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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

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

《孙子兵法·虚实篇》

1960年5月，二战名将蒙哥马利来华访问。在受到教员的亲切接见时，他说：“阁下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而教员却以他特有的幽默，微笑着摇摇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一生的‘得意之笔’！”

从这一事例就可以看出，作为世界名将，蒙哥马利的格局还是小了：三大战役开始前夕，国、共双方实力对比无论是人数、装备还是军心士气，我方都已全面占优，因此三大胜利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而“四渡赤水”时，我军3万对国军40万，而且还是败兵、疲兵、伤兵，但在教员的指挥下，红军全体指战员精神抖擞斗志高昂，于方寸之间闪转腾挪、见缝插针，大扯动、大迂回，最终成功突围，每一步都虽险到极处却又妙到毫巅。

“四渡赤水”的核心战术思想可以总结为十二个字：欲直先曲、声东击西、调动敌人——前八字是策略、后四字是目的。

简单复盘一下教员的神作：

被四面围追堵截的红军从中央苏区一路向西，局促贵州一隅，此时，所有人包括常凯申都知道红军要北渡长江，和湘西的贺龙、萧克的红二、六方面军或者四川的张国焘红四方面军会合，于是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以及云南东北部长江沿线布下重兵，候君入瓮。但是，红军却一直在东、西方向上来回游走穿插，甚至还向南迂回至贵阳南部和昆明附近，就是不向北。

二渡赤水后，教员佯打国军嫡系周浑元部的鲁班场，引来国军包抄。红军却突然撤出战斗，向西三渡赤水，渡河后更是以小股佯装主力向西，国军主力都被吸引过去，大军则再次东渡赤水——这时，红军实际已经跳出了自中央苏区就阴魂不散的国民党包围圈——并顺势南下突袭贵阳，大喊活捉常凯申，常公急令云南孙渡率大军入黔救驾。红军却在贵阳城下突然向西进入云南并直逼昆明；此时孙渡入黔，昆明空虚，这次轮到龙云大惊，赶忙调集原来部署在金沙江（长江上游）的部队回防——如此一来，长江上游的金沙江防线终于空了——红军这才不慌不忙地调头北上，巧渡金沙江。

“致人而不致于人”、“趋其所不意”，从来没有读过《孙子兵法》的教员将用兵之妙体现地淋漓尽致！

1947年，教员把这一幕又搬到了全国战场，在更大范围内对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更大的牵扯和调动，让人数占优、装备精良的国军天天疲于奔命却处处顾此失彼。

而解放军各野战军无论是彭德怀西北野战军、豫西陈谢集团、陈粟华东野战军、大别山刘邓大军、甚至远在东北的林罗刘大军，看似星罗棋布却又互相关联、看似各自为战却又相互配合，因此，虽然全局人数劣势，但却总能在局部形成巨大优势，将国军分而歼之。

原因很简单：动起来，棋就活了，而且是我主动，敌被动。

我们首先看一下西北战场。

教员：胡宗南有二十多万人马，我们只有两万，陕北的比例是十比一。这样我们其他战场就要好得多，敌我力量对比不这么悬殊。党内分工我负责军事，我不在陕北谁在陕北？现在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我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我拖住“西北王”，其他战场就可以减轻不少压力。

1946年12月中旬到1947年2月下旬，面对国民党的全面进攻，我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按照积极防御的方针，先后发动宿北、鲁南（此战过后，华中、山东合并为华东野战军）和莱芜三大战役，消灭国民党军队四个整编师、一个军和一个快速纵队，共计14万余人，打乱了蒋介石速战速决的全面进攻计划。

这时，国际方面传来消息：美、苏、英、法四国决定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并着重提出要重新研究中国问题。

这让蒋介石如坐针砧。

早在1945年12月16日至27日，美、苏、英三国外长举行莫斯科会议并形成《公报》，一致认为：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并且必须停止内战。蒋介石担心，这次将要召开的四国会议，有可能继续对国、共进行和平调停并承认延安政府。

