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供养8000万人，唐太宗如何治理“十民九官”？明朝裁员差太远 想象一下，假如今天中国的公务员队伍暴增到8000万人，相当于总人口的近10%，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人吃财政饭，这会是怎样一番景象？然而在1400年前的唐朝初年，情况比这更加离谱——那时是＂十羊九牧＂，意味着十个百姓中竟有九个是官员！ 贞观元年（627年），刚刚登上帝位的李世民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三重困局。 政治上，玄武门之变的血腥阴影挥之不去。就在前一年，李世民在玄武门发动政变，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逼迫父亲李渊退位。这场血腥夺权不仅让他背负弑兄逼父的道德污点，更让他面对数十位手握封地的李姓王爷的潜在威胁。李渊曾广封宗室，连襁褓中的孙辈也封王，这些宗室成员既是李唐江山的＂股东＂，也是新皇权的潜在挑战者。 行政上，臃肿低效的官僚体系令国家运转迟缓。中央官员超过2000人，比起隋朝膨胀了一倍以上；地方州县的数量也是隋朝的两倍。这种＂十羊九牧＂的荒谬局面导致决策流程繁琐，一项政令需要经过多达17天的层层审批才能执行。 财政上，庞大的人事开支让国库入不敷出。财政供养人员占比高达12%，而战乱后的百姓普遍贫困，税收来源匮乏。诸多王爷占尽资源却无实际贡献，更是雪上加霜。 就在李世民举棋不定之际，一次意外的谏言成为了转机。贞观八年，李世民欲纳16岁的郑氏为妃，不料郑氏已与陆爽有婚约。魏征在朝堂上直言：＂陆爽否认婚约，实因畏惧陛下报复！＂并揭露李渊曾强夺辛处俭之妻的往事。这番言论在当时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稍有不慎就会人头落地。 面对魏征的直谏，李世民没有震怒，反而深受启发。他意识到，魏征敢于直言是因为心系国家大局。若能广纳如魏征这样的忠臣良将，或许能找到解决当前困局的良方。 此时的李世民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若大开杀戒清算王爷，必将失民心、激起反抗；若放任不管，中央权威难立，财政崩溃在即。最终，他决定采纳魏征等人的建议，以裁撤冗官为突破口，展开一场涵盖政治、行政、经济的全面改革。 贞观元年的一个清晨，集市上的小贩们交头接耳，谈论着昨日发生的大事。＂听说了吗？太宗皇帝裁了三千宫中属官，连自己的亲兄弟爵位都降了！＂唐太宗的改革风暴，就这样席卷了整个长安城。 面对＂十羊九牧＂的局面，李世民采取了一套精准的＂分类清算＂策略。首先从宗室王爷下手，对无军功者采取温水煮青蛙的策略。淮安王李神通的五个儿子从郡王降为公爵，李神通虽当朝抗议，但李世民以＂天下为公＂为由坚持己见：＂朕的兄弟也一样要降爵，为何单独给你家优待？＂对有军功却心怀异志的王爷，他则毫不手软。长乐王李幼良虽曾击退突厥，但因私养死士、勾结外敌，被赐死；义安王李孝常曾献永丰仓助李渊起兵，却因密谋政变被斩首示众。这些震慑宗室的举措传递出明确信号：顺者生，逆者亡。 中央机构的裁减更为惊人。李世民命房玄龄、杜如晦对中央官员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从2000余人锐减至643人，裁减比例高达60%。更为难得的是，他率先从自己的秦王府旧部开刀。这些追随他南征北战的功臣，为了国家利益，也不得不接受精简。地方州县的合并整顿同样力度不小，合并精简了50%的机构，全国划为10道，简化了行政层级。 改革不只是简单的裁员，更是制度的重构。李世民首创＂谏官随宰相入阁＂制度，让魏征等谏臣参与最高决策。这一举措在当时堪称革命性的创新，等同于主动将＂逆鳞＂暴露给臣子。从此，魏征成为李世民不可或缺的＂明镜＂，一生进谏200余次，其中37次涉及皇权核心问题。 科举制度的革新同样功不可没。李世民将科举考试科目从原来的寥寥数科增至9科，涵盖经史、文学、法律、算学等多个领域。他还首创了＂殿试＂的雏形，亲自参与选拔。贞观年间，共录取进士205人，其中寒门子弟占比高达63%，打破了门阀世族的垄断。薛仁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从田舍郎一跃成为灭高句丽的统帅，实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传奇人生。 这些改革带来的成效令人瞩目。行政效率飞跃，决策流程从17天缩短至3天；贞观十三年，全国死刑犯仅29人，较隋末下降了98%。财政负担大大减轻，供养人员从12%降至4%，每年节省相当于20万石粟米的开支。社会经济繁荣发展，人口从隋末1200万增至贞观末1900万。长安成为国际大都市，胡商达5万人，占总人口的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