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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君权，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至高无上的代言词。古代的君主掌握着整个天下的权力，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天子富有四海。但即便是拥有着皇权的皇帝，很多时候也没有办法做到随心所欲。虽然古代社会是以君为本，但是君主还是要受到臣子劝谏的规范。

中国古代历史上臣子劝谏君王的事例很多；例如唐太宗时期的魏征和唐玄宗时期的房玄龄杜如晦等。这些都是臣子劝谏，君王肯虚心纳谏的事例。历史上也不乏那些昏庸的君主一意孤行，就是不采纳臣子的谏言。为了和这样残暴的君主抗争。那些忠于国家的臣子们便发明出了死谏这种方式，来反抗君主的暴政。

正是这些甘愿牺牲自己性命也要为真理而斗争的臣子们在历史上留下了荡气回肠的一笔。

谏臣诞生于对规劝君主的需要

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历来讲究的就是皇权至高无上。从大禹开创了“家天下”的王朝开始，王权诞生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权也一直在不断地加强着。所谓的“王”或是“皇帝”成为了整个国家的主宰，国家的运行完全按照他的意志来。

虽然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一直自诩为“天子”，一再强调自己是天的儿子，是按照上天的意志传达命令的。

但明眼人都知道，其实都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皇帝也是人，也会有弱点。若是一个王朝遇上了开明的皇帝那还好。开明的皇帝在各项政策上会为了国家和人民着想。

可是一个王朝数百年，难免会遇到一些昏聩无能、暴虐无道的皇帝。像秦二世、隋炀帝这种昏庸的皇帝直接导致了国家的灭亡。

因此，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站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对皇帝进行限制。这样就能保证皇帝在实行自己权力的时候，能够避免误入歧途。

古代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早在西汉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意识到了皇权太过独断，需要对其进行限制。

这个人就是促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董仲舒被誉为孔孟之后的儒家学说集大成者。他在自己的“天人感应”学说中便提出了限制君主权力的思想。

董仲舒认为人在世界上做的所有事情，都会被上天看在眼里。即便是至高无上的君王也是如此。

所以如果君王德行有亏，滥用权力。那么上天就会给带来报应。虽然这种以天道来限制君王权力的思想，显得有些荒谬，但是这种限制君权的思想在那个年代，具有很大的进步性。

然而光依靠虚无缥缈的天道来制约君主，显然是不够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君主身边的大臣发挥作用了。

一个国家机器想要正常的运行下去，除了君主之外，还需要有大臣的帮衬。大臣可以说是距离君主最近的人了。因此大臣的言行对于君主使用权力有着很大的影响。

这种影响就像硬币的正反两面一样，有好有坏。诸葛亮的《出师表》可谓是把这种影响的两个方面描写得淋漓尽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的确如诸葛亮所说的那样。

汉朝前期之所以能强大，是因为有像汉高祖、汉文帝这样虚心纳谏的好皇帝。到了后期之所以衰败，则是因为后代皇帝昏庸无能，亲信奸臣。

奸臣可恶，忠臣则可敬。这些忠臣们，会为了正确的事情，不惜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要对抗皇权。“臣死谏，君死战”，忠诚的臣子就是通过自己的献血来让这些昏庸的君主们清醒。

这种敢于死谏的精神，就是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精神。在士大夫中最崇尚的就是死谏。忠言逆耳，忠臣的谏言，皇帝听不进去。那就一头撞在大殿的柱子上，用自己的鲜血让昏庸的皇帝清醒。

死谏之后，谏臣的英勇事迹就会被史官记载下来，千古流芳。而君主则会被钉在耻辱柱上，被冠上“不听劝谏，滥杀忠臣”的罪名遗臭万年。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古代的君王都非常害怕死谏。所以死谏对君主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即便是那些荒淫无道的君王，也会因为惧怕死谏而有所收敛。

死谏第一人—— 关龙逢

死谏的历史也由来已久。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发生死谏，最早可以追溯到夏朝。死谏第一人便是夏朝臣子关龙逢。

夏朝自从大禹建国之后历经数百年，最终到了末代帝王夏桀的年代。夏桀是中国古代最昏庸的帝王之一，和商纣王、周幽王等人齐名。

夏桀在位期间，天天纵情声色，为了掠夺财富，他对夏朝的百姓课以重税。更荒谬的是，他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居然征发了上万民工修建了一个大池子，在池子里面放满了酒肉和美女。

关龙逢的家族世代都是夏朝最忠实的臣子，自然不能对夏桀如此荒淫无道的行为坐视不理。于是关龙逢在朝堂之上，向夏桀进谏，希望夏桀能够收敛自己荒谬的行为，与民休息。良药苦口，忠言逆耳。