因此，他要提前行动，拿下延安，把生米煮成熟饭。如国民政府参谋次长刘为章所言：“三国外长会议，可能干涉中国问题，如能一举打垮，则苏联亦爱莫能助之。”

1947年3月初，就在蒋介石和胡宗南刚刚研究确定突袭延安计划不久，中共中央就得到了确切情报。他们立即分析形势，认为胡宗南部作为蒋的嫡系，是蒋特意留在西北地区一是防备我党，二是充当全国战略总预备队。如果能将其牢牢牵制在西北地区，将大大有利于我解放军其他战场的作战。

但是，由于敌我兵力悬殊，硬拼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实现这一目的的关键不在守住延安，而在于让敌人进入陕北后，无法脱身。”

为了拖住敌人，教员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胆识和智慧，在撤出延安前就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中共中央不东渡黄河，仍然留在陕北。他说：胡宗南有二十多万人马，我们只有两万，陕北的比例是十比一。这样我们其他战场就要好得多，敌我力量对比不这么悬殊。党内分工我负责军事，我不在陕北谁在陕北？现在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我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我拖住“西北王”，其他战场就可以减轻不少压力。

1947年3月19日上午，中共中央机关和边区部队全部撤出延安；下午，胡宗南进入延安，不过，得到的却是一座空城。

但胡宗南仍然兴高采烈地向常凯申报捷，国府上下一片欢腾，全部沉浸在“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的喜悦之中。

倒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还保持着一丝难得的清醒，他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说：“据（在延安的）美国观察员说，延安实际上疏散了。显然很久以前共产党就为这一不测事件做好了准备。他们从来没有任何保卫延安的真正打算，如果保卫延安意味着蒙受损失的话。他们更注重坚持长期发展的战略，从一切遭受敌人压力的地点撤退，把敌人引到口袋里，然后用游击战术逐步暗中破坏敌人的力量。目前政府的战线严重地发展到孤军深入、四面为敌的地区。”

应该说，司徒雷登的这番话不仅是清醒，而且还有极强的预见性。因为，接下来敌、我双方正是按这一剧本展开了角逐。

进入延安之后，胡宗南的总体感觉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蒙。因为，数万解放军突然凭空消失了！

为寻找解放军的踪迹，除了地面部队，国民党还出动了数十架飞机进行空中寻检，但却始终找不到任何痕迹。他们试图从周围老百姓口中得到点什么，但结果同样让他们失望：每个人都矢口否认或守口如瓶——至于真假谁也无法确定。“董（钊）、刘（戡）两军进出于延安以北的东西线，四顾茫茫，一点情况也摸不着，竟不知今后应如何行动才好。”

敌明我暗，而且敌方急切盼战，这仗就好打了。

于是，解放军以偏师在延安西北方向的安塞出现，将敌整一军和整二十九军吸引至此，主力却在延安东北六十多里处的青华砭设伏，将通过咸（阳）榆（林）公路前来掩护两军侧背的刘戡部三十一旅全歼。这就是第一捷：青化砭伏击战。

打完伏击战，解放军立即撤出青化砭，但他们并没有走远，而是隐蔽于瓦窑堡东南仅十公里处进行修整——胡军仍然对眼皮底下的解放军一无所知。4月13日，已驻守瓦窑堡半个月的第135旅终于等来了第24旅72团的换防，当他们走到瓦窑堡南面羊马河的时候遭到了我军的伏击，结果是解放军以伤亡479人的代价，歼俘伤135旅包括代旅长麦宗禹在内的4700多人，战损比1:10。这是第二捷：羊马河伏击战。

两战过后，面对越发谨慎的国军，彭德怀再次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以小股部队伪装主力向北，装作在绥德一带东渡黄河的模样，吸引胡部主力北上。然后趁其后方空虚，顺利袭取其粮弹补给基地蟠龙镇。这是第三捷：蟠龙攻坚战。

