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在盩厔县马召镇住了一夜，第二天即出发南下，准备再翻秦岭。

这时有人主张进入川北建立根据地，那里条件好，四川正在进行军阀混战，我有机可乘，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地广人多，物产丰富，并且地势险要，利于我军发展和建立革命根据地。

总部以我们十师作前卫。

这次翻秦岭，路程长，时间也长，前后走了6天，连续翻越9座海拔2000公尺以上大山。

这时已到12月初，深山里气候严寒，沿途人烟稀少，粮食极其缺乏，到晚上找个村子偎一偎就不容易，大多数时候歪在悬崖老林之下。

我军棉衣问题没解决，部队饥寒交迫，艰苦异常。

后面的部队更困难。

比较起来，我们师还稍微好一些，一是因为我们多一套夹衣，二是我们行军锅全带着，搞到一点包谷或其他食物可以煮一煮，熬点汤，大家喝上一口，既可充一充饥，也可以暖和暖和身子。

我军就这样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刻苦耐劳的精神，战胜重重困难，向南挺进。

第5日下午，我们进到秦岭南麓小河口以北。

两面山谷之间一条小河向南流去，沿河小道直出小河口，这里，苍莽崇峻的秦岭已经丢在身后，前面又将接近汉中，大家情绪为之一振，心情异常舒畅。

翻秦岭以来，一直是以师部特务队在前开路，特务队有130余人。

队长是王友均，原红十五军的，挺机灵的小伙子。

王友均（1911—1935）

在接近镇子时，他们报告，捉到了一个土豪，还有他太太。

一审问，原来是刚卸任的一位县长，是陕西关中人，回去带了几十背篓桔子。

我们告诉王友均，桔子留下，人交总部处理。

40多篓桔子，我们拿了10多篓，叫分给战士们，剩下的放在路头留给兄弟部队。

快到小河口，又能吃到桔子，我们很高兴。

大家拿桔子时，我也拿了一点，陈友寿、曾传六拣青的，我拣红的。

大家一路走一路吃，那时真有趣，他们吃桔子不知道剥皮，一个个吃得又苦又涩，扔了。

问我怎么吃得这样津津有味，我说剥皮嘛，听我这一说，他们围着把我口袋的桔子全搜去了。

下午5点，我们到达小河口，小河口镇子不大，小河从镇边流过，直入汉水，当晚，我们住在镇上。

三十团扎镇南，二十九团扎镇北，后面是二十八团，师部住在一大土豪家里，他家有好几套院子。

旷继勋拿手枪打死一只狗熊，剥下皮，搞狗熊肉吃，他挺会弄，做好了，我们先不敢吃，旷继勋边吃边催促，我们尝一尝，味道真好，有四只脚，旷继勋留着，说是好东西。

第二天，我军从小河口出发，计划经城固附近过汉水。

城固是汉中东面80多里处的一座县城。

从小河口到城固大约50多里，这里是秦岭的出口处，其中很长一段，两边为齐崖，中间是小河，河道边只有一条人工凿开的石路。

出发时，三十团走前卫，另由王友均指挥师部特务队经河西岸翻过岭子向城固县以西迂回，要求遇少数敌人即歼灭，多数即牵制，以掩护我主力在东面的行动。

大约上午9点，前卫三十团到了出口处，遇敌陕军阻击。

敌赵寿山部五十一旅一○一、一 O 二及九十八共3个团的兵力早已在出口处做好工事等待着，企图伏击我军。

由于我们三十团开始火力没有组织好，动作也慢了，第一次攻击没有打开，结果被敌人堵在沟里。

我们4个师又都是走一条路。

南面山外特务队正在激战，枪声连成一片。

我和旷继勋赶到前面，不一会徐总指挥也来了，问我们怎么搞，有什么办法？

我说：让二十九团吃干粮喝凉水，从东面爬山，抄敌人侧后。

徐总指挥同意。

接着，我对二十九团团长陈友寿、政委曾传六作了布置。

二十九团爬上高山，抄到敌后，把堵口子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死的死、逃的逃。

三十团乘机冲出了山口。

二十九团猛追逃敌，又攻下城固县城东面一山寨，歼敌2个营，三十团也一路猛打猛冲，又加上特务队一抄，又在城固城外歼敌1个团，余敌向汉中逃去，我军遂乘胜向四面横扫，占了城固县城。

