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进空军系
1950年，我从西北调入空军时，全家除了3口人，一个马褡子，再什么也没有了，行动利索极了。到太原四航校工作时，还只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没有觉得家庭负担有多大。这年（1953年）9月我的第三个女儿已出生了，留下余群一人带4个孩子，负担很重。空军很关心此事，为解除我的后顾之忧，特意将余群安排到空军在北京的一所子弟小学当校长，让我把家从太原搬到北京。因为我要去南京报到，不能帮助搬家，只能歉疚地离开妻儿。
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报到时，干部部接待的同志接过我的介绍信，看了一下后说："我把你介绍到空军系去。"说完就坐下来给我转介绍信。我一愣，赶快阻止他："同志，你先别写！我是来学陆军的呀！"因为我还不知道这里有空军系，没做这种思想准备。他说："空军政治部介绍来的学员，都是上空军系的。"我把介绍信指给他看："介绍信上没有写空军系嘛！我是来学陆军的。"他说不行。我要求找部长谈谈。他说可以，就领我去了。见到了干部部部长，听了我的"理由"和要求，部长笑着摇头，非常耐心地解释、说服道："空军介绍来的一律学空军，海军介绍来的一律学海军，介绍信上是不用注明的。你想改变军种不行，没有这个先例。"看来这个"空子"是钻不成了，我只好去了空军系。
后来我了解到，这所学院1950年底筹建时，曾准备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负责筹建的刘伯承同志正因为考虑要开设空军系、海军系，才建议中央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早在一年多以前(1952年5月30日）就开设空军系、海军系了，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军事学院建在原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前身即黄埔军校）和国防部旧址上，占地非常广阔，环境十分好。中央任命刘伯承同志为院长兼政委。院、部领导还有钟期光、陈伯钧等同志。第一期学员开课是1951年1月。最初只有4个系，到我入院的时候，已有空军、海军、政治、炮兵、装甲兵、基本等八九个系了。我上的空军系是4年制。
我被编入第二期，全班有40多个学员，营、团、师职干部都有，都是生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任命我兼班主任。我这年快37岁了，在班上属于年龄偏大的。学员有住单间、双人间和三人间之分。我先是住一个套间，后来家搬去后，住了一套单元。
学习生活琐忆
我人院之前，刘伯承院长已根据学员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实际情况，决定增加文化学习时间。因此，1953年秋季开学后，我们先上半年预科，学语文、数学、物理、俄语等课程，以语文、数学为主。要求通过半年（即一学期）的突击学习，语文达到高中毕业，数学、化学、物理达到高中二年级，俄语学会用军事用语代号的水平。给我们讲课的文化教员课都讲得非常好，又都非常耐心，对我帮助很大。但是，因为我文化基础差，仍然感到要求高，课程重，时间紧。为了闯过"文化关",只有加班加点地拼命学。半年"拼"下来，各科成绩都达到了优秀，为我以后学习正课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那时，刘伯承院长对学院生活保障工作非常重视，学院工作人员工作热情也很高，各项生活服务工作都搞得很好。空军系的学员吃的是空勤灶标准，伙食特别好。这就保证了我们学员可以专心学习，为我们取得好成绩创造了条件。
1954年春季开学后，我们空军系第二期转入专业课（正课）的学习。专业课主要学习各种飞机包括轰炸机、歼击机、强击机的战术、飞机构造、飞行原理、领航学、气象学等。有些我在二航校学过，但一则限于当时的学习条件，二则我完全是从零开始，对空军无论感性还是理性知识，都一无所知，因此学得不透。这次学习就不同了。另外还系统地学习了战术、战役、战略等军事理论，并理论联系实际，学习研究了我军各个时期和外军二战时期的著名战例。
刘伯承院长既是我军功勋卓著的元戎，又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教育家，他办院的指导思想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他一方面要求我们系统地学习当时先进的军事理论，另一方面，又非常重视组织我们学习我军各个历史时期的作战经验，特别是抗美援朝的作战经验，还组织我们参加实兵演习。
