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我们自己开伙做饭，每人一天轮流做饭。我们第一年由国家供应粮食，每月由队上派人跟着我们，赶上毛驴翻山去砖窑湾公社粮店买粮，待秋天粮食打下来后，我们所分的粮食由队里保管，需要吃什么粮食就从保管那里领。

因此，我们的主食不存在问题，但副食却一直难以解决。我们队上几乎都是坡地，仅有的一点儿川地也用来种玉米，队上只是将一小块靠着泉水的平地作为队里的菜地，派一个老汉专门负责种菜。每隔一段时间，队上就按工分给每家分一堆菜。至于肉类平时几乎吃不上，只有在村里哪个社员家杀了猪，或队上的牲畜摔死时，我们才能吃到一些肉。记得在我们刚去不久，队上的一头驴摔死了，我们就吃了10斤驴肉。

有时，上川的乡亲们也到我们窑洞来，卖给我们鸡蛋或他们打的山鸡，因为我们比供销社的收购价要 左起：齐莹、宋金静、杨青兰、宋燕娜高一些。例如鸡蛋，我们就是按数量付钱，不论大小，一个鸡蛋6分钱，10个鸡蛋算一斤，按供销社的价格我们付6毛1分钱，因此，上川的社员到供销社来卖鸡蛋总是先到我们这儿，优先卖给我们。

通常情况下，我们还是吃不到肉，在一段时间没有肉吃之后，大家就馋得不行。在队里干活时，时常听一些社员讲，今天晚上在哪家“打平伙”。我们当时也不懂“打平伙”是什么意思。后来，看到一些社员从别人家端一大老碗炖好的肉回家吃，我们才知道这就是“打平伙”。经打问我们才知道，如队上的羊摔死了，由队上作价卖给想吃肉的社员，在哪一家炖肉，那家就可多分得一份，大家按份数共同均摊肉钱，这种方式就叫作“打平伙”。我们听了之后一致认为，这是个解馋的好办法。

一天，队上的一只羊又摔死了。我们问清楚在哪家炖羊肉后，就先去打招呼，说我们要参加“打平伙”。记得那天下工之后，大家都十分兴奋，晚饭也不做，都饿着肚子，一心一意地等着吃羊肉。天刚刚擦黑，我们几个就每人端着一个饭碗向炖羊肉的社员家走去。主人见到我们时很吃惊，他没有想到我们会都来，原以为我们也同他们的习惯那样，一家打一份呢！在与主人打过招呼之后，我们并排坐在他家的炕上，靠着墙，看着主人和他家婆姨炖肉。他们当时已把肉切好放在大柴锅里了，加满水后，放了些干红辣椒、花椒、大料和盐，之后没有再放其他任何调料。当时，大家心里还想，这能香吗？但我们几个人仍然有说有笑，注视着女主人的一举一动，其实，我们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当羊肉终于炖熟时，窑洞里已飘满了浓浓的香味。按照“打平伙”的习惯，大家照例把碗都摆放在锅台上，由女主人平均分配这一锅肉，只是主人家多分得一份。最终，我们每人都分到了一碗，心满意足地端着回到我们的住处，狼吞虎咽地美餐了一顿。只记得当时大家吃得那么香，那么专注，吃光了肉，喝完了汤，什么主食也没吃。

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社员家“打平伙”吃肉，，当时既感到新鲜，又感到兴从未有哪家的婆姨和女子去“打平伙”。可能当时主人见我们是知青，对我们也只好破例。

照女主人的做法，加那几种调料清炖羊肉，但却总是不如那天晚上的肉那么香，这也许是因为我们当时太馋肉的缘故吧。

本文知青小组作者共有11名女同学，于1969年1月15日离开北京到安塞县楼坪公社乔庄大队楼坪后队插队。除姜衍芳外，其余10名同学均为北京分司厅中学初67届（7）班的女生，她们是：杨青兰、齐莹、张光耀、宋金静、杨亚沙、孙兰芬、宋燕娜、董正华、尚新妹和姜丽。自1971年1月，地们经推荐相继到延长油矿、县印刷厂、卫生院、宝鸡769厂、空军第5702工厂工作，其余同学因病返京。杨亚沙经推荐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该文由杨亚沙（杨军）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