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词夺理哪家强，明亡清兴羊和狼。

后金天命二年（公元1617年，明万历四十五年）的努尔哈赤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也是一个小诸侯王了，忧的是国内比较乱套：女真叶赫部死活不投降是一忧，大明朝不待见自己是二忧，天灾人祸大伙吃不上饭是三忧。

怎么办？

只能再去南边抢一把了。

后金天命三年正月，努尔哈赤对儿子们宣布说：“吾意已决，今岁必征大明国！”，四月十三日，在郑重地和老天爷诉说了明朝给自己带来的“七大恨”之后，起兵造反了。

对于努尔哈赤此举，南下抢东西不新鲜，新鲜的是他罗织的“七大恨”，用几个成语来描述的话就是：生编硬造、东拼西凑、强词夺理、胡搅蛮缠，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详细介绍“七大恨”之前，我们先举两个例子。

故事出自《伊索寓言》，讲的是一只狼为了吃掉小羊，生编硬造了几个理由，结果全被小羊给堵了回来，最后，恼羞成怒的狼连编都懒得编了，直接把羊吃掉了。

话说一只狼来到小溪边，看见一只小羊正在那儿喝水。

这只狼顿时垂涎欲滴，恨不得一口将其吞掉，但它又很要面子，怕别的动物看到后说闲话，于是便想找一个借口，”合情合理“地吃掉它。只见这伙计眼珠一转，恶狠狠地喊道：你这个小家伙太坏了，居然把水弄脏了，搞得我没法喝了。

这是一只初出家门的小羊，不认识狼，也不知道社会险恶，听到狼的话后纳闷地说：我不知道这条河是您家的，再个说了，您现在在上游，我在下游，水从您那儿流到我这儿来的，弄脏的话也是您给我弄脏了呀。

狼一听这小家伙还不好糊弄，便又换了一个借口，它说：就当你说的有道理吧，但我还听说，你去年总在背地里说我的坏话，败坏我的名声，就凭这一点我就得吃了你。

小羊一听急了，大喊道：狼先生，怎么可能呢，去年我还没有出生，怎么能骂您呢？

黔驴技穷的狼恼羞成怒：你很能说啊，但你觉得这样就拿你没办法了吗？说完便扑上来把羊吃掉了。

小羊临死前终于明白了：狼找了这么多荒唐的借口，不过是为把它吃掉罢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坏人在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会给自己找一些看似“合理”的理由，让自己显得理直气壮。

不过，这只狼一看就没什么文化，找的理由很牵强也很蹩脚，让小羊轻易就给反驳地无言以对，只好霸王硬上弓了。

所以，想师出有名，文化很重要，你看人家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

“檄”，是专门为军事征伐服务的一种文体，主要是罗列被征伐方的种种罪状，最早的檄文是夏《甘誓》、商《汤誓》和周《牧誓》。像《牧誓》中，周武王就列举了商纣王的三大罪状：背弃祖宗、抛弃兄弟、亲近小人，惹得天怒人怨，所以老天爷才安排自己替天行道。

历史上最著名的一篇檄文应该是唐代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又称《讨武曌檄》，原文较长，节录如下：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

……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机之兆，必贻后至之诛。

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移檄州郡，咸使知闻。

檄文写于唐嗣圣元年（公元684年），背景是武则天废掉中宗李显，另立李旦，自己则临朝称制。明眼人都已经看出，这个女人是在为自己当皇帝作准备了。

这一年，时袭英国公、任眉州刺史的李敬业及其弟李敬猷、给事中唐之奇和长安主簿骆宾王等人因事获罪，一齐被贬。这帮人心下不愤，便聚在扬州阴谋造反，借口是为被废为庐陵王的李显恢复名誉。

同样是为了师出有名，也为获得天下人的支持和声援，徐敬业便让大才子骆宾王写一篇檄文。小骆同志不负重望，提笔立就，写下了这篇千古雄文。

檄文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全方位否定武则天，从出身、上位、乱伦、谋杀、干政等方面把武则天骂得狗血喷头、一无是处，并将之比作祸国的吕后和褒姒。

