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会昌有一个地方名叫白鹅乡，在红军时期这里的名字是赤鹅乡，这里风景优美，两山夹一水（贡江）仅一条小路（右侧公路是现在修的），水路通往赣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当年之所以叫赤鹅乡，是指有红军游击队活动的地方。这里有贡江边白鹅洲古渡码头 。这座石拱桥叫永兴引龙桥，于清乾隆7年建造。桥上有一条青石板鹅卵石铺就的秦7尺小道直通赣州。
会昌赤鹅乡（今白鹅乡）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为了迷惑敌人，掩护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安全转移，牵制和迟滞国民党主力对中央苏区腹地的进攻。留守部分红军队伍，一开始驻地是在于都一带，然而，随着国民党队伍的层层推进，最后的驻地便搬到交通条件比较便利的赤鹅，这一带四面环山，处于深山密林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不易被敌人发现。三是群众基础好，后勤工作得到群众大力支持。这些为留守苏区中央机关驻扎此地，提供了有利条件。其中，有一名带着三个孩子的妇女，生活在赤鹅梅坑村里一户贫困的农家，总算躲避过了敌人的搜索，几个月后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了自己的老家长汀伯湖村中村。
会昌赤鹅乡红军居住地
然而，她回到这里没有多久，一群凶神恶煞般的敌军便闯进了她的家，并认定她是所谓的“匪属”抓了起来，逼她交人及组织秘密，她严守秘密始终说不知道。敌人恼羞成怒就用粗木棍狠狠击打她的脊背，她忍着剧痛，坚贞不屈。敌人把她抓进监狱。随后，村里的百姓便传闻她和几个孩子都已经被敌人杀害。
刘赐福红军时期与孩子合影
这个坚强的女红军战士，便是著名的开国中将傅连暲的结发妻子刘赐福，她1896年9月出生于福建长汀，七岁的时候因家庭贫困便开始当了童工，后来免费就读于当地基督教会小学和师范学校，随后成为一名教师。就在这个时候，她认识了就读汀州亚盛顿医校的傅连暲，两人结为伉俪。
刘赐福的丈夫傅连暲，字日新，小名太阳生，1894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出生于福建长汀河田镇伯湖村中村，他的父亲父亲傅贵成是个勤劳笃实的贫农，母亲官福娣是个善良贤慧的农家妇女，祖辈在长汀河田务农，后来父母亲因逃债流落到汀州城打工谋生，因邻居相劝加入可以得到一份“吃教”以维持生计，后来也有机会进入教会学校读书。
如今，在河田镇伯湖村中村21号，有一幢坐西北朝东南的清代建筑，砖木结构，穿斗抬梁式木构架，硬山顶，马头墙。三落二进，建筑由东至西分为水塘、门坪、下厅、天井、中厅、天井、上厅及北侧横屋一排组成，中厅面阔三间，带卷棚前步廊，木构件雕花精美，用材硕大。大门石门匾上写有“永建乃家”字样，大门两侧门框柱楹联书“云基伟绩绵先绪，严野高风绍永固”，门楼两侧柱砖柱楹联书“萦回水抱中和气，平远山如蕴藉人”。中厅天井用大块石板条砌成，上厅天井四周用小鹅卵石，做工精美，下厅次间前檐装饰有缕空石花窗，有翘角、瓦当，具有很强的艺术价值。这便是傅连暲旧居。
傅连暲很小的时候，刚刚进入教会的学校读书，他最热爱的是体育活动，而且参加了学校的孩子足球队，并成为校队的一名选手，有一次，学校举行足球比赛，傅连暲所在的小个子队与高年级对决，是一场颇有挑战性的比赛，也引来了不少教会知名人士观看。当比赛进行到下半场时，场上的气氛达到了白热化。对方一名队员带球猛冲，傅连暲上前阻截，对方球员突然猛力起脚，足球像炮弹一样朝傅连暲飞来，傅连暲躲闪不及，足球正中他的面门，他当即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失去知觉。
此时，在现场观看球赛的，有一名时任汀洲福音医院的院长，是一名外国人，他见到傅连暲直挻挻地躺在地上，赶紧前往急救，把他扶好并周身按摩，慢慢地傅连暲苏醒过来，外国医生看着这张流着汗水，因晕过去苍白的脸蛋，笑着问：“你遭受这样的痛苦，以后还敢参加踢球吗？”傅连暲坚定的答道：“当然还踢。”医生被这个孩子的勇敢精神所打动，问到：“你想学医吗？”傅连暲垂下头：“我家没有钱。”“不要紧，我来帮助你！”从此，这个坚强的少年，真的被这名院长带到了福音医院。
