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十二月的一天，一队人马驶出长安，向东南方向匆匆而去。

急驰当中，为首一人忍不住转头回望，看着庄严凝重的长安城墙渐行渐远，他的心头不禁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

随它去吧。内心一声叹息，随即继续打马前行。

此人正是东晋王朝最后的柱石刘裕，他刚刚接到消息，留守建康城的心腹重臣刘穆之突然去世，都城不仅聚然形成一段政治真空，局势也顿时微妙起来。

别人再无堪用，所以刘裕只能放弃继续北伐的既定思路，回建康主持并稳定局面。更重要的是，他此行还有另外一个不可告人的终极目的——代晋称帝！

大器晚成是刘裕的标签，其人生轨迹颇像他给自己认的祖宗刘邦——四十岁之前游手好闲、不置产业，但乱世带来的机遇让他们的人生突然开挂，一路高开高走，并终成一代开国雄主。

义熙元年（405年）又成为刘裕事业的分水岭。

这一年正月，刘裕派刘毅收复江陵，迎回安帝，彻底平定桓玄之乱。三月，刘裕被晋安帝下诏加授都督荆、司、梁、益、宁、雍、凉七州军事（与此前九州叠加，共都督十六州诸军事），同时解任青州刺史，加领兖州刺史，成为帝国实际的最高军政长官。

义熙六年（410年）二月，刘裕攻灭南燕；

义熙七年（411年）二月，刘裕平灭卢循之乱；

义熙八年（412年）十月，刘裕打败刘毅，朝中从此再无对手；十一月，“进公太傅、扬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

义熙九年（413年），刘裕西灭谯蜀；

义熙十二年（416年）三月，刘裕加领中外大都督，都督徐州、南徐、豫、南豫、兖、南兖、青、冀、幽、并、司、郢、荆、江、湘、雍、梁、益、宁、交、广、南秦共二十二州——东晋，已经不姓司马了。九月，“进位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宋公，备九锡之礼，加玺绶、远游冠，位在诸侯王上，加相国绿綟绶”。

义熙十三年（417年）九月，刘裕灭后秦、入长安，斩秦主姚泓，因功晋爵为宋王，不受。

进宋公爵为王，以徐州之海陵、东安、北琅邪、北东莞、北东海、北谯、北梁、豫州之汝南、北颍川、北南顿凡十郡，益宋国。其相国、扬州牧、领征西将军、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

在长安，刘裕先是拜谒汉高祖陵，然后在未央殿聚会文臣武将，商讨经略关中、继续北伐的大计。但是这时，建康方面忽然传来了刘穆之猝亡的消息，刘裕一听大惊失色，虽然极不情愿也极不放心，但还是无奈匆匆南还。

刘裕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觊觎后秦的不只是刘裕，还有它的北方恶邻大夏。刘裕南归的消息一经传出，便立即被大夏国主赫连勃勃的谋臣王买德窥破了心机，他认为，刘裕一走，留守的晋军已经没有意志也没有能力守住长安，便建议赫连勃勃趁势进攻，尽取后秦之地。

夏王勃勃闻太尉裕东还，大喜，问于王买德曰：“腾欲取关中，卿试言其方略。”买德曰：“关中形胜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狈而归，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复以中原为意。此天以关中赐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险要，宜先遣游军断之；东塞潼关，绝其水陆之路；然后传檄三辅，施以威德，则义真在网罟之中，不足取也。”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刘裕前脚刚走，留守长安的诸人因互不服气发生内讧，王镇恶、沈林子、王修几乎同时死于非命。十二岁的小毛孩子刘义真无法抵挡仓皇逃走，长安得而复失。