第二部分是写本次讨伐行动的正义性，徐敬业祖上是大唐开国元勋，根红苗正，有义务也有资格为李唐讨回公道；而且因为武氏的倒行逆施，这次行动是民心所向，因此必定会取得革命的胜利。

第三部分是拉拢人心，意图建立反武统一战线，并重点对体制内的文武大臣发出号召，“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尤其是一句“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的灵魂质问，居然让武则天都为之动容。

据说，她在读到这里的时候，不仅没有生气，还向周围的人打听骆宾王的情况。听完后感叹宰相失职，竟然让这么好的人才流失了。

的确，这篇檄文文辞华丽、气势磅礴；手法上先抑后扬、褒贬分明，让武氏的反动性和李敬业方的正义性形成鲜明对比，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极大的煽动性，极易引起他人的同情与共鸣，可谓檄文中的极品之作。因此，就连被骂的主人公武则天都赞叹不已。清人过珙也说：“前半妩媚奸雄处，字字足令彼心折；中幅为义旗设色，写得声光奕奕，山岳震动。”

按说，在当时的反武风潮之下，如果李敬业措施得当并借势而上，还是有一拼之力的。但是，李敬业却一是放弃现成的庐陵王李显，找了一个酷似故太子李贤的人作为拥立对象；二是不北上洛阳，而是想南取金陵，毫不掩饰地暴露了自己想割据自立的野心，所以几乎在一开局就被所有人抛弃并迅速失败，真是可惜了骆宾王的这篇雄文。

看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其实也是一份讨明檄文，名字应该叫《关外活不下去了去抢大明檄》：他想进关讨生活，但如果就这样大摇大摆地去抢，会被人认为是奴才反叛雇主，道义上站不住脚，也不好拉队伍。所以，他才像第一个故事中的那只狼一样罗织理由，给大明编黑料，让自己成为受害方，然后名正言顺地起兵。

遗憾的是，这帮鞑子才刚刚脱去兽皮、穿上衣服不久，脑子里没有礼义廉耻，肚子里也没有墨水，更不懂得什么是“檄”，所以就用大白话罗织了“七大恨”。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内容。

先说第一恨。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

这一恨有点来历。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二月，李成梁率兵在建州图伦（今辽宁新宾汤图境内）城主尼堪外兰的引导下攻阿台寨，这时，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时任建州左卫都督）和其父亲塔克世（时任指挥使）均在寨内。没想到却久攻不下不说，明军还伤亡严重，李成梁大为恼怒，在后来城寨投降的情况下进行了屠杀。结果，努尔哈赤的祖、父二人也均在一片混乱中被误杀。对此，明廷和李成梁都表示了歉意，让其袭承祖职的同时，还给了他敕书、马匹及盔甲作补偿。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而且当时也为努尔哈赤所认可（“害我祖父者，尼堪外兰所构也，必执以与我。”《清太祖实录》）。而在起兵之前，他忽然将这笔账算到了明朝的头上，其用心就昭然若揭了。

不过，虽然是误杀，但毕竟也是死于明军之手，所以这个理由还勉强能够成立。

其它六“大恨”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完全是强辞夺理甚至无中生有。

明虽起衅，我尚欲修好，设碑勒誓：‘凡满、汉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窬疆场，肆其攘村，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获，遣兵驱逐，恨五也。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肆行陵侮，恨六也。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挟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这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扈伦启衅，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

首先，东北地区从朱棣设立奴儿干都司开始就已经成为了大明的疆土，无论是建州、叶赫、哈达还是其他部落，都是大明子民，朝廷有权对其进行管辖。努尔哈赤所谓的无论是“明虽起衅”、“窃窬疆场”、“遣兵驱逐”都是否定明朝的统治权，就像是儿子指责老子，根本站不住脚。

