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

是南昌起义的先驱，还是教员？

哪一天是人民军队的诞生日？

是1927年8月1日，还是三湾改编？

教员一生不喜欢求人，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他说在别人的院子里搭棚子行不通；在延安时，面对蒋介石的经济封锁，他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就军队而言，他对孙中山先生借助一派军阀的力量打击另外一派不以为然，对陈独秀的一味妥协退让坚持文斗表示强烈反对。因为他知道，只有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

1927年国民党的北伐战争带来了一系列联动效应。

因为斗争对象是划地为牢、祸国殃民的地方军阀，因此一路上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当地工农群众的直接援助，于是，一场人民战争让国民党军队势如破竹。

不过，让蒋介石始料未及的是，工农群众的行动一方面对北伐形成强大的支援，另一方面却又同时撬动了蒋介石的统治根基——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沿线湘、鄂、赣等省原有的权力机构纷纷破产，各种基层强权突然消失，数千年来倍受压迫的工农劳苦大众顿时头上一轻、眼前一亮，于是在兴奋中立即挥舞起梭镖大刀，投入到了革命洪流中——北伐军的革命对象是旧军阀，他们的革命对象则是大资本家和地主豪绅。

这一下不得了了，因为这群人和国民党右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很多国民党右派本身就是资本家和大地主。于是，这群人就纷纷找蒋介石哭诉，说革命哪有革自己的，如果蒋介石能反转枪口，他们将联合整个阶层来支持蒋介石。

一边是腰缠万贯富可敌国，一边是绳床瓦灶赤贫如洗，蒋介石甚至不用权衡，就迅速转身站在了工农群众的对立面。

蒋介石的转变让所有人都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共产党此时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也是如此，但他却不知如何下手。教员提醒陈独秀说：“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

陈独秀仍然在犹豫，但蒋介石却不给他机会想明白。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5月21日，驻长沙反共军队对湖南革命者举起屠刀。一直到6月10日汪、蒋携手，宁汉合流反共反苏，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已经被屠杀了30余万人。更严重的是，这种白色恐怖还在继续。

与其引颈就戳，不如奋起反抗，在蔡和森的提议下，教员回到湖南开展工作，决定以武力来对抗武力。他说，“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一到长沙，他就给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们发了枪。

1927年8月7日，教员出席了著名的“八七会议”。对于军事工作，他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上，教员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会议结束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教员征求意见，准备让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教员回答：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教员的这一观点让他把大多数同时代、尤其是留苏归来的理论型共产党人远远地抛在了身后，道理很简单，蒋介石、汪精卫的屠杀已经表明，在暴力面前，任何主义、思想、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没有枪杆子连命都保不住。

土匪们有文化吗？有理论吗？但当秀才遇到兵的时候，巧舌如簧、舌绽莲花没有一点用处，人家只需一抬手，你头掉了、命没了。

在一众书生尤其是留苏学派眼里，马克思已经承认了工人阶级的正义性和先进性，而十月革命的胜利仿佛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他们认为只要真理在手，天下尽我所有；认为只要拥有和依靠工人阶级，一切反动派就不战自败，天下唾手可得。

但是，教员却目光如炬，他看到苏联革命成功的真相，并不是工人阶级本身具有的正义性和先进性，而是他们手里的枪！

枪杆子，这才是真理，这才是古今中外的一切政治事件、暴力事件最终成败的决定性力量。其他像所谓的“在德不在险”、“仁者无敌”等，除了会导致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外，还会让一个民族陷入一败再败的恶性循环、甚至是万劫不复的境地。

不掌握枪杆子，不建立自己的军队，最终将一事无成。用教员自己的比喻就是：在别人的院子里搭棚子，怎么能成功呢。

所以，必须要树立起自己的旗帜。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便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西江月·秋收起义》

