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大明
摘要：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大势所趋。家庭农场在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中具有特殊作用，包括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示范作用、数字农业新业态的探索作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节点作用,以及建设数字乡村的主力军作用。但同时家庭农场在促进农业数字化转型方面也存在诸如发展数字经济的舆论氛围不够浓厚、数字化转型发展缺乏产业政策支持、数字基础设施保障有待完善、数字技术人才培育有待加强等现实困难。为了发挥家庭农场的作用，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可以从四个方面开展工作，即加大宣传力度，形成有利于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舆论氛围；加强政策引领，提高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组织化程度；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筑牢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物质基础；加强队伍建设，夯实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人才支撑。
家庭农场“以农民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利用家庭承包土地或流转土地，从事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农业生产，保留了农户家庭经营的内核，坚持了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符合农业生产特点，契合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是农户家庭承包经营的升级版，已经成为引领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有生力量”［3］。作为现代农业的主要参与者、践行者，家庭农场对于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促进乡村振兴负有重要责任。因此,研究如何发挥家庭农场的作用，助推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用最先进的技术成果武装农业是农业农村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表现。实现数字技术成果与现代农业的融合发展有利于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信息化”“数字农业”“农业数字化转型”三个概念是一脉相承的，它体现了不同时期国内学者对农业如何充分利用最新科学技术成果的新认知。总的来看，上世纪末以来，国内学者主要就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一)农业信息化的重要性及其发展前景
早在21世纪初，一些学者就注意到了农业信息化的重要性。孙九林认为，21世纪人类将进入信息农业时代，信息农业将成为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提高农作物产量、降低成本、减少环境污染、提高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前沿研究领域［4］。汪懋华提出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革命的成果促进信息技术应用向农业技术领域转移［5］，同时提出了发展精细农业（实际是今天的数字农业）需要优先研究的7个课题。郭新宇、赵春江等认为农业信息标准化是数字农业的基础［6］。同时，有的学者对农业信息化发展前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石元春认为农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农业信息化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7］。朱启臻提出互联网不是农业的灵丹妙药，因为互联网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的难卖问题，也不能取代农民［8］。
（二）数字农业及其发展方向
数字农业是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9］，它包括农业生产过程的模型技术、虚拟农业、数字化温室控制系统和智能农业专家系统［10］。赵春江认为数字农业是21世纪提升农业产业水平的有效途径，是农业信息化跨越式发展的突破口［11］。唐华俊提出发展数字农业要强化“三个技术创新”，即精准感知和数据采集技术创新、数据挖掘和智能诊断技术创新，以及精准管控与信息服务技术创新［12］。
（三）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及其路径选择
孙九林等提出，农业大数据与信息化基础设施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基础，是新时期农业增长新要素，是建设智慧农业的根本前提［13］。王小兵认为农业数字化转型要做到“五个坚持”，即坚持政策创设与规划引领作为环境保障、坚持把网络设施建设作为基础条件、坚持把电子商务作为优先行动、坚持把数据驱动作为核心动力与坚持把示范培训作为基本途径［14］。龙海波认为数据驱动将成为农业全程标准化体系建设的关键，“互联网+现代农业”将更好地推动农业全产业链的融合，商业模式创新将成为数字农业生态圈建设的重要支撑［15］。刘元胜认为农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推进过程缺乏系统性、基础设施不齐全、供给体系不健全、数字技术与农业缺乏深度融合等问题,需要下大力气予以克服［16］。殷浩栋认为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的现实表征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供给水平大幅提高；“互联网+”在农业农村得以广泛运用；数字技术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加速乡村治理效能提升［17］。总之，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面临的突出问题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网络服务供给需要进一步提升、经营主体的数字化能力不足限制其红利的获得与增收。
（四）数字家庭农场
国内学者对家庭农场的研究集中在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出台之后。但有关数字家庭农场的研究成果较少。从掌握的资料来看，胡晓斌就建立家庭农场数字化管理系统的探讨比较具代表性［18］。
总的来看，学者们均认为用数字技术赋能现代农业，实现农业数字化转型具有历史必然性，同时也注意到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复杂性与长期性，并提出了各自的对策与建议。但是，目前尚无学者对包括家庭农场在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中的角色及参与路径进行讨论，这就为本文的研究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二、家庭农场在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
