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实味的冤案，康生要负主要责任，毛主席曾多次提出批评

整风运动中，作为倡导者的毛主席作出了很多指示，也开了很多会议讨论，所以整风运动其实不是一蹴而就的运动，而是在不断摸索，不断完善的一场为了革命队伍的作风更加优良纯洁而实行的运动。

不可否认，毛主席倡导的整风运动的初衷是非常好的，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就明确规定了整风运动的两大目标：第一，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第二，清除党内隐藏的反革命份子。

而这第二目标的制定，据网上查阅的资料显示，是在“王实味问题”出现后提出的，从时间线上去核对，大致也是可以对得上的。

那么，“王实味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日本侵略者大肆入侵我国后，很多爱国青年为了拯救危难中的祖国，早日赶出日本侵略者而努力，于是很多青年满怀赤诚跑去找当时的执政党，他们的初衷很简单，国难当头，正是用人的关键时刻，所以希望当时的执政党可以给予一份工作，尽己所能报效祖国。

只是，当时的执政党身处于尔虞我诈之际，官僚主义盛行，对满怀报国热情的有志青年给予的要么是不理睬，要么是各种敷衍，各种搪塞。

这样的态度对于热血青年无疑是一盆冰水，寒意透心彻骨。

而与当时的执政党有着天壤之别的一方新世界——延安，适时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听说那里充满了平等，尊重，有爱，团结，于是很多青年抱着满腔热血，跋山涉水来到延安。

而在很早的时期，毛主席就意识到了干部队伍的稀缺，于是为了壮大革命队伍，也为了更好领导革命队伍，毛主席和一众领导人创办了很多学校，在之前的文章里也有写过，尤其是抗大，培养出的干部高达数十万人，遍布五湖四海，还有鲁迅学院，也颇具影响力。

也正是因为延安在国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1937年，一位叫王实味的年轻人也来到了延安。

王实味家境一般，但颇有学习能力，17岁时就考得了一个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资格，但由于经济条件不允许，只好另做打算。但第二年，也就是18岁时，又考进了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而这一年，他还发表了一本书信体小说。

在北大读书期间加入了党组织，后来又因为私人感情而脱离组织，在北大读了两年后因为经济窘迫而辍学，后来几经奔波，在1937年10月，31岁的王实味来到了延安。

王实味在延安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在四年的时间里翻译出的书稿高达二百万字理论书稿，当然，这其中包含他与人合作的部分，也包含自己单独翻译的。但在那个艰苦的年代，这份工作量还是非常值得令人赞扬的。

他还时常发表文章，据网上资料显示，王实味当时的工资是四块半，而毛主席的只比他多半块，林伯渠的还比他少半块。这一点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王实味在写作方面是十分有能力的。

那么，问题来了，王实味为什么会在整风运动中被批评呢？

整风运动进行时期，延安的文艺界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主要是文艺界里的很多人无法真正的融入到工农兵的集体中，抗战爆发后，他们抱着救国救民的满腔热情，从上海那些发达的大城市来到相对落后的延安，与工农兵团结友爱的思想还需要加强。

作为那个时期的过来人——周扬是这么评价他们的：

“他们没感觉到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没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时代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所以老是想着要发表东西，要在重庆在全国发表，要和文艺界来往，还是要过那种生活。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这怎么成呢？你以为这个问题简单吗？可不简单啊。结合，你怎么结合的了啊，这些人都三四十岁了，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有些作家的架子还蛮大的。”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所以在文艺界内部，总是频繁发生争论、分歧，甚至对立，不团结的现象屡见不鲜。而这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重视。

其实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地域、生活习性、所能够接受到的文化程度等等很客观的因素存在而造成的不同，冲突自然不可避免，但那是1942年，那是1943年，日本在侵略我国，蒋介石对延安也是虎视眈眈，可以说，当时的延安处于“内忧外患”的严峻时期。

而有幸身处在和平国度的我们今天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在那个时期如果不加以重视，不及时解决，会引发巨大的蝴蝶效应。文艺界的不团结，文艺界的冲突，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其他各个部门。

