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博士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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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幽州刺史部是西汉武帝元封五年设置的十三州部之一，位于汉王朝东北边缘，南通齐赵，东北与胡人接壤。
《释名》中解释道：“幽州在北方，是一个幽昧、隐蔽之地”，“幽”字意为隐蔽。
《周礼》中也有记载：“幽州位于东北方向”。由于距离中原的核心地区相当遥远，幽州地区的民风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游牧文化的影响。
在《艺文类聚》中，幽州被形容为：“箕星散为幽州，分为燕国。幽之为言窈也，言风出入窈冥。”
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幽州得名为“幽州”
尚武剽悍从春秋战国至秦朝时期，幽州边郡地区一直是中原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斗争的重要区域之一。
在战国时期，燕国修建了长城，并设立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来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
秦朝时期，修建了长城以防御匈奴贵族的南下。在匈奴的价值观中，强调武力和掠夺。
《汉书》记载：“匈奴的士兵都能拉弓，成群结队地骑马穿梭征战。”
《后汉书》中也提到，乌恒族人“善于骑射，狩猎为其生产方式之一”。
这些表明了北方游牧部落崇尚武力、骑射的特点。游牧的生产方式也导致了“以侵略为生”的特性。
唐代诗人李白曾写道：
“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
《史记·匈奴列传》也提到：“匈奴以战争为生存方式”。
由于幽州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该地区经常受到北方游牧部落少数民族的侵略与冲击，因此胡风尽染，民风格外崇尚武力和射击技能。
正史中多次描写了游牧文化对幽州民俗的影响，例如《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
“幽州是地边胡，屡次遭受寇扰，人民因此变得谨慎小心。”“该地民风淳朴，但羯羰不均”。
擅于骑射在两汉时期，幽州北部地区扮演了重要的军事基地角色，其藩卫边疆的功能尤为重要。
因此，两汉政府在这里驻扎了大量的军队，尤其是骑兵。
《汉书》中写到：“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地都靠近戎狄，修习战备，高度训练，以射猎为重。”
作为军事前沿，幽州地区也是游牧部落进攻中原的必经之地。游牧部落的骑兵部队常常来去如风，以“至如焱风，去如收电”的战术方式，使得以“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为主的汉军遭受了惨重损失。
在游牧族的生活中，骑马狩猎是其重要的生活方式。
《史记》中记载：“孩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长大后，则射狐、兔用作食物。”
他们的生活方式主要是以“射猎禽兽为生业”为主的游牧方式。
而狩猎和骑射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唐代诗人刘商在《胡笳十八拍》中写到：“髯胡少年能走马，弯弓射飞无远近。”
《汉书》中记载匈奴是“畜牧为业，弧弓射猎”。
因此，匈奴被称为是“马背上成长的民族”，其骑兵一直以“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影”著称。乌恒也是“善于骑射，狩猎禽兽为生活”。
鲜卑则使用“角为弓，俗称之为角端弓”。这些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中本身就包含了骑射的元素。
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北方游牧民族常常以骑兵为主力对幽州地区发动军事战争，这些战争对当地的民风产生了深远影响。
地处边疆的幽州民众在接触中逐渐擅长骑射等技能，使得其尚武之风更加突出。
不仅如此，胡汉杂居错处和迁徙也促进了文化的互通，骑射的风俗在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人交流中得以传播，而幽州地区的骑射民风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所记载。
例如唐代诗人高适在《蓟门诗》中就写道：“幽州多骑射，结发重横行”，生动地描述了当地人民擅长骑射的情景。
幽州地区的骑射民风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战争中，幽州地区的骑兵部队曾多次表现出英勇和善战的能力。
在楚汉战争期间，幽州的骑兵部队帮助刘邦攻击楚军。
《汉书》中有记载“燕人来致枭骑助汉。”显示出幽州骑兵出色的作战能力。东汉时期，幽州地区的突骑更是声名远扬，《后汉书》中称其为“天下所闻”，在《蔡中郎集》中也被誉为“天下精兵”。
可以说，幽州地区的骑射民风对于当时的政治和军事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畜牧饲养幽州北部的匈奴、乌恒、鲜卑等游牧民族，以畜牧和狩猎为主要生计。
赵充国曾言：“虏以畜产为命”。
《史记》记载，他们在北方游牧，跟随着草地和水源转移。他们饲养的畜牲种类繁多，其中马、牛、羊占据着重要地位，而橐驼则被视为珍奇之物。这些畜牧资源的丰富也可以从当时的民歌《胡笳十八拍》中得知：“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垒，牛羊满野兮聚如蜂蚁。”
历史文献和考古学的研究表明，两汉时期的游牧民族都拥有大量的牲畜。
例如，在伊克昭盟补洞沟的男性墓葬中发现了殉葬的马，而女性墓葬中则殉葬了牛和羊。
同样地，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鲜卑族墓葬中也发现了陪葬的马、牛、羊的遗骸。