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以后，各地政府将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组织、专业大户、涉农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家庭农场与数字农业是一种共生关系，即农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家庭农场的高质量发展，而家庭农场的持续健康发展对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等新型业态的诞生具有促进作用。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成员，家庭农场在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过程中，相较于分散的小农户有着独特的作用。
（一）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示范作用
以包括现代数字技术在内的科学技术成果武装农业，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业增产、增效、增收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的主要方向。先进的数字技术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并对农业与农村经济起到拉动作用、引领作用。由于家庭农场本身具有较大的土地经营面积、较大的产量规模与丰富的农产品种类，在数字种田、物联网营销、数字平台推广等方面的需求较为迫切。家庭农场主一般由有知识、有技术、善管理、有探索与创新精神的新型职业农民构成，因此，家庭农场更有意愿和实力发展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在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过程中敢于实践、敢于探索，并最终对周边农户形成示范带动效应。
（二）数字农业新业态的探索作用
在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过程中会不断衍生出一些新业态。但任何新技术的使用、新业态的实施并最终形成规模都要先试验后推广，这里的“试验”实际就是进行实践探索。随着数字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此相关的一些新兴业态应运而生，比如创意农业、认养农业、健康养生业、智慧设施农业等。如何使这些新型业态能够产生不同于传统农业的效率与效益，如何规避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风险无疑是较为严肃的课题。很显然，这些探索、试验工作由一般小农户去完成是不合适的，因为小农户没有足够的土地规模、资金实力、技术水平及管理能力，且其风险承受能力较弱。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成员，家庭农场在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实现乡村振兴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庭农场实行适度规模经营，有较强的资金实力、技术水平和农业管理能力，并具有远超小农户的风险承受能力。因此，家庭农场可以而且能够率先进行数字农业新业态的实践、探索。
（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节点作用
要实现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目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必要条件。5G互联网、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是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未来农村的数字基础设施必然要点、线、面结合，而点的选择显得相当重要。目前，广大农村土地“撂荒”现象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小农户在利益驱使下大都选择外出打工，“无人种地”在一些地方成为不争的事实。基于此，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选择小农户作为节点是不太恰当的。而家庭农场则不同，数字基础设施的加速建设关系到其生产经营环境的改善，因此，作为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者，家庭农场能够、也有意愿成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节点。
（四）建设数字乡村的主力军作用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同时也是贯彻落实数字中国战略的必然要求［19］。加快数字乡村建设，通过信息化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利于农业农村生产经营环境的改善，对于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家庭农场主主要是回乡农民、退伍军人和回乡大学生，他们有技术、有文化、懂管理、敢于创新和奉献，必然能够抓住数字乡村建设的机遇，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应用于生产经营全过程，逐步提高自身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水平。基于此，家庭农场必然是数字乡村建设的积极拥护者、热情参与者，是推动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三、家庭农场助推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可能模式
在未来的农业实践中，基于家庭农场自身需要，其助推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方法多种多样，但归结起来，可采取的模式无非如下四种：
1.产品推介型
在这种模式下，家庭农场使用数字技术向市场消费者推介自己的农产品。有别于小农户的小规模土地经营，家庭农场实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在我国，单户家庭农场的土地规模因其所处地区的地形地貌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在平原地区家庭农场规模最大可以超过1 000亩（在吉林、延边达到2 000多亩），而在丘陵和山区的家庭农场规模在50~500亩不等。由于家庭农场的土地规模大、产量大、产品种类多，其最大难题是如何将农产品卖出去以保障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满足城乡人民的消费需求，实现产品价值和盈利。如果没有有效的营销技术和渠道，曾经发生在小农户身上的“卖粮难”“卖水果难”“卖猪难”等问题，同样也会出现在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中。而数字平台能够发挥其成本低、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信息容纳量大的优势。利用互联网技术将家庭农场与市场消费者有效联结，及时将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匹配，提高生产经营效益。同时，家庭农场能够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分析市场行情与需求变化，依据分析结果适时采取应对措施，调整自己的生产经营策略和产品结构以降低市场风险。
2.效率提高型