事后来看，这成为刘裕人生中的第一步臭棋——放弃长安，其实也是放弃了一统天下的最好机会。因为就当时而言，无论是大夏、北凉还是吐谷浑，均地偏国狭，不成气候；南朝未来的唯一对手北魏尚在初兴阶段、羽翼未丰，也不能对刘裕构成威胁——北伐途中，刘裕区区一个“却月阵”牛刀小试，就能让北魏知难而退、不敢觊觎。所以，如果他不是急着回去稳定后方、意图称帝，而是继续向北经略的话，不仅大概率可以平灭大夏、北凉等国，对于北魏，即便是拿不下，也会最大限度地压缩其生存和发展空间，而不至于给自己的儿孙们留下一个三败刘义隆、甚至饮马长江、俯瞰建康的劲敌。

但是，历史不允许假设，关键时刻，刘裕的私欲还是占得了上风。

义熙十四年（418年）六月，刘裕加九锡；

元熙元年（419年）十月，刘裕正式进爵宋王，同年末，又获加十二旒冕和天子旌旗；

元熙二年（420年）六月丁卯，刘裕代晋称帝，建立宋朝，史称刘宋。

纵观刘裕的奋斗史，出身社会最低层，却能白手起家、扶危定倾，几乎以一己之力将东晋国祚延长了二十年——看上去是不是很眼熟？北魏名臣崔浩就把刘裕比作司马家族的曹操。

刘裕奋起寒微，不阶尺土，讨灭桓玄，兴复晋室，北禽慕容超，南枭卢循，所向无前，非其才之过人，安能如是乎！……刘裕之平逆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

乍看过去，刘裕和曹操还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不过，崔浩的这一类比评价如果传到九泉之下，曹操有可能不同意。因为，虽然二人功高盖世、勋业相类，但仅就称帝一事，曹操就有资格看不起刘裕。

在曹操的创业过程中，他有想法、更有机会代汉自立，但最后均按捺住了自己。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有比当皇帝、求虚名更重要的事情去做，那就是在有生之年替子孙多打点江山、多置些产业。

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孙权专门派遣使者上书曹操表示臣服，并建议曹操称帝。曹操看罢哈哈大笑，把信让大臣们传阅后说，这熊孩子是要把我架在火炉上烤啊。

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王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魏略》）

但是，陈群、桓阶以及夏侯惇等人却持相同意见，他们认为，东汉自汉安帝以来，中央政府就逐渐开始失去统治力和公信力，到现在更是已经名存实亡。早在桓帝和灵帝时期，民间就有预言说“汉行气尽，黄家当兴”，可见老天爷都放弃它了。现在大部分天下都已经掌握在您的手中，连孙权也认为您是天选之子，所以应该应天顺民，改朝换代。

侍中陈群、尚书桓阶奏曰："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於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適今日也。是以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汉，群生注望，遐迩怨叹，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臣愚以为虞、夏不以谦辞，殷、周不吝诛放，畏天知命，无所与让也。"

夏侯惇谓王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馀年，功德著於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

曹操却借用《尚书》上的话说，从掌握的国家权力来看，我现在和当皇帝有什么区别吗？如果天命真在我曹家的话，我宁愿做周文王。言外之意是把机会留给儿子。

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的确，从迎汉献帝都许开始，曹操就借着手中的军、政大权，一步步把大汉王朝给掏空了，到建安末年，东汉王朝已经只剩下名义上姓刘，实际上早就姓曹了。

很明显，曹操不篡汉，不是因为高风亮节和忠君爱国，而是他自己年纪大了，称不称帝没什么意思，不如来点实惠的，给儿孙多搞点地盘。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格局比刘裕大的不是一星半点。

这一点，还同样体现在对待前朝帝王的态度上。

刘裕有一个网络绰号，叫“六位帝皇完”，说的是他一生曾诛杀过以下六位皇帝：

公元404年，灭桓楚皇帝桓玄；

公元410年，灭现燕皇帝慕容超；

公元413年，灭后蜀皇帝谯纵；

公元417年，灭后秦皇帝姚泓；

公元419年，缢杀晋安帝司马德宗；

公元421年，毒杀晋恭帝司马德文。

作为一个出身低层、仅凭军功拼杀起来的帝王，出身和经历决定了他的眼界、格局和做事风格，比如传统礼法在他眼里就一文不值。所以，砍菜切瓜般接连干掉六位帝王（包括土皇帝），刘裕没有一点心理负担。

