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末和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的落幕，蒋家王朝也进入了倒计时。对此，常公虽然嘴上还是一如既往的硬，但身体却很诚实，私底下却早已做好了退守台湾的准备。尤其是为了将来台湾的可持续发展，他除了加紧对黄金、文物、实业等物质资料的偷运之外，还对文化学者、经济学家、企业家等各类人才进行了所谓的“抢救”计划，如胡适、梅贻琦、陈光甫、张公权、刘鸿生、卢作孚等人，均在其重点“抢救”之列。

而这其中，民生实业公司董事长卢作孚则又成为极为重要又最为特殊的一个，因为他的手中有国民党去台必不可少的工具：船。

卢作孚，原名卢魁先，四川合川县人，出生于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作为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一代人，卢作孚很早就接触革命学说，于1910年加入同盟会，并从事过反清保路运动。从1913年开始，在黄炎培、李大钊等人的引导下，卢作孚进入教育领域，开始倡导“教育救国”。但是，当时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环伺，卢作孚的多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1925年，32岁的卢作孚弃教从商，集资创办中国民生实业公司，主要经营长江内河船运，开始了“实业救国”的历程。经过苦心经营，到1935年的时候，他终于统一长江上游航运，将曾经不可一世的外国轮船公司逐出这一领域，使民生公司“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到1937年抗战前夕，民生公司已经拥有46艘轮船，总吨位上万，职工近四千名，成为我国当时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卢作孚也被海内外誉为“中国船王”。

商而优则仕。1929年，卢作孚被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任命为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后任四川省建设厅长。1937年8月，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交通部常务次长。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打了心存侥幸、准备不足的国府一个措手不及，华北、华东、华中大部很快沦陷，不仅生灵大受荼炭，各种物、矿资源也面临落入敌手的危险，迅速抢运至大后方而不致资敌成为一项紧急要务。

这时，常公想到了这位既有运输能力、又具有家国情怀的卢作孚，让他担负起了长江中上游国民党政府的重要抢运任务。卢作孚也不负重望，除了按要求从宜昌、长沙等地抢运了数十万吨兵工器材和物资进川、并由四川运出了大批军队和军粮外，同时还克服重重困难，帮助隶属国民政府招商局的“江顺”、“江新”、“江汉”、“江安”等十余艘大型客货班轮，以及三北、大达等其他轮船公司和海军、海关等滞留在宜昌的较大船舶和舰艇引航驶入四川，总数达百艘以上，为下一步抗战保留了巨大的运输资本。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撤期间，由于国内其他公司运力不足，无法承担这项任务，因此只有民生和少数外国轮船公司参与其中。按照当时的行情，由鄂入川的运输费用每吨达到300—400元才能实现稳定盈利。但是，在那种特殊时刻，许多西撤的公司和个人根本无力负担。卢作孚当机立断，大幅降低运费标准，兵工器材每吨只收30—37元，其他公物40元，民间器材则是每吨60—80元。这样的价格不要说赚钱，连成本都不够。因此，为抒国难，仅1939年一年，民生公司航运部分的损失就高达400万元。

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这次抢运给常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39年元旦，为彰其功，国民政府授予卢作孚“杰出服务勋章”；1939年2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传令嘉奖参与宜昌大撤退的轮船。

虽然不发“国难财”是卢作孚做人和做企业的原则，但也不能坐视企业亏败，所以卢作孚想方设法通过战争红利来弥补企业损失。

首先，他借企业内迁之机吃进部分优质企业，扩大了经营范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间和进度，大大超出了国民政府的估计预期，因此，除了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之外，近代中国工业聚集于沿海地区的经济布局，也让国府陷入了巨大的被动。因为，这些民族企业一旦落入敌手，接着就会变成落到我们同胞头上的炸弹。因此，沿海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内迁成为国府战略退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用晏阳初的话说就是“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卢作孚则不失时机地利用自己强大的运力和通天的关系参与了内迁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他在将部分内迁企业的大批机器设备抢运入川的时候，对于部分无力支付运费的企业，采用“以运费投资”的办法，拿到了他们一半左右的产权，这其中就包括江苏大成纺织印染公司、湖北周恒顺机器厂、大鑫钢铁厂等。后来，这几个企业分别被卢作孚更名为大明纺织印染公司、恒顺机器厂、渝鑫钢铁厂等，除了由其自任董事长外，所有重要职位也都由民生派遣，完成了对企业的实际掌控。