自此，傅连暲进了教会办的“亚盛顿医馆”学医，他攻读医学五年后，心地善良，学习刻苦，24岁时凭借着医德和医术，成了福音医院的挂牌医生，后来先后担任汀州八县旅行医生，汀州红十字会主任医师，医馆第四、第五期主授教师等，最后成了汀州福音医院院长。他身穿西服，脚登皮鞋，成了当地享有盛誉的头面人物。
就在傅连暲担任院长的时候，正值1927年8月下旬，是南昌起义爆发后，部队随后开往潮汕地区，而当年的汀州正是南昌和潮汕之间近道的必经之地。而且这支队伍在沿途遭受敌军的围追堵截，打了许多激烈的战斗，特别是会昌战斗，组成敢死队，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敌军，打得非常激烈，由于起义部队部署周密，各方配合得当，取得了重大胜利，是这支队伍南征途中的一次重大胜利，磨练了新生的人民军队，扩大了政治影响。
然而，由于是强攻，也有不少的伤员，而当时的会昌城医疗条件十分有限，因此，数百伤员都转移到下一站，即距离会昌并不太远的福建汀洲福音医院，此时，医者仁心的傅连暲，丝毫不顾个人安危，接受了这个危险而艰巨的任务，并对起义的领导人说："医生当以救死扶伤为天职，我一定尽全力挽救伤病员的生命。"
数百起义军的伤员一下子挤进福音医院，一时人满为患，走廊里大门口都被病床塞满了人，作为院长的动用自己的关系，城里的所有医生，赶来福音医院救治伤员，还向商人募捐了一笔钱购置药品，无偿给伤员们用药，此外他还动员了女子师范学院和省立七中的女生协助照看伤员。但是整个汀州城依然非常缺医生，尤其是能治疗枪伤和手术的外科医生，只有3个，傅连暲拖着肺病初愈的身体，日以继夜地做手术，不时还得照顾300多名重伤员，忙得不可开交。
这个时候，傅连暲的妻子刘赐福，主动挑起了护理重担，日夜照顾护理伤病员。她自己生活俭朴，穿旧布衣，吃咸菜干，却给伤病员“开小灶”，千方百计增加他们的营养，用节省下来的钱，购买鸡、鱼、肉等，亲自做成鲜美可口、营养丰富的菜肴，给伤病员改善生活，还把傅连暲的牛奶送给重要的伤员补养。她也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最美的红色护理员。此时的福音医院，已成了南昌起义军的临时医院。
这天中午，天气炎热，刘赐福来到一名战士的身边查看伤情，看到他多处负伤，膝关节被打碎，肿得跟大象腿一样，都发黑了，急忙叫丈夫过来急救。傅连暲过去解开绷带一看，膝盖骨肿得像是个大碗，泛着蓝幽幽的光，伤口上面全是脓血，已化脓发炎，周围的皮肉已经腐烂，便生气地责问：怎么恶化到这种地步？为什么不早点来治？谁能知道，从会昌到汀州，一路180多里的山路，由于天气炎热，拖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傅连暲皱起眉头来，摇摇头说：“准备手术！截肢！”
陈赓一听要把自己心爱的腿锯掉，惊得要蹦起来，连连摇头道：“我死里逃生，难道是为了到这来锯腿？没有腿我还怎么走路？怎么带兵打仗？”傅连暲叹了一口气说：“你现在最要紧的，是保住性命。”陈赓不死心：“你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
傅连暲沉默了一下，看着陈赓说道：“保守治疗的方法当然有。要把烂肉和新生的息肉一点点剜掉，那个滋味不比截肢好受。”陈赓一听还有希望保住这条腿，连忙说“死我都挺过来了，还怕疼？”哀求傅连暲：“医生，我求求您，保住我这条腿，傅连暲终于被打动了，他吩咐护士拿来夹板和消毒水，望着失血过多而蜡黄的脸色，满脸的不忍之色。被这位年轻人的乐观精神深深感染，他决定采取保守疗法，由自己的妻子刘赐福亲自护理，每天用进口药“由素”为陈赓的伤腿消毒，将自己订购的新鲜牛奶也送给他补充营养。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经过她的精心护理，使他很快痊愈，陈赓的腿奇迹般保住。
二年过后，这支经过战争洗礼磨练的红军队伍，再次来到汀州，红军高层领导人特别来到福音医院探望傅连暲，紧握着他的手，说：两年前南昌起义部队在汀州你帮了大忙，这次又要你帮大忙了。请他为红军队伍治病疗伤，傅连暲满口答应，作为一个医生，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当年此地正值天花流行，在当时是致命的疾病，严重影响着部队的战斗力，为此，他立即组织精干力量为红军种牛痘，为红军的胜利立下大功。
