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10日 ，远居美国的花鸟画大师张书旂因患癌症已病入膏肓，特向其堂弟张纪恩寄来绝笔信。该信的开头便急切地询问日前所寄出的《翎毛集》书稿和数幅花鸟画作品是否收到。信中告知其病情已经恶化，自觉“凶多吉少，兄之命危在旦夕”，特意嘱托三件后事：首先，此凶信勿使老母得知；其次，其妻将继续从美国汇款协助家用；然后，是请张纪恩将其之前几次所寄的作品及底片数十张，在国内汇集印成《书旂画集》，并“请凤先生及其他如许士骐、柳子谷诸兄作为序文”。张书旂随后向诸多亲友一一道别，于信尾感慨“言无尽而意无穷。兄书旂绝笔”。张书旂在寄出此信后不久，于8月18日在美国旧金山湾东寓所病逝，终年57岁。

在此之前的6月12日，张书旂曾在写给张纪恩的另一封信中提醒他“拙作六幅五月十号左右寄至香港，除此六幅外，尚有与柳子谷兄合作三帧以及画的底片四五十张。……兄最近所作虽为小幅，然间有甚佳者。当嘱乃嫂摄成底片，寄至我弟，俾于由香港寄上之一批，一并可以印成画册”。除了这两封写给张纪恩的书信外，在柳子谷所撰《我对书旂花鸟画艺术之认识——忆挚友张书旂》一文中也介绍了在张书旂“自知病不起”时，曾向其寄来“最后一次遗书”。信中说：“弟病已入膏肓，此生回国绝望，至感痛苦！所能引为欣慰者，两年来病中编写《画法入门》及《翎毛集》两书现已脱稿，对后学掌握技法多少有帮助，不日连同《书旂画集》寄回国出版，作为弟在世一番对祖国最后一点贡献也。《书旂画集》盼为写序言。”据此可知，张书旂在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始终惦念《翎毛集》和《书旂画集》在国内出版发行，这是他临终前最大的心愿。

旅居美国的张书旂1957年2月胃癌蔓延肝脏，症状恶化。此时他虽“衷心有所戚戚”，但在日益恶化的病情下仍然加紧创作，为后学提供帮助，将全部生命余热倾注在其几部著作上：一是在病中完成的《翎毛集》，另一本是托堂弟张纪恩将其数次所寄的作品和画片印制《书旂画集》。在他去世前所写的几封信中，多次嘱托柳子谷为其画集撰写序文。临终前又将遗作相托，足以见证彼此之间的真挚情谊。张书旂是继任伯年、潘椒石之后独树一帜的花鸟画大师，曾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抗战期间赴美国创办画院，传播国画艺术。他长柳子谷一岁，于1921年9月至1924年6月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高师班就学，柳子谷则是1924年9月入美专中国画科，此时张书旂已毕业。

据柳子谷叙述，“我第一次见到张书旂先生是在一九二七年秋，出示他的近作，突然很诧异，怀疑自己是否会访错人。两年前，在上海曾见书旂的画册出版，笔名张世忠，画法粗健豪放，酷似缶老，今则细致俊美，逼肖任、潘，前后两种不同风格恍若两人”。尽管两人没有一同学习的经历，但是他们后来在南京却是有将近十年的密切交往。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花鸟画艺术上有相同的认识，对艺术审美有共同的取向，于创作技法上也有相近的风格，这奠定了他们互相敬慕、长期进行艺术交流、建立毕生情谊的基础。

张书旂与柳子谷都主张花鸟画要雅俗共赏，而非仅仅强调笔墨趣味，也并不认同绘画只是逸笔草草、聊写胸中逸气而已。他们都喜好任伯年和潘椒石一路“细致俊美、爽利明快、秀丽清妙”的绘画风格，在创作上都注重“对象取神”的造型能力。因为具有相同的艺术观念，以及长期密切的交流互动和技法切磋，我们可以看到两位艺术家在不少题材上都有相近的创作，包括雏鸡、八哥、翠鸟、桃花、柳树，等等。他们在创作方法上均采纳融合中西的方法，都喜欢在熟纸上作画，以求达到水乳交融、淋漓尽致的效果，作品可谓设色妍雅、气韵生动。张书旂对柳子谷赞赏有加，他认为“子谷之画，气遒韵举，风力顿挫，银钩铁划，森森然。非深得正宗精华者，曷可臻此，书以志佩”。

柳子谷作为被于右任称为“可以起近代之衰”的国画大家，同样表达出对张书旂的钦佩。他称赞书旂“对笔墨技法研究最深，达到炉火纯青境界，有高度的概括能力，一笔着纸，经常同时能产生两种效果，物象轮廓准确与物体质量感逼真”。柳子谷还有过“予对于古今山水花鸟画家，凡能具此绝技者，喜师法之，彼能是而我亦能是，每引为乐事。独对书旂某些技法，多次琢磨，常感有仰高钻坚之难，是阳春白雪和者寡欤”的感叹。

