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末代皇帝或亡国之君都会被扣上一个不好的谥号，如恭帝、顺帝、哀帝等，更不济的甚至连个帝号都混不上，而被潦草地称为“后主”。

这一称呼首创于《三国志》，因作者陈寿曾在蜀汉为臣，所以他在著述时尊刘备为“先主”，称刘禅为“后主”，结果后来却成为有类似经历亡国君的代名词，如北齐后主高纬、陈后主陈叔宝、前蜀后主王衍和南唐后主李煜等。这数位后主中，又数刘禅和李煜因特点显明而最为出名，一直为后世所津津乐道，更常有人拿二人作比较，看看谁在不靠谱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今天我们也来聊聊这一话题。

首先亮明观点，个人认为：刘禅被误解，李煜被高估。

具体说来就是：刘禅一生低调，在洛阳当亡国君的时候更是坦然处之并得善终；李煜前半生做人张扬、做事荒唐，后半生自怨自艾、悔不当初，结果被一包牵机药送往彼岸世界。

我们先说一下刘禅。

第一部分 刘禅篇

刘禅能让“后主”成为一个贬义词、让自己成为一个负面形象，《三国演义》和《资治通鉴》属实功不可没。

托罗贯中老先生的福，他用如椽大笔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既庸又痴还傻的皇二代形象，导致一千多年来，此公在民间的声名一直极为不堪。

演义中，刘禅的第一次露面就表现出了贯穿一生的无心无肝，因为赵云为了救他，在万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差点把命搭上，他却能毫无知觉呼呼大睡。

云纵马过桥，行二十余里，见玄德与众人憩于树下。云下马伏地而泣。玄德亦泣。云喘息而言曰：“赵云之罪，万死犹轻！糜夫人身带重伤，不肯上马，投井而死，云只得推土墙掩之。怀抱公子，身突重围；赖主公洪福，幸而得脱。适来公子尚在怀中啼哭，此一会不见动静，多是不能保也。”遂解视之，原来阿斗正睡着未醒。云喜曰：“幸得公子无恙！”（《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 刘玄德携民渡江　赵子龙单骑救主）

主政后，前期浑浑噩噩懵懂无知，一直在诸葛亮光辉伟岸形象的荫庇之下快乐生活；后期则对内宠信宦官，不理朝政，对外听信谗言，大拖姜维伐魏的后腿。

却说后主在成都，听信宦官黄皓之言，又溺于酒色，不理朝政。……姜维径到汉中，歇住人马，自与使命入成都见后主。后主一连十日不朝，维心中疑惑。是日至东华门，遇见秘书郎郤正，维问曰：“天子召维班师，公知其故否？”正笑曰：“大将军何尚不知？黄皓欲使阎宇立功，奏闻朝廷，发诏取回将军。今闻邓艾善能用兵，因此寝其事矣。”维大怒曰：“我必杀此宦竖！”郤正止之曰：“大将军继武侯之事，任大职重，岂可造次？倘若天子不容，反为不美矣。”维谢曰：“先生之言是也。”（《三国演义》·第一百十五回 诏班师后主信谗 托屯田姜维避祸）

最后，在邓艾仅两千疲兵兵临城下的时候，没有作任何抵抗，就在谯周的建议下出城投降了，理由是为了保全百姓。

有理有据，有血有肉，一个合格而丰满的昏君形象影响至今。影响大到什么程度呢？即便在今天，如果身边有一个不求上进的人，其他人即会以刘禅的乳名为喻，呼之为“扶不起的阿斗”。

如果说《三国演义》尚是小说家言的话，《资治通鉴》则以正史的名义推波助澜，并且还创造了一个著名的成语：乐不思蜀。

据说，寄居洛阳期间，刘禅不仅毫无国破家亡的耻辱之感，反而整天悠哉悠哉。这种反常的情况引起了司马昭的注意和警觉，于是便试探着问刘禅：你听着老家的曲子，想不想家？结果刘禅愣愣地回答说，在这里过得很好，为什么要想家。郤正听说后对刘禅说，你这样回答会让人笑话的，你应该说父母都安葬在四川，我是每天想起来就难过啊。当刘禅按郤正的嘱咐应对时，司马昭却笑着说，这怎么听起来像郤正的语气呢。刘禅大为惊讶：你怎么知道是他教我这样说的？在座的人一听轰堂大笑。