二是借收购兼并，扩大运输规模。作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三的内河航道，长江的航运业一直非常发达，从事航运业的公司众多、派系林立，而民生公司控制的只是以四川为主的上游河段。

1938年秋武汉失守后，大量后撤重庆的人员和迁川工厂物资近10万吨，到达宜昌后，因运力等问题无法继续西运，引来了日机的轮番轰炸。卢作孚集中公司全部船只和大部分业务人员，昼夜兼程，分段运输，经过40天的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人员和物资抢运到了四川（晏阳初口中的“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其实就是指的这一事件）。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撤退运输中，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共向四川运送了150万人，近100万吨货物。公司也在抢运过程中遭受了重大损失，数十艘船只被炸沉炸毁或炸伤，上百名员工壮烈牺牲。

而就在宜昌大抢运中，中、下游河段的一些小轮船公司也滞留于此，他们要么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关系将船舶驶入四川，要么因为轮船因吨位小无法进入川江，进退两难。卢作孚在经过考察后伸出援手，进行了大量收购。收购后，对其中吨位较大的经改造后继续运营，吨位小则进行拆解，将零部件用于其他船只的维修。通过这种方式，在随后4、5年的时间里，民生公司中大型客货轮的数量，从“抗战”前的48艘发展到了115艘。

三是借力“军运”，将业务从水运拓展到陆运。战争打的钱，拼的是交战双方的经济实力、后方补给以及输送能力。卢作孚深谙此道，全面“抗战”伊始，他便把眼光盯在了尚未被战火波及的粤汉铁路，并将自己的心腹爱将派驻到还没有被战火染及的港、粤地区，专门负责物资采购工作。其中，王世均担任民生公司驻香港和广州两个办事处的主任，韦焕章、汤伟康负责具体业务，他们购运了大量柴油、润滑油及修造船用的五金器材，经由粤汉铁路将大批物资由广州运至武昌。据资料显示，在武汉和广州沦陷前，民生公司共计由港、粤向华中前线及西南地区运送了约四千余吨柴油、几百吨润滑油和二千余吨五金器材和机器设备，不仅大大支援了抗战，也让民生公司和卢作孚赚了不少差价。中间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商机和采买、运输要求，民生公司短暂出现了财务吃紧的问题。对此，卢作孚通过关系，先后向中行、交行、农行等四大银行借了400万元的两年长期贷款，并单独向交通银行借了1000万元的一年长期贷款。而在还款的时候，由于法币已经大幅贬值，民生公司随便变卖了一点油料和五金，就把贷款的本息全部偿还了。

就这样，靠着战争红利、经营有方以及大后方的区位优势，民生公司一跃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航运公司。“抗战”胜利时，公司大小船舶总数已经增加到148艘、总吨位5.1万吨。卢作孚并不满足，公司接着与上海金城银行合作，在美国购进三艘海轮，组建了太平洋轮船公司，开始涉足并经营远洋运输，航线由长江流域扩展到海洋，开辟了南北洋航线，国内开航到台湾、天津，国外则到达日本、菲律宾、新加坡、海防和曼谷，一时风头无两。作为掌舵人，卢作孚则被加拿大驻华大使称赞为中国实业界“第一号创造奇迹的人”。

但是，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的正义行动和家国情怀很少有人看到，但他的企业却惹来了别有用心的觊觎。

