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黎敏 邱飞 宋丽丽 刘强 沈希

摘要:我国现代家庭农场发展迅速，要实现高效、绿色、专业化的发展目标，亟需大量高层次复合型农场经营人才。文章以浙江省为例，研究分析了该省在现代家庭农场主等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方面的典型做法、存在的问题，并在借鉴国外相关人才培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现代家庭农场主培育路径，即统筹非学历教育与学历教育两个层面，定制专业化培育方案，开展专项育人行动，精准化提供课程、项目、平台等优质资源，完善育人质量评估与监督体系。国家层面，提出须加强部委间协同，持续投入专项资金，完善大学生返乡就业促进政策等意见建议。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长期家庭联产承包制体制下“大国小农”的小规模经营模式难以跟上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步伐，深化农村综合改革迫在眉睫[1]。现代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对推动农业农村走向资源节约、产出高效、环境友好、产品安全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起着重要作用。家庭农场主作为现代家庭农场的建设者、决策者，是家庭农场发展的核心要素，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典型代表。新形势要求下，积极有效地探索家庭农场主培育路径与对策，培育一批掌握现代农业科技，懂管理、善经营、有情怀的现代农场经营人才，是实现农业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如何培育现代农场主的路径研究方面，龙建国等[2]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青年农场主培训现状和经验，总结提出要从制定目标、分类培养、灵活授课、建专业化培训队伍等方面，做好青年农场主技能培训、创业指导等。吴强等[3]提出，要从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实践基地构建等方面，建立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赵恒[4]、于燕等[5]从发达国家职业农民培育经验借鉴的角度，提出职业农业培育需由政府主导、行业组织参与、构建交叉课程体系、推动职业资格证书认定等意见建议。从目前学界研究看，现有的家庭农场主培育研究大多聚焦在技能培训层面，对现代农场主的素养要求、专业化培育路径等缺乏系统研究。厘清现代家庭农场主的内涵特征、培育现状与问题，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农林院校开展现代青年农场主培育路径和政策需求，培养一批高层次专业化人才，对推动现代农场又快又好发展意义重大。

目前，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经营体制仍然是我国农业经营的基本国情，且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将长期存在。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须以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为核心，加快培育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6]。

家庭农场的概念来自于欧美，至今仍然是许多发达国家农业经济的主体和基本支撑力量。家庭农场是以家庭成员为劳动力、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农业经营单位，是符合我国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和未来农业现代化发展趋势的重要经营主体，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力量和依托。无论是人少地多的美国，还是人多地少的日本，抑或是人地比例适中的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家庭农场都占据主体地位，成为最普遍的农业经营主体[7]。将家庭农场有机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进程，建设现代化家庭农场，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经营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途径。相比于小规模经营、单一型生产、手工化作业、满足家庭生活需求为主等传统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方式，现代家庭农场则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融合科技、信息、农业机械、金融等现代生产要素和现代经营理念，实行专业化生产、社会化协作和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微观经济组织[8]。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起步较晚，2013年，家庭农场的概念首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近几年，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鼓励政策，家庭农场得到了蓬勃发展。以浙江省为例，2014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培育发展家庭农场的意见》,此后省内各地的家庭农场呈现加速发展的势头。2021年，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11部门关于推进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提到：到2025年，全省家庭农场稳定在10万家以上，累计建成示范性家庭农场10 000家，其中省级示范2 500家；累计建成40个以上家庭农场整体提升县。由此可以看出，现代家庭农场建设已成为浙江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和建设的重要内容。

现代农场集聚创新要素、科技要素、经营要素和人才要素于一体，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新生力量。提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说到底，关键在人”“核心是要解决好人的问题”,要“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家庭农场主作为家庭农场经营的决策者，是家庭农场发展的核心要素，是破解家庭农场发展困境的关键。新时代赋予家庭农场发展新使命，谁来当家庭农场主，如何培养立足中国特色，担负中国使命，“爱农村、懂技术、善经营”中国式现代家庭农场主的问题，得到了社会高度关注。

