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有很多标签，比如最富有的王朝，比如文人的天堂，再比如重文抑武以及由此带来的冗官和军事上的积弱，等等。

其中，最著名、最惹争议也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后面那一条。

它来源于一个极富传奇意义的故事：杯酒释兵权——之所以称为故事，是因为此事不见于《宋史》，而是出自清人毕阮的《续资治通鉴》。所以，一件时人都没有记述的事，其真实性是很值得商榷的。

书归正题。

“杯酒释兵权”之所以惹来争议和为人诟病，是由于普遍认为，正是重文抑武消弥了中国人的部分血性，甚至造成了后世国民精气神的千年萎缩。

诚然，赵匡胤这么做，确实有他的一大萝筐苦衷和理由。但是，其目的只是为了一家一姓之江山而非国家民族长远利益考量，又是显而易见和无可辩驳的。

且不说后世千年如何，让他也没有想到的是，首先品尝这一政策的巨大负面影响和遗毒的却是他自己的子孙：靖康之耻、崖山之恨，让两宋造就了“我大清”之前最惨痛、最屈辱的两次民族败局！

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后来的大元朝用他半农半牧、半官半商、不伦不类的百年统治，证明了这个命题的正确性，所以，赵匡胤的初衷应该是没有错的。

那他错在哪里呢？

是方式——“重文”没错，但是彻底缴械、自废武功和完全躺平式的“抑武”就不对了！

其实，就这个话题而言，早在东汉开国之初，光武帝刘秀就曾采取过类似的做法：偃武修文。虽然看上去和赵匡胤的“重文抑武”异曲同工，但结局却全然不同。

甚至可以说，两字之差，谬以千里！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刘秀分两步完成的“偃武修文”。

杯酒释兵权

简言之，就是谈文学、谈人生、谈理想。

陇、蜀两地平定后，天下大势已经基本明朗，刘秀从此不再轻言战事。太子曾就军旅之事向他请教，他却拿春秋时期卫灵公和孔子的故事回复太子：这不是你应该操心的事。

每次上朝，他总是一呆就是一天。下朝后也不闲着，经常和文武百官讲艺论道，往往谈到很晚才睡。太子又劝他不要太累，他说，我喜欢，所以不觉得累。

初，帝在兵闲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秏，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承闲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

（刘秀）复阖门养威重，授《易经》，起大义。（《东观记》）

这一点，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刘秀打了半辈子仗，不仅心生厌倦，而且也知道百姓苦战，人心思定，所以才整天考虑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但实际上，刘秀此举有着更深层次的目的和涵义：他要传递给众武将们一个信号，我要偃武修文了，你们识相的话，赶紧把兵权交回来吧。

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跟了刘秀这么多年，很多人在第一时间就听懂了他的意思，最典型的就是贾复和邓禹。

贾复看到，刘秀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是不想让功臣继续拥有兵权，于是便悄悄和邓禹商量自削兵权，并对外宣称我们从此要开始作学问了。刘秀一见，果然大喜过望，借此取消了左、右将军的建制。贾复也因此不仅被封侯，还额外加位特进，地位仅在三公之下。

复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与高密侯邓禹并剽甲兵，敦儒学。帝深然之，遂罢左右将军。复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

邓禹也不遑多让，紧步贾复的后尘。他有十三个儿子，让他们各自研习一门学问。同时，他治家严谨，所有开支都取自封地的收入，而绝不从事其他产业进行牟利。

邓禹内行淳备，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资用国邑，不修产利。

刘秀偃武修文

“增邑更封”，顾名思义，就是给功臣们扩大封地、提高爵位。

这一步与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异曲同工，目的是通过物质刺激让功臣们放弃兵权，回家享受生活。

起点是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

这一年四月，最大的割据势力、蜀地公孙述被平定，东汉王朝完成最后一块拼图，刘秀非常高兴，借大司马吴汉凯旋之机，大摆筵席，论功行赏。共有三百六十五名功臣获增邑更封，外戚跟着沾光的也有四十五人。取消左右将军建制的事情也出现在那个时候。

而最引人注目、也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则是，刘秀经略河北、完成王朝奠基的最大功臣耿弇被免去了建威大将军的头衔。

夏四月，大司马吴汉自蜀还京师，于是大飨将士，班劳策勋。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泽封者四十五人。罢左右将军官。建威大将军耿弇罢。