他们就作为中国官僚资本主义代言人的四大家族。

民间流传着一句话，说“再大的大款也大不过公款”。这句话本来是与某种现象有关，但如果把它放到工商业领域同样适用，因为，首先是在体量方面，无论何种民间或个人资本，在官僚资本面前都是小弟，后者可以对前者轻松形成碾压；其次是通过自身的权力属性，官僚资本可以对民间资本实行降维打击，并最终形成垄断。因此，自古以来，有识之士均强烈反对国家公职人员借官营资本与民争利。因为这不仅会造成民间资本的破产，还会严重破坏政府的公信力，继而带来一系列社会风险。

大儒董仲舒说：“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明确要求公职人员不得用官资兼营工商业，同老百姓抢饭碗。

太史公也说：“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他在《史记循吏列传》中记载了春秋时期鲁国宰相公仪休的故事。公仪休下班回家，发现妻子不仅自己织帛，晚饭时也是吃的自家菜园种的葵菜，他非常生气地对妻子说：我拿着公家的俸禄，已经足够养活全家，怎么可以再和织妇、园公争利呢？“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于是“拔其园葵而弃之”，并“疾出其家妇，燔其机”，这就是成语“拔葵去织”的来历。

《隋书》则载，因国家新建，百废待兴，连文武百官的工资都发不下来。于是，有人就提议政府放贷，“以息取给”。时任工部尚书的苏孝慈认为不妥，理由是官府与民众争利，“非兴化之道”，“上表请罢之，请公卿以下给职田各有差”。

但是，道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难。因为人的天性都是趋利的，面对庞大的利益和绝对的优势，任谁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因此历朝历代“食禄者与民争业”的现象层出不穷乃至愈演愈烈，而尤以进入近代工业社会后为甚。

他们的手段主要有两种。

一是借体量庞大的官方资本吃进、吞并民间资本。

晚清盛宣怀以李鸿章幕僚身份起家，后借天津海关道、会办商务大臣、邮传部大臣等职之利，开办或接办了横跨纺织、煤铁、机器榨油、电报局、铁路、轮船招商局、银行等不同领域、掌控国民命脉的大量企业，成为洋务官僚中最大的工商业资本家——而他积累资本的主要途径就是利用官督商办企业的资金控制、吞噬其他企业。

以轮船招商局为例，从1873年起，盛宣怀前后主持该局达35年之久，其间就利用国有资金进行大肆投资。

1893年，盛宣怀看上了前领导李鸿章创办的上海织布局，便以招商局的名义对其进行投资和借款，前后达30万两，占到织布局负债总额的27.5%，盛宣怀也成为实际控股人和负责人。再后来，织布局易名为华盛纺织总厂，“顺理成章”地从官企变为盛的私人企业。

1897年，盛宣怀又利用招商局和电报局的资金100万两开办了中国通商银行，占当时通商银行实收股本的40%，使通商银行成为个人提款机。

其他规模比较大的还有汉阳铁厂和萍乡煤矿，招商局和电报局等在前者的投资占股比例高达80.4%，后者这一比例为45%。后来，这两家企业也不出意外地由盛宣怀接办。

二是利用行政特权取消竞争，压制甚至扼杀民企，进行垄断经营。

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织布局时就赤裸裸地明文规定:“十年之内只须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

晚清时期，外国产品大量涌入，国内原材料大量输出，很多人看到了内河航运和远洋运输的巨大商机，于是就有人呈请在上海设立轮船局，却被李鸿章一句“不准另树一帜”轻轻抹去。

对于运营良好且不配合官资“投资”、“收购”要求的同类民间企业，官僚资本更是连装都懒得装，直接以种种借口进行扼杀。1887年，广东南海的巢丝厂就因为不听话被无条件“永远勒停”。

到了民国，由于整个国家四分五裂，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政权，更让官僚资本变得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而其中翘楚当然就是蒋、孔、宋、陈四大家族。

四大家族分工明确，蒋介石意在把持和巩固国家军、政大权，所以，他主要负责霸占兵工工业和资源委员会下属的“国营”工业；而孔祥熙、宋子文及陈果夫、陈立夫弟兄则意在发财，所以他们的重心则放在抢夺民营工业上。