红四方面军升仙村战役遗址

城固附近都是平原，我军前锋直指汉江。

当晚，师部扎城固城外不远的一个村庄里。

第二天，总部命令我师抢汉水。

我们即先令前卫三十团开到汉水边，并派出便衣，沿河调查，摸情况，找一找桥或船，随即我们率师部来到汉水北岸二三里的小村庄。

夜晚，月亮出来了，我和旷继勋找到政委詹才芳问情况。

詹才芳说，找不到桥也找不到船，还说访问过老百姓，汉水稀泥巴一人多深，人下去会陷死的。

我问，派人下去试过没有，他说没有。

我对他说，你从机枪连的大个子中挑20个党员，解下绑腿结在一起，下河试试看。

来到河边，那20个同志脱了衣服，相互抓着绑带下河了，一下水后，猛然跌下一道深坎子，河水齐脖子，站起来，齐屁股深，再往前走，河水竟渐渐浅了，不一会，对岸传来欢呼声：

"我们过了汉水了！"

大家高兴得不得了。

我们随即传令三十团脱裤子顺原路通过。

三十团过河时，我也从他们东面200米处下水，我骑着马，那里河道平坦，水也只是刚淹着马的上腿。

于是，我传令二十九团、二十八团从我过河处以4路纵队连夜迅速过河，并告诉不用脱裤子。

当夜，我们先头师渡过汉水，进占上元观地区，当地老百姓纷纷传说，来了天兵天将。

天亮后，后续部队也接着过了汉水。

红四方面军过柳林渡口遗址

一过汉水，部队情绪大变，心里觉得开朗多了，轻松多了，追敌被丢在秦岭以北的关中地区，前面也没有敌人，只是西北和东北方向有杨虎城的少数部队，对我也奈何不得。

过汉水后，我军依然以我们师作先头部队迅速向西乡以南钟家沟地区开进，这一带有一些大村庄，主要出产水稻、棉花，比较富裕，这时棉花早已收获，打了包。

考虑到兄弟部队一路上比我们要艰苦，于是，我们师有意向边远处靠了靠，而将比较富裕的大村庄让给兄弟师驻扎。

我们驻地挨着山边，杨虎城部队还时断时续地向我们开上几炮，我们也不去理会。

我们在这一带住了六七天。

主要是休整补充，同时也为下一步进军川北作准备。

我军一面派出少数人员去侦察调查，为进川摸情况，一面抓紧对部队进行训练和动员。

在这一带，我军打了土豪，向贫苦群众分了浮财，部队也缴了些物资、棉花、粮食等。

我们将缴获的棉花分发给战士们，大家一齐动手，找来竹条弹成棉绒，装进夹衣里，改装成棉衣。

兄弟部队没有夹衣，困难一些，他们也用两件单衣夹起棉绒缝成棉衣。

当地党组织在群众中很有威信，发动群众，大力支援我们，缝军衣、做军鞋，使我们感到像回到鄂豫皖根据地群众中一样，十分温暖。

经过几天的休整、补充、训练和动员，我军不仅消除了长期转战的疲劳，较大程度上恢复了体力，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士气，鼓舞了斗志，坚定了胜利信心。

据说总部在钟家沟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布置了进军川北事宜。

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旷继勋不知道去没去，大概也没去。

周纯全回来没有传达。

会议内容我一无所知。

红四方面军总部上元观衡家大院召开了党团会议

进军川北，得翻大巴山。

大巴山自古称"天险"，它耸立在川陕交界处。

当地叫"巴山二百一"。

因上山70里，下山70里，山上也70里。

三七二百一。

在这210里中，峰峦叠嶂，山险路隘，平常即人迹稀少，加上严冬，冰雪覆盖，气候恶劣，更难通行。

但不论怎样，过巴山是我军入川的唯一通道，再难也得过。

为了顺利翻过巴山，全军进行了积极的准备，一是作了深入的思想动员，再就是尽可能充分的物质准备，抓紧做好棉衣，打好草鞋，筹备干粮，还特别要求每人带一小捆稻草，准备既用以在山上取暖，又用以防滑铺路。

