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位博主的分享，内容有点意思。

这位博主说到，在中国，一般认为只有考上985的孩子，才能算“成绩优异”，那么考上985的孩子有多少呢？2023年是21.4万人，录取率约为1.3%。

这个比例有多低？博主举了足球的例子，目前在中国参加系统性足球训练的孩子只有5000人，没错，十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真正踢球的孩子还不足五位数，现在知道中国足球这么烂的原因了吧。

但你可别小看这5000人，中超所有队伍的一线球员加起来总共有560人，也就是说，这5000个人里头，将来能踢进中超的概率大于10%，同样是学习和训练，你家孩子考进985的概率，还不如进中超踢球的概率。

很多人一定对上述比较不以为然，毕竟足球是讲究天赋的运动，那5000个孩子原本就是从人群里筛选出来的天赋异禀者。更何况踢球还得花钱，倘若你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在职业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还是别做梦了。总之，我们有无数条理由告诫自己，除了让孩子老老实实读书，其他的路都不靠谱。

我不想争辩读书有没有用，只想请大家关注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是什么让我们的人生只存在一种选择模式，这种思维方式又对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认识一些在大厂工作的朋友，他们这两年过得并不好，由于经济不景气，他们的工资减少了，可工作量却丝毫没有减轻，996是常态，到了周末仍得时刻关注公司微信群，在单位里被老板PUA，回到家还得卷孩子，每天累死累活，背负着房贷车贷，连做梦都担心自己会丢了饭碗。

这一幕已成为当代中产的生动写照，据统计，上海是全国抑郁症患病率最高的城市，竟达到了11.8%，每10个人里头，就有超过1人得了抑郁症。

抑郁症其实是一种富贵病，就像糖尿病一样，越是富庶的地区发病率越高。上海是全国最发达的城市，工作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上海的贫富差距或许不是最悬殊的，但高人口密度决定了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与人竞争，这种竞争势必会造成严重的心理失衡，从走进校园到踏入职场，人生对于我们就是一场赛跑。

可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如果人生是一场赛跑，目标就只有一个，而且既然是赛跑，就必然有排名的先后，有所谓的赢家和输家，一旦你把终点定格在唯一的那条线上，你注定会活得很痛苦。

而造成这种痛苦的根源，首先来自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方式。在前面关于抑郁症的统计中，青少年患者占到了全国抑郁症患者的30.28%，超过了2800万，要知道2024年高校的毕业人数为1179万，中小学生抑郁症患者的数量是大学毕业生的两倍多。

传统教育的本质是一套工业化流程，其任务只有两个，一个是提供关于世界的标准答案，然后再根据标准答案对人群进行筛选，并通过升学淘汰不合格的人。正如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言，教育“只是一种把人们塑造得相互雷同的发明”。

如果你的未来只有一个标准答案，你的世界必然是封闭的。一位中学校长告诉我，教育在成就一批人的同时，也在毁掉一批人。当分数成为衡量成败的唯一标准，读书就变成了零和博弈，人的未来取决于分数的高低。这种“做题家”的思路延续到职场，很多人大半辈子被一堆数字所左右，小时候为了分数，长大后则为了收入。

诚然，工作与读书不可同日而语，读书成绩好，不代表在职场上也能表现出色。但两者背后的思路却一脉相承，说到底，教育体系是社会生产体系的一部分，后者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也直接影响了前者。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用”理性化“定义现代文明的特征，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是一场理性化的过程，什么是理性化？就是将一切还原为科学计算，社会也因此取得高速发展。

理性化的后果是什么？首先是重新定义了人，我们生活在世界上，参与社会分工，我们存在的价值，只能以利弊得失来衡量，而且还得以可见的事物来衡量。

正如我们通过一个人的成绩来判断他的智力水平，一个人的收入来判断他的工作水平，从个人、企业到国家，理性化是提高效率的基础。

但这还不是韦伯要说的关键，在韦伯看来，理性化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价值观的重塑，韦伯用了一个极好的词来形容，那就是“祛魅”。

在人类变得理性化之前，这个世界是多元的，到处充斥着宗教与迷信，神话与传说，田园牧歌与森林童话，对普通人而言，世界是神秘的，也是神圣的，笼罩着一层光环，每个人对世界的了解就如同盲人摸象，只晓得局部，无法窥探全貌，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对世界保持着各种幻想和敬畏。

随着理性化的到来，这种神秘感消失了，世界不过是一堆物理化学的组合，人的行为被理解为成本收益的计算，世界仿佛变得清晰可见，它既不可爱，也不可怕，人也不过是比禽兽略微高级一点的动物而已。