紧接着，傅连暲又在福音医院创办了中央苏区第一所“中国工农红军看护学校”，傅连暲兼任校长，并亲自编写课本教程，带领学员临床实习，为革命军队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医护骨干。这一阶段，汀洲卧龙北山在福音医院，有一座海拔二百米左右的山，背临汀江，景色宜人。，满山古松，郁郁葱葱，清风袭来，松涛鸣响，别有一番韵味。站在高高的岩石上，极目远眺，缓缓的汀水流向后方，十分好的地方，许多领导人都来这里休养。这期间，由于敌人的封锁，药品非常紧缺，为了到国统区采购一些药，有时他亲自出现，至今在纪念馆中有一张他的名片，有中英文字样，就是出门采购红军急需药品时用的。
后来，随着战场形势的不断变化，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红军失利，队伍准备开拔他处，此时的傅连暲根本不计较个人得失，毅然决然地参加革命，把自己的医院搬动临时中央政府驻地，他组织的150余人的挑夫队，便开始了为期半个月的浩浩荡荡的搬运工作，这些人硬是凭着肩挑背扛，将福音医院的全部家当，从长汀搬到了瑞金叶坪，由此创立中央红色医院，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正规医院，培养了大量的医务人才。
1934年秋，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由于身体及家庭状况，傅连暲本不在参加长征的名单之中，但他坚决要求和部队同行。他含泪告别老母妻儿，和同志们装上八大箱药品，毅然决然地踏上艰辛的长征之路。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这一路上，傅连暲一刻也没有闲着，他白天跟着队伍行军，晚上写资料，对红军部队提出预防为主的方针，强调部队注意饮食卫生，防止蚊虫叮咬、不喝生水等措施，为部队卫生保健工作作出了贡献。同时，他又是红军首长的保健医生，并采取土办法为部队官兵治疗伤寒病。救人无数，药品很快用光，傅连暲带领医护人员遍寻草药，用民间偏方为伤员治病，他组织了随军医疗培训班，为红军储备了医务人员，为培养医护人员鞠躬尽瘁。
作为一名医师的傅连暲，虽然没有拿枪与敌人拼杀，但同样遭受许多危险，尤其是老山界的一次。当时，红军在最艰苦的湘江之战，与敌激战七天七夜，损失近4万将士后渡过湘江，敌人得知红军得前往湘西与二方面军会师的消息，又在通往湘西的路上布下了第五道封锁线，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危急关头，中央红军领导人才改变了原先的战略计划，决定向敌人防御薄弱的山区前进，翻越老山界成为唯一选择。
老山界，又名越城岭，群峰高耸，悬崖峭壁。其主峰猫儿山是华南最高峰。山高且陡，地势险要。这里山高林密，谷深坡陡，蚊虫遍地，虎狼横行。 当时遭受重挫的红军士气可以说达到低点，身心疲惫已是达到了人类的极限，又马不停蹄地攀登这又高又陡的越城岭。越城岭的险，除了天险，还有寒冷恶劣天气。面对重重险阻，红军始终坚信，翻过这座山，必定迎来生的希望。他们以顽强的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翻越了长征中所过的第一座险峻大山，迎来了红军起死回生的曙光。
作为中央红军医院院长的傅连暲，他的级别是属于师级，按照长征时的规定是可以骑马的，然而他大部队时间都是步行，而配给自己的马由驮药品和医疗器械。但到了险峻的老山界，他不得不骑马，行走在一条只有二尺来宽，一边靠山、一边临河的狭窄山路上，傅连暲骑着马往河里一看，就好像站在高楼顶上往下看一样，不禁有些头昏眼花。“部队人多，又有担架、牲口、行李担，路又窄，不免有些拥挤。”
傅连暲走着走着，谁知自己的座骑马蹄踩在一处松土上，一失蹄，连人带马跌下河去，只觉眼前像打了个闪电一样，哗地一亮，随后就掉进了一个无底的黑洞，什么也不知道了。站在岸上的战友们一看那汹涌的河水，都大呼傅院长，并断定他是凶多吉少。俗话说，吉发自有天相，十分幸运的是，他掉落的位置是一处浅滩，很快就被快速流的水冲到沙滩上，用力一站起便安然无恙，顺利回队了。令他心疼了许久的是，与自己朝夕相伴的那匹马，还有放在毯子、被子、一些书籍，全被激流冲得无影无踪。真的好险哪。