12月17日，我军出发，红七十三师走前卫。

我二十九团也跟七十三师出发了。

过了两天，红十一师、十二师相继出发，旷继勋也随总部先走，接着我们十师师部率二十八团、三十团断后。

巴山真是难过，山路崎岖，本来就难走，加上路上积雪冰封，插脚更不易，狂风卷着雪花直朝我们脸上、身上打来，越往上走，山势越来越陡，冰坡一个接一个，一不小心，就有滑下去的危险。

张琴秋这时和我们师一起行动，我亲眼看到她跟我们师政治部主任傅钟一起摔了下去，幸亏后来没出事。

张琴秋

当天在山上宿营，有了间小房子，挤了几百人，其余干部战士都蹲在野外，找稍微避风一点的地方，有的蒙上毯子或被子，有的撑起伞，顶着斗笠，有的铺上稻草过夜。

当夜，雪下得很大。

到第二天早上，地上的积雪又加了半尺厚，只见一切都淹没在积雪中，部队化雪做饭，吃完饭，集合清点人数时，三十团学兵连缺了好几个小战士，仔细寻找，发现他们就蹲在前面，撑着伞，就像一个个白蘑菇，已经牺牲了。

走完了山上70里，开始下山，经天池寺、核桃树，下午到达两河口，当晚就宿营在这里。

至此，我军胜利翻越巴山，并且，前锋已迅速投入到了开辟川陕根据地的战斗中。

红四方面军主力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长驱3000余里，冲破了10余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克服了许许多多的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进军川北。

我军进军川北，当初谁也没有想到。

过平汉路，离开鄂豫皖时想的是等消灭了一路敌人后再转回去，可是大量敌人在围追堵截，我们边走边打，到底往哪里去，没有主意，那时大家心里有看法，上面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张国焘拿不出什么主意，索性往前闯吧，先摆脱敌人。

后来想过漫川关到陕南，我当时就有想法，索性经陕南的安康、西乡到四川，四川人多，军阀又在混战，我们好立足，也好发展。

可是还没有到漫川关，漫川关即被敌人控制住了，四面的敌人又压迫过来，只有从北口上突围，再到商州，以后又翻秦岭入关中。

这时部队中有人议论，大家有意见。

但走关中后第二次翻秦岭南下，特别是过汉水，大家没话说，是拥护的。

迫切的问题是要建立根据地，红军作战没有根据地，寸步难行，西行转战以来没有根据地的苦头说都说不完。

战斗中没有人民群众支援，没有地方武装配合，消息闭塞，情报不灵，连地图也没有。

最难的是伤员无法安置，像新集战斗后的伤员被敌人搜出杀害了，使人多心痛。

因此要求建立根据地是广大指战员的迫切愿望。

所以，我军进入四川建立根据地，一是得力于敌人的逼迫，我们想回鄂豫皖回不去，二是得力于广大指战员的一致要求，必须找一个落脚地。

我军西征3000里，条件那么艰苦，战斗那么频繁，部队不垮，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

就我们师来说有这样几个原因：

首先是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

部队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直行军转战，没有一个目标，沿途又艰苦，一些指战员难免有想法，有情绪，我们及时掌握思想动态，多宣传，多鼓动，主要内容有：

我们一定能够打出一片根据地；

敌人一定会被我们消灭；

困难没有什么了不起；

革命就得能吃苦；

我们要提高勇气，争取胜利，等等。

还采取一级找一级的办法，明确规定师长、政委下到团，团长、政委下到营，营到连，连到排，排到班，班到战士。

几天一轮回，深入做工作，所以部队战斗情绪始终很旺盛，全师上下充满克服困难、打败敌人、争取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二是党组织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虽然，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党委、团委形式与现在不同，也与过去红一方面军不同，但其作用是一样的，那时红四方面军内的党委成员是专职的，一般不任行政职务。