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内涵要求，全方位梳理现代家庭农场主的能力素养，对针对性地开展人员培育有着指导意义。现代家庭农场主一是须拥有坚定的社会主义政治立场，深刻理解当前特殊历史时期赋予农业的责任和期待；二是抱有担当共富领头羊的精神追求，须以推动农村共富为责任担当，对个体困难农户进行帮扶和指导；三是根植生态和绿色发展理念，为推动农业生产绿色化、农业资源节约保育、农业绿色产品供给、农业产地环境保护和农业绿色发展试验示范等作出贡献；四是具有运用和创新现代农业科技的综合素养，将农业创新技术及时运用到农业生产中来，提高农业机械化与信息化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化肥、农药、饲料、用水等要素使用上，须将环境和食品安全放在首要位置。

现代家庭农场主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典型代表，是具有一定生产经营规模的年轻的现代农业从业者，他们通常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有掌握现代农业知识和技术的迫切需求，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重要对象。浙江省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总体要求下，以扩大培育群体、健全培育体系、完善政策供给为重点，扎实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近十年累计培训农村各类实用人才280万人次，乡村人才总量达225.9万。

构建了长短结合，通专兼顾的培育项目体系。现代农场主等现代农业经营人才，相比于普通农民，有着学历层次相对较高，专业技能提升需求迫切等特征，浙江省统筹推进短期培训、学历教育、在职研修等方式，将农场主教育培育纳入“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现代农业经营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在职研修生培养计划”“头雁项目培育计划”等专项培育行动中，满足不同学历层次人员接受教育培训需求。同时，按照农业产业属性，开展种植类、养殖类、兽医类等专项知识技能培训行动和安全生产技术、乡村法务、乡村产业运行、乡村管理、农业电子商务等通用知识技能培训。到2022年，累计培训农民260余万人次，入库农村实用人才137万人，占当前农业从业人员数的25%,其中农场主等高素质农民16万余人次[9]。

构建了需求导向，多元参与的培育资源体系。浙江省建立了以“浙江农民大学”为主体，以浙江农艺师学院和浙江茶业学院研修生培养为重要补充，覆盖省、市、县、乡的“四位一体”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按照实用性原则，构建课程、案例库、培训基地等教育资源，组建来自高校教师、行业专家、龙头企业技术骨干、优质社会培训机构等共同组成的培训师资队伍。同步推进培训数字化改革，线上线下融合，集中课堂教学、典型案例分析、技术专题沙龙等相结合的多元化培训方式。目前共有9个农民大学省级校区，11个市级农民学院，70个县级农民学校，500余个乡镇成校，50余个现代农业职业教育集团成员单位，50家省级实训基地，350家农民田间学校[9]。

构建了政策、经费及法律等多维保障体系。建立省、市(地)、县多级投入机制，2019年以来，浙江省每年整合省级以上财政和市县配套资金近2亿元，专门用于农民教育培训，有力保障了农民免费培训需求。先后落实“乡村振兴投资基金(100亿)”“浙里担-青农贷(最高100万)”“头雁信贷专项”等金融优惠政策。健全《浙江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等相关保障内容，进一步明确政府加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主体责任。将职业农民培训纳入各级政府年度工作业绩考核范畴，有效整合政府、科技、资本、市场、社会等各类资源，提供综合性、长期性的职业农民创业创新支撑服务。推进农艺师、园艺师、农业经理人等农业职业等级认定，开展示范农场评选、职业技能比拼等活动，增加“青年农场主”的职业归属感、荣誉感。

近年来，浙江省高度重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培育体系逐步完善，接受培训人数快速增长。但对照现代农场主素养要求，还存在整体学历结构偏低、 培训内容体系不健全、培育质量缺乏监管等问题。