50年代前期，正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全国、全军都在大张旗鼓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军事学院也不例外，苏联顾问很多，在教学工作中权力也比较大。刘伯承院长的顾问是位苏军上将。这个顾问回国后，又换了位中将。各系有系顾问，各专业课有各专业课的顾问。当时还开了"战例"课，苏联教官讲的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役，像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列宁格勒保卫战、攻克柏林、诺曼底登陆等等。空军系教我们课的大多数是苏联教官，教学方法也沿用苏联军事院校的一整套办法，很死板。最典型的是背条文，一本本厚墩墩的书叫我们死记硬背，提问、检验也完全按条文进行，不允许有一点儿出入，少几个字多几个字都要挨苏联教官的批评。刘伯承院长对这种教学方法是不赞成的，是有看法的。但那时，我们才建国不久，缺少自己的教员队伍，没有自己的教材，没有现成的教育经验。离开苏联教官这一套还不具备条件。他只好告诫我们学员："你们不要'死背书'，一定要理解意思，要'死背活用'。"为此，他还写过一个"攻书求实用，应如攻坚求战果"的条幅。死记硬背教条式的学习确实不好。但按照刘伯承院长的办法"死学活用"，则既可做到学得扎实，又能理论联系实际。
学院里的中国教员比较少，大多数是原国民党军队有"学历"的高级将领，其中多数是解放战争中被俘虏的或起义的，人称"旧军官教员"。我们有些学员不尊重人家，当面说些"打败仗的来教打胜仗的"等等很不应该的话，受到刘伯承院长的严厉批评。教我们班"合同战术"的教员叫刘振世，他是原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少将参谋长，黄埔军校毕业生，瓦子街战役被俘的。1949年后任第一野战军一兵团（司令员王震）二军五师副参谋长，认识我。课间休息时，和我一起闲聊。他问我："1948年二三月打瓦子街的时候，你在哪个部队？"我说在西野四纵警一旅。他说："噢！那就是打严明了？"我说："对，当时我们旅进攻枣卜条梁。"他又问："扶眉战役时，打罗局镇就是你的部队吧？"我说："是的，那时候改称第四军十师了。"他很兴奋地说，罗局战斗的李家塬阻击战，一野首长派他去看了。"你那个三十团实在厉害！"打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几个观摩的原国民党军官赶快退到后面去了。刘振世说，国民党军队的战术和解放军的战术不一样，国民党的战术生硬、死板；解放军的战术灵活、机动，所以总打胜仗。这种打法厉害，他佩服。谈到教学时，他说给我们讲课难啊！我劝他要放心大胆讲，不要有顾虑。
当时的保密制度很严，教材不许拿出教室。教室里有几个大立柜，上面隔出一个个小箱柜。上课时，各自用钥匙把自己的柜子打开，拿出教材，"放学"时，再放回去，锁好，严禁私自带回宿舍。钥匙由保密室统一管理。晚上想看点儿书、补补课，也只能到教室去。不论节假日还是学习日，基本上我每天晚上都在教室里。书本、教材不知背了多少遍。
军事学院也不时搞一些文娱活动。在苏联顾问的影响下，跳交际舞（现在叫交谊舞）一度很盛行，还专门派女同志"扫舞盲"，一个一个地教。我对这东西不感兴趣，也根本没时间，干脆躲得远远的。女同志硬拉我去跳舞时，我说："这不是让我活受罪吗？"人学的第三年(1955年），组织上按照规定，把我妻子余群从北京调到南京，分配在南京林业学院党委任组织部长。说起来全家团聚了，但仍然是早出晚归，顾不上家事。
刘帅办院严字当头
1950年，刘伯承同志主动向毛主席请命，主办军事学院。这时，他已年近花甲，身体不好，但为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人民军队，为了提高我军高、中级干部的文化、理论水平，培养适应当代战争要求的干部队伍，他不顾这些，为办好军事学院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刘帅治军有句名言﹣﹣慈不掌兵。他又认为"治军必先治校"，现代国防准备以培养将领为最重要，当时在军事学院学习的我军高、中级干部"都是中国革命斗争几十年保存下来的宝贵财产","唯其是高级干部，更应加强领导，对他们放松了，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相因成习，积重难返。"因此，刘伯承院长办院的特点是一丝不苟，严格要求。
刘伯承院长从严办院，体现在各个方面。但是，我作为学员，首先感受到的是正规化的养成教育。刘帅曾受周总理委托，负责审查修改解放后我军第一次颁发的三大条令（即内务条令、队列条令和纪律条令）。军事学院在他领导下，推行三大条令，堪称模范。