要相信，任何时代，拿笔杆子的文人墨客，若爱国，则会拥有巨大的号召力，若经受不住诱惑，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发表一些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言论，会误导到许多心智不成熟的团体，后果不堪设想。

想想我们这个时代，也曾出现过活跃在网络的很多公知们，用自己的影响力去不断崇洋媚外，抨击国内，成为了他国诋毁我国的代言人，当时还受到很多人的追捧，误导了很多人，实在可恶至极。

所以，毛主席在整风运动开始时期，就开始重视文艺界出现的问题了。为了更加有效的解决文艺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毛主席秉持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主动去接触了很多文艺界的同志，逐步深入去了解实际情况。

当时，毛主席一边要指导陕甘宁边区的农业大生产运动，一边还要推行精兵简政，而且还要花费很多精力到整风运动上，足以可见毛主席当时的工作任务有多重。

但尽管公务繁重，毛主席也仍然花费了很多时间与文艺界中很有名望的艾青、萧军、欧阳山、何其芳、丁玲等交谈，还真诚的恳请他们帮忙收集文艺界中提出来的各种意见。

当时，正是萧军很煎熬的日子，本来是带着满腔热血来到延安，却在工作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拦，内心被郁闷和矛盾充斥着，无法排解，于是，打算离开延安。

离开前，萧军去找毛主席道别，毛主席很关心的问他离开的原因，这令萧军很是意外，也感到温暖。在后来萧军的回忆话语中，也可以看出一些：

“我看他那么诚恳，那么热情，就把我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毫无保留地同他谈了。他听了一方面安慰我，承认延安是有某些缺点的，另方面也希望我及时反映，帮助改正。”

萧军本以为毛主席已经够亲切了，没想到，后来毛主席还给萧军写信，信中表露满是真诚：

“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

“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

此时，萧军35岁，毛主席49岁，当时的萧军特立独行，起初对毛主席还有些抵触，后来几经相处，逐步被对方的品质所吸引，成为了挚友。

当然，对待知识分子，毛主席是十分珍重的，不仅对萧军，也对丁玲，还有很多很多的文人，毛主席都保持着尽可能的尊敬和包容的态度。

当时丁玲发表了一片文章，毛主席看后语重心长的对她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毛主席送给丁玲的这句话，哪怕是用在今天的人际交往中，仍然是十分合适的。当时的丁玲听后也大受启发，越想越觉得十分有道理，于是后来她回忆起这段往事，骄傲的说：“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记在心上。”

起初，很多文艺工作者对毛主席的印象还比较模糊，但真正与毛主席接触后，深深被毛主席细致的工作作风和真诚坦率的态度所吸引，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让很多感到迷茫和矛盾的同志感到豁然开朗，宛如来到了一片新天地。

自此之后，毛主席真正得到了越来越多人文艺界同志的尊重与信任，这还得归功于毛主席日积月累的淳朴品质。

当然，毛主席对于优秀的短剧、文章、平剧等等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仅会认真仔细的观赏，还有特意写信给予肯定和鼓励，令文艺工作者心潮澎湃。毕竟，自己的作品得到自己最崇敬的人的赞赏，是一件多么令人兴高采烈的事啊。

与此同时，毛主席也关注着“王实味问题”。

当时，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上文也提过，王实味主要做的是翻译工作，翻译工作之余，也会写文章。

整风运动开始后，王实味在《解放日报》和《矢与的》的墙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文中与对话的形式写出了很多令他不满的现象，并且进行了批评。

据资料显示，那个时候《矢与的》墙报一开始是贴在中央研究院大院门口的一间大平房里，很多人都可以去看，包括其他单位的同志。王实味的文章发表后，很多其他单位的同志都前去看了。

大概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谈论，为了扩大影响力，王实味的文章后来更是贴在布上，直接就挂到了延安南门外热闹非常的市场上，看到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其实，王实味的文章发表在中央研究院的大平房的墙报时，毛主席就去看过了，看完后，毛主席平静的说：“我们的工作中确实有许多缺点应加以改正，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

