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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尔斯泰说，“只有伟大的作品，没有伟大的作者。”

我们读诗词，知诗人词人；读文章小说，知作家；读戏曲杂剧，知编剧……

但这些都是管中窥豹，一知半解。

尤其是对古代文人的了解，可能只在这些文人的作品中，或者一些重大事件中了解到一些片面。然而，当我们的目光放大到他们的人生轨迹中后，往往会发现一些令人瞠目的事情。

这些事有大有小，大的有可能彻底颠覆对这个人的认知，小的也会让人一时难以接受。

初唐时期诗人刘希夷，写下一首千古名篇《代悲白头翁》。

这首诗从妙龄少女一直写到白头老翁，感叹人生易老，韶华易逝。而这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更是千古佳句，千百年来让人沉醉。

但是，就是这一句诗引发了一桩命案，让这个不到三十岁的大诗人刘希夷死于非命。

而杀人的凶手竟然是刘希夷的亲舅舅，同样是初唐大诗人，与沈佺期齐名，并称“沈送”的宋之问。

宋之问和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同朝，精于五律，是初唐最著名的大诗人之一，甚至被明朝大评论家胡应麟评价“七言律滥觞沈宋”，誉为初唐五律之冠。

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评价宋之问：“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体之变极焉。”

刘昫、赵莹在《旧唐书》评价宋之问：“之问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

欧阳修、宋祁在《新唐书》中评价宋之问：“之问伟仪貌，雄于辩。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谓苏武、李陵也。”

王世贞在《艺苑卮言》评价宋之问：“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

宋之问完善五律，开创七律先河。从几位大家和史书中的评价，可见宋之问五言律诗成就之高，对后期影响之大。

但就是这样一个大诗人，品行之不端让人瞠目。

他擅于媚上，投靠武后宠臣，以致自己都感慨自己“志事仅得，形骸两忘。”

公元705年（神龙元年）正月，宋之问贬泷州（今广东云浮市罗定）参军，第二年春他就秘密逃还洛阳，找友人张伸之与王同皎等，串通谋诛当时的宰相武三思，进宫告密，擢任鸿胪主簿。从而“由是深为义士所讥”。

公元707年（景龙元年）七月，节闵太子李重俊杀武三思父子后，被杀。当时的宋之问又上表，歌颂武氏父子功德，于第二年迁考功员外郎。当时，朝廷朋党争立，宋之问倾附于安乐公主，遭太平公主忌恨。

公元710年（景云元年）六月，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诛杀韦后和安乐公主，拥立唐睿宗复位，宋之问被流放钦州（今广西钦州市）。

公元712年（先天元年）八月，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宋之问被赐死于徙所，结束了谄媚生存的一生。

宋之问的一生，谄媚逢迎，卖友求荣，甚至向当时的皇帝武则天示爱（后因口臭没成功），毫无节操。

其中，最让人瞠目的就是他看到自己侄子刘希夷“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两句诗后，就让刘希夷把这两句诗让给自己，刘希夷当然不肯。宋之问竟然派家奴用土袋活活闷杀刘希夷。

当我们读到《全唐诗》中收录的宋之问那些著名的诗篇，如《江亭晚望》、《晚泊湘江》、《题大庾岭北驿》、《度大庾岭》等，真不知应该做如何感想。

图1 宋之问笔下的大庾岭现状（今江西赣州和广东韶关之间）

公元1071年（熙宁四年），王安石的《募役法》颁布以后，几乎所有人都要服劳役或者给国家交钱（除了极个别的人），此项制度为王安石变法中财政改革的一项重要制度。

古代在中国自秦朝始，农民每年都要服徭役。而募役法的颁布使得原来必须轮流充役的农民可以选择以交钱代替服徭役。由官府出钱雇人充役。

北宋的募役法是在唐朝的基础上制定的。将唐朝的赋役制度“租庸调制”中“调”的限定由每年缴纳“绢（或绫、拖）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改为了直接收钱。

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包括官僚地主）、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使得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劳动时间，促进了生产发展，也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此法令使得原本拥有免役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阶级也不得不交钱，这直接触动了他们的利益。

这个时候，苏轼等人跳出来坚决反对，他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说读书人就应该高高在上，管着你们这些干活的人。那些老百姓生下来就应该干活，做苦力，穿粗衣，而读书当官的就应该不干活，管着他们。

为什么王安石改革变法这么困难？可见一斑。

就连苏轼这样的人也会不顾一切的维护自己阶层。

这个时候的苏轼就不再是那个“大江东去”的苏轼了，也不再是那个“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苏轼了。