不过，结合前文，我们有理由相信，耿弇的去职完全是配合刘秀上演的一出“双簧”大戏，就是让众人看看，功劳最大的都不要兵权了，你们还有其他想法吗？

对此，《东观记》则说的则很是含蓄。

上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职为过，故皆以列侯就第也。

与刘秀相比，同样是通过“杯酒释兵权”，赵匡胤不仅在时间上比较猴急，吃相也有点难看。

时间是北宋开国的第二年，也就是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就在上一年，赵匡胤才刚刚平定了淮南李重进之变，完成了国家的内部整合。而作为外患的蜀、唐、汉、楚等都还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该怎么逍遥怎么消遥，该怎么快活怎么快活。

但是，即便在如此用人之际，赵匡胤还是等不及了。在赵普的建议下，他把一帮结社兄弟叫在一起，装可怜外加威胁，逼迫众人吐出手里的兵权。

帝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籓，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通过用土地、人口等利益交换，赵匡胤实现了兵权的和平顺利交接，但也从此埋下了深深的隐患，这就是自北宋开国即存在、终两宋未能解决的社会顽疾：土地兼并。

既然同样是收回兵权和增邑更封，为什么我们还说刘秀的手段更加高明呢？

其高明之处体现在哪里呢？

大封功臣

首先，刘秀的“退功臣而进文吏”，是让武将们转岗而不是退休，一旦有变，或者国家有所需要的时候，立马弃笔从戎。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在文臣、武将之间随时切换，像吴汉、臧宫、马援、祭肜等一帮开国功臣，在建武十三年之后还频频出现在平乱第一现场。尤其是马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发挥余热，并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导致了他的悲剧命运（其他人是被动安排，只有他是主动请缨，没有领会刘秀偃武修文的思想主旨），不过这是后话。

（建武十七年）秋七月，妖巫李广等群起据皖城，遣虎贲中郎将马援、骠骑将军段志讨之。九月，破皖城，斩李广等。

（建武）十八年春二月，蜀郡守将史歆叛，遣大司马吴汉率二将军讨之，围成都。

（建武十八年三月）遣伏波将军马援率楼船将军段志等击交址贼征侧等。

（建武十九年）妖巫单臣、傅镇等反，据原武，遣太中大夫臧宫围之。夏四月，拔原武，斩臣、镇等。

伏波将军马援破交址，斩征侧等。因击破九真贼都阳等，降之。

（建武二十一年）秋，鲜卑寇辽东，辽东太守祭肜大破之。

“杯酒释兵权”则不同，赵匡胤让一帮开国功臣包括自己的结社兄弟直接退伍甚至退休，再进一步说，他的最终目的是让这帮来自五代的武人完全闲置——唯其如此，他才能彻底保证自己的“卧榻之侧”没有他人酣睡。

最直接的证据是，高怀德、石守信、王审琦和张令铎等人从此彻底被剥除军权、退出军界，一批资历浅、无威望、易控制的新人被提拔为禁军将领，像在后来的平灭后蜀、南唐、南汉等战役中，主将分别是王全斌、曹彬和潘美等人，赵匡胤的那帮老结社兄弟再也没了踪影。同时，赵匡胤还将禁军领兵权拆分为三，同样改由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

明日，皆称疾请罢。帝从之，赏赉甚厚。庚午，以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皆罢军职；独守信兼侍卫都指挥使如故，其实兵权不在也。殿前副点检自是亦不复除云。

其次，刘秀虽然一方面对功臣们进行了“增邑更封”，但另一方面，他又采取“度田”之策，严厉打击和抑制土地兼并，在一定程度和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基层情绪和政权的稳定。

云台二十八将

建武十六年九月，时任河南省省长的张伋以及下面各郡郡守十多人，被同时下狱诛杀，罪名是在“度田”过程中弄虚作假。

（建武十六年）秋九月，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

让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张伋的死只是一个开始，很快就有更多的人为此或贬或免，甚至人头落地。

明年（十六年），（南阳太守刘隆）隆坐征下狱，其畴辈十余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为庶人。”