其次，该区域内各民族各部落之间一直存在着领地、资源争夺上的矛盾，明廷也利用这种矛盾采取“以夷制夷”，在降低统治成本的同时，极力维持着各方势力均衡，尽量不使一家独大。很明显，这是统治阶级一种正常的治理手段，放谁都一样，至少比这群鞑子简单粗暴的屠杀、吞并要好上百倍。

再次，因为其祖、父被误杀，正是李成梁后来出于谦意而刻意的默许、支持甚至拉偏架，努尔哈赤才实现了从猥琐发育到最后的做大做强。所以，努尔哈赤不仅没有任何损失，反而还成为这一政策的受益者。

因此，这个老鞑子拼凑的所谓“七大恨”，不仅完全是强辞夺理，还给人一种吃光抹净、摔锅骂娘的感觉。

不过，他之所以费尽心思搞出这一套，当时根本没有统兵入关、一统天下的野心，而只是形势所逼，混口吃的活下去而已。

首先，大明挡了后金统一关外的路。

早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的前三年也就是1613年，其他几支女真部落如哈达、辉发、乌拉等都在努尔哈赤的强力打压下表示臣服，建州女真部已隐隐有一统关外之势，这就引起了明廷的警惕。于是，便开始对仅存的叶赫部进行扶持，对努尔哈赤形成牵制。

尤其是万历四十七年，在努尔哈赤出兵叶赫部的时候，万历不仅下诏斥责努尔哈赤，说你现在敢打叶赫，下一次就敢打我（《满文老档》），同时还派开原总兵马林出兵进驻叶赫两城，与建州部形成对峙，努尔哈赤无奈退兵。

大明的介入虽然让这一地区形成了暂时的平衡，但此时的建州部已经做大，叶赫部即使有大明撑腰也无法对其形成威胁；而建州部也无法像吞掉其他部落一样轻松吞并叶赫。于是，努尔哈赤毕生努力的关外统一大业就这样被卡住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思量再三之后，努尔哈赤调整战略，决定通过战争打击一下作为后台的大明，然后再转头对叶赫部下手。

先图叶赫，则患明兵捣我之虚，非大挫明兵，夺其气不可。

其次，大明的经济封锁让后金举步维艰。

如果说上面是努尔哈赤意图出兵的政治因素的话，那么下面就是促使其下定决心的经济因素。

早在后金建立之前，明廷在对海西叶赫等部进行扶持的同时，也对后金实施了严格的经济封锁与物资禁运。这种近似釜底抽薪的制裁方式，给对关内汉民族依赖性极大的后金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一时间，这个新兴小政权到处吃紧，不仅普通老百姓吃不上饭，就连上层贵族也无法享受往常那咱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

两关地素沃饶，而建州高下不等，苦旱涝，薄收项。生齿日繁，计必垦南关以自给。我（明朝）之制敌正在此。敌虽强而粮不继，势不得。（《山中闻见录》）

再次，自然灾害让后金小政权几近崩溃。

祸不单行的是，天命二年（1617年），一场百年不遇的水灾又席卷整个关外。

女真族祖祖辈辈都从事着最简单、最原始的半渔猎、半农耕生产生活方式，生产力极为低下，生产关系也很是脆弱，因此，这场水灾对他们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对于当时的惨象，朝鲜史料记载说：“民间济困之患，近古所无，流离道路，饿相望。”

上年水灾，胡地尤甚，饥寒已极，老弱填壑，奴酋（努尔哈赤） 令去觅食。”（《光海君日记》）

俗话说狗急跳墙，人在绝望的时候也容易走极端，努尔哈赤阴鸷的目光就盯向了南方的大明。

好巧不巧，坚持了两个半世纪的大明王朝也早已露出了疲态和破绽，除了皇帝怠政、朝堂党争、经济萧条、财政崩溃、民变四起之外，唯一能够对辽东形成绝对控制和对努尔哈赤形成完全震慑的李成梁也去世了。于是，失去弹压、群龙无首状态下的辽东各方势力暗流涌动，各种矛盾渐次迸发，刀口由外转内，这无疑给觊觎已久的努尔哈赤提供了绝佳的南下机会。