这一点让后世多有诟病。

因为，从性质上来说，前面四位均来自敌国，刘裕杀掉他们尚属正常。但是，杀掉后面两位就显得极不厚道——司马德宗是个傻子，司马德文则不仅心甘情愿禅让皇位，而且当时也已经无根无凭，二人都无法对后来的刘宋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威胁。所以刘裕仍然坚持斩草除根，除了多此一举外，只能彰显其阴戾狠毒之性。

而刘裕之所以能下得如此狠手，居然是来自一句似是而非、不知所谓的谶语——昌明之后有二帝——昌明即孝武帝司马曜，当时虽然已经驾崩，但如果按照谶语，在他之后，东晋命中注定还得有两个皇帝才算完事。于是，刘裕只能暂时按捺自己的欲望，先是急匆匆扶立孝武帝傻瓜长子司马德宗（晋安帝），并在义熙十四年（公元419年）十二月派人将其鸩杀，然后立其弟司马德文为帝（晋恭帝）。

（晋安）帝不惠，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辩也。凡所动止，皆非己出。故桓玄之纂，因此获全。初谶云"昌明之后有二帝"，刘裕将为禅代，故密使王韶之缢帝而立恭帝，以应二帝云。

次年六月，在刘裕的授意下，傅亮进宫逼恭帝禅位。没想到恭帝不仅毫无戚色，反而面带喜悦地对左右人说：要是没有宋王，我们司马家的国祚早就断了，所以没什么可遗憾的。随后，刘裕封其为零陵王，居秣陵，待遇还和当皇帝的时候一样。

不过，即便是“欣然”退位，刘裕也没有放过恭帝。当年九月，刘裕直接派兵闯入他居住的地方将其弑杀。

二年夏六月壬戌，刘裕至于京师。傅亮承裕密旨，讽帝禅位，草诏，请帝书之。帝欣然谓左右曰："晋氏久已失之，今复何恨。"乃书赤纸为诏。……宋永初二年九月丁丑，裕使后兄叔度请后，有间，兵人逾垣而入，弑帝于内房。时年三十六。谥恭皇帝，葬冲平陵。

这就不仅坏了规矩，还给后世开了恶例。

首先，东晋自南渡之后，皇家的威权就全部掌握在士族门阀的手里，国君已经名存实亡。刘裕之所以能非常容易地完成改朝换代，也是因为东晋早就从根上烂透了。

晋自社庙南迁，禄去王室，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至于钟石变声，柴天改物，民已去晋。

其次，在此之前，无论是魏代汉还是晋代魏，前朝帝王均遇善待且善终于家，而刘裕则主动破坏了这一政治规矩。南宋王应麟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说，魏、晋两朝对于前代，都只是篡其国而未谋其主，只有刘裕开了这么一个恶劣先河，不仅自家子孙得了报应，还让其后数代沿袭成例。

魏之篡汉，晋之篡魏，山阳、陈留，犹获考终，乱贼之心，犹未肆也。宋之篡晋，年而弑零陵，不知天道报施，还自及也。齐梁以后，皆袭其迹，自刘裕始。（困学纪闻·卷十三）

正是因此，所以即便刘裕有充分的理由斩草除根——不想承担政治风险——也仍然在格局上落了下乘。

他真应该学学曹操。

受《演义》和影视剧的影响，我们印象中的汉献帝刘协一直是一个唯唯诺诺、毫无作为甚至没有任何想法的末代皇帝，他的一生是懦弱、屈辱、无奈、悲凉的集合体，帝王的威权没有享受过半分，亡国之君的滋味倒是品尝了数十年。

