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孙子兵法·军势》）

正，是堂堂之阵，基本上属于人人都能想到并做到；

奇，是莫测之兵，讲究出其不意，非常人之所想，也就是常说的反向思维。

两军对垒，在人数均等或者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要想出奇制胜，必须运用反向思维。

莱芜战役就是这么一场经典战例，结果是：主角被替换，龙套变主角。

1947年1月20日，我华东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联合发动的鲁南会战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一个快速纵队，计五万三千余人，缴获坦克二十四辆、汽车近五百辆以及各种火炮二百余门，常公即由此获称“运输大队长”。

而在鲁南战役胜利结束之后，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正式统一整编为华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下辖九个纵队、一个特种兵纵队。合并后的华野不仅指挥和兵力更加集中，武器装备有了相当改善，而且全体指战员携连胜之威，士气高涨，求战心切。

这时，国府和常凯申却继续着对华东态势的错误判断，比如我们山东、华中两野战军的胜利会合和主战场从苏皖地区向山东的转移，就被他当成我军的失败和退却。国府参谋总长陈诚在一个内部文件中就提到：“共军大势已去，国军部队虽略受损失，但就全盘战局而言，实属莫大之成功。”而且还认为，我军进入山东后已退无可退，尤其临沂作为山东解放区首府，我必竭力死守，因此决战时刻到来了。为此，常公与参谋总长陈诚拟定了一个鲁南会战计划，即从南、北两线调集重兵，分进合击，逼我主力决战临沂。

其具体计划是：以十一个整编师共二十九个整编旅的兵力，组成南、北两个突击集团。南线，由欧震集团的八个整编师计二十个整编旅为主，沿陇海路自台儿庄至城头一线，自南向北攻击临沂。北线，由李仙洲指挥三个军九个师为辅，分由明水、周村、博山南下，进占莱芜、新泰、蒙阴，击我侧背，配合南线行动。

而且，为阻断华东野战军西“逃”、或者晋冀鲁豫野战军东援路线，又将王敬久集团从冀南、豫北战场抽调至鲁西南地区进行围堵，并伺机支援鲁南战场作战。

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常公派陈诚坐镇徐州，亲自指挥鲁南会战。陈诚则叫嚣道：这次会战关系重大，党国前途，剿匪成败，全赖于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国民党的这一部署还真起了一点作用。1947年1月27日，在1946年初被迫反正的伪军郝鹏举部，看到国民势大，便在国民党的拉拢诱惑下再次叛变，被改编为第四十二集团军，并部署于海州外围的白塔埠、驼峰地区。

1947年1月31日，南线敌军分三路开始北犯。其中，左路为整编第十一师、第五十九师、第六十四师共八个旅，由运河集、邳县地区沿沂河西岸向临沂进攻；中路为编整第七十四师、第八十三师及第七军共七个旅，由新安镇沿沂河、沭河之间的郯城、华埠向临沂进攻；右路为整编第二十五师、第六十五师及第六十七师共六个旅，由沭河以东的城头、阿湖地区向临沂进攻。

这三路大军常公和陈诚是明显动了脑筋的。

首先，每一路都是嫡系与杂牌、精锐与普通搭配，没有明显的弱项和短板；

其次，三路齐头并进、密集布置，中间几无缝隙，而且绝不孤立冒进。

面对这种情况，陈、粟研究分析后，仍然确立了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的思路，即集中五十个团的兵力，先打南线敌人右路，并于1月26日向军委作了汇报。

27日，军委复电表示同意此方案。次日，军委再次指示：敌不动、我不动，在确定敌人的进攻方向和意图后再打为有利。31日又电，蒋军日内即将进攻，我军方针似宜诱敌深入，不宜行动过早。

根据军委指示，陈、粟决定示弱，待南部之敌进至临沂外围后再视情况予以各个歼灭，并拟定了三个具体作战方案。

第一方案：从战斗力来说，敌右（东）路整编第二十五师及整编第六十五师相对较弱，而且东侧翼暴露，如果其推进较快，即首先集中兵力，在郯城以东、东海（今海州）以西地区予以歼灭。

第二方案：敌左（西）路整编第十一师实力也相对较弱，如其率先推进，则首先集中兵力歼灭于沂河以西的苍山地区。

第三方案：如敌左右两路均推进缓慢，而中路冒进时，即首先集中兵力沂、沭两河之间，郯城以北地区，对敌整编第七十四师予以打击。但是，这一路主力属敌人王牌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又有东西两翼保护，打起来难度较大，只有当他们沿郯（城）临（沂）公路冒进与其左右两翼脱离较远时，才有可能实现。