在随后漫漫长征途中，傅连暲一路行军，一路治病治伤救人，那个时期红军可以说是属于“三无队伍”即：无固定住所、无粮饷供应、无定时补给，处于流动状态非常容易流行各种疾病，如不采取有效的治疗和预防，就有不断蔓延之势。作为卫生工作的负责人，傅连暲经常向红军领导人提出红军战斗的卫生保健措施，比如在红军翻越雪山前夕，要求每个指战员都喝上一碗辣椒汤，身上备些干辣椒以增强抵御风寒的能力，在过草地的时候，要求注意饮水等，在西药短缺的情况下，他还动员指战员就地取材，在沿途的山林和草丛中挖取中草药，并教会他们对伤病员进行简单的止血、消炎和去毒等医疗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红军伤员的死亡率，这些措施为红军长征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经过千难万险的长途跋涉，傅连暲跟随中央红军终于胜利到达陕北，此时的他光荣地加入了组织，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但身上的担子也更重了，他任命为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为边区落后医疗卫生条件殚精竭虑，组建了层次合理的医疗卫生队伍，努力提升医院软硬件水平，坚持五湖四海，广纳贤良，得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高度赞扬和战友们的一致称赞。
然而，胜利的喜悦伴随着远方的噩耗，就在这个时候，他得到了一个令他无比痛苦的消息：留守在老家根据地的母亲、还有妻子儿女，受到自己跟随红军长征的牵连，都受到敌人的迫害，全部壮烈牺牲。这消息好比是睛天霹雳，向来坚强男儿不轻掸的他不由得潸然泪下，并且长时间处于痛苦之中，对家人亲人感觉到深深的内疚和歉意。他很长一段时间，都专心专意扑在工作上，开办医生护士训练班，似乎唯有这些才能让他暂时忘掉失去亲人的痛楚。
此时，同事们、战友们看到尊敬的傅院长独身一人，生活十分困难，便介绍了一位年轻的护士姑娘照顾他的生活，这名姑娘便是十八岁的陈真仁，出落得如出水芙蓉一般，引起不少战友们的青睐。陈真仁，原名陈锦云，陕西省宁强大安镇烈金坝人，曾就读于汉中女子师范附属小学。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是陈家最小的女儿，被称为“九妹”。
陈真仁在少年时期跟随哥哥参加革命，踏上了艰苦的长征路，由于她读过书，所以在选拔医护学员的时候，陈真仁成为了一名白衣战士，在傅院长手下学习。通过长时间的接触，傅院长的医术以及高尚的品格，陈真仁十分佩服，所以平时她也会刻意和傅院长多一些接触，尤其是听人说他失去了妻儿之后，现在是孤身一人的时候，陈真仁对他更是有了不一样的情愫。慢慢地，在战友及同事们的撮合下，这对年龄相差25岁的同事，走到了一起，他们结为夫妻之后相扶相依，恩爱有加，每天一起工作，让旁人十分羡慕。很快就生下了几个孩子。
就在傅连暲、陈真仁夫妻琴瑟和鸣，夫妻恩爱，家庭幸福的时候，傅连暲又得到一个令他又惊又喜的消息：前妻刘赐福没有牺牲，孩子也都健康成长。此时的他十分发愁，不知该如何面对陈真仁和刘赐福。了解到情况之后，陈真仁十分坦然的和傅连暲探讨了这件事情，这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错误，并不是傅连暲主动抛妻弃子，因此他值得被原谅。
1955年，傅连暲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妻子陈真仁则授予上校军衔。在得到陈真仁的谅解之后，傅连暲和陈真仁一同回福建长汀探望刘赐福和孩子，傅连暲见到刘赐福后，真诚地说：“当年是自己听信谣传，以为你已经不在，一切都是我的错。”
陈真仁和刘赐福一见如故，尊称刘赐福为“姐姐”，刘赐福亲切地叫陈真仁为“小妹”。两人促膝长谈，夜晚同床而眠，有着说不尽的家乡事，道不完的姐妹情。中将和上校夫妻在老家停留一周，生活愉快，情感融融。临走时，陈真仁给刘赐福留下五百元钱，供她生活之用。傅连暲把孩子们带回北京，在他身边上学。从此，全家人生活在一起，和睦亲热，不必多叙。时人有诗赞曰：花开花落又一年，思念越深愁更甚，天涯咫尺心相连，重逢时刻不相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