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人性观在继承与总结，中国传统儒家人性学说的基础上，对其进一步发挥，使传统的人性学说，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他的人性论不啻于对传统法律统治，在形而上学、心理学、伦理学以及方法论基础上，进行了新的论证，重构了天人秩序的理论模式；传统法律与社会秩序在他的人性辩证中，获得了更为合理的、坚实的法哲学基础。

王夫之天道的主体性对其法哲学体系、范畴的认识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无论社会关系、人及其行为如何复杂，只要它们是继之道、诚其道，那么这些都在天道的界定之内；至于不能继之诚之的行为，有其理而无其道，也是在天道的反照之中。

法律，从理想上说，它都应该是天道之诚的体现，同时也是人能继道成诚的行为规范。作为客体性的法律制度，因此也被纳入主体性思维之中：不是因为客观上存在着某种规则需要遵守，而是因为主观上需要、同时在主体中也客观地存在这样的规则，所以才会有人的实施、践行；

王夫之所关注的并非是客体法的制定、执行、遵守等问题，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或者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这些所透出来的都是被动的意义，与王夫之天道理论中所表现的，积极的主体性思维不符合；

法律制度在客观上无论怎样表现，最终不能从客观社会生活的需要上来说明，而是在于主体的终极目的，在于天道之诚，以及人成其道其诚；

法律是为了实现理想的社会生活秩序，但是这种理想乃至其现实，都是已经包含在主体的天道之中，需要主体继道成诚，因而才能成法成治、成王成圣等。这样，法的本体不可能归结到某种客观的抽象概念，而只能从其法哲学的主体思维中追寻。

法的本体是什么？在王夫之的天道秩序理论体系中无此一说，而且中国传统法哲学体系中，也不可能有这种西方式的理论剖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按照一定的标准，将这个本体论给推导出来。

在这些认识之中，有一个共同的立场或者说方法，那就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认识法的本体所在，也就是将法作为主体人的对立面、一个认识的对象来探讨其最原初的因素。

通过以上对王夫之天道人性的论述，可以说这种客观化的角度，是不符合传统法的本体认识，因为在王夫之的法哲学理论体系中，他主要还是从主体意识的角度来认识天道、人性以及法，将礼乐政刑作为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

可以承认现实社会中的法律制度是客观存在的，但它们是主体的客观化，客观的法律制度其实就是人的本质的体现，这种客观的东西是涵盖在人的主体意识、自我认同之中。无论是从行为、社会关系、权利义务等角度来看法律制度，都不符合王夫之的这种人的对象化认识。

我们可以将社会秩序乃至法律制度都归结为“道”，阴阳生化万物而有其道、万物皆因道生，天地运行其道不殆，道是人类社会秩序的实在。“天道曰诚”；天道之诚在于人继之成诚，这是人在天道上的终极使命，人的社会生活皆以此为最终目的。

但天道是社会关系与社会行为发生的依据，不是法所产生的基础，还不足以说明“法是什么”这样的思考。按照王夫之天道人性的说法，法来源于天道，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天道，但在理论与现实上，天道是以人情为据，法最终还是来自于现实人情，中国传统社会法制讲究顺天道因人情就是这个道理。

人情之所来，又是人性的发动，既然称为人性，那么在天道意义上，每个具体的人性其本质是相同的，但心的发动不同，人情也就表现出多样化。

具体的、多样化的人情不可能作为法的本原因素的概括，人性却具备了这种概念上的功能，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人性来自于客观的天道（本质上却是主体的天道），也是人的本质规定，它在规范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客观对象化为现实中的各种社会秩序以及法律制度，这本身就是主体的实现。

天道、人性与法具有同一性，法是因人情而制定，人情是人性的发动，人性来自天道曰生、自己曰成，所以现实中法的本源、本体还是在人性之中。只有从人性出来，才能解释王夫之关于“法是什么”的思维，以及中国古代法的道德化、伦理化、人情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