三个方案由易到难，具体实施哪一下，需视机而定。

2月3日，各部队都接到了作战预备命令。

作战命令下达后，各部队迅速到位，只等鱼儿咬钩。

但是，陈粟突然发现，不知道是敌人学聪明了还是其他原因，事先考虑的几种情形都没有出现。

在命令下达的当天，野战军第三纵队即从正面对敌中路发起了试探性进攻，目的是诱左右两路突出，从而给第一、第二方案以可寻之机。

结果，就在三纵对敌中路施加压力后，东、西两路敌人不但没有预想中的突出冒进，反而停下脚步，一是就地构筑工事，二是同时开始向中路靠拢。

与此同时，北线李仙洲部也于当天分由明水、博山开始南犯。

此举大出陈、粟预料之外！

不错，敌人确实是学聪明了。

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

教员的《十大军事原则》，敌人虽然可能没有学过，但是在实战中却早就被打怕了。

远的不说，1946年底的宿北战役中，徐州绥靖公署主作薛岳调集二十个旅的兵力，分四路对我华东解放区发起进攻。他们看似来势汹汹，但正面战线却拉开了三百多里，空隙极大，这就给了我解放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果然，负责由宿迁向东北进攻沭阳的整编第六十九师在戴之奇的率领下轻举冒进，与同时进攻新安镇的整编第十一师之间拉开了很大的空档，结果被我解放军全歼于宿迁以北。此战国军共被歼俘三万三千多人，中将师长戴之奇自杀。

在随后的鲁南战役中，进攻鲁南的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推进到临沂西南的卞庄、向城一带时，与左右两翼的西北军冯治安部和东北军周毓英部拉开了三十多公里的距离，于1947年元旦前后被全歼，师长马励武被俘。

对于我党的战略战术，国民党在全面战败后撰写的“战史”中检讨道：

“当时徐州绥署之战略观念，系以扩大占领地为目的，帮平均使用兵力，同时向多方面发展。因此，既无歼灭匪军之意图，亦无捕歼匪军之方案及部署。此为在战略构想上最大之错误。……俟匪军有生力量消灭后，广大地区自然可以获得。反之先求控制地域，致兵力渐形分散孤立，予匪军实施运动战逐次击灭之好机，匪且趁机发展壮大，致使双方战力，匪长我消。”

在吸取过去被歼教训的同时，还因为国府上下都认为我军一定会固守临沂，所以，他们决定按照其会战计划规定的作战方针，稳扎稳打、齐头并进，以免被我各个击破，待北线李仙洲集团和西线王敬久集团逼近后，再同我主力决战。

为了调开从新安镇进攻临沂的国民党军，创造歼敌战机，陈、粟派二纵于3日晚由郯城出发，进攻驻守于白塔埠的叛军郝鹏举部，并于7日晚完成全歼，活捉郝鹏举。

不料，南线之敌不仅没有出兵东援，反而更加往回收缩，三路大军紧紧抱成了一个团。仅沂河、沭河之间宽约三、四十里的正面上就有二十多个团，整个南线计有五十多个团，如果再加上守备陇海线和临城、韩庄地区之敌，则达到了六十三个团。

我军虽然名义上也有近六十个团（含地方武装），但一是从建制上讲我军人数不如敌人多（敌人多为整编师，实际是一个军级单位），二是武器装备也远不如敌人好，所以，在他们抱团平推的态势下，实施分割包围、各个歼灭已很难实现，即便勉强发动进攻，最多也只能打些击溃战，而无法实现全歼其一部的战略目的。

双方进入了一种短暂对峙的静止状态，但拖延越久，对我越不利。

而此时，国民党北线兵团也迅速推进，并于2月4日占领了莱芜和颜庄。

合围即将形成。

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分割或调动敌人，创造战机，成为突出问题。

陈、粟少有地陷入了沉默。

这时，中央军委的电示闪露了一丝亮光，并被陈、粟敏锐捕捉。

中央军委也察觉到了情况的异常。2月4日再次来电指示，对南线之敌，要等候其进至郯城、临沂之中间地带（比较靠近临沂）时再打第一仗。并特别强调说：敌越深入越好打，我打得越迟越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

全面内战爆发后，在华东战场上，我方作战重心一直在南线，这次也不例外。因此，军委的历次指示都要求诱敌北上，然后在适当地域寻机分割并予以歼灭，苏中、宿北、鲁南等几大战役都是如此。这一次敌人实行南北两面夹击，意在逼我决战临沂，而我也有与其正面硬刚一决高下之意，因此双方都陷入了一种思维定式或者说是思维盲区。

而军委关于必要时放弃临沂的这一方针性的指示，让陈、粟的思路豁然开朗，因为这样一来，华野作战的回旋余地可以大大增加。

有了余地，一切都好办了。

陈毅立即提出了一个巧妙的设想：既然南线敌人重兵密集，无隙可寻，但北线不是这样啊。

首先，北线敌人是作为辅军出现的，他们的任务很单纯，就是负责堵住我们的退路，因此战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相对较弱；