被牵着鼻子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跌打滚爬了一个半月，未建尺寸之功，却连续损兵折将，这支被常凯申寄予厚望的国民党全国总预备队，军心涣散斗志全无，但仍然按照常公的要求继续转战陕北，不抓到我党首脑誓不罢休。他们却从此被牢牢栓在西北战场，无力他顾。

锁死这支预备队之后，中共中央经过分析，认为经过近一年的内线作战，解放区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和局限，要想进一步赚取主动，需要跳出内线、转到外线来更大地调动敌人。因此，经过缜密研究，作出了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重大部署。

第一步，从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始。

刘伯承：我军占据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蒋介石必然会调动其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同我们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这就恰恰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战略目的。

邓小平：“我们反攻以后，它代替了敌人重点进攻的山东和陕北，是敌人兵力集中最多的战场。……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在全国范围内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

挺进大别山有两个目的。

其一，把战火引向国统区，减轻解放区因长期破坏造成的经济压力。如邓小平同志所言：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拿冀鲁豫来说，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农民的鸡、猪、牲口看见的不多了，村里的树也少了，试问，扭在解放区打，我们受得了吗？如果我们只想在内线作战要舒服一些，就中了敌人的毒计。

其二，吸引国民党对陕北、山东等地的进攻火力，减轻这几大解放区的军事压力。像刘伯承同志所说：大别山，雄峙于国民党首都南京与长江中游重镇该车匹配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我军占据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蒋介石必然会调动其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同我们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这就恰恰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战略目的。

1947年6月3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二、三、六四个纵队十二万人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拉开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序幕。

常凯申对此一无所知也毫无准备，因为，全面进攻的全线失利、以及国统区持续爆发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正让他焦头烂额。单就军事行动而言，他虽然把军队主力放在了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上，但这时的总体打算却是“暂取守势”。就在刘邓渡河的同一天，他还在日记中写道：“此时对战争暂取守势，因守现有据点，一面整补军队，一面建设后方，以待共匪之来攻，何如？”

就山东战区而言，常公的重点在鲁南、鲁中和胶东，鲁西南及附近地区，则主要仰仗改道后的黄河防线，用他的话说就是此段河水可以抵得40万军队。因此，自河南开封到山东东阿250余公里的河段上，国民党只部署了第四绥靖区整编五十五师和第六十八师共六个旅，以及小部分地方部队驻守于郓城、菏泽地区。

如此长的战线上，这点军队是肯定不够看的，刘邓轻松渡河南下。

这让常公再次手忙脚乱，急忙地从豫北战场和豫皖苏战场调集整编第三十二师、第六十六师、第五十八师三个师和一个旅前来增援，会合原来在嘉祥的整编第七十师，又从山东调第二兵团司令王敬久统一指挥。他们兵分两路，向定陶、巨野推进，想法是以城高墙厚的郓城为饵，诱解放军屯于坚城之下，然后由两路援军袭其侧背，或就地歼灭，或逼其退回黄河北岸。

刘、邓却将计就计，通过闪击、阻援、设伏、攻坚，顺势发动鲁西南战役，先后拿下郓城、曹县和定陶，歼灭国军四个整编师部、九个半旅，共五万六千余人。这一连串的胜利，不仅为下一步南下大别山打开了通道，还迫使蒋军再次从陕北、山东等地调动了十三个师三十个旅的兵力驰援鲁西南，极大地缓解了陕、鲁两地的作战压力。

8月27日，根据中央军委“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的指示，刘邓大军抛弃辎重，战胜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黄泛区、淮河等自然障碍，胜利进入大别山区。

这时，一直以为刘邓是被迫溃逃南下的常公才如梦方醒，先后在国防部作战会议上做出《对大别山剿匪军事的指示》和《国军围剿大别山区应注意之事项》等“重要讲话”，并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主任，统掌豫、皖、鄂、湘、赣五省军事，主持大别山围剿大计。