王安石问题在于不近人情，听不进去意见，为了变法尽快见效不惜代价，所以为了变法得罪了几乎所有的官僚阶层。但是他的根本出发点都是为了改变北宋积弱积贫的现象，绝不是为了个人，不是为了自己阶层，罢相后安于做一个最普通的人。

苏轼不然。他的风采飞扬旷达幽默风趣亲民让千古以来大家认可，是大家心目中的好朋友。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他对自己阶层的维护，也就是对当时官僚阶层的维护，那个时候的他是完全站在老百姓对立面的。

我们可以选择认可一个人的局部。

回头看来，我们可能只是喜欢人生不顺利的苏东坡，并不是完整的苏轼。

一直在小学生课本中的，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两首唐诗《悯农·二首》，不仅深刻的描绘出了农民生活的艰难，更毫不留情的对当时社会阶级黑暗进行了披露和批判。

悯农·其一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悯农·其二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两首的作者是当时著名诗人，李绅。

李绅幼年丧父，于公元806年（元和元年），三十四岁时考中进士入仕，官至翰林学士后，卷入“牛李党争”旋涡中被贬谪。

公元840年（开成五年），晚年拜相，居相位四年。七十五岁病逝于扬州。

能写出《悯农·二首》这样诗句的人，在我们心中，一定是一位像杜甫那样，忧国忧民，能体察体会底层百姓民情，甚至历经千辛万苦的大诗人。

但现实情况，恰恰相反。

李绅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是唐代第一个有意识地以“新题乐府”为标榜和传统的古题乐府区别开来的诗人，对唐代长篇叙事诗的发展有很大贡献。和大诗人元稹、白居易齐名。

贺裳在《载酒园诗话又编》评价李绅：“短李以歌行自负，乐天亦称之。又少以《悯农》诗见赏于吕温，今二绝盛传，吕之鉴赏真是不谬。歌行遂不可复见，惟有《追昔游集》耳，颇有体格。”

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李绅：“绅与李德裕、元稹号‘三俊’。白居易亦有‘笑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句。今观此集，音节晖缓，似不能与同时诸人角争强弱。然舂容恬雅，无雕琢细碎之习，其格究在晚唐诸人刻划纤巧之上也。”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出身贫寒，自幼丧父的大诗人，在步入仕途飞黄腾达后，却丧失了诗歌里的悯农之心，逐渐蜕变成一个花天酒地、滥施淫威的腐官酷吏。随着官职的升高，李绅“渐次豪奢”。

在李绅治下的百姓，终日惶惶不安，纷纷渡江淮而逃难。与李绅同时代的韩愈、贾岛、刘禹锡、李贺等人无不对其嗤之以鼻。刘禹锡任苏州刺史时，曾应邀参加时任扬州节度使李绅安排的宴会，他看到李绅家中歌妓成群，感慨颇多。

后来，李绅由于生活豪奢、为官酷暴、滥施淫威，被定性为酷吏。按照唐朝的规定，即使死后也要被剥夺爵位，子孙不得做官。因此死去的李绅受到了“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的惩罚。

历史上真实的李绅，其生活豪奢，滥施刑罚之行状无法想象。《悯农·二首》写于公元798年（贞元十四年），在他入仕之前。也许可以稍作解释。

孔子的第二十四孙，孔融。自幼便以天性好学、孝行为人称道。他四岁就以“孔融让梨”的故事（《世说新语笺疏》）闻名于世。

后来《三字经》中，也有“融四岁，能让梨”之语。

长大后的孔融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还是赫赫有名的“建安七子”之一，是当时著名的大文学家。

曹丕评价孔融：“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

苏轼评价孔融：“文举以英伟冠世之资，师表海内，意所予夺，天下从之，此人中龙也。”

罗贯中评价孔融：“孔融居北海，豪气贯长虹：坐上客长满，樽中酒不空；文章惊世俗，谈笑侮王公；史笔褒忠直，存官纪太中。”

孔融对曹操奸雄诡诈日渐不满，经常言语偏激，激怒曹操。曹操对孔融猜疑嫉妒已久，早有杀他之心。

《后汉书·孔融传》记载：“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静，而招合徒众，欲规不轨，云‘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卿金刀’。及与孙权使语，谤讪朝廷。又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官掖。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