工农革命军，这是倡义伊始，教员就赋予人民军队的名字。

1927年8月9日，教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他在起义前做了认真的调查，得出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都与广大的中国农民有关。一个是由于缺乏生活资料，生存困难，所以农民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另一个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宁汉合流后，国民党已经成了新军阀的代名词，重新站到了工农群众的对立面，所以这面旗帜已经不能再打下去了。

打谁的呢？

打共产党的旗帜！

为什么要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南昌起义时打得其实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帜。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宣告成功，当天即召开了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是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选举宋庆龄同志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8月2日下午，革命委员会在南昌贡院举行委员就职典礼，而会场上悬挂着的是国民党党旗和孙中山遗像。

这么一次由中共中央研究通过，并由周恩来任书记、李立三、恽代英等共产党员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亲自领导发动的革命起义，为什么还要扯起国民党的旗帜呢？

就在起义前十几天，中共中央对时局发表了一个宣言。宣言对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行径进行了抨击，但同时对孙中山主义及政策予以肯定：“国民党精神领袖孙中山之光荣的旗帜永久是在革命的民众、工农兵小资产阶级广大的群众方面，决非反动的妥协的伪国民党所能盗窃的。中国几万万的民众始终要认得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始终知道中国共产党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民众的力量始终要战胜一切反动叛徒的野心，而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

随后不久，时任党内主要领袖的瞿秋白也在著作中提到南昌起义：“主要的意义是……反对蒋介石、李济深的统治，以革命的政纲号召国民党左派群众起来共同奋斗。”

甚至到了1972年，周恩来总理还回忆道，起义决定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号，要搞土地革命，反对国共分裂。但起义后如何搞，大家都不清楚。

但是，教员在1927年时就清晰地知道该怎么办，他没有请示中央，因为他知道包括瞿秋白在内的所有人都不会同意另辟蹊径，他们都还没有完全从国共合作的旧思路中脱离出来，甚至对国民党左派还抱着一丝幻想。

经过充分调研、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在国共两党高层都担任过职务的教员不像那群留学苏联、曾经在上海中央研究理论的书生那样幼稚，他知道革命要想成功，必须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到最大多数人的支持——在当时的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体是农民，既然国民党和蒋介石已经彻底地站在了这个群体的对立面，继续打国民党的旗帜，三亿多农民是绝对不会认可你的。

所以，想依靠农民，想获得支持，就必须彻底抛弃国民党，打起共产党自己的旗帜——注意，虽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但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前，除了军事指挥权，教员在党内一直没有绝对的话语权，现在，他要开始以自己的方式给党指明方向了。

对于即将发动的秋收起义，他制定了五条暴动纲领：同国民党决裂、建军、没收土地财产、高举共产党旗帜、组织政权。

这其中就包含着伟大的建军原则。

这些东西之前从没有人考虑过，甚至在南昌起义的时候也没有人提出过，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中国共产党真正自己的军队建设，是从教员开始的。

有了旗帜之后，往哪里走很重要。

中国古代有这么一句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因为自古以来当兵就几乎是一件很无奈甚至很低贱的事。

春秋以前，当兵是贵族阶层的特权，像“士兵”一词就和“士”有关，不仅极其荣耀，还是普通老百姓可望不可及的。这种情况一是因为贵族垄断着受教育的权利，自幼就接受全方位的训练，文武兼备，所以才有条件、有资格当兵。二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更像是体育比赛，完全是友谊第一，没有生命危险造成的心理负担，各人都乐于当兵。

这一点从战国开始被逐渐改变，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兵员成分混乱。战国时期，由于战争开始从比较胜负向攻城掠地和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转变，造成了死亡率的大幅度提升。这时，首先是仅靠贵族阶层已无法满足兵员需要，像秦国在商鞅变法后更是全民皆兵；其次则是高死亡率带来的是厌战情绪，所有人都开始逃避当兵。所以，从秦始皇开始，就“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梁地。”汉武帝因大宛良马征西域的时候，则是全部征用囚徒、流民、恶少年或者外族人当兵。