刘伯承院长自己首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以花甲高龄，坚持保持着模范的军人仪表、姿态。那时，我们经常要走很远的路，到院部大操场去参加会操。会操时，我们除做制式训练外，还要绕操场跑步。刘院长每操必到。我们的作息制度、内务制度要求也很严格，要像战士一样，把宿舍搞得整齐清洁，被子叠得方方正正。还经常要检查军人仪表、姿态。有一天下午，正在上自习时，刘伯承院长亲自来检查内务。系里派人叫我赶紧去。来到我们班的宿舍，他一间一间仔细地查看。这时他已经62岁，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也很微弱，把腰弯得很低，查看被子叠得是否整齐。洗漱用具摆放得是否符合标准。当看到一间宿舍的一张床上被子午休后没叠起来，床上也不够整洁，立即批评说："农民习气，农民习气。"又对我说："你们班要狠抓一下作风。不严格要求，改不掉农民散漫的习气，怎么搞正规化！"我赶快把这个被子叠好了。检查到我的房间时，他问："这是谁住的？"我说："是我。"他满意地点点头说："可以！"
每年全院还举行一两次竞走比赛。全院在大操场集合后出发，一直走过挹江门，到下关车站附近回头，返回到中山门解散。
1955年底，授军衔后，举行了阅兵式。除将军以外的学员，还参加了分列式。刘院长做了检阅。之后不久，出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令人难忘。那时的印尼总统苏加诺访问南京，国务院安排他参观军事学院。学院决定校级以上军官，身着新发的礼服，佩戴勋章，夹道热烈欢迎。不巧，天下大雨，有人建议将欢迎仪式改到礼堂内举行。刘院长说，事关国威军威，哪能随心所欲，坚持按原计划办。他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礼服，不打雨伞，带头淋雨；陪同苏加诺总统来院的陈毅元帅见状也不要雨伞。两位元帅英姿焕发地率领大家，冒雨夹道欢迎外宾。威武雄壮的钢铁之师，顶天立地的将帅风度，使苏加诺总统一行深受感动。授军衔后，我的礼服一共也没穿过几次。这难忘的第一次洗礼，让这身漂亮的礼服浇了个透湿，同时，也给我留下严格治军的深刻教育。
在刘院长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和整个学院良好风气的影响下，我除了在学习上严格要求自己外，每天早上坚持跑步，每次都要跑出中山门一直到孝陵卫再跑步返回，来回在3000米以上。
刘振世教员曾感叹地对我说，他进过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和陆军大学，国民党训练也讲究严格，但比起你们军校和陆军大学，国民党训练也讲究严格，但比起你们共产党来，差得远了。
整顿班风
初入学时，我这个班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骄傲自满情绪和自由主义，我由于忙于学习，思想政治工作抓得也不够紧。1954年3月初，传达学习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后没几天，空军系开党员大会，由系党委作1953年年终工作报告，选系党委委员（我也当选了）。在通过系党委工作报告时，我这个班大部分党员没有举手。我感到这事有点儿怪。我们1953年秋天才人学，对系党委全年工作不很了解，又都是人党多年的老同志，为什么讨论时不提问题，表决时这么多人不同意系党委的工作报告？这当然是一件大事。我虽然只是兼职班主任，仍义不容辞地负有责任。
系里向院党委汇报后，刘伯承院长派人来叫我去谈话。快走到院长办公室门口的时候，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同志关心地拉住我，低声说："今天院长要发火。你要注意态度，多作自我批评！"我报告后进去，敬礼，然后立正站着。刘伯承院长的火气很大，问我："刘懋功，通过党的工作报告，党员大多数不举手，你说说怎么回事？"我回答道：据说他们对系里工作有意见。他说："有意见可以提，怎么能采取否定、反对的态度？"见我不好回答，他接着批评道："刚刚学习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就发生这样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作为共产党员，作为老红军、老八路出身的师团职干部，作为军事学院的学员，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党的原则到哪里去了？