一是农场主整体学历偏低，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尚未建立。据近年调查数据得知，目前我国家庭农场主整体学历偏低，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比不足10%[10],满足现代农场发展需求，一二三产融合的高层次农场经营人才培养体系尚未建立。未系统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农场主群体，他们基础理论知识相对缺乏，认知水平提升主要依赖长期的实践积累，接受并运用新科技的意识、热情欠缺，学历晋升意愿不强烈，很难在短期内提升农场主群体整体学历。各地方部门为吸引大学生返乡就业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在对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调查中发现，以就业或创业形式到乡村就业的意愿不高[11]。因此，在现有政策环境下，大学及以上学历的现代青年农场主人才储备严重不足。

二是培训内容适配度低，面向产业发展前沿的系统化课程仍然缺乏。近年来，家庭农场主作为重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将其纳入多个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培训项目中，构建了多地方层级、多专业维度的培训专项。但多数以公共服务的形式开展短期、零散的专项技术培训，缺乏系统全面的知识补给，难以发挥长期效应。同时，培训内容与现代家庭农场发展的实际需求不匹配。如，浙江省头雁项目计划课程，主要分养殖技术、种植技术、农产品网络营销等基础模块，但契合现代家庭农场发展亟需的先进机械操作技术、智能温室大棚使用管理、三产融合家庭农场经营知识等针对性培训缺乏。

三是培训质量缺乏监管，高校人才培育主体作用未有效发挥。当前，我国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由农业农村部总牵头，教育部是作为协同部门，因此，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未纳入常规的人才培养体系，高校缺乏主体责任意识。具体培训工作中，高校大多作为教育产品供给单位，承担短期培训任务，提供教育产品与资源，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欠缺，人才培育主体地位效益难以有效发挥。同时，相比于常规的学历教育，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质量缺乏有效监管，过程评价和质量跟踪评估体系未系统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培育效果提升。

家庭农场在我国兴起的时间短，尚未形成具有系统性和长期性的青年农场主培育路径。而发达国家职业农民培育起步早，已形成了较为成熟教育和培训体系。吸收借鉴国外有关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有效经验和成熟做法，研究提出现代青年家庭农场主培育的路径和对策建议，对推动现代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建设意义重大。综合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北美模式，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西欧模式及以韩国、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等三个发达地区的职业农民教育模式，有以下显著特点，值得学习借鉴。

高等农业院校发挥教育主体作用。农业院校在农民职业化教育中起着主体作用，尤其针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高等农业院校是主阵地，人才培养体系健全。一是农业院校建有完备的师资库。校内专业教师队伍一般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科研创新水平和实践服务精神，高校也长期聘任校外优秀的知名农业技术人才，农业企业家等兼职教师，满足农业科技推广、示范、咨询以及课程培训等全过程环节师资需求。二是农业院校在课程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不管是线下教育还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远程教育，课程学习都是一个重要的教育模块。农业院校学科专业齐全，能开发并提供从基础到高阶，理论到应用，技术到推广等各种类型多学科融合的课程，满足不同教育层次培训对象的需求。三是强调实践教学，与企业合作开展人才培养已成为农业院校在职业化人才培养中的普遍做法。如在德国，职业农民培育主要实行了农业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双轨制”模式。在该模式学习下，学生们在学校的学习和在企业的实践二者交替开展，并保证企业实践占主要的学习比重[12-13]。

农民职业培训更趋专业化。在中国，农民被视为一种身份，而农业发达国家的普遍认识，农民是一种职业，从事农业某些专业领域，需要接受该领域系统化的专业教育或培训，并考取相应的任职资格认定。如德国职业农民培育标准很严格， 职业农民需持证上岗， 任何期望从事农业工作的人必须要经过专业培训和考试， 获取相应的农民从业资格证书， 即“绿色证书”, 才能当农民和独立经营农场。职业农民通常享受与其他行业类似的福利待遇。如加拿大的职业农民具有较高的社会福利待遇，职业农民享有与其他领域从业人员相当的医疗、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由此可以看出，农民职业的专业化，且享有正当的社会福利待遇是吸引高学历人群从事专业化农业生产，保持职业农民队伍稳定的重要因素。