不过，从史书来看，汉献帝没有权力是真的，但说没有想法却是有点小瞧他的了。

正常来说，只要是一个有独立思维的人，就会有自我尊严和羞耻之心——尤其作为一位帝王，即便是有名无实，他也不会对权臣擅政、太阿倒持的现状无动于衷，更何况，刘协骨子里流得还是绵延四百年巍巍大汉的血脉。

刘协的心理活动应该是这样的：如果帝国基业在自己手里变了姓，我在百年之后将如何变对列祖列宗？

所以，刘协是不甘心的。就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刚刚被强制迁都至许不久，年方十六、血气方刚的他便朝着独断专行的曹操大吼了一嗓子：你要是真心想辅佐我就按规矩来，如果有其他想法，我把位子让给你就行了。曹操当时居然让这份天子气势给镇住了，出来后才发现已经吓得汗流浃背。

自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戮。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愤，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

遗憾的是，吃惊归吃惊，君轻臣重的状况没有丝毫改变。

不过，这可能给了刘协一种错觉，即认为曹操也不过如此，所以，他在后来又小心翼翼地做出了一次失败尝试。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发生了著名的“衣带诏”事件，国丈董承拿了一封据说刘协用血写成的诏书，号召忠于汉室的臣民团结起来，共除国贼曹操。一帮书生用事，且无权无兵，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刘备出征在外躲过一劫之外，其余诸人被一网打尽。

这件事在《后汉书献帝纪》和《三国志武帝纪》、《三国志先主传》中均有记载，尤其《后汉书·董卓列传》对人员和过程写得较为详细，且明确说明是献帝所指使。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曹操还是没有借此找献帝的麻烦，只把参与者和董承的女儿杀掉了事。

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谋泄，皆伏诛。

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事觉，承等皆伏诛。

帝忌操专逼，乃密诏董承，使结天下义士共诛之。承遂与刘备同谋，未发，会备出征，承更与偏将军王服、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结谋。事泄，承、服、辑、硕皆为操所诛。

经过这件事后，汉献帝的小宇宙就再也没有爆发过。而且，十四年后，也即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伏皇后曾与其父伏完密谋除曹的事泄，伏皇后和她所生的两个儿子都被杀，伏家被灭族，汉献帝从此彻底歇菜。

事乃泄，操大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收皇后玺绶，以尚书令华歆为副，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藏壁中。歆坏户发壁，就牵后出......遂将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鸩杀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馀人。

从这几件事来看，曹操的心确实够大，也给足了汉献帝面子。因为，就当时的情形，曹操即使不能杀掉献帝，但废其另立却是易如反掌。

曹操之所以能够刀下留情，一是因为献帝无权无兵，搅不起什么风浪，更形不成任何威胁，所以曹操才对他“过家家”式的抗争选择无视；二是留着他当个吉祥物供着，既能“挟天子以令诸侯”，还能顺便赚个忠君、宽仁的好名声。

因此，崔浩把刘裕和曹操作比其实是不恰当的，把前者说作后者的学生才更合适。

我们看看曹操还教给了刘裕些什么。

桓、灵之际，汉室就已经病入膏肓、沉疴难起，于是，一部分有识之士早早就开始自谋退路。

先是宗室刘岱建议改刺史为州牧，为诸侯割据埋下伏笔，像刘璋去了益州、孟佗去了凉州、刘表去了荆州，等等，汉家江山被化整为零割裂开来。

汉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有人曾建议名将皇甫嵩“移宝器于将兴，推亡汉于已坠”，像蒯彻怂恿韩信一样去问鼎天下。不过，皇甫嵩有能力却无野心，放弃了这个机会，却不意促成了董卓祸起。