第二，整个社会重文轻武。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所以，太平盛世的时候，国家主要是依靠文官集团来治理天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逐渐成为主流思潮，整个社会开始轻视武人。唐代，“承平日久，府兵浸堕，为人所贱者，百姓耻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的现象就已经极为普遍。而到了宋代，赵宋官家的有意打压，武人的地位更是断崖式下跌，所以韩琦才极其轻蔑地对北宋最后一位名将狄青说了那句“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才是好男儿”。

第三、士兵待遇低。唐代募兵制实行以前，当兵不仅没有薪水，还得自备武器、盔甲，像花木兰就自己到市场上买骏马、辔头和长鞭等；宋朝有钱，士兵的待遇也就相应提高，禁军每年大约45贯，厢军每年约30贯；明代出了名的穷而且抠，只有承担任务较重的边军薪水较高，一年约20两白银；到了清代，由国家供养的八旗兵月俸6两白银（约合现在人民币4000元）。这个数字看上去不错，但经过长官的层层克扣，真正到手的实际并不多。

第四，士兵的社会地位低。与经济待遇相比，社会地位的低下才更加让人不能忍受，尤其是明、清之际卫所和屯垦制度的实施，士兵逐渐沦为将领们的家奴甚至佃户，长官打、骂、动用家法私刑甚至杀掉都成为常事。

综上所述，建立一支军队所需成本——尤其是经济成本——非常高，最起码是1927年时的教员所无法承担的。而蒋介石则早已通过与江浙买办、英美财团合作完成了军队资本的原始积累。

但是，教员却天才地、前无古人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秋收起义于1927年9月12日发动，到9月17日撤出浏阳时已经基本失败。在教员的率领下，起义军朝着井冈山的方向边打边撤，途中总指挥卢德铭牺牲。连续的失败尤其是总指挥的牺牲让这支队伍情绪低落，思想混乱，除了战斗减员外，逃兵越来越多，当9月29日进到永新县的三湾村时，5000人的部队已剩下不足1000。

三湾远离战场，相对安全下来了，部队得到了一次从容休整的机会。在撤退过程中，教员就一直在思考下一步的出路，这时，计划已经在他的脑子里成型。

在到达三湾的当天晚上，教员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决定对剩余起义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主要内容有三项。

第一，整编部队。其实是缩编，教员宣布团队的人愿留则留，不愿留的发给路费，唯一的要求是把枪留下，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最后有700多人愿意留下，原来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两个营十个连。这一点在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留还留不住，为什么还要主动减人？韩信将兵还讲究个多多益善，居然还有人嫌人多？后来证明这是一个极为明智的举动，因为一支精干队伍所蕴含的力量要远比一个外表庞大却鱼龙混杂的乌合之众大得多！

第二，党指挥枪。之前党组织（支部）只设在团一级，团政治指导员办公室直接管连队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只做宣传教育工作，因而政治工作没有群众基础。这一次进一步把党组织建立在连上，设立党代表制度，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营、团以上有党委，全军由毛泽东领导前委，这就是“党指挥枪”的原则。在军队中实行党代表制度，加强了党对军队的整合，能更有效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同时，特别注意了在班长、战士中发展党员，这样党和士兵群众的联系便更加紧密了，大大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的便利性和针对性。

第三，实行民主。破除旧军队中的雇佣关系和不平等关系，建立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曾经担任过士兵委员会主任的宋任穷说：“我在营里担任士兵委员会主席，士兵委员会是选举产生的。按选举名额，由连里选出一些委员来，三个连的委员组成营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没有设立什么机关，没有专职办公，只是遇事开会研究。士兵委员会是党代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士兵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放在连里面，一个是政治民主，一个是经济民主，分伙食尾子，管理伙食，管理经济。那时来自旧军队的军官很多，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严重，士兵委员会就同他们那种旧习气作斗争。”自从实行了这一制度，部队形成了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的新型官兵关系，士兵的利益得到了保障，革命热情也随之被大大激发起来。