“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

“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王实味写的这篇文章，现在在网上依然可以找得到，我也认真的读过了，客观的说，毛主席对这篇文章的点评是十分客观的，哪怕是放在今天，毛主席的这些话仍然还是掷地有声且合情合理的，绝对的公平仍然是做不到，而且是不可能做到的，做到相对的公平，时隔多年后今天的我们仍然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毛主席还说王实味“不讲成绩，抹煞成绩，只暴露黑暗”。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其实王实味的那篇文章确实写得太过尖锐，如果结合实际情况，就像毛主席写给丁玲的建议一样，在进行批评时，也要对人家的长处进行说明，人家才能接受，不能为了批评而批评，这没有益处，只有坏处。

王实味说艺术家的任务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这其实不错，但也要客观的展现出延安取得的新成绩，所作出的努力。尤其当人们本来就已经身处低谷了，艺术家还一味的揭露黑暗，隐藏起已经逐渐出现的曙光，或者对这束曙光视而不见，就显得非常不合适了。

对于王实味的文章，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著的《毛泽东传》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延安不是没有缺点，对缺点是可以而且应当批评的。但是，王实味从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使用了夸大事实、冷嘲热讽的语言，还说艺术家的任务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

可能我们今天会想，一篇文章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想说，问题大了去了。那时候是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还时刻准备着进攻陕甘宁边区，曾经也进攻过几次，甚至陕甘宁边区曾经到了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程度，期间还遭遇了旱、水、疾病、冰雹等五大灾害，边区政府已经到了靠借粮为生的窘迫境地。

可在毛主席和一众领导人的号召下，采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终于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发展成“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新天地，老百姓的生活得到改善，陕甘宁边区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巨大的改善。

而这一切，王实味也一同经历过，可在他的文章里对这些成绩却只字不提，对某些不良的风气却大肆宣传，这在当时一直在努力付出，辛苦耕耘，为了让延安更好，也正在积极改正的很多同志的来说，不公平，甚至是一种亵渎。

而且，这些负面的东西，也会引起更多人的不安，甚至可能根本来不及解决就会别有用心之人加以利用，后果不堪设想。

在毛主席对王实味的文章进行评价后，中央研究院就召开了很多次会议，开始对王实味进行了批判。（请注意这个词，是批判，不是批评）

起初，仅仅是把王实味作为有思想问题来批评。思想问题，简单点说就是有问题，指出来，然后加以改正，最后写检讨就可以了。当时博古也犯过很多错，后来改正后，仍然得到毛主席和一众领导人的团结。

用个不恰当的比喻，大概就是像我们在学校里犯了错，被老师提出来了，然后做个检讨，意识到自己哪里有不对的地方，然后下不为例，就可以了。

但因为康生的插手，王实味的问题，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思想问题直接升级到政治问题上。

可能疑惑，康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权力呢？

看到康生的职务，想必就会明白，当时康生是中央社会部部长，还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而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的翻译员。一个社会部部长，想要插手管理一个普通员工，或者说，一个社会部部长想要决定一个普通员工的生死，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想当年，24岁的博古从苏联归来，直接对早已在红军中拥有极高影响力的毛主席各种打压和排挤，甚至连毛主席的亲朋好友都间连受到牵连，毛主席都差点被排除在长征人员的名单之外。

所以，康生插手下的王实味的下场……

将王实味的思想问题升级到政治问题后，更是把王实味说成“托派”，还和中央研究院和中央政治研究院的其他四人，一同被定为“五人反党集团”。

对王实味的批判愈演愈烈，1943年4月，康生下令逮捕王实味。

关押期间，采用“逼供信”的严酷手段，对王实味进行审讯，后来，更是得出了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

王实味最后的结局，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著的《毛泽东传》是这样写的：

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中央机关撤离，在从延安转移到山西兴县时，经康生负责的中央社会部批准，王实味被错误地处决。这是一起冤案。

王实味的冤案，康生要负主要责任，毛主席曾多次提出批评。

虽然，毛主席曾经对王实味提出过批评，但是，康生的极端做法，毛主席是不同意的，因为康生的“逼供信”手段，完全与毛主席提出的整风运动的八字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背道而驰。