在这种模式下，家庭农场利用数字技术提高自己的生产经营效率。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引入农业生产、经营与管理过程，数字赋能现代农业成为农业经济新的增长点，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农村的显著特征。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就是要用现代数字技术，比如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卫星遥感技术、专家系统、农业模拟优化决策系统等介入农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通过建立并有效利用数字平台可以整合种养殖、喷洒、收割、监测、农产品营销等农事环节，使种养殖活动变得更为轻松，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更为省时省力、效率与效益更高，并大大加强家庭农场的自我发展能力。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家庭农场生产经营的根本目标是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只要条件成熟，家庭农场既可以利用物联网来实现“科学种田”，利用安装在农地中的感应器实时检测土地的养分、湿度、光照等信息，对农作物的生长状态进行分析，并据此确定温度、灌溉用水和农药使用数量；还可以利用无人机收集种养殖业信息、图像以制定相应的生产管理措施。
3.技术服务型
在这种模式下，家庭农场利用数字平台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并以有偿形式传授自己实验成功的技术。我国农业在三种产业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靠天吃饭”是其显著特征。农业科技含量不高、农产品处于价值链低端，使得农业从业者收入长期处于低位水平。家庭农场发展现代农业就是要用包括数字技术在内的现代科学技术成果武装农业，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与农产品的附加价值，从而提高农业从业者的收入水平，进而提高农业的吸引力。要将最新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农业生产力，技术推广与服务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在计划经济时期，农业新技术的推广与运用主要是依靠乡农技站这一中间渠道进行的。首先由相关专家对乡农技员进行培训，然后由乡农技员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对农民进行技术服务。但传统的人教人、人帮人模式，不仅速度慢，而且成本极高、效率极低。在数字经济时代，利用数字网络平台家庭农场既可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种养殖技术服务，也可以将自己成功的经验扩散出去带动更多农户通过新技术的使用发家致富。显然，这比传统的农业技术服务方式效率更高、见效更快、服务更及时。
4.风险管理型
在这种模式下，家庭农场利用数字技术管理农业以降低生产经营风险。只要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就必然要面临三种风险：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政策风险。其中，自然风险，比如旱灾、涝灾、虫害等属于不可抗力因素带来的风险。尽管这类风险无法避免，但家庭农场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物联网等数字技术采取相应措施减少损失。而对于市场风险、政策风险，借助数字技术家庭农场完全可以未雨绸缪，规避或降低风险。因家庭农场产量规模较大、产品种类较多，需要对市场动态、消费者需求等信息进行实时掌握,利用数字技术进行信息风险管控，就能够促进其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在实际农业发展过程中，各地家庭农场会根据自己的迫切需要和当地所具备的基础设施条件，选择恰当的模式参与、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上述四种农业数字化模式各有侧重，要达到的经营管理目标各有不同，对数字设施的要求也不完全一致。在主观上，家庭农场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产经营效率和效益，而在客观上，正是家庭农场的这种经济行为助推了数字技术与现代农业的融合发展，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对于带动更多农户实现劳动致富具有现实价值，同时对于全面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家庭农场助推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面临的困境
由于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独特性，相较于小农户，家庭农场对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关注度更高、实施意愿更强。但由于历史原因，相较于国外家庭农场而言，我国家庭农场发展起步晚、基础弱，还处于发展初期。因此，我国家庭农场要在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还存在一定的困难，这些困难主要包括：
1.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舆论氛围尚未形成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但从来就不是农业强国，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较为落后。数字经济对农村和农民来说更是有史以来从未涉足的新生事物。对于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等概念，包括家庭农场在内的许多农业从业者了解不多、认识不透。对于发展数字经济、实现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农业从业者目前尚处于观望状态，对于“为何要转”“能不能转”“怎么转”“转以后有什么好处”等问题心中存在疑虑。基于此，一些农业从业者宁愿选择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也不愿轻易在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上做出改变。可以说，在广大农村地区发展数字经济、实现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舆论氛围有待形成。
2.数字化转型发展缺乏产业政策支持
一项执行成功的产业政策会有利于经济资源的高效配置、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及产业的创新发展。根据我们进行的农村调研，家庭农场普遍对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表示赞同，但对于如何推进数字化转型发展显得迷茫，不知道努力的方向和优先选择的突破口在哪里：钱从何来？设备购买、安装如何解决？也不知道政府政策鼓励什么、鼓励怎么做。产业政策对于家庭农场发展数字农业具有引领作用，农业农村现代化迫切需要地方政府及时出台相关政策。
3.数字基础设施保障有待完善
数字基础设施是发展数字经济必要的物质条件。根据《“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的要求，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包括5G、千兆光纤网络、IPV6、移动物联网、卫星通信网络等新一代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及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据和算力设施。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数字网络建设发展不足，导致农业技术的传播、农业产业的推广、特色优势农产品的营销等严重落后，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的效益和效率，更影响了农业从业者的持续增收。而建设数字化基础设施不仅需要场地而且需要大量的资金，这是单个小农户甚至家庭农场所无法承担的。基于此，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出台特殊政策，由政府主导，广泛吸纳社会资本参与，根据“谁投资、谁优先受益”的原则加快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4.数字技术人才培育有待加强
