（老三十团）在镇外娱乐做游戏。

这时从南面山路上来了两个人，牵着两匹马，走近一看，是旷继勋同志和给他放马的一个小战士。

旷继勋同志当时任川陕省革命委员会主席，我急忙迎上去，陪旷继勋到师部，安排弄吃的，后由师政委陪同他吃饭，吃完饭，旷继勋到师政治部周吉可那里玩去了。

他们两人是贵州同乡。

我问师政委，旷继勋来干什么？

他回答说："来帮助你指挥。"

我说："欢迎，那很好嘛。"

他随即问我："你对旷继勋有什么看法？"

我说："是个好同志，工作不错嘛。"

第二天早上，我的那位大个子警卫员告诉我，昨天夜里，把旷继勋勒死了。

我大吃一惊，他还说，夜里，旷继勋被叫到保卫队（住一庙里，队长为丁武选同志），刚一进门，一根绳索就套住他的颈，旷继勋说， xxx 同志，你们放开我，有什么问题可以讲清楚嘛！

吃早饭时，我问政委："旷继勋同志怎么不见了？"

他说："你不要管！"

我说："昨天你不是说他来帮我指挥吗？他到底哪里去了，莫不是把他整死了。"

他说："你别管，这是张主席的命令。"

他说的"张主席"是张国焘，我当时心里不满，有意见，也不敢说。

他见我没有吭声又说："霍丘那一仗，3000人让敌人消灭了，你没有意见。"

在敌人对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围剿"时，当时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的旷继勋同志率一个师守霍丘县城，结果城被敌人攻破，损失3000人，这一仗，吃亏的是死守县城，没有及时撤退，转入游击，旷继勋是有一些责任的，但这是属于军事指挥上的失当，而与政治问题是两码事。

所以，我随即说道："霍丘那一仗，他已经受过撤职处分，不能作为整死他的理由。"

旷继勋牺牲后，他的那个放马的小战士没有地方去，我叫他跟着我，他名叫吴永光，解放后曾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旷继勋同志被张国焘杀害了，先后被杀害的高级干部还有：余笃三、刘杞、吴展、王振华、舒玉章、曾中生等同志。

曾中生(1900-1935)

张国焘"肃反"不仅在上面搞，在有的中层、基层也搞了。

我们当时很有意见。

一次，我对师政委说，听说十二师"肃反"把班长以上的抓起来，我们写封信给总部，让纠正一下吧，他没有吭声。

我后来找了个同志代笔，我在一边口述，直接写给张国焘、陈昌浩。

我说，听说十二师在恩阳河抓了很多干部，是不是事实，请查一查。

这么多人都是反革命吗？我不相信。

他们要真是反革命，不在路上跑了？还跟我们到四川来？

自己人整自己人，是不利的，请总部查一查，去纠正一下。

这封信，张国焘看了，陈昌浩也看了。

他们把信转给何畏（何畏当时代理师长，后曾任九军军长，抗战时叛变投敌），何畏恨死我了，因为这，有几次无缘无故地殴打我们四军党委书记、团委书记。

何畏

我很气愤。

所以后来在麻石口，骂何畏是土匪，不是共产党员。

我们十师和十一师基本上没有搞"肃反"。

我们坚决抵制。

有人怀疑二十八团政委甘良发，说他有问题，我发火了：一参军我们就在一块，从打游击时起，哪一点我不了解。谁抓他，我找谁。

弄得没有办法。

一次二十八团在龙凤场搞夜战演习，机枪连一个排走失了方向，到集合地不见人，就说他们要叛变、投敌了。

我很恼火地说：能这样不相信我们的战士，他们会去投敌吗？

一调查，是集合地听错了，指战员都在一个地方等着，机枪都摆在那，一个人、一枝枪也没丢。

我们刚进四川不久，总部调来吴展同志任十师参谋主任，时间不长，即调走了。

我与他一起的时间少，印象不深，他被杀害是在调出我们十师之后。

总之，在四川"肃反"，遇害的同志不少，对革命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这是张国焘搞的，张国焘要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