比如，就我们十师党委来说，像我们师长、政委、政治部主任都不是党委成员，党委成员另由不兼职务的七八个同志组成，也是经过党员选举的，也分别有书记、委员，负责党的工作及行政组织工作，推荐考察审查干部（当时政治部下设宣传、群工、敌工等部门，但不设组织部门，组织工作由党委管），做部队内群众工作和思想工作及其他许多具体工作。

特别值得提起的是那么多的伤病号最后能到四川，靠的就是党委、团委，我们师前后伤了七八百人，其中重的一二百，全由他们领着，做了大量的工作，搞了上百副抬子，能走的都带着，哪怕伤了腿的也带着，他们每天早出发，晚宿营，十分辛苦，在他们精心护理照顾下，伤员们逐步痊愈。

当时党的生活，团的生活很活跃。

各级党组织、团组织有很大的凝聚力，成功地把干部战士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形成了坚强的战斗堡垒。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也很强。

三是充分发挥了阶级友爱精神，团结互助精神，我们的部队来自工农劳苦大众，这个本质决定了红军内部同志之间的友爱关系。

一路上，敌情严重，困难很多，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渡难关，最困难的是伤员太多，大家想方设法给予照顾护理，不少人长期抬担架累病了也不叫声苦，在那时，同志们在自己挨饿的情况下搞到一点粮食，首先想到的是别人，夜晚找到一片栖身之地，也首先想到的是别人，而宁愿自己露宿野外。

我们师团的干部很不错、很得力。

二十八团团长汪烈山、政委甘良发是全军数得着的团长、政委，二十九团团长陈友寿，原来是副团长，曹光南牺牲后当团长，他当副团长时间长，指挥打仗和带兵都有一套。

政委曾传六能力也不错。

三十团政委詹才芳很能干，军政担子都能挑。

此外，我们师每人多一套夹衣，有洋钱，还有挑洋钱的人。

又组织了担架队，加上没有机械地执行"轻装"指示，迫击炮、行军锅、医院的一套全带着，占了大便宜，挨饿、受冻相对好一些，病号少一些，对伤员的治疗护理上也方便些，因此，非战斗性减员少多了。

所以，虽然当时连续转战，条件艰苦，但我们始终是充满信心的。

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有人说，我军到小河口时，张国焘召开了一个师级以上的干部会议。

我认为不可能。

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刘杞、王振华、朱光等同志对张国焘有意见完全是事实，也私下议论过张搞家长制、脱离鄂豫皖等问题，说要写信到中央去告张也是事实。

但是，问题是小河口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不可能召开。

首先，他们没有住小河口，怎么跑到小河口来开会？

小河口只住我们十师，我们师走前卫，总部住后面半山上，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开走，他们也接着开走了。

说是师级以上的会议，而就我们十师来说，我没参加，政委周纯全、政治部主任傅钟没参加，代师长旷继勋也没参加。

一到小河口，旷继勋就搞狗熊吃，搞到很晚，第二天清早我们又一起出发的。

当时的条件环境也不允许开会。

小河口北面是秦岭，南面是汉水，一条小河向南流，河边一条小路，路的东西两面是连绵的大山峭壁，人口很稀，全军走在一条路上，拉得那么长，怎么集中开会，并且，得赶快走哩，要抢汉水哩，前面的秦岭出口处也没有占。

况且，这时张国焘不会检讨的。

部队过了秦岭，摆脱了敌人，马上要过汉水，新的局面将出现，他能承认错误吗？

他还会认为自己对了哩！

有的同志以张琴秋同志1933年8月发表的声明为依据，其实那是逼、供、信的产物。

总之，同志们有意见，有议论，想派人出去向中央告状，这些是事实，而小河口会议的召开，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这是历史问题，要搞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