兵力方面，除了部署原大别山的桂系第七师、四十八师等九个整编师外，又从豫皖苏、山东以及豫西调来第十一师等六个整编师，从11月底开始对大别山展开全面围攻。

刘、邓却没有丝毫畏惧，因为他们之所以跃进到大别山，正是要吸引敌人的兵力和目光。吸引来的敌人越多，对其他战略区进行大规模的反攻和进攻就越有利。而其他战略区的反攻和进攻，反过来同样会支坚持大别山的斗争。

12月11日，刘、邓二人在湖北礼山县黄陂车站正式分兵，邓小平坚持在内线和敌人转圈圈，消耗并伺机歼灭敌人；刘伯承转到外线，北渡淮河后与豫皖苏军区张国华部会合，使大别山和豫皖苏边区联成一片，刘邓大军彻底在大别山扎下了根。

而几乎同一时间，由豫西转战而来的陈谢集团和由山东南下的华东野战军陈粟兵团发起了平汉、陇海铁路破击战，在破路的同时，半个月内还先后攻克许昌、漯河、驻马店等二十余座县城，歼敌四万余人，迫使常公从大别山急调整编第九、十、十一师进行回援——如此一来，国民党对大别山的全面围攻却宣告破产！

我们回头看一下陈谢、陈粟两大兵团的南下经过。

先说陈谢。

教员：“进去以后应当放手发展，东向配合刘邓、陈粟，西向配合陕北，东西机动作战，大量歼灭敌人，开辟豫陕鄂根据地。”

陈谢集团，即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其前身是山西太岳纵队，后改称第四纵队，长期在晋南地区活动。

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时，为了增强部队火力，在征得常凯申同意的情况下，曾调两支部队入陕：一支是陇东整编第二十九军刘戡部附战车、重炮部队；一支是晋南整编第一军（相当于集团军）董钊部附重迫击炮营。

而正是因为董钊部调离造成的兵力空虚，给陈谢集团带来了做大做强的机会。从1947年4月4日到5月12日约40天的时间内，陈谢集团先后歼灭俘伤国民党军队两万两千余人，解放绛县、曲沃、闻喜、洪洞等县城25座，控制了同蒲铁路一段及禹门渡、风陵渡两个重要黄河渡口，解放了除运城、临汾之外整个晋南。而且此处向西可进逼西安，向南可窥伺洛阳，对两地尤其是胡宗南部形成了极大的威胁和牵制。

这时，曾一度想调陈赓入陕协防、拱卫中央的中央军委也改了主意，认为陕北地域狭小，供给有限，数万大军入陕之后无论闪转腾挪还是吃穿用住都是问题，因此不如改北上为南下进入豫西。

7月21日至23日的小河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决定：陈谢集团从晋南南渡黄河，挺进国民党兵力空虚的豫西。“进去以后应当放手发展，东向配合刘邓、陈粟，西向配合陕北，东西机动作战，大量歼灭敌人，开辟豫陕鄂根据地。”也就是一方面吸引追击刘邓的国军，减轻刘、邓大军的压力；一方面向西进逼西安，威胁胡宗南的后方，逼使其从进攻中央的部队抽调至陕豫边界回防，同样能减轻西北野战军和中共中央的压力。

7月29日，中央军委电报出现了这样的字样：“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时不我待。8月23日，陈谢集团分两路渡过黄河，并沿陇海铁路东西进击。东路攻克洛阳以西的新安、渑池等，西路攻克陕县以东的观音堂转运站，切断了豫、陕之间的联系，并威胁潼关、西安。

蒋介石吃惊之余，再展“微操”神作，如中共中央和教员预测并希望的那样，从追击刘邓的部队中抽调四个旅，与原驻洛阳的四个旅组成第五兵团；并让胡宗南从陕北前线抽调四个半旅组成陕东兵团，从东西两个方向夹击陈谢。