（东平相王元）坐垦田不实，下狱死。

（东海相王永）坐度田不实，被征，诸郡守多下狱。永至成皋，诏书逆拜为兖州牧，便道之官。

（河内太守牟长）坐垦田不实免。

（琅邪太守李章）后坐度人田不实征，以章有功，但司寇论。月余免刑归。复征，会病卒。

如果把时间再往前推一年左右，就会发现这些事件不是孤立的。

建武十五年十一月，东汉政府二把手、大司徒欧阳歙被查出了严重的经济犯罪，贪污受贿一千多万，于是被关进监狱等候处理。

（建武十五年）冬，十一月，甲戌，大司徒歙坐前为汝南太守，度田不实，赃罪千馀万，下狱。

这下可不得了了，居然有上千人来为欧阳歙求情，有为之自残的，还有想替他去死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欧阳歙除了大司徒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尚书》学派的学术带头人，往上数八代都是博士。

刘秀丝毫不为所动，不久，欧阳歙死在狱中。

歙世授《尚书》，八世为博士，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馀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礼震年十七，求代歙死。帝竟不赦，歙死狱中。

前面说过，刘秀不是喜欢并倡导学术研究吗，为什么他还敢冒着得罪天下读书人的风险也要坚持杀死一个绝对的学术领袖和政府高官呢？

背后的原因居然也是“度田”。

那么又有新的问题来了，刘秀为什么一方面给功臣们大肆增加封地，另一方面又下大气力清查丈量土地呢？

刘秀的东汉在统一之初其实是个大大的烂摊子。

西汉末年的土地兼并和王莽瞎胡闹改制，让土地和人口大量集中到极少数士家大族手里。新末的连年战乱，不仅进一步导致山河破碎，人口更是大幅度减员——一部分死于战火，另一部分为了讨口饭吃、保住性命，纷纷投奔到有钱有地有武装的地方势力手下以求荫庇——没死，但是不在政府统计数字之内。

如此一来，就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枝强干弱，政府掌握的资源少得可怜。

刘秀早就发现了这一问题，所以，在完成统一的两年后，他便对人口和土地下手了，用四个字概括就是：均田废奴。

我们主要说一下“度田”，即对全国范围内的土地进行重新丈量。

这样做有两个目的。

其一是经济方面。通过调查摸底，掌握土地基本状况，为将来改善政府税收打基础。

其二是政治方面。通过重新丈量，从土豪手里夺回土地和人口控制权，除了税收方面的好处外，还能有效削弱地主武装的实力，消除潜在的动乱因素，加强中央集权。

所以，不管欧阳歙的身份是王朝二把手，还是“学为儒宗，八世博士”的大儒，碍着国家利益了，那就是一个死。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刘秀的雷霆手段带来了极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政府增加了收益、稳固了统治，老百姓有田耕、有饭吃，各得其所，全社会的面貌亦为之一变。

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

赵匡胤则不然。

首先，作为交回兵权的补偿，宋政府对于高级官员侵占土地始终持放任态度（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

其次，宋代沿袭了唐代的两税制，按照土地而不是人口收税——既然土地在谁手里都不影响税收，政府当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这就导致了土地资源从贫贱者手里向富贵者手里的高速流动。

富者有赀可以占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而耕者之夫率属役富贵者矣。

对此，两宋的贫困者就完全无动于衷、听之任之甚至任人宰割吗？

当然不可能，为了表达不满，他们组织了中国历史上在单个朝代内频次最高、密度最大的群众暴动和起义。

有史料记载，从公元960年宋朝立国一直到1275年灭亡，包括方腊和钟相、杨幺起义等大型起义在内，316年历史上共发生了433次（北宋230次，南宋203次）——年均1.4次，这频率也真是没谁了。

土地兼并

简单说来，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客观方面。

作为刘秀来说，一是其手下均为士家大族，整体素质相对较高，不像五代末的那帮武人，一言不合就开始蛮干。清人赵翼就评论说：

故樊准谓帝（刘秀）虽东征西战，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是帝本好学部，非同汉高（刘邦）之儒冠置溺也。而诸将之应运而兴者，亦皆多近于儒。

二是利益诉求决定了士家大族们不会轻易造反——他们之所以能带领整个家族跟着刘秀造反，本质上就是以家族命运作赌进行投资或者下注——事实证明他们跟对了人，刘秀这位庄家可以带领他们实现共同富裕，所以他们绝对不会去反自己的致富带头人。