天子西迁，世道更乱，在如此“天道无亲，百姓与能”的时代，“移宝器于将兴，推亡汉于已坠”的历史重任，出人意料地落到了曹操身上。

不过说来也正常，因为无论是袁术、刘表还是公孙瓒、刘焉，他们的想法就是割据自雄、关起门来朝天过，只有曹操胸怀天下，所以他比所有人想得更多、走得更远。

建安元年，曹操移都于许，从此“奉天子讨不臣”，建不世功于天下。

建安十三年，曹操连破二袁，平定整个北方，在完成霸业奠基的情况下，他从吏制下手，开始了摧毁大汉的历史进程，手段是废三公、设丞相，集大权于一身。

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为丞相。

建安十八年成为关键性一年，东汉的政体通过曹操的改制进一步被瓦解。正月，天子“诏书并十四州，复为九州”。五月，曹操进为魏公，加九锡，并分“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为魏国封地。注意，曹操的封地虽然看上去只有一州之地，但改制后的冀州是《禹贡》里的冀州，在版图上包括原冀、幽、并三州及司隶河内河东二郡，可以说，汉帝国的精髓部分都成了曹家的私产。当年秋七月，曹操又“始建社稷宗庙”。

建安十九年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

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曹操晋位魏王。

建安二十二年四月和十月，曹操又把自己的待遇上升到了天子的标准，并明确曹丕为太子。

天子命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

到了这个时候，曹操之心，已是路人皆知，所以在建安二十四年就发生了“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和陈群、桓阶等人劝进的事。但曹操没有同意，因为他老了，不想在这些虚头巴脑的事上再费心了。

果然，仅仅过了一年，曹操就去世了。曹丕继位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并于当年冬十月即登坛受禅，建魏代汉。

不过，如果仅仅是这些步骤的话，曹氏父子在后世的评价中还是免不了一个“篡”字。曹操显然也看到了这个大BUG，所以，他巧借董昭“修古建封五等”的建议，把上古“天子让贤”的理论变成了现实。

上古以降，改朝换代的方式一般就两种，一曰征诛，一曰禅代。

古来只有征诛、禅让二局。（赵翼《廿二史札记》）

前者说白了就是暴力革命，历来为儒家所抵制，这群酸腐文人喜欢的是后一种。

孔子就说，上古的好时代他没有赶上，但心向往之，因为那个时候，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大家都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来当皇帝。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选贤与能。（《礼记卷七·礼运》）

所谓“选贤与能”和虚无飘渺的“禅代”成为儒家国家理论的理想境界。

作为不世出的政治家，曹操深谙此理，更明白名分的重要性，他一方面想变汉为魏、变国为家，另一方面又想让他的行为名正言顺还不让后人戳自己的脊梁骨。

以汉臣的名义肯定不行，因为那是摆明了不守臣礼、以上犯上，天下的读书人首先不服。

那么，把自己也变成一个国家，让政权在国与国之间完成交接，这样不就既可以避免僭越之嫌，又符合儒家“惟有德者居之”的理论要求。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孟子》）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有能有德者坐定天下并非不可。（《吕氏春秋》）

想法有了，剩下的操作就简单了，关键性的一步就是按照董昭的建议“修古建封五等”。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礼记》）

恢复这一旧制之后，曹操便堂而皇之地先是在建安十八年进封魏公，继而又在三年后晋位魏王，取得合法领地，实现裂土封王，而在建安二十二年的设天子旌旗、出警入跸，则进一步让曹操和汉天子成平分秋色、分庭抗礼之势。

理论基础打通了，体制障碍也铺平了，剩下的路曹丕只需要闭着眼往前走就行了。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冬十月辛未，一场盛大的受禅仪式在汉、魏之间上演。仪式结束后，主人公曹丕得意地对大家说，古代关于禅让的那些猫腻，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帝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魏氏春秋》

曹魏代汉，作为上古传说的第一次成功实践，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受其启发，魏晋、南朝（宋齐梁陈）、隋唐、五代（梁唐晋汉周）直至宋代，均大张旗鼓地况相模仿并沿袭成习，在随后的近千年时间里，之前“汤武革命”的朝代更迭方式一直为所谓的“尧舜让贤”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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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后汉书》、《三国志》、《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