政府提供政策资金保障。发达国家为保障农民职业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颁布出台了系列法律文件，提供政策保障。韩国从1949年开始，先后颁布了《教育法》、《农村振兴法》、《农业和农村社区10年中长期政策框架》等一系列法律，在职业农民培育的目标、方式、内容、经费支撑等方面作了详细规定[14];美国从1862年颁布的《莫雷尔赠地法案》到1964年《就业机会法》等数十部关于职业教育法律法案，确立和保障农民的教育地位和各项权利，基本建成了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以此来推动国内农业发展。除法律保障外，美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农业惠民政策，职业农民教育获得了雄厚的资金支持，财政每年用于农民教育的经费高达600亿美元，充足的资金支持促进了美国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农业的发展[15]。部分发达国家也通过设立农业专业学习专项拨款、增加农业专项贷款、对提供实习场地的农户发放补助等，激励更多的人自愿从事农业生产，鼓励学生在面临专业选择时向农业专业倾斜。

为响应现代家庭农场经营主体的快速蓬勃发展，突破现有人才培育存在的短板与瓶颈，充分发挥涉农高校在现代农场主专门人才培育和培养中的主体地位，统筹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两个维度的人才培育工作，为乡村产业、人才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涉农高校开展现代家庭农场主人才培育路径见图1。

精准化定制现代家庭农场主培育方案。省农业农村厅负责人在2024年3月21日召开的浙江省全面加强“三支队伍”建设新闻发布会上，从目标层面提出着力打造“1 111”乡村人才矩阵，即千名“浙农英才”,万名产业振兴“头雁”,十万农创客，百万现代“新农人”,青年人才将成为乡村发展的新动能。为提高各类人才培育项目内容有效性，避免内容重复，针对性编制培育教学方案势在必行。涉农高校在现代家庭农场主培育行动中，须从全产业链的视角，基于需求导向原则，定制理论培训、创业孵化和跟进服务等模块，综合提升学员专业技能、农场管理水平、市场化运营水平和道德文化素养水平。同时，以培训为载体构建交流服务平台，搭建学员与学员、学员与专家、学员与基地等多层次沟通、咨询平台，拓宽视野半径。

构建适配度高、三产融合的课程体系。现代家庭农场主既是生产者，更是管理者、运行者，多学科交叉培养是高校培养现代家庭农场主的必然选择。核心是构建多学科交叉的课程体系。一是根据区域特色农业发展类型，确立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等基本方向，按方向配置专业基础课程模块；二是设置环境保护与食品安全类课程模块，强化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食品质量安全意识，学习先进的检测与调控技术。三是农场管理和农产品营销模块，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现代市场营销手段。四是智慧农业、数字农业模块。学习农业信息化、智能化应用技术。同时，加强政治课堂和专业思政课程建设，将思政教育元素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培养既懂得中国农业发展史，又有担当，有情怀的专门人才。

打通非学历教育和学历教育异质化壁垒。非学历教育作为高校创收的一个重要途径，存在轻投入、重回报的现象。为切实提升现代青年农场主培育成效，高校需打通非学历教育和学历教育异质化壁垒，将青年农场主纳入学校整体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统筹师资、课程、平台等创新资源，提供优质化教学资源与服务。一是师资打通，结合培训内容，搭建专业师资库，提高高级职称教师为培训班授课的比例。二是教学资源共享，高校本科、研究生课程向培训班成员开放，实现按需选课。重点实验室、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基地、成果转化项目等实现共享。三是评价跟进，参照学历教育评价体系，构建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师-学员-用人单位等多主体参与的质量监督与评价体系。

开设现代家庭农场经营微专业。为培养基础理论扎实，又具备契合现代农场发展需求的专门知识的高层次人才，高校可积极探索开设家庭农场经营微专业。微专业建设围绕某个特定专业领域、研究方向或者核心素养，开设一组核心课程，旨在提升专业培养与职业发展需求之间的匹配度，使学生具备一定的跨专业素养和从业能力，提高学生知识结构的复合性[16]。选修微专业的学生通过灵活且系统的培养，能够在特定领域具备一定的学术专业素养和行业从业能力。现代家庭农场经营微专业的设置，能为真正想从事现代农业经营和管理的大学生提供学习便利，通过自主灵活的课程组学习，掌握必备知识，他们也将成为现代青年农场主的潜在储备群体。