陈谢集团却不慌不忙避实就虚，趁陕东兵团尚未集结完毕之际，迅速西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攻破陕县、灵宝等地，歼敌三万余人，让陕东兵团的八个团丢了六个，并拓展解放区一百五十多公里。

陕东兵团的近乎全歼，让西安暴露在解放军的兵锋之下。9月19日和20日胡宗南和常公先后飞临西安，并再次分别从大别山、运城（属晋南）以及榆林（属陕北）将整编第六十五师和两个整编旅紧急空运西安。

一来敌强我弱，二来成功吸引并牵制了大别山和陕北敌军，保卫中央和支援刘邓的两大任务已全部完成，所以陈谢绝不纠缠，而是采用声东击西之计，只利用小股疑兵向西，把东线李铁军第五兵团吸引至伏牛山深处，大部队却悄悄向东挺进到伏牛山东麓，先后解放县城10余座，与豫皖苏的陈粟华东野战军胜利会师，并于1947年11月29日成立豫陕鄂边区行政公署。

主要活动区域为山东的华东野战军是如何又因何来到豫皖苏交界处的呢？

这同样来自于中共中央高瞻远瞩的全局战略考虑。

粟裕：“依近日情况判断，敌有大部随刘邓南去可能。果如是，则刘邓很吃力，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多拖住一些敌人。……此计划如能有效实施，不仅可拖住一部敌人不能南去，且可迫使鲁中、胶济线抽一部分敌西来。”“沙土集战役的胜利……迫使敌人从大别山区和山东内线战场抽调四个师驰援鲁西南，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和山东内线我军的行动。”

陈赓：“这次战役（平汉路破击战），斩断了平汉路，使平汉铁路东西两侧的解放区连成一片，并调动了敌十一师等部从大别山回援平汉路，有力地配合了大别山的斗争。”

1947年5月16日，华东野战军取得孟良崮战役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一次歼敌一个整编师的先例。但是，在此后的六、七两个月内，陈粟却陷入了一段连续作战不利而且损兵折将的境地。

为配合刘邓南下大别山，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6月30日，也就是刘邓南渡黄河的同一天，华东野战军决定兵分三路：陈士榘、唐亮率第三、八、十纵队向鲁西，叶飞、陶勇率每一、四纵队向鲁南——两部均为策应刘邓南下；陈、粟则率第二、六、七、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留在鲁中。

蒋介石还没从刘邓强渡黄河的震惊中缓过神来，陈唐、叶陶兵团的出现又让他手忙脚乱，不得不从刚刚占领沂蒙山区的部队中抽调第五师等七个整编师驰援鲁西南。

形势看上去正朝着预估的方向发展，但是，分兵后的华野三路大军却几乎同时出现了“消化不良”的现象。

转入外线的两路人马由于首次远离后方作战，无论地形还是敌情都比较陌生，而且又恰逢雨季，给部队的行进和作战都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此，在攻打济宁、汶上、滕县、邹县时均遭失利，部队战斗及非战斗减员严重。

留在内线的部队也遭遇同样的境况，南麻和临朐两次攻坚都以失败告终，虽然实现歼敌一万八千余人，但我军伤亡人数却达到了两万一千人，这种战损比在以往还从未有过。

部队因此出现了较大的思想混乱，有人说：反攻，反攻，丢了山东。还有人说：吴化文一直是我们的手下败将，现在居然敢跟着我们屁股追。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电示陈粟：“山东主力现在西边，陈唐能力似较弱，请考虑粟裕同志带炮兵主力迅去鲁西南统一指挥该五个纵队，积极策应刘邓作战。刘邓南下作战能否胜利，一半取决于陈唐叶陶五个纵队是否能起大作用。”

8月30日，教员再次电示陈粟，要求“在陇海南北积极行动，歼击及抓住五军、五十七师，攻占一切薄弱据点，直接援助刘邓。”

