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负伤后，总部任命二十九团团长曹光南代理师长。

我军在新集以西地区与敌激战后，又有几个师的敌人压来，企图与当面之敌一起对我实行合围。

为了摆脱被动局面，我军被迫突围向北转移。

21日晚上，周纯全对我讲，部队马上要走了，一听说要走，想到的就是那些负伤的同志。

我问伤员怎么办？

他心情也很沉重，说有什么办法呢？

不丢带不动，上级指示发点钱掩护在群众家中，我说能走的要动员走，只要没打着腿的，轻的都要带，重的想办法抬，多抬一个是一个。

伤员们听说部队要走，非跟着不可，二十九团三营营长杨秀坤抱着曾传六的腿不放，桂干生是连指导员，拄着棍子连叫带赶，我们叫牵马过去把他接来。

师里还有200多名原来挑洋钱的所谓"犯人"，搞了70多副抬子，这些同志立了大功，将100多名重伤员抬进了四川，带不走的重伤员还有100多，全军五六百名，每人给了10多块大洋。

我当时也躺在抬子上，还有国际团团长徐士奎。

离开那地区，心里难受极了，想到留下的同志们的安全，敌人来了怎么办？

果然后来听说，敌人来后搜了钱，残酷地杀害了这些同志。

多少年来，直到今天，一想到此，我心里就难受。

我军直向北进，红十一师走前卫，我们师居中。

走了七八十里，第二天早上接近枣阳以西大约20里地的土桥铺。

土桥铺南面有一条河，河水虽很深，河面宽，河北岸敌人修筑有碉堡工事牢牢控制河岸，敌人企图堵击我军北进。

总部以前卫十一师开路，打下了几个碉堡，并将另几个碉堡围住，控制了一段河岸，我们师紧随着十一师过河。

敌人不甘心河岸防线被突破，不断组织反扑，我们过河时，敌人的枪弹直打得河水哗哗响。

过了河，我们师走前卫，上一道山梁，西进七八里是一片田畈，其中也有几个大村庄，这里东面和西面伸出的山梁都被敌人占据，西北面是襄（阳）花（园）公路。

敌人1个旅控制着公路。

我们4个师全窝在一个圆形的洼地里，部队不得已连忙抢占一些小包包洼洼与敌人对峙着。

吃午饭时，我的抬子放在村子边，敌人的枪弹打得抬子边啪啪响，他们将我抬进房子，吃完饭，我稍微睡了一会，听到枪声更激烈了。

估计是敌人又把我军围在这里了，但我感觉敌人战斗力不是那样强，虽然占据有利地形，而我军只不过是地形不利而已。

我负伤后，虽有曹光南同志代理师长，但我考虑到他对二十八团和三十团不熟悉，现在又是转战中的紧急关头，自己必须克服困难，尽量做些工作。

我们师3个团的位置是"品"字形，二十九团在前，二十八团在后左，三十团在后右，我赶到二十九团处，看了地形，这一带地势平坦，北面就是公路，敌人占据公路及其以北阵地。

我们的左翼是七十三师，我要二十九团准备突围，集中二十九团和三十团的8架重机枪掩护，二十九团挺着刺刀冲。

打开了缺口，越过了公路，攻占了敌人阵地。

敌人不顾命地逃跑。

我军歼敌一部，捉了300多名俘虏，还缴了1门山炮，大、小汽车各1辆。

敌人是杂牌，冯鹏翥六十七师，战斗力比卫立煌部自然差许多。

枪也不好，一支也没要，全给砸烂了。

部队连夜行军，从双沟以北渡过白河，又继续西进，插新野邓县以南老河口以北地区。

没料到这里方圆近百里，渺无人烟，原来村庄不少，而且村子挺大的，而今房屋坍塌，田地荒芜，荆棘丛生，不见一个人影，这是什么原因？

我当时想，可能是军阀战乱造成的，也可能是土匪造成的，或是天灾，总之，凄凉极了。

在这里，部队自然就筹不到粮食，部队忍饥熬寒，不得不昼夜兼程西进。

这些天，由于半边弹片还在伤口内，我的伤口发炎了，身上也发起烧来，骨头像散了架一样，行军路上坐也不行，走也不行难受得很。

几天以后，我们到达内乡城西大约50里地的罗家冲地区。

我们师分作两路行动。

师部率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在北面给方面军主力作警戒，三十团在南约五六里处掩护总部机关。

徐总指挥与我们北路在一起，北路以二十九团作前卫，二十八团作后卫，中间是我们师部、炮兵连、警卫营及徐总指挥带的警卫排。

二十八团本来已将哨向东伸出了六七里，但没提防敌人不知什么时候摸到了我警戒哨山下隐蔽起来。

我们驻地村庄是一个椅子形的地势，敌人占据山头，枪弹可直射。

早饭后，我们在河边集合，警戒哨收回来。

敌人跟着他们突袭过来，朝我们开火，子弹就打在我们头顶上。

派人找二十九团，二十九团已走，只剩下二十八团加警卫营，我叫警卫营快占东面垭口，警卫营抢占成功，另叫二十八团派出两个营顺垭口上，我跟徐总指挥跑上垭口，勘察地形，突然发现敌人枪口从茅草中伸出，一支又一支像蛇头一样，我叫他快趴下。