丁亥，（魏元帝）封刘禅为安乐公，子孙及群臣封侯者五十余人。晋王与禅宴，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王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至于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况姜维邪？”他日，王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郤正闻之，谓禅曰：“王若后问，宜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岷、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因闭其目。”会王复问，禅对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语邪!”禅惊视曰：“诚如尊命。”左右皆笑。（《资治通鉴·魏纪十》）

注意其中的三句话：

1、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

2、王曰：“何乃似郤正语邪!”禅惊视曰：“诚如尊命。”左右皆笑。

3、封刘禅为安乐公。

简单的三句话，一个活脱脱的玩物、一个毫无威胁的糊涂虫跃然纸上！

一个当了41年皇帝的人果真是一个弱智+怂包的结合体吗？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距离刘禅最近的《三国志》。

后主讳禅，字公嗣，先主子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立为王太子。章武三年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宫。五月，后主袭位于成都，时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是岁魏黄初四年也（《三国志 后主传》）。

作为长子，刘禅早早地就被立为太子，并在十七岁时顺利嗣位。

这里有一个问题：刘禅并非刘备独子，他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分别是刘永和刘理。尤其重要的一点是，二人的母亲吴夫人是刘备在益州明媒正娶的合法夫人——而刘禅的母亲糜夫人却是妾。所以，从法理上来说，刘永、刘理二人年纪虽小，但却是嫡子，而刘禅只算是庶长子。

按那时候的宗法制度，刘禅的继承权是排在刘永和刘理之后的。

是什么原因让刘备弃嫡立庶？

如果刘禅是一个能力平庸甚至有些痴傻的人，刘备会甘心让他接管自己辛辛苦苦创下的基业吗？

刘禅的真实能力如何，我们让史料说话。

下面是《三国志卷三十三 蜀书三 后主传第三》中的几段记载：

建兴元年遣尚书（郎）邓芝固好于吴，吴王孙权与蜀和亲使聘，是岁通好。

三年春，务农殖谷，闭关息民。

十二年以左将军吴壹为车骑将军，假节督汉中。以丞相留府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十三年）夏四月，进蒋琬位为大将军。

继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复与东吴破裂的外交关系，对内则是休养生息以安抚百姓——这些事中规中矩，而且你还可以说是诸葛亮的安排，但接着往下看。

从在位时间来说，刘禅223年登基，至263年投降曹魏，称帝41年。其在位的时间，在三国时期所有的国君中是最长的。当时社会动乱，能执政如此之久，没有相当的才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到的。这里又有人会说，他当这么长时间皇帝，完全是诸葛亮的功劳。可是，诸葛亮死于234年，之后刘禅还做了29年皇帝，似乎难以说成是全凭诸葛亮的辅佐之功。

尤其是一个人口和地利绝对劣势的国家，从诞生起就在打仗一直打到灭亡（前期诸葛亮后期姜维），作为大部分时间都在权力不完全属于自己的君主能做到不内乱，每次打仗士兵都有饭吃，还能苟延残喘几十年，这就说明他能力绝对不差。

在其他史料上记载的几件事说也很说明问题。

魏国大将夏侯霸因遭到曹爽的株连而逃亡入蜀。因为其父夏侯渊当年在定军山被蜀将黄忠所杀，他能逃到蜀国来，足见其已是走投无路了。但刘禅在接见他时，却只淡淡地说：“你父亲是被反间计所杀，并非是我先人直接谋害的。”只是轻描淡写的寥寥数语，就让夏侯霸放下心来。

卿父自遇害于行间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

诸葛亮死后，安汉将军李邈上书，含沙射影地诋毁诸葛亮有不轨之心。他本以为这样做会迎合主忌权臣的心理，谁知刘禅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将李邈处死。因为刘禅知道，诸葛亮虽然一直大权独揽，但忠心是不容置疑的。