战神出战，效果立现。9月3日，陈粟渡过黄河进入鲁西南，8日即发动沙土集战役，全歼敌整编第五十七师。10日，常凯申在日记中垂头丧气地说：“陈毅已率其全部之匪由黄河北岸偷渡，鲁西剿匪又入一新阶段矣。”而他应付这一不利形势的办法仍然是拆东墙补西墙，从别的战区抽调部队进行增援。

粟裕则写道：“沙土集战役的胜利，不仅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军在鲁西南的被动局面，为恢复和建设鲁西南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为向豫皖苏进军打开了道路，而且迫使敌人从大别山区和山东内线战场抽调四个师驰援鲁西南，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和山东内线我军的行动。”

9月11日，中共中央给陈粟发来电报，除对沙土集战役进行了充分肯定外，又对下一步行动做出具体部署：“……完成在黄河、淮河、运河、平汉之间创造巩固根据地，协助刘邓、陈谢创造鄂豫皖与鄂豫陕两大根据地。”明确提出陈粟全军南下，在豫皖苏边区创建根据地，并同刘邓、陈谢两部形成三足鼎立、俯瞰江南的战略任务。

9月底，华东野战军分两路跨过陇海路南下至豫皖苏边界，各纵主力除“往来机动作战”外，还同时“建立政权，实行土改”。到11月底，已攻克县城24座，建立了25个民主县政府、三个军分区和专员公署，完全摧毁并替代了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政权机构。

12月4日，中共中央致电刘邓，提出“与陈谢、陈粟两区联成一片”。

9日，又同时致电粟裕及刘邓、陈谢，要求发起平汉铁路破击战，其中，“粟部以攻击平汉郑许段以配合陈谢攻击许信段为宜”，“如粟定于13日攻郑许段，则陈谢攻许信段时间，可与粟同时举行，亦可提早几天进行。”

陈赓回忆道：这次战役，斩断了平汉路，使平汉铁路东西两侧的解放区连成一片，并调动了敌十一师等部从大别山回援平汉路，有力地配合了大别山的斗争。

国民党在关内各大战场的疲于奔命和兵力安排上的捉襟见肘，同时影响到了东北战场的整体局势。

常凯申：“东北的情况确实很严重，你们一定要设法稳住局面。但目前我派不出军队到东北去，你们要自己想办法……你回去告诉熊主任和杜长官，根据目前情况，我军在东北应当采取‘收缩兵力，重点防御，维持现状’的方针，将来再待机出动。现在要增加兵力是绝对没有办法的。”

抗战胜利后，我军虽然早早地就安排部队及大量的军政干部进入东北，但是，在苏联的偏袒和美国的支持下，国民党凭借强大的兵力和火力展开了凌厉的攻势，先后占领锦州、沈阳、四平、长春、吉林等重要城市，一度把我军压制在松花江以北地区。

但是，国军的进攻脚步也基本到此为止。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和战线的拉长，他们不得不把有限兵力进行分散驻守，可机动作战的兵力也随之减少。正如郝柏村在1947年夏季总结时所言：“由于国军自进军以来，未歼灭共军有生力量，仅占领各城市，而共军林彪此际已发展正规野战军四十二个师以上，已居于优势，且有机动集中能力。而国军驻守各地，相形之下，处处兵薄弱。自年初以来，共军取攻势。”

面对此种窘势，杜聿明重新制定战略目标，计划先彻底夺取南满解放区，切断东北与华北和山东的联系，然后再大举北上，攻取北满乃至东北全境，即所谓“南攻北守，先南后北”。

国民党的暂时收缩和注意力南移，给东北民主联军南满根据地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在国民党的强势压迫下，到1946年底，南满解放区实际已只剩下临江、长白、抚松和濛江四个偏远县城，人口仅23万，形势不容乐观，用萧劲光的话说就是：“二十三万穷苦百姓要担负三四万部队的支前工作，本来就很困难。加上当时地方上土匪、特务、伪警察、地主武装到处活动，不少干部被杀害，被胁迫，我们的一些地方武装哗变，广大群众尚未发动起来，不敢与我接近，使我军的处境更加困难。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下，我们不少人没有棉衣、棉帽、手套御寒。吃的是冻得啃不动的窝窝头和酸菜，住的也很困难，部队经常露宿在冰天雪地中，靠烤火过夜。”

