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宋建国之初订立的治国基调，而导致的弊端在中期时逐渐显露：财政亏空，入不敷出，积贫问题越来越严重，国家产生治理危机。

王安石一向重视国家的采用，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通过对“天下之财力日益困穷”的现状进行深入的分析，王安石认为财政问题若无法有效解决，国家将“久不安”。

相应地，王安石提出国家理财之法，通过恰当的理财方式，增加国家财富，从而实现国家善治。对理财的变革，是他国家治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儒家学者总是对义与利的关系进行辩证探讨，他们向来看重利益获取要遵循一定的道德标准，从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孟子“何必曰利”，认为争利忘义必然会导致各阶层之间矛盾的激化，从而影响社会安定与国家的长治久安。

王安石面对国家财政危机，提出富国强兵的主张，但若仍沿袭儒学传统，一味重“义”而轻谈“利”，单纯地注重道德感召，忽略国家实力的强弱，这完全不符合时代要求。

在王安石看来，“理财乃所谓义”，因而在他的理念与措施中，将“义”与“利”统一起来，作为理财的主要方式。王安石的治国理念受到了多方面的阻挠，尤其在理财方面，遭到了其他利益主体与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

反对派认为王安石的行为属于“聚敛贪求，与民争利”的性质，而王安石对“义”的定义是摒除一切为自己谋求利益，满足自身的贪婪私欲的行为，“义”是国家治理的最终目的。理财是养民的关键，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因此要建立健全财政体系，立富强之基以抵御外侵，才能富国利国。

理财的前提是有财，即要具备充裕的财政税收。王安石提出了两种理财方法：一是取自门内，即政府努力增加税收收入；二是取自门外，也就是要发展生产。

生产发展是增加税收的前提，故而发展生产显得尤为重要，王安石国家治理思想中包含的青苗、均输、市易、农田水利法皆是以增加生产、减轻人民负担为目的。

首先，创办政府财政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王安石推崇西周时的政治理念，他理财的思想直接源于《周礼·泉府》中所记载的借贷取息之政，即在掌管税收以及货币流通方面设置泉府之官，避免财富垄断。

王安石重视财政运行机制改革，将财政经济的规划、决策权从三司中独立出来，新建三司条例司作为决策机构，其职责在于促进资金有效流通，合理调节贫富差距，接济穷苦百姓，以解除现今的财政弊端。

三司条例司掌管中央财政大权，通过创设新法以改革财政，既是财政改革的重要机构，更是国家理财管理的总部。

其次，提出青苗法。青苗法的理念，来源于地方官李参的实践经验，其思路是由政府出资贷款给百姓，目的在于解决青黄不接时人民的生计问题。

王安石将常平、广惠仓的现粮储备兑成现银，低价贷给请贷农户，不论户等高下皆可请贷，十户为一保，佃户则需与主户合保，在借贷顺序上，根据先乡村户再城郭户的原则进行。

为了杜绝人户逃亡或官府蚀本现象的发生，在结保之后，将三等以上人户作为“甲头”，并按照家产多寡予以借贷。

根据户等不同，确定分别可贷青苗钱上限，归还贷钱时，有必要对原始贷款加收适当的利息，一般是二分或三分，每年发放贷款的时间是夏秋二季。

在请贷过程中，充分遵循农户自愿原则，不得强制农民请贷。青苗法在制度设计上还是相当合理的，它不仅明确了其资金来源和具体的执行机构，还充分考虑到了各级农户的信用问题，规定了放贷的具体时间和借贷的利息。

再次，提出均输与市易法。各地方在向中央输入货物的过程中，存在不必要的劳动与运输费用，王安石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均输法，“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用以调节物资供需关系，合理进行资源配置，去除不必要的折损，即使不增加赋税仍然可以保证国库充足。

为保证市场交易的稳定，王安石又推出了市易法，将调整货物的职权收到政府手里，并在京城设置市易务作为推广市易法的部门，以调控市场上商品的价位，保证商品有效流通。

最后，农田水利、方田均税、漕运等。任命官员负责各路农田水利方面的整修工作，精通土地种植的，了解水塘、沟渠堤堰利害关系的人，无论官吏农民，均可提出见解，根据效果给予奖赏。

颁布均税条约及丈量土地的方法，委派官员丈量土地，颁布田产证，并按照土地肥瘠程度缴税，不再另加税额。在漕运上，招募民间的舟船与官府的船只分别运送官物，相互监督，解决以往负责漕运的官吏与士卒沆瀣一气，倒运国家财产的罪行。

王安石在理财上提出的种种举措，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也解决了生产发展的问题，足见理财之法对国家经济的发展，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王安石理财观的出发点，虽然是为了追求“利”的最大化，增加国家的实际财富，但其本质最终还是回归到，为百姓谋福祉的“义”之上，提高基层群众的生活水平。

增加财政税收与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从而构成了王安石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