还有一件事最能证明刘禅有充分的能力识人用人、总领朝纲：在诸葛亮去世后，刘禅立即就废除了丞相制度。然后任命蒋琬为大司马，主管行政，兼管军事。又任命费祎为大将军，主管军事，兼管行政。也就是把原来集权于诸葛亮一身的职务和权力，一分为二，而且还让两个人相互交叉、相互制衡。

（延熙）二年春三月，进蒋琬位为大司马。……六年冬十月，大司马蒋琬自汉中还，住涪。十一月，大赦。以尚书令费祎为大将军。

能做出这样一种政治安排的人不仅绝不庸劣，而且还绝对是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高手。

从这些事件的背后来分析，刘禅应该属于非常有能力，但性格比较平和、不好争的那种人。

而诸葛亮所谓的专权，则是因为刘备托孤后，诸葛亮一方面认为责任很大，做什么事都亲力亲为，尽心尽力。另一方面初入权力中心，把权力看地很重，抓地很紧，在军政事务管理上表现地非常强势。

对此，刘禅表现地极为淡定：诸葛亮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自始至终都信任有加，内外事务一概委之，绝不干涉。

“乐不思蜀”的最早出处是《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松之注引习凿齿的《汉晋春秋》：

“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

这一故事本身的真实性其实是存疑的，因为对于习凿齿和他的《汉晋春秋》，史家历来评价不高，像唐代刘知几就说习凿齿喜欢把一些民间传说当作史实，对后世形成很大的误导。

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邪！

而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则认为《汉晋春秋》中的很多事都是习凿齿自己编造的。

臣松之以为如此言之类，皆前史所不载，而犹出习氏。且制言法体不似于昔，疑悉凿齿所自造者也。”《三国志·魏书· 二十八（王毋丘诸葛邓钟传）》

另外，《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生于233年，卒于297年；而习凿齿生卒时间则是公元317年～384年，很明显，陈寿不仅是蜀国臣子，还与刘禅处于同一时代，而习凿齿则晚了约100年，如果刘禅有这么一段糗事的话，陈寿不会不知道，更不会不写，而留着让后人当史学素材。

所以，如果再接合上节《三国志》中关于刘禅的描述，我们基本可以肯定，“乐不思蜀”的故事纯属后人杜撰，刘禅实际上是一个文学和史学的双料牺牲品，作用是为别人作衬。

为谁作衬呢？

《三国演义》除了是一部演义之外，还是一部造神之作，为此，罗贯中硬生生地把刘禅写成一个没有脑子还昏聩无比的皇二代，用来反衬那个“神”的与众不同和极端不易——这个“神”就是诸葛亮。

想要拔高一个人，不仅要人为地减少其错误、隐藏其缺点、虚构其功绩，还要相应地打压甚至踩踏参照人物，好让两者的相对高差进一步拉大。

本文无意贬低武侯诸葛亮，但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为了突出他，除了过度美化之外，还把很多别人的功劳和事迹转嫁到他身上了，象“火烧赤壁”原创是周瑜，“草船借箭”原创是孙权，至于“空城计”，三国时的曹操、孙坚用过，唐代的张守圭用过，唯独没有诸葛亮——鲁迅先生最早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评价《三国演义》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但是，罗贯中的目的却达到了，因为后世的人都看到，诸葛亮之所以没有完成匡扶汉室的任务，就是因为刘禅拖了后腿。

而《资治通鉴》呢？它的史学价值确实极大，但从写作过程来说，大体上是司马光领着一帮子文人、拿着国家的经费，把前人的史学著作按编年重新梳理了一遍，再在每一篇的后面加上一句“臣光曰”，就成为自己的作品了，根本没有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和“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的原创经历——像刘禅的故事就明显是把陈寿的正文和裴松之的引文全盘引用并杂糅的结果。

同样在时代上距离刘禅最近的西晋文学家李密（《陈情表》作者）评价说，从治国理念和方式上来说，“（刘禅）堪比齐桓公”，因为“齐桓得管仲而霸，用竖刁而虫流；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是知成败一也”。

在李密看来，和齐桓公完全放权给管仲一样，刘禅的不作为并非糊涂或者低能，而是出于对诸葛亮的完全信任。只是后来诸葛亮一死，便也和齐桓公一样，被宦官给带偏节奏了。

我们再看一看几百年后另一位更出名的后主。

第二部分 李煜篇

李煜，五代十国时南唐国君，961年—975年在位，字重光，初名从嘉，号钟隐、莲峰居士。仅从这两个闲号上就可以看出，这绝对是一个不务正业的皇帝，他的实际行为也证明了这一点。