立足区域特色设置人才培养专项。现代家庭农场主培养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提出的命题，其需求具有阶段性、时效性特征。相比于传统的大学专业，其内部的知识逻辑边界宽泛，且呈现显著的地区差异，就业渠道相对单一固定，给高校人才培养带来一定的难度。基于此提出，高等院校可立足区域农业发展特色需求，采用项目制的形式开展人才培养。项目制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形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中已广为应用，成为一种常态选择并持续推进[17]。采取项目制人才培养模式，一是树立需求导向原则。开展人才需求调研，避免追热点盲目扩大招生规模。立足区域农业发展特点，按需设置人才培养方案，明确人才培养规格。二是建立项目评估与反馈机制。定期对项目实施成效进行评估，重点评估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实际需求的适配度、人才需求度、饱和度等指标，形成评价反馈闭环。三是积极与政府部门、现代农业企业等合作，以立项的形式，争取校内外更多的资金与政策支持。

打造“职业农民”实践与创新创业教育品牌。高校培养本科及以上学历层次的家庭农场主，在理论视野、现代技术掌握、抱负格局与发展潜力等方面，都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但高校大学生大多从学校到学校，缺乏一线工作经验，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偏弱。一是在人才培养方案中至少设置6个月的实践环节，以“职业农民”的身份，到一线生产实践锻炼。高校须与国家级、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建立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建立长期稳定的人才培养实践基地，让大学生切切实实参与到现有家庭农场的生产和经营环节，在“真场景”中历练成就“真本领”。二是积极鼓励农业类高校联盟创建“职业农民”创新创业大赛，通过专业人士的指导，创业项目孵化，引导青年学子理性投身“三农”,激发创新创业精神和“三农”情怀。

一是加强教育统筹。由农业农村部牵头的现代农场主培养计划，是目前代表着国家层面开展青年农场主培养的系统指令，但大多停留在继续教育层面，停留在行业层面，而涉及农场主培养的学历教育的专业尚未设置。因此，亟需进一步健全人才培养体系，提升农场主人才培养的层次水平。从教育需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对接行业发展需求的角度，建议政府进行跨部门联动，教育主管部门协同农业农村部，鼓励和引导农业类高校设置现代青年农场主定向培养专业或专项，订单式培养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青年农场主专门人才，并由高校针对区域人才需求情况，定制人才培养方案。逐步完善非学历教育层面的人才培育质量管理与评估体系，定期对各类培训单位、机构进行质量认证，确保培训效果。

二是完善政策保障。加大现代家庭农场主培育专项资金投入，形成人才培育推动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有序促进大学生到农业农村一线就业。为防止商业资本无序进入农业，目前国家对农村土地流转有户籍限制，即家庭农场土地承包者须拥有当地农村户籍。因此，须及时放开大学生农村落户的各种限制政策，为土地合法流转提供法律保障；逐步完善职业农民认定及培育相关法律法规，推动农民身份向农业职业转变，并根据农业专业领域需要，设立相应的职业任职资格考试，提高相关领域的任职门槛；在家庭农场方面认定，树立“放水养鱼”的思路，各省市县可根据地域和产业特点的不同，在从业人员身份界定，土地承包规模等方面，允许有个性化的认定方案；设立大学毕业生家庭农场主专项启动信贷基金，并在还贷利率、税收等多项金融政策上给予倾斜与支持。

参考文献：略

原标题：现代家庭农场经营人才培育路径和对策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作者：罗黎敏 邱飞 宋丽丽 刘强 沈希 浙江农林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 浙江农林大学研究生院

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浙江农林大学校长办公室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1CGL028)

作者简介:罗黎敏(1978—),女，浙江绍兴人，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三农”人才培养。

来源：《浙江农业学报》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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