党性到哪里去了？还像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还想不想当一个共产党员？"刘伯承院长是站着说这些话的，表情凝重，话语非常严厉。钟期光副政委也一直站在旁边。那一刻，我心里很惭愧，为自己的失职内疚，差点儿流下眼泪。我检讨说："我没有做好班上的工作，我有很大的责任！"批评完以后，刘院长态度缓和了一些，对我说："你学习任务很重，我是知道的。但是既然承担了班主任这个任务，就要把学习和工作兼顾起来，既要把学习搞好，又要把工作抓起来！"最后，他宣布空军系第二期停课整顿一个星期，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同意。
由钟期光副政委领导的工作组，来到我们班进行整顿。钟期光副政委是参加过平江起义，坚持三年湘赣游击战争的老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一直在陈毅同志身边，协助陈老总做政治工作，军事学院组建后，又协助刘院长做政治工作。钟副政委亲自带着工作组一个个找学员谈话，调查了解情况，工作做得很深入、很细致。
一些看似偶然性的东西，往往包含着必然因素。一深入调查，问题就清楚了。原来是某航校政治部主任和某军副参谋长两个学员在后边"起作用"。其中一个文化水平较高，能写会道，经常读古书、写诗词什么的，自命不凡，看不起别人。
在工作组领导下，我们班党支部开了几次党员大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许多同志主动作了自我检查，对他们两个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一个检讨得不错，没有给处分。另一个态度顽固，百般狡辩，不肯认错。党员大会一致通过给他处分。刘伯承院长十分关心我们班的整顿和思想教育工作，几次专门听取工作组和我们班干部的汇报。当听过受处分的学员的详细情况汇报后，刘院长对我说："这个人城府深，你们不是他的对手！"
整顿工作结束后，我们开了支部大会（钟期光副政委和工作组都列席了），对整顿工作作了总结。为了加强我们第二期的思想政治工作，系党委调了一位曾任师政治部主任的黄继甫同志到我们班，任专职指导员。
过了一段时间，全军事学院开大会。刘伯承院长在讲话时，谈到我们空军系第二期由于放松思想工作而发生的问题，强调增强组织观念的重要性，并且点名批评了受处分的学员。
授衔典礼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正规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实行军衔制。将帅授衔的顺序是：毛主席亲自给10位元帅授衔；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彭德怀国防部部长给10位大将授衔；再由元帅们代表毛主席、周总理和彭德怀国防部长在各地给上将、中将、少将授衔。
我们授衔是1955年11月29日（早已经记不得了，是翻资料弄清的），在南京军区礼堂进行的。授衔典礼由刘伯承元帅主持，陈毅元帅代表毛主席、周总理、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向将军们授衔。被授衔单位包括南京军区所属部队、各军事院校等。部队、各军事院校等。典礼搞得很隆重，第一天授上将军衔，第二天以后授中将、少将军衔，一连搞了三四天。授衔开始后，仪仗队、军乐队奏《解放军进行曲》,念到谁的名字，谁就走到台前，向陈毅元帅敬礼、握手，双手接过肩章、领章，马上有人把你领到后面的服装处，军衣、军帽早已准备好，帮你把军服穿好，肩章领章佩戴好，然后回到原座位坐下。接下来授勋章。勋章分八一勋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独立自由勋章（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勋章（解放战争时期）3种。每种又分一、二、三级。当念到我名字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授了少将军衔，获得了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当时我很高兴，深深感到这是党和国家给予我们的荣誉。
我们空军系第二期只有我一人授了少将，其他同学大部分是上校、大校。
授衔后，学院要求服装整齐，军衔齐备。带衔的新式军装的确美观、威武，但总觉得有点儿拘束，不太方便。有一次，我和空军系副主任沈启贤同志（少将）一块儿路过闹市区时，行路人一看两个少将，一下子围上来看稀罕，搞得路都走不动了。接受这次教训，我以后上街就只穿便衣了，外出开会时，我把军衣放在提包里（有车时先放在车上），到会场时再穿戴整齐。为了怕围观，我也不敢随便到照相馆照相。我的第一张穿将军礼服的照片，是3年多以后，到大连时才照的。看来当了将军，就少了好多"自由"。