我们刚一趴下，敌人就开了火，徐总指挥的一个小公务员动作慢了点，被打中头部牺牲了。

二十八团两个营上去了，给敌人一个猛打猛冲，敌人抵不住，溃退下去。

敌人是彭启彪部的两个团，东边垭口边打退的是其中的一个，另一个团企图从南绕向西南面包围我们。

我又带特务队、警卫营和二十八团另一个营抢占南山，顶着敌人打。

三十团正掩护总部机关在我南面七八里的地方，听到我们这里枪声激烈，知道师部遇敌。

詹才芳连忙派出2个营，从南向北赶，刚好兜着敌人。

我军两面夹击，将敌1个团大部歼灭。

这一仗开始很紧张，因为大部队走了，徐总指挥又跟着我们，很担心他的安全，打起来，我连身上的伤也顾不上了。

天黑前，又遇一股反动民团依据山寨阻击我们，二十八团攻下寨子，搞了些粮食，还缴了几匹骡子，甘良发骑一匹，直到他牺牲前，还是骑着它，我几次听他讲这匹骡子如何好。

11月初，我军进到鄂豫陕交界处的南化塘地区，部队在此休息了两天。

因伤口发炎，我难受得不得了，马也没法骑。

我估计伤口里有弹片，想利用部队休息时间取出来，打电话给方面军卫生部长苏井观，他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医术当然是最高明的，第二天他来电话说，伤病员太多，来不了。

他来不了，我也得取，于是找师医务主任周吉安。

周吉安来了，说没有麻药，我说没有麻药也要取。

他用白酒给伤口消完毒，要解扎在伤口两头的绷带，我说不能解，他不听，解下了，结果马上血喷出老高，他慌忙扎起来。

划开伤口，果然里面还有半边子弹，但卡在骨头上，无论他怎么拔也拔不出，他一身汗，我也一身汗，我说，你不是有小锉吗，你把骨头锉一下嘛。

他回答说没带着，我让派人去拿，又赶了好几里路到医务处住地找来锉，将夹住弹片的骨头部位锉开一点，他锉一锉，我就痛得直颤抖，他连连叫忍着点，口子锉开了一点后，终于用钳子拔出了弹片。

然后用红汞一搽，纱布一包。

我全身没有一点力气，后来迷迷糊糊睡着了，到醒来时，浑身舒服极了。

接着，我军从淅川以南渡过丹江，进入丹江以南地区，那里山大路险，部队4个师一起，行军一条独路。

这时，敌人又追上来了，我们走南岸，敌人走北岸，我们走小路，敌人走大路，敌我相隔一条河，双方平行急进，越往西走河道越窄。

敌机不断来轰炸。

有一天，我们刚翻过一道梁子，又来了敌机。

那里有一块坟地，坟地里松林密布，我们隐蔽在松林中，我的牲口暴露了目标，敌机轮番轰炸，我刚卧倒在两座坟堆中间的凹地里，一颗炸弹就落在我的抬子边爆炸了。

这一回幸亏我们疏散得快，没有伤着多少人。

以后到七十二道河处，那里河面虽不宽，水也只淹着脚肚子，但讨厌得很，河太多了，刚走出几步又是一条河，那时没经验，总叫解绑带，结果深山里的泉水，凛冽刺骨，战士们的脚上本来就有泡，这样一来，损伤得厉害，以后有了经验不解绑带，只脱下草鞋布鞋，好多了。

我军自枣阳新集战斗以后，打回鄂豫皖的计划落空了，被敌人逼着西进，但到底到哪里，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也不见什么主张，只是蒙着头边打边看。

在那种条件下，也只能如此。

到了南化塘，觉得这里地形好，它北靠伏牛山，南傍鲍鱼岭，介于丹江和汉水之间，物产也丰富，粮食不成问题。

听说总部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部队在这里停了3天。

可是，接着敌人又追来了，我军只得继续向西转。

往漫川关开进是红十二师走前卫，我们红十师走后卫，部队从山沟里钻，到漫川关以东是上午10点左右。

这时，敌胡宗南第一师走大道已抢先赶到了我们前面，另外，敌冯钦哉四十二师由北向南进至漫川关以北，肖之楚四十四师占据了漫川关东北，刘茂恩六十五师，范石生五十一师也从东面追来。

我军4个师在漫川关以东任岭至康家坪的一条二三十里长的深山沟沟里，四面都是山，敌人逼得很紧，我们后卫三十团已与敌刘茂恩部接火激战，该敌有一定战斗力。

敌在山上，我们在山下，三十团顶着敌人打，使敌始终不能前进一步。

到夜晚7时，前面传来消息，说陈昌浩政委亲自率领十二师1个团抢占了北面垭口，打开了通道。

徐向前元帅的长子徐小岩中将，题写“郧岭阻击战红军英烈纪念碑”

还说通道很窄，有点声响敌枪弹就可打到，要我们丢掉马匹、行军锅等"笨重"东西。

我说这些东西都要带，另外找条路嘛，从西侧插过去，并亲自跟管理员、司务长、炊事班交待布置，让他们单独走。

当晚，月色朦胧，山路崎岖，垭口实在险峻，我拄了根木棍，部队毫无声息，悄悄通过了垭口。

我们下山时，从一大山洞边经过，那里是土匪窝，土匪没料到从背后突然出现了大部队，全吓跑了。

到了山下，和师辎重队会合了，他们穿过大山林，结果什么也没丢。

漫川关这回的确很危险，我们4个师全窝在山沟里，敌人数倍于我，假如敌人合围起来发起总攻，我们又没有阵地，怎么打？

关键时刻，徐向前、陈昌浩等同志决心果断，抢在敌人合围之前迅速行动，且攻击有力，终于使我军转危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