此外，在阴山山脉的狼山地区和乌兰察布草原地区发现的匈奴壁画中，也多次出现了牧羊、牧马、出牧等场景的描绘。这些证据都表明了两汉时期游牧民族畜牧业的发达和牲畜数量之多。
在两汉时期，幽州北部地区位于汉王朝的东北部边郡，因其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适合畜牧业，成为了一个养马和畜牧业的中心地带。
在司马迁所著《史记》中，他画出了一条以龙门和碣石为起点的农牧分界线，往西穿过北京和山西的吕梁山。
历史记录显示，“燕古为濒山多马之国，其土莽平，宜畜牧耕稼”。考古发现中的黄土基墓地，也几乎每个墓地都有动物的骨骼，这些动物被用来殉葬。
此外，两汉时期边贸在幽州地区也十分繁荣。史记中记载：
“东汉末幽州牧刘虞‘开上谷胡市之利’，是始复置校尉于上谷宁城，开营府”。
史念海认为，蓟城在秦汉时期的发展依赖于对外贸易，因为它本身就是对乌恒、秽、貘等民族贸易的场所。
游牧民族的主要贸易商品是马、牛、羊和其他畜产品。
这些产品的流通不仅意味着商品交换，也带来了畜牧技术的交流。此外，汉王朝与游牧部落之间的互相进贡和互派使节等接触，以及南匈奴的不断内迁，逐渐扩散了匈奴先进的畜牧品种和技术到居住在幽州边境的汉族农牧民中。
为了促进畜牧业的发展，汉政府在适合畜牧的土地上设立了官营的放牧机构，如史载所言“辽东郡，秦置。属幽州，襄平，有牧师官。”
汉政府推行“令民得畜牧边县”的政策，使得边郡的畜牧业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支持。汉朝禁止私人贩运像马这样的略有价值的商品出关，如汉简所载“禁民毋得私买马以出，诸河塞津关”。
到了武帝时期，畜牧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边郡的畜牧经营繁荣起来，如所说“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
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些文献的记载。例如，在河北阳原出土的金铂片制作的动物造型中，除了猛虎、大象等野生动物外，更多的是低头觅食的牛和羊。在辽宁地区的汉墓中，也频繁出土土牛和羊的实物。
任侠风尚在汉代社会风尚中，侠文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构成了两汉具有时代感的风貌。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幽州地区任侠也有其历史渊源。由于长期与北方游牧部落交往，幽州地区的人们受到游牧文化的影响，因此“人民矜矜碑漠伎，好气，任侠为奸”。
在后代的文献中也可以看出对幽州侠的描述。例如在《隋书》中，“自古言勇折射侠者，皆出幽并”。
在《北平风俗类征》中记载“燕豪劲任侠，浑厚敦雅”。
在许多文学作品中也有对幽州地区侠的描述，例如杜甫所说的“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芋”。长期与游牧民族的战与和使得这些地区民众具有游牧文化地带性格，因此幽州地区的人们尚武彪悍，这也成为了侠者们的气质所在。
婚俗落后幽州地区因其边疆地理位置，长期与北方、东北方的游牧民族接触，受到了这些原始民族的婚姻习俗的影响。
在古代，匈奴、羯鲜卑等游牧民族中存在着蒸后母、报兄嫂等落后的婚姻礼俗，但这些习俗与传统的礼教格格不入。然而，随着两汉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迁，这些原始婚姻形式在幽州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古代的匈奴族中，婚姻制度有一些独特的特点。
例如，如果兄弟去世，他的妻子也会嫁给他的兄弟。这种制度被称为“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
在汉朝时期，宫女王昭君嫁给了呼韩邪单于，但呼韩邪去世后，王昭君又嫁给了大阙氏的儿子。在汉朝和匈奴的战和过程中，来往使者也能从中了解到匈奴的婚姻习俗，其中包括“常娶后母为妻，以及禽兽行为”。
乌恒族的婚姻制度也与匈奴族类似，他们的习俗是娶后母并报复寡嫂。
在《三国志》中也有明确的记录表明，匈奴族的婚姻制度是“父兄去世后，娶后母并执嫂”。夫余族的婚姻制度则是兄弟去世后娶兄嫂。
在西汉前期的幽州地区，人们的婚姻观念受到胡风胡俗的影响，宾客相互过夜时，女子没有男女之分，这与中国传统的家族伦理相违背。
在西汉后期，幽州地区竟然存在着一夫多妻的现象。根据记载，范延寿在宣帝时期担任廷射，他所处的燕赵地区有三个男人共同娶了一个妻子，并且生了四个孩子。
这种制度明显是落后的婚姻习俗。当地的地方官员裴驷认识到了这种婚姻习俗的问题，并专门撰写了一些有关婚姻礼仪的书籍，包括《婚礼结言》、《达旨》和《酒警合》等二十一篇，以推动幽州地区婚姻制度的发展和改进。
尽管儒家婚姻礼制在两汉时期广泛传播，但是在幽燕地区却依然保留着落后的婚俗。
这种现象得以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幽州地处“北方幽暗之地”，使得北方游牧民族的婚俗对当地民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也印证了《读史方舆纪要》中所说的：“秦变于戎者也，楚变于蛮者也，燕变于狄者也”，说明在两汉时期之后，这种影响仍然存在。
结语综上所述，两汉游牧文化对幽州北部地区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
游牧民族的婚姻制度和礼仪文化与汉族传统有很大的不同，但在交流和融合中，又给幽州北部地区的文化带来了新的影响和启示。
幽州北部地区文化的发展在这样的交流中逐渐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了一些矛盾和冲突。
因此，在研究幽州北部地区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全面、客观地认识两汉游牧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北部地区的历史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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