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惠英

麦收后的一天队长对我说：让你到学校去教学生娃你愿意吗？我呆呆地看着队长说：我不行。队长说晚上开社员会讨论。开全村社员会我才知道，学校五个班目前只有一个公办老师，教不过来，需要补充一个教师。我在会上说：我才从学校出来几个月，也没实习过，更重要的是地方话还说不好呢，怎么教课？真怕带不好。社员说：不怕，你只管教。我们相信你了，娃娃们你愿咋管就咋管，他们不听话你就打也能成。听社员们恳切的话语，那就是你愿不愿意干也得干了。听说后来大队干部开会通过，公社批准，于是我成了一名民 办教师，每天挣6.5工分，没有任何补助。

我第一次见到了高凤兰老师，介绍了学校共有30多个学生，给我安排了教一二三年级，高老师教四五年级，当时是五年一贯制。让我想不到的是竟然要都在一个教室上课，我教三个班共17个孩子，教室是一个大窑洞里分炕上地下，高老师让我选择在炕上还是地下。我想我是新来的岁数小，于是在炕上摆几个课桌上了课。其实心里很着急，本来我就是新手又是两个老师五个年级在一个教室。开始上课我也不自信，讲课声音也低，我的学生娃年龄小自制力差，就小声说话，做小动作或回头向四五年级的张望，那时我真后悔到学校来，后来经过跟队里交涉就又收拾出一个教室来。各自有了单独的教室，我心里又敞亮了许多，可以放心地讲课了。有时讲普通话听不懂的还要给他们翻译成本地话，想起我的老师是怎样教我的，我就怎样教我的学生们，我决心努力去做，别看就两个老师什么课也不能少，连体育、唱歌、美术都有分工。

我的拼音底子好，教学生要说“是”不要说“似”，要说“明天”不要说“夜里个”，我对他们说跟我学说话，将来出去走到哪都能听懂别人说话就方便多了。孩子们有的说：我们哪里也去不成，我们没事干。我说那可不一定，要求他们回家也尽量用我教的普通话说，有的孩子对我说：老师，我回家这么说话家里人说我是“漆婊子”，我听了很是无语。我给一年级上课，另外两个年级就要留好作业，如果天暖可到外面背书。就这么轮着讲课，一天下来脑袋也懵懵的。一开始上完课放学时，我让同学们收拾书包准备放学回家，同学不知道什么是书包，我就拿起一个同学的书包问：这是什么？他们说是挎包，我说装书的包就是书包。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们与我的关系越来越近了，学习好的孩子就是淘气一点，我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记得一个二年级的孩子学习成绩不太好，上课爱随便说话做鬼脸等扰乱课堂纪律，有时我就让他拿着语文书站到外面去背，事后他也不计较，上学放学总是和我一起走。我住的窑洞离学校也不太远，经常是学生家里做什么好吃的就给老师拿来，放在你家里，你如不要那才是生分了呢！可能当时那就是村民们对老师表示尊敬吧。有一次一个学生给我端来一盆汤说：老师你怎不去分麻汤，我给你拿来了，麻汤饭可香了。我一问才知道原来谁家要是出麻油，每户都要到他家去分出过油剩下的麻汤做菜粥吃，可能太贫穷了，真的可香了。有时我做吃的也给孩子们吃，有一次一个孩子拿着我做的窝头问：老师，是不是北京的楼房就是这样的？你想北京了就把窝窝做成这样？我真是哭笑不得。

山里人家一年四季都烧柴，老师烧的柴都是学生砍的，可能历来都是这样吧，家里的孩子不到十岁就能上山砍柴了，穷人从小孩开始就辛苦。那一年下来，年终结算时我分有七块多钱，当时生产队没钱也没给，我倒是分到了七百多斤土豆。

后来我又到了另一个学校，我一个老师教一二三四年级，当时村里的学生们家里都困难，真是糠菜半年粮，所以都不交费用，学校给提供课本和一部分作业本还有奖励等。学校有一块地种些土豆、红薯、玉米、豆角等，收获后卖掉就是学校的经费，再有就是秋收时带着孩子们到收完的土豆地里去捡没收干净的土豆用来补充经费，种学校的地，我还没有学生懂，村里有个社员给规划一下就走了，怎么种我大部分还要听较大学生的。

那时又恢复了小学六年教育，四年级读完就要到县城读五年级。我带他们到县城小学去考试，每次带几个孩子都能考上，大队书记就对我说：你还能行了，都能考上了。每 到这时我心里也很高兴，觉得这是对我最好的回报。那时村里不重视女孩子教育，家里一忙女孩子常缺勤，我时不时就到家里找。我上学时真没有当老师的理想，可因插队干上了这一行，我努力地去干了，换来了孩子们的知识，也换来了我的快乐。

后来又搞过农村路线教育，整顿农村基层领导班子，无非是限制个体经济发展，让社员的心都放在集体上，所谓“大锅饭”。当时也是有人持怀疑态度的，可谁能扭转呢？记得当时法院院长常治在陈家洼蹲点，那时的陈家洼是县里的典型，我随工作组在杜庄的任塔村，任塔村和陈家洼隔一座山。有一次我到陈家洼，常治曾疑惑的说：咱们这么搞究竟对不对？我说上面布置的任务，这是我们的工作呀，也就是当时的大局。现在来说总不能乱了大局，从每个领导到每个公民都希望有好的生活，好的生活包括环境，安全等各个方面，这么大的国家困难不少，像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是最忌讳的。

1978年，我终于回到了北京，在企业又干了二十多年后，退休了。

杜惠英，1951年出生，1958至1964年在北京国子监小学就读，1964至1969年在北京安定门中学就读。1969年1月到安塞县真武洞公社关仙咀插队。1971年调到徐家沟大队曹庄，其间从事教学和路线教育。1978年调回北京，1980年在北京东城安定门精装厂工作。2001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