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是创新发展的题中之义，而创新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由于乡村人才队伍严重老龄化，而老龄化的农业从业者对于数字技术较为陌生。因此，要依靠留守的老年劳动者在数字经济方面有所作为，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今农业技术人才，包括数字技术人才严重缺乏，人才断代、青黄不接的现实不利于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更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现。
五、支持家庭农场助推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对策建议
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是必然趋势，同时也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因此需要多方努力，共同推进。为了充分发挥家庭农场的积极作用，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开展工作：
1.加大宣传力度，形成有利于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舆论氛围
如前所述，农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是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数字农业对于绝大多数农业从业者来说毕竟是新生事物，其未来难以预测、不确定性较大。由于长期以来农业从业者具有谨小慎微的心理特征，对于数字农业的接受将是一个缓慢的长期过程。因此，加大宣传力度是必要的。
一是舆论宣传要落实。针对重点人群，包括小农户与以家庭农场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者，要采取有力措施，多渠道、多手段、全方位宣传数字经济、数字农业、农业数字化管理、数字营销等的重要性，让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形成有利于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舆论氛围。
二是案例示范要到位。仅仅进行单纯的理论说教显然不够，一定要有试点示范。发挥榜样、标杆的力量，让家庭农场等农业从业者实实在在看见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积极成果，从而开展实际行动。
2.加强政策引领，提高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组织化程度
对于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推动方式，有人主张用市场主导的办法，其理由是家庭农场作为理性经济人，能够根据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原则，自动、自愿地选择发展数字农业、智慧农业，促进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另有人主张采取政府主导方式，其理由是政府具有丰富的政策资源和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应该说，市场主导与政府主导两种方式各有其利弊。根据我国农业农村的实际情况，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应该采取“政府+市场”模式。其中，政府职能就是利用其政策资源进行规范、引导，同时，家庭农场等市场主体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市场化操作。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不违背市场经济原则，既发挥了政府优势又兼顾了市场“成本—效益”原则。
其中，加强政策引领强调的就是政府科学地制定并执行政策，调动一切有利的经济资源实现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目标。实践表明，政策对于家庭农场等市场主体的发展走向具有较强的规范、导向作用。为了有效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国家相关部门应该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扶持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动参与其中，并对数字基础设施打造、数字产业培育、数字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引导、组织与规范。其制定的政策应该有利于数字技术人才的成长与发展，有助于数字农业新业态在广大农村地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有利于家庭农场等农业从业者持续增产、增收、增效。
3.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筑牢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物质基础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里的“粮草”就是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建设数字乡村、实现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从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角度考虑，数字基础设施应该在城乡进行统筹规划、系统建设，做到城乡均衡发展。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一要解决场地问题，二要解决资金问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应该由政府引领，社会资本广泛参与，政府与市场共同推动。在此过程中，家庭农场作为社会力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适当的方式参与建设。
4.加强队伍建设，夯实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人才支撑
农业技术人才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第一资源、第一要素。当今的市场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就家庭农场的高质量发展而言，既需要农业生产与经营人才，同时也需要数字技术人才。数字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无非基于两种渠道：一是培育当地人才，这要从回乡农民、回乡大中专毕业生和退伍军人中选拔，采取“引进来”或“送出去”的办法，逐步提高其数字技术素养，不断提升其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二是引进外地人才，采取灵活措施吸引有志于在乡村兴业、发展的城市数字技术人才下乡，让其参与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在人才队伍建设过程中，不仅要感情化人而且要待遇留人、新兴产业聚人，不断改善乡村生产生活环境，打造有利于农业技术人才（包括数字技术人才）充分发挥作用、实现人生价值的宽松政策环境，让各类人才进得来、留得住、用得上。
参考文献：略
来源：《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AJY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