年轻时的李煜运气极好。

他是李璟的第六个孩子，按说皇位无论如何也落不到他的头上，但是，他的大哥、也是太子李冀等上面的五个哥哥都没活下来，他意外地成为了第一继承人。

不过，这个意外除了提前决定南唐的灭亡命运之外，没有任何正面影响。

自古以来，有很多皇帝都是生错了地方、入错了行业，像音乐皇帝汉元帝刘奭、书画皇帝宋徽宗赵佶、木匠皇帝明熹宗朱由校等，而李煜则是文学水平极高，尤其是以词传世并开宗立派，可称为词宗皇帝。

史载，李煜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平时则贪图享乐，喜欢高谈阔论，唯独不擅长也不喜欢治国理政。

少聪悟，喜读书属文，工书画，知音律。

（煜）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他的身边虽然也不乏像徐铉、潘佑、林仁肇这样忠心且有能力的文臣武将，但却一律不受待见，整天围绕在他身边的是以李景朝“五鬼”为班底的一帮佞臣。

李煜的祖父李昪颇有雄才，以一个流浪儿和继子的身份创下了十国时代几乎最大也最稳定的一代基业；其父李景虽属中才，但在守成之余也有开拓。所以，在李煜接班的时候南唐家底还算不错。

但是，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再大的家业也经不起挥霍和糟蹋。

李景在位的时候，朝堂之上不仅有被称为“五鬼”的冯延巳、冯延鲁、陈觉、魏岑和查文徽，还有他们和另外几位权臣宋齐丘、严续等人的党争。李景死前整垮了宋齐丘，消除了党争，但“五鬼”却基本上都保留了下来并在朝堂上一家独大，这也是他留给儿子的政治“遗产”。能被时人称为“鬼”，这几个人明显不是什么好鸟，但李煜却拿着他们当宝，尤其是冯氏兄弟。

冯延巳等人别的不行，吟诗作赋却样样在行，于是，君臣数人正事不干，整天在朝堂之上谈经论道、诗词唱和，玩得不亦乐乎。

纵是朝纲不举、政事紊乱，南唐却也不乏有识之士和名臣大将，林仁肇就是其中之一。

林仁肇出身行伍，为人正直，不仅能战，在军队中也素有威名。但是，这却招来了同行皇甫继勋、朱令赟等人的忌恨，经常在李煜面前进谗言，说他一直和宋朝眉来眼去，是个危险人物。

赵匡胤也知道这个人不好对付，可能会成为将来伐唐的障碍，于是耍了个诡计，贿赂林仁肇的随从，得到他的画像，悬挂在别室中。

仁肇素起家行伍，虽任将帅，恒与士卒均食同服，以故多得士心。又与皇甫继勋、朱令赟辈不协，因构仁肇求援宋朝，欲自王江西。而宋太祖忌仁肇名，亦赂其侍者，窃取仁肇像悬别室。（《十国春秋·林仁肇传》）

972年（开宝五年），借李从善到开封朝贡的机会，赵匡胤故意带其观看林仁肇的画像，说早就和林仁肇谈好了投降事宜，这幅画像就是信物，并表示已经在开封给他准备了府第。李从善一听大惊，偷偷命人回报李煜。

李煜哪里想到这是反间计，便暗中命人将林仁肇鸩杀了。

时南楚国公从善质于汴，引从善观之，曰：“仁肇行且降，先持此为信耳。”又指空馆曰：“将以此赐仁肇。”后主闻之，不知其行间也，潜使人鸩仁肇，翼日卒。（《十国春秋·林仁肇传》）