就因为孔融的这两句话，被曹操抓住把柄，委以“不孝”的重罪，连同全家被处死。

其实，孔融的“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这句话看似是“父母无恩论”，但其实是对当时社会愚孝的一种行为的揭露和抨击。当时的愚孝可以参考郭居业的《二十四孝图》，那就是杀人的礼教。为一人，杀一人，谓之孝。

但是，在当时那个社会中，提出这样的理论，又被曹操等人利用放大，就变成了大逆不道的重罪。最后“书奏，下狱弃市。时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诛。（《后汉书·孔融传》）”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王阳明二十八岁中进士；

三十五岁在贵州“龙场悟道”；

三十六岁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提出“知行合一”，集“心学”大成。

四十七岁平宁王之乱；

五十五岁总督两广，平定叛乱；

五十六岁去世。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

一共五十六岁的光阴，就成就了王阳明立功立德立言的不朽事业。

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理”全在人“心”，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

本文不讨论“理学”和“心学”的问题，这里只讲王阳明对朱熹理学产生根本怀疑的一件重大事件—“守仁格竹”。

明代钱德洪在《王文成公年谱》中记载：“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岁，在越。……是年为宋儒格物之学。先生始侍龙山公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深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

王阳明自己的《传习录》中记载：“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著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方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这里意思，却要说与诸公知道。”

两篇文章记载道，王阳明所谓的“格竹”，很大可能只是坐在竹林中看竹子看了七天七夜，或者有对竹子做简单解剖。必须要强调的是，并非“格竹”求知有问题，而是王阳明根本不懂科学的方法，但凡有当时甚至比他早四百年的科学家沈括等人的一点点科学方法，也不至于如此武断！

可谓，一个物理的学渣，通过毫无科学根据和方法的实验，去否定一个科学的论断和学说，也算是滑大稽之事，而这种滑稽之事恰恰就发生在我们的大哲学家王阳明的身上。

所以，他的后人们刻意抹杀理学的求知知识论，从而“任性废学”，成了完完全全的主观唯心论，也就不奇怪了。

图2 龙场阳明洞（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甘于贫寒，弃官归隐田园，成就千百年佳话，引无数文人纷纷效仿吹捧。

公元405年（义熙元年）八月，四十岁的陶渊明出仕彭泽令。八十天以后，当年十一月，，陶渊明作《归去来兮辞》，解印辞官。

公元427年（元嘉四年），过了二十二年田园生活的陶渊明于浔阳（今江西九江市）去世。

那么，二十二年的田园生活，陶渊明是一位合格的田园农夫吗？有陶渊明自己的一首诗为证：

归园田居·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 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毕竟是“少学琴书”的文人出身，躬耕田亩缺乏经验，“草盛豆苗稀”也就不足为怪了。从劳作水平来看，陶渊明实在不是一个合格的农夫。

但是，陶渊明身体力行终日劳作在田野，所以他深深地体验到了农业劳动的艰辛，它绝不像那些脱离劳动的文人墨客所描写的那般轻松潇洒。他仍不辞劳苦，继续坚持下去，“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为了不违背躬耕隐居的理想愿望，不做劳心治人的“君子”，农活再苦再累，生活再清贫，也不毫不畏惧，毫不退缩。也许就是这样无畏的精神，美好的人格，高尚的境界，赢得了后世的称赞、钦佩乃至效仿。

图3 陶渊明纪念馆（今江西省九江市）

杜甫从来不说自己酒量如何。

他《饮中八仙歌》中的八位神仙一般的饮酒名士，是那么的飘逸洒脱，尤其是李太白这位谪仙人，“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更是洒脱到了天际。

李太白自己有大量的饮酒诗，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李白一直在喝酒。他不仅好饮，而且豪饮，酒量那是宛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千杯不醉，万杯不倒。

但是，李白酒量真的就比喝酒低调的杜甫大吗？

李白现存诗1166首，与饮酒有关的有170首，占全部诗文的14.6%。

而杜甫现存诗文1500首，与饮酒有关的有300首，占全部诗文的20%。

虽然不能说明杜甫比李白酒量大，但至少表明杜甫喝酒的次数不比李白少。

杜甫在他的自传诗《壮游诗》中曾说：“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可见在十四五岁时，他就已经是个酒豪了。

这个饮酒的嗜好，一直延续到他临死前两年《登高》中的“潦倒新停浊酒杯”。

康震老师也讲过，杜甫的酒量应该大于李白。

不过，以上都是趣谈而已，并不能真的说明杜甫酒量真的比李白大，只能说明两人都是酒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