柳子谷同张书旂、徐悲鸿在1928年至1937年期间，于南京有近十年的共同切磋经历。他们交往频繁，在艺术上相互鼓励和互动促进，被誉为“金陵三画家”。他们经常见面相聚，“每次相叙，总是谈笑风生，欲罢不能”。1930年的一个冬日，三人冒雪又聚于张书旂家中，欢谈之后，提笔遣兴。书旂先画梅，子谷继画竹，最后由徐悲鸿画松并题字“竹翠梅香松傲雪，岁寒三友各千秋”，彼此间的情谊充溢丹青之中。除了经常共研画艺，他们在画展上也是互相帮衬、不遗余力。1935年9月26日，上海市教育局社会局专为柳子谷举办画展，于右任、居正、叶楚伧、戴季陶、张道藩、谷正纲等政要联合为其登报宣传，声势之大“在上海均属空前”。就是这样一场重要的个人画展，子谷也力邀张书旂的作品加入其中，从中亦可得见他们之间相互赞赏、彼此促进的关系。

据资料记载，张书旂与柳子谷还有过营救中共地下党员的经历。1936年，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张纪恩受命对南京宪兵司令部抓捕的一名中共高级干部展开营救。经张书旂的介绍，张纪恩找到当时任职于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部的柳子谷，托其对这名“案情重大”的中共干部进行解救。柳子谷动用同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的良好关系，最终使其判处轻刑。在当时的社会现状和政治环境中，张书旂和柳子谷等人能够在国民党政权体系中对中共干部展开营救行为，非过命之交何以为之？

“金陵三画家”将近十年的南京生活是快乐而充实的。张书旂性格豪爽，与朋友宴会中兴来喜作豪语“拳棋烟牌酒，天下无敌手”。柳子谷头脑灵活而又心思缜密，虽不善言辞、不胜酒力，但行酒令却很拿手。徐悲鸿尽管不胜杯酌，但也喜与两位道友推杯换盏，谈古论今。同在南京的这段时间，他们都处于艺术生涯的上升阶段，画名显著，意气风发，人生颇为得意。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张书旂与柳子谷等人相继离开南京，从此步入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张书旂跟随中央大学迁往重庆，并自40年代初赴美宣扬中国艺术，凭借高超技艺得到了海外花鸟画爱好者的广泛推崇。张书旂享有“世界上最快速的水彩画艺术家”的美誉，其1941年所绘的《百鸽图》被作为庆贺罗斯福三任总统的国礼。而柳子谷在1937年离开南京，先后担任湖南通道、绥宁两县县长，湖南洪江赣才中学校长等职务。1945年春迁居重庆，并于第二年返回南京，在中央党部任职的同时进行艺术创作。1949年后相继在大连、沈阳、济南等地从事艺术教育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环境和各种政治运动，使很多艺术家的生活一度十分艰苦。柳子谷自50年代迁居东北后，在大连中学担任美术教师达数年之久，经济状况非常拮据。“遇朋友有急，恒罄囊无吝色”的张书旂，也从海外汇款接济吕凤子、柳子谷等师友。可惜天不假年，就在柳子谷写信告诉张书旂，“最近蒙上级垂知，提拔到沈阳师范学院教国画，此间各方面对弟颇表好感，亦开始作艺术活动，预料从此可能艺术得到发展”之时，却迎来了挚友去世的噩耗，心中悲痛难以抑制。

张书旂绝笔嘱托柳子谷为其两部著作写序之事也是一波三折。柳子谷在《我对书旂花鸟画艺术之认识——忆挚友张书旂》文章中遗憾地说道：“书旂逝世前曾将多年心血结晶之遗著及部分遗作邮寄回国，迄未寄到。”因邮件始终未达，而为《翎毛集》作序之事也就无法办到。好在1964年，张纪恩经过数年努力，终于在上海举办“张书旂遗作展览”，将书旂寄给他的艺术作品展现在国人面前，算是了却了张书旂临终遗愿。

柳子谷先生应张纪恩邀请，在1963年11月24日的回信中深情地写道：“上海美协将为书旂举办遗作展览，人民美术出版社将为书旂出版画集，予深为快慰！函末嘱予为序。予无文，愧不敢当！窃思与书旂交将近四十载，对书旂生平之言行知之较详，书旂之言行对予研究艺术影响最大。因述所知，作为予对书旂艺术之认识，亦作为对有志研究书旂艺术者之参考。”柳子谷终不负书旂临终所托，撰写长文怀念故友，对张书旂的品格和花鸟画艺术给予了高度赞扬。

值得一提的是，山东美术出版社于1984年为柳子谷发行《柳子谷画选》，这是柳子谷在被“封杀”30多年后，首次在国内发行画辑。子谷先生特意挑选一幅《竹鸡图》刊印其中。此幅乃是子谷先生雏鸡墨竹的精品之作，画中墨竹潇洒出尘、富有清韵，三只雏鸡赋色清新，从竹丛中跃出，活灵活现，笔笔传神。画中子谷题诗：“四十年前画竹枝，书旂为我补雏鸡。啾啾欲活客惊座，复现旧图慰梦思。壬戌初冬柳子谷。”此幅《竹鸡图》是柳子谷1982年所作，而题诗所言40年前，应当指他与张书旂同在南京生活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

时过境迁，子谷先生创作此作品时已经82岁，但40年前挚友之间交流绘画技艺的往事仍然历历在目。竹枝摇曳，雏鸡啾啾，字字深情，柳子谷和张书旂之间的情谊仍然回荡于画中竹林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