当李煜君臣在江南醉生梦死之余还不忘内讧的时候，赵匡胤却在开封厉兵秣马，矢志南征北伐一统天下。这给了李煜以极大的压力，但他既不想打也知道打不过，怎么办？

那就放低姿态，花钱买和平吧。

早在后周显德五年的时候，在柴荣的侵逼之下，南唐的国土已经大为缩水，尤其是江北之地尽失，双方实现了划江而治，并逼得李景去帝号而称国主。

是时，扬、泰、滁、和、寿、濠、泗、楚、光、海等州，已为周得，景遂献庐、舒、蕲、黄，画江以为界。五月，景下令去帝号，称国主，奉周正朔，时显德五年也。

北宋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大将潘美绕过南唐平灭南汉，南唐从此陷入了北宋南北夹击的尴尬境地，李煜敏感的神经更加紧绷了起来。思虑再三，他上书赵匡胤，强烈要求把自己再次降级使用：唐国主改为江南国主，宋朝颁诏的时候也不用客气，直接称呼名字就行。同时，还把所有政府机构普降一级，想借此示好赵匡胤，盼其能大起怜悯心，保留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会岭南平，煜惧，上表，遂改唐国主为江南国主，唐国印为江南国印。又上表请所赐诏呼名，许之。煜又贬损制度，下书称教；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为司会府，御史台为司宪府，翰林为文馆，枢密院为光政院；降封诸王为国公，官号多所改易。

开宝四年，李煜派弟弟李从善随贡出使，却被赵匡胤强留不返，李煜更加忧惧，但却想不出好办法，只能整天借酒浇愁，徒呼奈何。

开宝四年，煜遣其弟韩王从善朝京师，遂留不遣。煜手疏求从善还国，太祖皇帝不许。煜尝怏怏以国蹙为忧，日与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不已。

开宝五年，李煜又借长春节的时机，额外上贡三十万以表心意并作出试探。

五年，长春节，别贡钱三十万，遂以为常。

赵匡胤却仍然置若罔闻，不仅将滞留开封的李从善提拔为泰宁军节度使，还在开封城里安排了府第，以示长住。没办法，李煜只好跟着装糊涂，当年又上贡了各种粮食二十万石以示忠心。

太祖以从善为泰宁军节度，赐第留京师。是岁，煜又贡米麦二十万石。

事已至此，摆在南唐和李煜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了：要么老老实实地做好藩属，进而和后来的吴越王钱俶一样，直接纳土内属，投降；要么振作精神，挺直腰杆，整军备战，殊死一搏。

但是，李煜却选择了第三种方式：阳奉阴违，首鼠两端，妄图以藩属的名义继续割据江南。

哪有这样的好事！

其实，对于南唐而言，不是没有良将，也不是没有机会，但人被李煜错杀，机会也被同时错过了。

良将是前面提到的林仁肇，机会是开宝三年北宋刚刚平灭南汉的时候。

赵匡胤平定南汉之后，所有人都知道，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南唐。

这时，林仁肇对李煜建议道：宋朝这几年南征北战，师老兵疲，而且在淮南一带没有布置重兵，这是我们的机会。如果有数万兵马，我即可尽夺淮南之地。办法我都想好了，你对外宣称我起兵反叛，如果赢了，淮南可尽归国家；如果败了，你就灭我全家，表示自己全不知情。李煜一听大惊，简直是胡说八道，你这样会连累国家的。而且担心林仁肇给自己惹麻烦，接着就把他安排到大南方任职去了。

仁肇密言于后主曰：“宋淮南诸州戍守单弱，而连年出兵，灭西蜀，平荆湖，今又取岭表，往返数千里，师旅罢蔽，此在兵家为有可乘之势。请假臣兵数万，出寿春，渡淝、淮，据正阳，因其思旧之民，累年之粟，复取淮甸，势如转丸。臣起兵日，仍驰闻北朝，言臣据兵窃叛，事成归国，否则请族臣，以明陛下无二。”后主惊曰：“无妄言，宗社斩矣！”未几，以仁肇为南都留守、南昌尹。（《十国春秋·林仁肇传》）

而到了开宝五年，当李从善被赵匡胤加官晋爵并“赐第京师”后，李煜知道自己躲不过去了，于是在表面上继续以臣礼事宋的同时，私底下开始扩充军备，招兵买马，做好抵抗宋军入侵的准备。