实行军衔制是我军实现现代化、正规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军实行军衔制，如同我国实现现代化一样，走了一条"之"字形的曲折道路，连彭总都为此背了多年"罪名"。
站在红地毯上接受考试
军事学院不但课程重，考试也多。除了平时上课提问、测验以外，每一门主课学完以后都要进行考试。考试有学期考试、学年考试和毕业考试之分，还有各种不同级别的考试之分，毕业考试属于国家级考试。考试方法有笔试（闭卷）和口试两种方式，口试采取抽签答题的办法。毕业考试（即国家考试）极其隆重，由一个主考官和两个以上的陪考官主持，还要有监考官在场。监考有一二十人之多，除刘帅外，学院的主要领导都到场。每个班要进行9天，人们把这种方式称为"三堂会审"。1954年3月，基本系等第一期学员举行毕业考试时，从上到下尤其重视，中央军委组织了以朱总司令为主席，刘伯承、甘泗淇等为副主席的国家考试委员会，由军委各部负责同志任主考官，对毕业学员进行考核验收。原十师（我的老部队）作战科科长刘瑞福同志正巧是这期学员，而且考试成绩优异，光荣地被评为优等生，留院任教。1957年夏天，我们轮到了被"三堂会审"。
通过4年的学习，遵照刘伯承元帅"学以致用"的教诲，我已摸索出一套适宜于自己的学习方法，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效。
在复习口试题提纲的时候，有一道关于强击机战术的试题，完整答案共有39条，在教材上占了十几页篇幅。同学们都议论说："谁抽到谁倒霉！"我是凡事不抱侥幸心理，对于这道题，我感到很难，于是下了狠功夫，做足两手准备，一是按苏联教官的"死"要求，抱着书本背，背了八九不离十；二是照刘帅"活"的告诫，认真理解条文的意思，归纳成3大类，做了充分准备。我的想法是：抽签时最好不要抽到它，但是万一抽到它，我也有准备！
"国家考试"，真是名副其实！一进考试楼大门，从门厅、楼梯到考试大厅里都铺着大红地毯，长长的台桌后面坐着主考官、陪考官和监考的刘帅的顾问（首席顾问）、军事学院副院长、副政委、教育长、部长等十几个人。这时南京已很炎热了，但人人着装整齐，给人的感觉是既神圣庄严，又有些紧张不安。
考试时，每次点名叫进去两个人，第一个人先抽签，准备20分钟，走上应考席，立正、敬礼后，开始答题，第二个人抽签、准备。等第一个考完出去，第二个开始答题的时候，再叫进来两个，就这样连续不断。
真是又巧又不巧，到我抽签时，几十道题，我偏偏抽了大家说"要倒霉"的那道！我立即坐到旁边稳定心绪，按部就班，又认真准备了一番。在主考官点名叫我后，不慌不忙地踏着红地毯，走到应考席上。当主考官一字一顿地念了考题，宣布"现在请你回答"时，我说："这道题有两种答法，一种是按教材上39条条文背诵；另一种是照我个人理解，归纳为3个方面的重点。请问我用哪一种？"主考官说："当然按教材的条文回答！"我刚准备背诵，被监考的院长顾问抬手制止了，他问翻译："他说的什么？"翻译向他叽里咕噜说了几句以后，对我说："少将同志，顾问请你把刚才提出的要求再重复一下。"我又重复了一遍。翻译和顾问对话后，传达指示道："请按你理解的内容解答！"这一来，主考官显得有些尴尬，不说话了。按理解的内容答，这道题就不难了。我侃侃而谈，通顺流畅地阐述了大概四五分钟（翻译同时向顾问译成俄语）还没有答完，这位苏联中将首席顾问突然举起右臂，兴奋地高声喊道："吧济，哈啦绍！哈啦绍！"（俄语，意为5分，好！好！）主考官宣布："口试结束，5分！"我按捺住心中的兴奋，敬了军礼，正要退出考场，院长顾问走下来，满脸笑容和我拥抱，亲吻，又和我握手，表示祝贺。这种方式的考试，每人要经过几次。其余几次，难度就小了。有些学员对这种场面不习惯，心情紧张加上天气炎热，汗流浃背、结结巴巴，把记熟的题也答得丢三落四，成绩受了影响。
辛勤换来硕果。我的毕业考试成绩，除了联共党史得了一个4分外，其他课程都得了5分。学院规定，全5分获得者，评为"优等生"。我们班只有吴特同志一人是全5分，当了优等生。军事学院的4年学习，使我受到了系统的军事理论教育，深入理解了涉及航空兵的各种技术问题，亲身体会了军队正规化的要求，这些对我以后的工作有极大裨益。
【刘懋功（1916年8月23日—2009年12月23日），甘肃庆阳人。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空军第四航空学校政治委员、第十航空学校校长、空军第三军军长、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等职。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