最后，教员还庄严宣布，与旧军队、旧军阀为了升官、发财不同，这支队伍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新世界，也就是说，所有人不再是为当官的去卖命，而是为了崇高的政治理想、为了改变自己的未来命运而战，士兵从此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对部队建设的责任感也明显加强。

值得注意的是，这支队伍不发军饷。这一点现在看来极不合情理，但如果用上世纪初的视角来看就很容易理解了：当兵的基本上都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贫无立锥之地穷苦百姓，在这支队伍里面，不仅有饭吃，而且还官兵平等，没有任何压迫，这就足够了。

三湾改编，即便放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值得大书特书，因为这是一个完全来自教员参透客观世界本原和人性后的天才创举。

改编的效果立竿见影。

湘军又追上来了，为缩小目标，教员分兵继续向着井岗山的方向进发，由于人地两生，队伍被沿线地主武装的突袭打散了，还没到井冈山，教员身边居然只剩下四十多人。但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最终的目的地，当到达井冈山脚下的时候，除去不幸牺牲的，其他官兵基本全员归队，几乎没有出现逃兵。

人还是那群人，但被教员注入思想和灵魂后，一团沙浆变成了钢筋混凝土！用任志刚的话说就是“它的参与者不再是拿命换钱的雇佣军，而是为了政治理想而战的强力团体”。

内涵有了，下一步是强化躯干。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着世界上设计最严肃、执行最严格的军事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实，在最初制定的时候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在井冈山站稳脚跟后，除了军事训练和指挥打仗，教员又重点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完善军队党建工作。

“三湾改编”时，虽然已经确定了军队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并且“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但是由于时间匆促，很多东西只有框架而没来得及填充内容。部队站住脚后，除了继续发展新党员外，各连的党支部都先后建立起来。在走下井岗山、占领福建长汀后，教员对队伍再次进行整编，并设立了政治部和党代表，党指挥枪的组织体系彻底建立并完善了起来。

教员做的第二件事是制定军规军纪。

军规军纪，对一支军队来说并非什么稀罕事，但对于井岗山的这支队伍来说，却是划时代和开天辟地的，因为它是这支军队真正成为人民军队的开始！

这就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工农革命军创建之初，队伍成分非常复杂，除了各种从业者无产者之外，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土匪，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没办法，革命的主要因素就是人，没有人什么也谈不上，无论是教员还是其他领导者，都无法在建队伊始就对参军人员成分进行甄别、筛选甚至淘汰。这样就造成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参加革命目的是什么，有的纯属混口饭吃甚至跟着起哄（像阿Q），更谈不上革命意志坚定，不服从指挥、临阵脱逃甚至朝自己队伍打黑枪的现象时有发生。同时，由于没有后勤补给，行军途中侵犯老百姓利益的现象也十分严重，导致军民关系非常紧张。鉴于此，1927年10月24日，当行军至江西遂川与井冈山交界的荆竹山时，教员提出了“行动听指挥、筹款要归公、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三条纪律。

这三条纪律当然不能完全涵盖和规范官兵的行为，于是，在占领遂川县城后，1928年1月25日，教员又针对队伍的一些旧军阀甚至土匪习气宣布了工农革命军“六项注意”：还门板、捆稻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骂人。

效果同样立竿见影。1928年3月底，在进入湖南桂东沙镇田后，教员安排部队以班排为单位，分头行动，写标语、出告示、搞宣传，大讲革命道理，同时带领贫苦百姓打土豪、分田地，并成立了桂东工农兵政府和中共桂东县委，得到沙田群众的坚决拥护和支持。群众交口称赞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还传唱起这样的革命歌谣：“沙田来了一支兵，说话和气讲公平。世上哪种军队好，要数工农革命军。”“红军纪律真严明，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制度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党对革命军队的绝对领导，让“党指挥枪”更加稳固；每一位指战员在纪律的规范和实践的洗礼下不断成熟演进，让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更加强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让军民鱼水关系更加坚韧。从而形成了新型的军政、军民关系，确保了我党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并最终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建立起社会主义共和国。