当时，毛主席就这八字方针还非常郑重的进行解释过：

“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

“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毛主席先前还说“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而康生后来对待王实味的时候，完全就将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抛诸脑后。

毛主席还向当时负责整风运动的负责人员着重强调过“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

曾经张国焘实行的肃反运动，让很多无辜的干部遭到牵连，甚至失去生命。革命队伍搞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如今，康生又重蹈覆辙，走了一遍叛徒张国焘的老路。

1943年7月2日，毛主席就给康生写信，要求作为首长的他要担负起责任，注重调查研究，搞清楚主次，尽量争取失足者，“逼，供，信”是错误路线，绝对不能走错误路线。

很显然，毛主席的指示非常合情合理，但是落实到实际中，因为对敌情的过分高估，而且当时的抗日根据地完全属于封闭状态，难以对干部的历史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所以，直接的后果是，整风运动的实际工作人员不太重视调查研究，后果就是搞得“特务如麻”。

更加不得了的是，康生还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做了极具危言耸听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将毛主席三令五申要求不得进行的”逼、供、信“手段大力推行，让本来是为了纯洁革命队伍的整风运动演变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

康生的这场抢救失足者运动有多过火呢？

据资料显示，在十几天的时间里，单单在延安地区，就“抓出”了1400多人的“特务分子”，冤假错案一批又一批，简直骇人听闻。

这一次，作为总负责人的的康生，让延安陷入了“特务如麻”的境地。

幸运的是，彭真和李克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赶紧找毛主席反应情况。

毛主席听完后十分窝火：

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很快纠正这一种错误做法。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些同志的问题是会搞清楚的，现在可不能随便作结论。我们如果给哪一个同志作错了结论，那就会害人一辈子。现在作错了我们要给人家平反，给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彻底纠正这种“左”倾扩大化的错误。

眼看给康生写信（1943年7月2日）根本起不到悬崖勒马的作用，于是，毛主席在1943年8月15日，用中央文件的形式公布：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

这一次，因为是中央文件的正式下达，终于对康生具有了很大的约束作用。后来，邓力群回忆起这段延安的整风运动的往事，仍然激动道：“我们这些负责审查干部工作的，搞了逼供信，被审查的不愿也不能交待政治问题，双方的关系很紧张。正是这个时候，中央下达了毛主席的《九条方针》，它解放了被审查者，也唤醒了审查者，使我们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认识了主观主义的极大危险性。”

其实这九条内容，毛主席早就在写给康生的信中着重提出过，应该说是重点要求过康生要按照这九条方针办事，可是，康生并没有按照信的指示行事，才造成了十几天内抓出上千名特务的众多冤假错案的后果。

1943年10月，毛主席还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

但王实味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平反。

1944年1月，毛主席还在书记处会议总结时提出“对搞错的同志“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在反特务斗争中要注意保护知识分子”。

这一次，王实味也依然不在此列。

1945年2月，毛主席在中央党校讲话时，说：“在审干中，“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发号施令的也是我。”“我是党校的校长，党校也搞错了，如果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因为搞错了。”

其实，仔细回看这段历史，真正应该道歉的是康生，真正应该负全部责任的也只能是康生，但是，第一个站出来赔礼道歉的却是毛主席。发号施令的确实是毛主席，但是康生并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主席日理万机，当时在中央会议上就说过，大方向由毛主席做指示，具体实际由康生负责落实，而王实味的冤案，出错环节是因为康生的插手。

所以说，王实味的冤案，康生要负主要责任。

在王实味被错误处决后的第44年，终于等来了正义：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最终作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否定了王实味同志参加过托派组织一事，这是为王实味的冤案最后的平反昭雪。

1991年春天，公安部的两位同志来到刘莹（王实味的妻子）家，时年85岁的刘莹看到复查决定中王实味恢复了“同志”的称呼，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公安部同志将1万元慰问金送给她时，她坚决不要，把慰问金全部捐献给当地文联，作为青年文学奖励基金。

对于王实味，想起很有感触的一句话：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普通人身上，就是一座山。

愿往后余生，冤假错案越来越少！

参考文献：

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著《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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