在经过精心准备和充分考量之后，努尔哈赤决定出兵。但是，出兵之前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统一思想、挑起仇恨、调动情绪，激发起全体军民的作战热情。

于是，努尔哈赤将陈年往事统统翻了出来，精心拼凑、炮制出了七条攻打明朝的理由，这便是“七大恨”。

天命三年（1618年）4月13日，努尔哈赤率兵杀向了抚顺，揭开了对明战争的序幕。

可能是吃惯了甜头，24年之后，努尔赤的儿子有样学样，也向南明弘光政权发出战书，不过这次变成了“三大罪”。

1644年5月2日，在吴三桂的引导下，多尔衮进入北京。5月15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继统，史称南明。

一段“麻杆打狼——两头怕”的情景剧短暂上演。

之所以说两头怕，是因为清军方面，虽然通过山海关第一次实现了正大光明地入关，但这时并没有继续西征南讨、一统天下的意识，他们的最高理想仍然是抢一把就走，不同的是这次想捞笔大的。用多尔衮自己的话说就是：“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

从南明方面来说，对清军的态度是既畏又敬。畏的是清军的战斗力，敬则是居然企图借清军之力剿灭李自成，即所谓“联虏平寇”，像刘宗周所说：“起塞上夷王，苟仿包胥之义，虽逆贼未始无良心。”

但率先明白过来的是多尔衮，原因就是他发现了南明苟且偷生、不思进取的态度。

抱着“联虏平寇”、光复大明的幻想，1644年7月21日，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左懋第为首的南明使团从南京出发了，目的是“前往北京谒陵，祭告先帝；通谢清王，并酬谢剿寇文武劳勋”。

结果，清廷早已通过奸细知晓了南明底牌，因此，使团北京之行不仅没有完成任何既定任务，反而遭到了清廷的羞辱，连使臣都被扣留。

负责接待的内院学士刚林讥笑道：你们在崇祯活着的时候不救驾，死了之后不报仇，有什么脸面来祭奠。

接着，刚林拿出一道诏书读了起来，内容让左懋第等人无地自容又不寒而栗，因为这根本就是一道欲发兵南下、征讨南明的战争檄文，大致内容是列举了南明的“三大罪：

不救先帝为罪一；擅立皇帝为罪二；各镇拥兵虐民为罪三。旦夕发兵讨罪。

多尔衮说到做到，1644年10月24日，清廷檄谕南京及浙江、江西、湖广等南方诸省，将前述“三大罪”重新罗列，并警告南明，如果识相的话赶紧投降，我们保证优待俘虏。

尔南方诸臣当明国崇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又无遗诏，擅立福王，其罪二。流贼为尔大仇，不思征讨，而诸将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愤，王法所不赦。用是恭承天命，爰整六师，问罪征讨。……若福王悔悟前非，自投军前，当释其前罪，与明国诸王一体优待。

如果说“七大恨”还是儿子指责老子的话，那么“三大罪”则完全是儿子教老子如何做事，提到国家层面上，则是妥妥的干涉别国内政。

但是没办法，软弱就被欺负，落后就要挨打，真理永远都在大炮的射程之内。面对清廷的强辞夺理和欲加之罪，南明的表现让人失望，弘光君臣不仅没有做出相应的军事准备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入侵，反而一再写信作出解释，极尽摇尾乞怜之态，企图以此博得同情，换来苟且偏安。

此举无异于与虎谋皮，1645年2月，在摧毁李自成在陕西的大顺政权之后，清军顺势分三路南下，在追剿大顺余部的同时，发动了灭（南）明战争。

1645年5月15日，也就是弘光继位的整整一年后，南京失陷，弘光被俘。

大清帝国的雏形，就这么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