关龙逢的劝谏在夏桀看来无异于是在挑战自己的权威。因此，夏桀不仅没有采纳关龙逢的劝谏，反而还对其大加斥责。

作为夏朝最忠诚的臣子。关龙逢眼见君王不肯听自己的劝谏，便以头抢地，向夏桀进谏，如若夏桀不听劝谏，他宁愿让夏桀把自己杀掉。夏桀不愧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昏庸之君。居然真的枉顾忠臣的劝谏，杀掉了关龙逢。

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死谏。关龙逢作为臣子，想要用自己的生命，唤醒昏庸的夏朝君主。希望夏桀能够像他的先祖一样振兴自己的国家。很可惜，关龙逢的一腔热血，并没有改变夏桀荒淫无度的行为。

夏桀杀掉忠臣关龙逢之后很快就遭到了报应。由于他一再胡作非为，夏朝的国力一落千丈，臣子离心离德。最终商汤起兵反抗夏桀的暴政，并最终灭亡了夏朝。夏桀最终落得个亡国之君的下场。

关龙逢的死谏固然壮烈，但是在夏商周时期，这种行为还不常见。究其原因，是因为还没有形成一种精神。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说出现之后，死谏的情况逐渐多了起来。

特别是到了汉朝。传统的儒家学说经过董仲舒的改革之后，变得更能迎合统治阶层的需要。因此，改革后的儒家学说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忠君爱国”。当君王有不得体的行为的时候，作为臣子就必须尽到劝谏的职责。如果君王执迷不悟，臣子便要以自己的生命来让君王迷途知返。

士大夫阶层死谏的风骨

到了后来士大夫阶层出现之后，这种忠君思想和儒家学说便结合在一起成为了士大夫阶层特有的精神文化。

那么这种死谏的作用，对于君王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是否真的有用呢？既然死谏要付出生命还不一定成功，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地去死谏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无论死谏是否成功，在那些死谏的臣子看来都是对的。在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荼毒下，古代的臣子都以劝谏君王甚至死谏君王为傲。

一般如果有臣子敢逆着君王的意思，对君王进行劝谏。那么这个臣子就会成为受人敬仰的“谏臣”。如果有臣子死谏，那更是会被史书记载，美名流传千古的。

所以古代的臣子，不管是真的忠君爱国也好，都想要搏一个谏臣的美名。劝谏君王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家常便饭。

死谏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利益关系在其中。但不可否认的是，成功的死谏，对于国家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如果死谏真的能达到效果，就能让君王改变错误的命令，甚至可以挽救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举两个最著名的例子：唐朝时期的唐太宗就是一个虚心纳谏的君主。他的谏臣魏征，原本是太子李建成的人。后来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后请魏征出山，成为他的臣子。魏征这个人疾恶如仇、敢于直谏，多次在朝堂上顶撞唐太宗，违背他的意思。

这个时候唐太宗展现出他作为一个开明之君的气度，从谏如流，最终开创了“贞观之治”，成全了一段君臣之间的佳话。

还有明朝时期的于谦于少保。土木堡之变后，瓦剌大军逼近北京城。当时北京城内的守备军力空虚，剩下的精锐只有万人，其余的都是些老弱病残，并且皇帝明英宗还在瓦剌人的手里，朝野上下惶恐不安。这个时候，朝廷中就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一些胆小的朝臣，害怕瓦剌人攻破北京城，便建议当时的孙太后放弃北京城，迁都南京和瓦剌和谈。这个时候于谦站了出来，极力劝谏太后，立郕王朱祁钰为皇帝，并且排兵布阵在北京城抵御瓦剌人的进攻。

于谦的极力劝谏起到了作用。孙太后最终决定另立新帝，并且组织兵力守卫北京城。最终在于谦的指挥下，明朝的军队在北京城大败瓦剌军队，守住了北京城，解决了明朝生死存亡的危机。

从上面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士大夫阶层死谏，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精神文化。虽然有些人会为了自己的名利而死谏。但大多数士大夫，都是因为从小受到儒家忠君爱国文化的熏陶，为了自己的国家和君王而劝谏。

这些士大夫可以为了自己的国家舍生忘死。即便劝谏失败，很有可能就会失去自己的生命，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去做了。

结语：

孔圣儒学教育他们“修身治国平天下”，十年寒窗苦读入仕，就是“为万世开太平”。在他们的眼中自己的生命远没有国家的前途安危重要。为此他们愿意用自己的死换来国家的活。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明知死谏有可能如蜉蝣撼树一般，但仍然义无反顾，值得让人敬佩。这便是士大夫的精神！

参考资料：

《出师表》

《历代谏皇帝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