部队内部思想因此出现了极大的波动，甚至发生了争论，很多人主张把主力撤过松花江，积蓄力量，伺机反攻。

面对这种情况，负责南满工作的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陈云同志到通化七道江军区召开会议，他说：“东北的敌人好比是一头牛，牛头牛身子是向着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下了一条牛尾巴。如果我们松开了这条牛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因此，抓住牛尾巴是关键。”也就是说，向北撤会更加被动，不仅会被敌人追着打，甚至连北满都待不下去。所以，“只要守住南满，就不会失去犄角之势，就可以牵制敌人大批部队，使他们不能集中力量去打北满。”

为策应南满战场作战，1947年1月5日，北满东北民主联军集中十二个师的兵力，突然跃过冰封的松花江，南下出击，拉开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序幕。

截止4月3日，在整整四个月的时间内，南满部队依靠顽强的斗志、灵活的指挥和民众的支持，先后四次击退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攻，歼敌两万余人；北满部队则利用松花江冰封期“三下江南”策应南满，不仅大量调动国民党军队、减轻了南满部队的压力，还通过围城打援等方式实现歼敌三万多人的战绩。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东北战局。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万毅回忆道：“经过北满我军三下江南和南满四保临江作战，改变了东北战场敌我形势，缩小了敌占区，扩大了解放区……而且我军的活动范围越过松花江，日渐逼近敌人在北满据守的中心城市吉林长春两市。”

由于担心解放军趁势继续南下，东北战区长官杜聿明派郑洞国去南京找常凯申要援兵。常公却说：“东北的情况确实很严重，你们一定要设法稳住局面。但目前我派不出军队到东北去，你们要自己想办法……你回去告诉熊主任和杜长官，根据目前情况，我军在东北应当采取‘收缩兵力，重点防御，维持现状’的方针，将来再待机出动。现在要增加兵力是绝对没有办法的。”

很明显，由于关内各解放区的胜利和牵制，搞得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蒙哥马利曾这么评价过教员，说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战略家。

战略家关注的永远都是长远和全局。

在教员的哲学世界里，所有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都是相互联系的，就像全国战场无论多么分散、多么零碎，在他眼里都是一个有机整体。因此，他考虑问题、分析对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向来都是统筹兼顾，服务全局。

常凯申却恰好相反，他被时人戏称为“微操大师”。

所谓“微操”，其着眼点在于局部和细节。

莱芜战役结束不久，常凯申就把进攻重点放在了陕北和山东这东西两翼上了，对此，就有人称赞这个“钳形”攻势是常公的一个伟大战略构想。

时任国民党政府国了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汝瑰却说：“有人说蒋介石重点进攻，是从山东和陕西两翼进行钳形攻势。事实上他没有这样高的战略水平。”

的确，作为一个政治和权谋高手，常凯申的军事指挥水平着实让人不敢恭维，其最大的弱点恰恰就是缺乏战略家应有的长远和统盘考虑。他喜欢坐在家里臆想，而不是对实际情况进行全面客观分析；对局部的风吹草动极其敏感，却没有应对全局形势变化的冷静估计。前者带来的是，一遇到与自己主观想像不同的情况便手忙脚乱，无所适从；后者带来的则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被动应付，拆东墙补西墙却管头不顾腚。

因此，在常公的卓越“微操”下，1947年的国共战场上，国民党坐拥双倍兵力优势、全美械或半美械武器优势，处处布兵却处处漏风，被解放军或声东击西，或围魏救赵，牵着鼻子四处奔波又四处碰壁，想决战却找不到人，想用力却总打在棉花上，想停下来时却发现身边已是十面埋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