某种程度上，理性化把这个世界给简化了，他使我们摆脱了蒙昧，却也让我们陷入焦虑，既然世界是可计算的，那么人也是可计算的，这种简化重新为人群划定了三六九等，如果说过去人们尚可通过虚无缥缈的事物来麻痹自己，那如今的人已无退路，要么拥抱成功，要么承认失败，非此即彼，别无他途。

马克斯·韦伯是100年前的人物，他在世的时候，现代媒体尚未崛起，他也未能预见到一个更疯狂时代的到来。

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正处在信息爆炸的年代，形形色色的网络媒体为我们揭露了越来越多”真相“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勾引”我们。

在过去，平民对富人或权贵缺乏了解，两个阶层从生活到价值观，几乎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

而如今借助于影像和广告宣传，所谓的精英生活已经不再神秘，甚至成为了普通人模仿的对象，而工业化与消费主义所带来的平权运动，提高了我们对生活的预期，却也因达不到预期而变得异常痛苦，物质的丰裕，并没有增进我们的幸福感，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由过度消费所激发的攀比心与虚荣心。

说到这你可能会耸耸肩，那又怎样呢，难道我们还能改变这一切吗？

首先要声明，我并不想批判什么东西，这么做毫无意义，我也不想说一些诸如“保持平常心”“人生要懂得放下”之类的心灵鸡汤，现实世界是强大的，我们无法欺骗自己去接受那些不愿相信的东西。

我力所能及的，只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启发，让我们能够透过世俗的表象，洞察人生的本质。

首先不妨问问自己，工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觉得工作是为了赚钱，是为了升职加薪，这么说当然无可厚非，但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赚钱的来源是什么？

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为他人创造价值。你可能觉得这个道理太假大空了，可难就难在，一旦进入具体的实践，我们很容易被各种表象给蒙蔽。

我们在之前就说过，现代文明的本质是理性化，说白了就是对成本收益的衡量，一旦需要衡量，你就不得不和他人作比较，一旦你沉溺于这种比较，就会忘记工作真正的价值。

心理学家阿德勒说过，非得有钱才肯结婚的人，是出于虚荣心。其实工作也一样，如果你执着于外部评价，你就会被他人定义，就会丧失真正的自主性。

很多人可悲的地方在于，辛苦忙碌一辈子，最终不过是为了各种指标，一套房子，或者送子女去所谓的好学校读书，这固然没错，但你也因此把自己给绑架了。

工作的意义并不复杂，说白了就是价值交付，让别人有所得，帮他们解决问题，如果你在这方面问心无愧，你就不会再为工作感到焦虑不安，放下虚荣心，回到原本该有的样子。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区别了三种人生，分别是审美的，伦理的和宗教的。

什么是审美的人生？看看艺术家就知道了，艺术家的特点在于，他们看世界的目光是远距离的，自我放纵的，这种生活能让他们体验到一种诗意的“爽感”，所以艺术家大多放荡不羁，不太愿意与世俗妥协。

审美的另一层含义是创造，艺术家作为观察者，正是对生活的距离感让他们创造了美的事物，然而代价是他们无力改变世界，更不负责提供解决方案。

而伦理的人生则不然，伦理的人生是承担责任，积极地改变一切，伦理的人生崇尚行动和改变。相比于当个艺术家，伦理的人生更适合大多数人。

我们在前面对工作的重新定义，就属于伦理的范畴，请注意，这不是消极的唱高调，恰恰相反，它是比只把工作视为赚钱更为积极地看待工作。

那什么是宗教的人生呢？狭义的理解，当然是拥有宗教信仰，但克尔凯郭尔认为，宗教的人生，实际上是一种飞跃，没有客观的知识或证据为你提供支撑，仅仅凭信念而行动，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就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当然偶尔也可能发展成一种病态，这是后话，将来我们有机会再谈。

需要强调的是，克尔凯郭尔所谓的三种人生，并不是彼此割裂，泾渭分明的，它们也不是试卷上的选择题，只能二选一或者三选二，三种人生彼此渗透，也没有必然的优劣之分。

如果要给三种人生找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自身的超越，超越自己的动物本能，超越别人的约定俗成，活出更真实的样子。

审美的人生，就是去发现生活的诗性，以洒脱的态度看待一切；

伦理的人生，就是去克服人性的弱点，懂得自足与谦卑；

宗教的人生，就是去体验世界的神性，从而挖掘自身的潜能。

所以，克尔凯郭尔的三种人生，其实是三种解决方案，而三者所针对的，正好是现代世界步入理性化之后所缺失的东西，即诗性、德性与神性。他告诉我们，只要改变态度，人生就可以换一种活法，也许还能活得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