纪律只是手段，教员的目的是实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终极目标。

军人的天职是什么？

建立军队的目的是什么？

教员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1927年10月，国民党内部发生冲突，桂系李宗仁和两湖唐生智之间打了起来，井冈山周围各县国民党兵力空虚。教员敏锐地发现并捕捉到了这个机会，于11月率兵打下茶陵县城，这是教员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占领一座城市。

进城之后，由于没有经验，只是委派了一个县长到任，而没有安排其他相关人员到位，一切管理模式仍然沿袭旧政权做法，相当于新瓶装老酒，因此县城里也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教员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个问题，要求立即发动群众，成立了由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组成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随后又组织宣传队分头下乡，宣传革命政策，打土豪分田地，这才迅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教员总结了茶陵建政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今后工农革命军除了担负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等任务外，还要同时注意做好群众工作。

这同样是教员天才的发明创造。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军人的主要任务就是打仗，同时兼顾和老百姓心交心打交道则是闻所未闻。对于群众政策，即使是最开明的古代开国君王和将领，像刘邦也只是提出了“约法三章”，曹操、李世民、朱元璋等人顶多就是秋毫无犯——这样他们还都得到了一个“爱民如子”的美誉。

只有教员前无古人的提出，军队的任务不仅是打仗，也要自己养活自己，而且还要做群众工作。

这就造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军队，他让所有劳苦大众都慢慢知道，这支队伍来自人民、属于人民、为了人民，随时随地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

这样，这支军队就不再单单是一个达成军事目标、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而是直接变成了充装政治灵魂和崇高信仰的强大躯干！

这种灵魂和信仰的力量到底有多强大？红军长征期间过草地时十六岁的小红军谢益先的故事可能会说明一切。

长征期间，红军官兵每人身上都配备了一个干粮袋，这个袋子是他们的生命保障，不少官兵在袋子上用线缝上了自己的名字。

红一军团有一个小红军叫谢益先，由于不识字，他蹩脚的字体让那个用白线缝起来的“谢”字不仅很大，而且还歪歪扭扭。

入伍之前，谢益先家庭赤贫，红军长征经过他家乡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帮助红军带路，当他回去的时候，发现父母已经因此被地主打死了。谢益先把弟弟送给了乡亲，然后徒步走了十几天追上并参加了红军，那一年他才十六岁。

由于地贫民瘠，筹粮困难，进草地前，所有人都只分到了一点可怜的粮食，谢益先也不例外。结果刚一进入草地，谢益先就遇到了一对母女，她们是从已经被国民党军占领的川陕根据地逃出来的。看见她们，谢益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和弟弟。在随后数天的行军中，只要一开饭，谢益先就躲在一边，别人问他就说自己已经吃过了。两天后，他就已经饿得走不成路，到了第四天，谢益先再也坚持不住，一头栽倒后就再也没能站起来。

当部队快要走出草地的时候，官兵们才发现队伍的最后面走着那一对母女，她们正到处打听一个姓谢的小红军，手里捧着的那个干粮袋上缝着一个歪歪扭扭的“谢”字。

所有人这才明白过来，告诉那对母女说谢益先因为饥饿已经牺牲了。那位母亲顿时呆住了，直到部队走出很远，官兵们还能听得见她的哭声。

十几年后，当伟大的淮海战役结束后，陈毅元帅曾自豪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是什么让质朴无华、数千年来倍受压迫和剥削的底层老百姓这么无私地、义无反顾地对人民军队做出如此大的牺牲和奉献呢？

因为他们是真正的老百姓自己的军队，是人民子弟兵！

这一信念，同样是教员独一无二、悲天悯人的建军理念换来的！

所以说，从工农革命军到工农红军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构建这支军队的一切要素都来自教员，他是毫无争议、当仁不让的建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