其次，他们以一字长蛇从明水向南推进，蛇头（前锋）已进抵新泰，蛇身在莱芜，蛇尾则在口镇，孤军深入且首尾不能兼顾。

再次，北线的三支部队，第四十六军是桂系，抗战结束后被从海南岛急调至青岛；第七十三军是湖南部队，抗战时曾受王耀武节制，勉强算是王的嫡系；而第十二军新编第三十六师则是由伪军改编而来。三方分属不同派系，协调配合作战能力较差。

第四，李仙洲虽然资格较老（黄埔一期），参加了从北伐战争到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但却从没独当一面，且很少独立带兵打仗，军事能力较弱。

因此，何不改变原定作战方针，以一部佯装主力牵制南线敌人重兵集团，主力则悄悄北上，以绝对优势兵力歼灭北敌。

也就是“示形于南，击敌于北，迷惑敌人，特别是如临沂不守，就可能造成敌严重错觉。只要能争取到几天时间，北线之敌就难逃被歼的命运。”（《粟裕回忆录》）

后面的过程也基本如陈、粟所料：放弃临沂，给常公和陈诚造成了极大的错觉，根本没有想到我军会悬羊吊鼓、声东击西。

国军内部也不是没有明白人，比如王耀武，他就通过种种情报发现了我军的意图，并且急令李仙洲向北收缩，差点让我们扑了空。

但是，王耀武明白没什么用，关键是常公和陈诚“英明神武”啊，在他们的神助攻下，华野还是顺利完成了莱芜战役，粉碎了敌人的鲁南作战计划。

2月8日，敌四十六军进占新泰。但是，由于我地方武装的坚壁清野和袭扰破击，公路被大量破坏，断了敌人的补给线，他们不得不拉开战线，紧急抢修。这样一来，不仅延误了南下，还无法进行有效布防，这就给了我军从容北上、歼灭该敌的大好时机。

2月10日，陈、粟下达北上歼灭李仙洲部的作战命令：二、三纵队伪装主力，在临沂以南地区实施宽正面防御，节节阻击，迷惑敌人。同时命令地方武装进逼兖州，并在运河上架设浮桥，在黄河边筹集渡船，造成我军准备渡河西进，与刘、邓晋冀鲁豫野战军会合的假象。而一、六和四、七纵队则隐蔽北上，要求于16日前分别进至莱芜西南和蒙阴地区集结；同时，原在北线的八、九、十三个纵也于同日分别进至新泰东北、南麻和莱芜以西集结待命。

我主力北上后，在南线敌军的进逼下，我箝制部队经过“激烈”抵抗，于2月15日放弃临沂。

南线战况都在陈、粟计划之中，但北线却出了问题。

占领临沂后，陈诚向常公汇报说，本次作战大获全胜，共歼灭共军主力十六个旅，这让常公大喜过望。

王耀武却大起疑心，因为此战国军赢得过于轻松，尤其是“歼灭共军主力十六个旅”，自全面内战爆发以来，国军还从未取得过如此战绩。而且，据空中侦察，发现解放军有向北移动的迹象，他便怀疑陈、粟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他的北线部队。于是，2月16日，在未向南京汇报的情况下，王耀武即命令李仙洲全线北撤。

常凯申却被陈诚的谎报和解放军在运河以及黄河边上的佯动所迷惑，在得知王耀武的行动后，立即发出电示严厉指责，并令其确保莱芜、新泰，并向大汶口方向进击。

“（解放军）有窜过胶济、北渡黄河避战的企图。……务希遵照指示派部进驻新泰、莱芜。新、莱两城各有一军之兵力，敌人无力攻下，敌如来攻，正适合我们的希望。”

王耀武无奈，只得命令四十六军和七十三军军部率一个师于2月17日掉回头去，重新占领新泰和颜庄，搞得两部晕头转向疲惫不堪。

这时，我军主力却已经悄悄地完成了对李仙洲部的合围。

2月20日，我军发动全面攻击，于21日全歼自张店经博山南下归还建制的敌七十三军第七十七师，并包围口镇，切断了其北撤的退路。

到23日，莱芜战役结束，共歼灭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前进指挥部、两个军和所辖六个师，以及第十二军新三十六师大部，毙俘国军官兵五万六千余人，并活捉李仙洲。

此战不仅让常公大为恼火，气得王耀武到了“功德林”里还大骂李仙洲：五万多人，不知不觉在三天就被消灭光了，老子就是放五万头猪在那里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光啊。

莱芜战役，是我华中、山东两大野战军合并并转入山东纵深腹地后打的第一个大运动仗。敌我双方对此都高度重视，不仅作了精心谋划，还投入了各自可能集中的最大兵力，开局明刀明枪，结局却出人意料。

让常公和陈诚意外的是：他们兵临城下，我军在前门悬羊吊鼓，大摆空城，摆出了一副决战之姿，而主力却悄悄从后门北上，将前来擂鼓助威的敌人给包了饺子。

让李仙洲意外的是：为什么我一个跑龙套、看热闹的变成了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