虽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礼，而内实缮甲募兵，潜为战备。

李煜的那点小九九哪能瞒得过赵匡胤，但他能动嘴绝不动手的原则，还想最后争取一下，所以，他让李从善写信劝李煜放弃抵抗，自动归顺。但李煜继续装聋作哑，继续送钱送物应付了事。

太祖虑其难制，令从善谕旨于煜，使来朝，煜但奉方物为贡。

对于李煜的种种作死行为，内史舍人潘佑看不下去了，便劝他振作起来，早下决断，却被李煜关入牢中。潘佑不甘受辱，在牢中上吊自杀。

六年，内史舍人潘佑上书极谏，煜收下狱，佑自缢死。

开宝七年秋，赵匡胤再次下诏让李煜进京，李煜仍然称病不往。赵匡胤的耐心终于被耗净了，当年九月，他派曹彬、潘美为将，征讨南唐。

七年秋，遂诏煜赴阙，煜称疾不奉诏。冬，乃兴师致讨，以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曹彬为升州西南面行营都部署，山南东道节度潘美为都监。

此时的李煜还妄图通过软硬两手消弥战端。一方面，他派另一个弟弟李从镒带着钱粮前去犒军，结果人、物扣留，大军照进。

煜初闻大兵将举，甚惶惧，遣其弟从镒及潘慎修来买宴，贡绢二十万匹、茶二十万斤及金银器用、乘舆服物等。及至，遂留于别馆。

另一方面，当听闻宋军利用浮桥渡江的时候，他在部署金陵城防的同时，还安排水军从上游顺流而下，试图破坏浮桥，阻止宋军渡江。结果还是螳臂挡车，一触即溃。

王师渡江，煜委兵柄于皇甫继勋，委机事于陈乔、张洎，又以徐温诸孙元楀等为传诏，每军书告急，多不时通。八年春，王师傅城下，煜犹不知。一日登城，见列栅于外，旌旗遍野，始大惧，知为近习所蔽，遂杀继勋。召朱令赟于上江，令连巨筏载甲士数万人顺流而下，将断浮梁，未至，为刘遇所破。

宋军兵临城下，李煜做出了最后一丝努力，派徐铉肯求太祖退兵，结果除留下那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名言外，没起任何作用。

“八年冬，城陷，曹彬等驻兵于宫门，煜率其近臣迎拜于门。”

当了亡国之君的李煜仍在继续他的矛盾人生，天天长吁短叹、自怨自艾，仿佛他不是因昏庸无道自亡其国，而是力战不支导致壮志未酬。

入朝之后，赵匡胤虽然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并没有过多地追究他多次“违命”的责任，

“可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右千牛卫上将军，仍封违命侯。”

赵光义继位后，最初待李煜仍然不错，不仅去掉了侮辱性称呼，在经济上也从没亏待过他。

太宗即位，始去违命侯，加特进，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二年，煜自言其贫，诏增给月奉，仍赐钱三百万。

可以说，如果李煜对自己有个正确的认知，彻底放下过去，他的下场应该不会太差的，至少不会像后蜀的孟昶，来到开封后第七天就不明不白地死掉了。

但是，不作死就不会死。

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徐铉奉宋太宗之命探视李煜，李煜对徐铉叹息道：“当初我错杀潘佑、李平，悔之不已！”

结果徐铉转头就给告了一状，宋太宗闻听大怒。

但让赵光义起杀心的是另外一件著名的事。据宋代王铚的《默记》记载，在一个春天的晚上，李煜写下了千古名篇《虞美人》，词中不加掩饰地流露出了浓浓的故国之思。

加上之前徐铉的告密，赵光义认为李煜“人还在心不死”，想复辟变天，于是一味“牵机药”下肚，让李煜去故国神游了。

对此，有人称之为“晚节”，但是，在位时不思治国，亡国了才悔不当初，在其中我没看到半分的所谓骨气，只看到了不识时务。

对于这个绣花枕头、文学皇帝，后人看得很清楚，尤其是清代几位学者的评价极为到位。

余怀说李煜不应该当皇帝：李重光风流才子，误作人主。

沈雄说李煜是个词中皇帝：后主疏于治国，在词中犹不失南面王。（《古今词话·词话》卷上）

郭麐则表示怜惜：作个才子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南唐杂咏》）

参考资料：《宋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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