赵匡胤面临的形势则大为不同。那帮来自五代乱世的武人天生自带这么一种尿性：有奶就是娘，没奶亲娘也不行——赵匡胤就是其中之一，而且自己的皇位还是从孤儿寡母手里抢来的，你让赵匡胤如何相信他人并自信起来？

主观方面。

首先，刘秀的帝胄身份，天生高人一等，尤其在董仲舒皇权天授思想的影响下，那帮士家大族也认为接受刘秀的领导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而作为赵匡胤来说，他和手底下那帮人原来一直以兄弟相称，忽然之间分出了高下——而且还是世界上最悬殊的高下，别说中间会有人不舒服，就是赵匡胤自己心里也没底。这一点可以参照一下当年的刘邦，刚开始曹参、樊哙等人也是没大没小，搞得皇帝很郁闷，后来通过叔孙通制礼仪才定下尊卑之份。

其次，刘秀具有异于常人的胸襟气度。这种优秀的个人品质，后世只有唐太宗李世民与其相类，所谓“聪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节下士”，因此，人人皆有效死之心（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这一点在他经略河北时体现地最为明显，像耿弇、耿纯、吴汉、寇恂、景丹等后来位列“云台二十八将”的著名将领都是在那时归附。

再次，与赵匡胤乱和稀泥不同，刘秀不仅赏罚分明而且杀伐决断。

一般而言，光武帝刘秀的口碑和名气与其历史功绩严重不符，这来源于他低调不事张扬的性格。

年轻时，大哥刘縯就开玩笑说，你喜欢种地，很像高帝刘邦的大哥刘喜，言外之意说刘秀缺乏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性勤于稼穑，而兄伯升好侠养士，常非笑光武事田业，比之高祖兄仲。

在建武十七年的一次家宴上，几个伯母、婶婶喝多了说刘秀道：你年轻的时候谨慎老实，不喜欢应酬，没想到竟然当上了皇帝。刘秀一听大笑说：我今后也要以柔治天下。

（建武十七年）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闻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但就这么一个看上去人畜无害的人，做起事来却是柔中带刚、绵里藏针。

像前面说到的杀伐决断，除了因度田被囚死的大司徒欧阳歙外，另外还有数任三公或因违反军令、或因不遵上意而被贬被杀。

建武二年，正在河北战场上的三公之一、大司空王梁因“前后违命”，就差点被刘秀派人持节斩杀，幸亏使者灵活变通，才让他躲过一劫。

建武二年，（王梁）与大司马吴汉等俱击檀乡，有诏军事一属大司马，而梁辄发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诏来，令止在所县，而梁复以便宜进军。帝以梁前后违命，大怒，遣尚书宗广持节军中斩梁。广不忍，乃槛车送京师。既至，赦之。

另外一位大司徒韩歆就没这么好运了，他因为“好直言、无隐讳”而被责令自杀。

以沛郡太守韩歆代霸为大司徒……好直言，无隐讳，帝每不能容。尝因朝会，闻帝读隗嚣﹑公孙述相与书，歆曰：“亡国之君皆有才，桀纣亦有才。”帝大怒，以为激发。歆又证岁将飢凶，指天画地，言甚刚切，坐免归田里。帝犹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司隶校尉鲍永固请不能得，歆及子婴竟自杀。

韩歆的死并非因为刘秀小肚鸡肠、容不得人，而是他的议论大违正义，甚至有妖言惑众之嫌，刘秀是怕他带偏了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才痛下杀手。

有句话说得好：开国帝王决定了一个王朝的气质。诚哉斯言！

刘秀的这种作风给东汉王朝带来的就是良好的政治风气、高速的行政效率和健康的低层生态，随后的“明章之治”即是明证。

赵匡胤的放任自流则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后果。

一是到真宗朝的时候，“冗兵、冗官、冗费”就已经成为王朝痼疾，一直到灭亡也没能解决（甚至没能有效缓解）；

二是文人的酸腐、清高、目中无人甚至眼高手低等臭毛病，都是在那个时候给惯出来的，最后品尝恶果的仍然是他赵家；

三就是重文抑武，自废武功，可谓“一策误千年”。

在这几种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下，刘秀、赵匡胤同为矫枉，前者守正除弊，后者却一个用力过猛，就玩过了！

从“光武中兴”到“明章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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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后汉书》、《宋史》、《续资治通鉴》、《廿二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