他们的手法和盛宣怀绝无二致，我们只以孔祥熙一例即可窥得四大家族对民族工业蚕食鲸吞的全貌。

1932年，川人胡子昂、胡仲帝、胡淑潜兄弟创办了华西兴业公司。公司从水务入手，后渐涉水泥、炼钢、火药、木器、采矿等行业，成为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民营企业。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府首都先是从南京临时迁至武汉，但随着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国府重心继续西移已成定局。在这一背景下，国民政府提出了所谓的“扶植与奖励西南实业”政策。

正想扩大企业规模的胡氏兄弟仿佛看到了希望，立即通过南开校长张伯苓以及孔系要人徐堪，与时任行政院长并兼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的孔祥熙和经济部长翁文灏接洽，希望能向国府争取优惠政策以助华西兴业一臂之力。

对于找上门来的胡氏兄弟，孔祥熙大喜过望——这明显是送上口来的一块肥肉——所以他立即表示政府将不遗余力地对其帮扶。

不久，国民政府迁渝，双方的协商进入了实质性阶段。经过一年多的商谈和筹组，1939年7月1日，双方在重庆正式成立“中国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伊始，孔祥熙立即安排中央信托局给予贷款60多万元。

面对这笔贷款，胡氏兄弟感觉有点莫名其妙，因为这与公司实际需要相差极大，甚至可以说是九牛一毛、杯水车薪。

华西兴业拿到这笔贷款后，立即开始了厂区的基建工程。但这笔钱很快就花完了，当胡氏兄弟要求续借时，孔祥熙却两手一摊，表示按照财政政策和银行制度，想借新款，必须结清前账，否则无法续借，所以只能驳回。

这时他们才明白了孔祥熙此举的用意，但却为之已晚、骑虎难下：手里没钱，但摊子已经铺开了，如果停建，损失难以估量。

孔祥熙则不失时机地亮出了他的底牌：他派心腹傅沐波与胡仲实等洽谈，正式提出了“官商合办”的要求，理由是抗战开始后，无论是军需还是民用，对钢铁的需求数量都极大，一般的小企业根本无法适应需要，所以必须扩大规模也才有前途也才有利可图。但是扩大建厂所需资金较大，仅靠银行贷款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走由政府和银行共同出面投资，也就“官商合办”的路子。

面对这一要求，胡氏兄弟其实已经没有了选择，就这样，在孔祥熙的软硬兼施下，无奈地接受了官僚资本投资合组中国兴业。

目的一旦达到，孔祥熙一下子就“慷慨”了起来，安排中央信托局一举投入公资本额法币1200万元，成为第一大股东，中兴公司也顺理成章地变为他的囊中之物。

这也仅仅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而已，整个民国期间，四大家族的吞并活动均不脱此窠臼，而且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他们的发家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民营企业的血泪史。

之所以举胡氏兄弟这一个例子，是因为他们与卢作孚一样属于川商。而既然势力范围进入了四川，那么孔祥熙的胃口也绝不止胡氏兄弟一家。

孔祥熙看中民生公司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它的规模大、效益好、运转健康、前景广阔，一般小企业是入不了他的法眼的。

一开始他并没有直接出面，而是授意左右找到卢作孚，先是假惺惺地夸赞了一番卢作孚和公司对党国作出的巨大贡献，最后才借询问企业经营情况的话题，询问在资金运转上有没有困难。如果有，政府（其实就是孔祥熙）可以在财政上给予扶持和帮助。

这时，卢作孚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孔的真实意图，但是随之而来的一件事引起了他的警觉。

试探的人走后不久，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之尊，亲自来到民生公司视察，并作了一番热情洋溢的演讲，同样对卢作孚和民生公司进行了赞扬，并希望公司在卢作孚的带领下越来越好。

孔祥熙走后，接着派人找到卢作孚，表示政府愿意对公司进行资金扶持，并由中央信托局向民生投资200万元。

卢作孚听到心里一惊，因为当时整个民生公司的股本也才只有700万元，信托局的200万元一旦入场，股权比例和平衡立即就会被打破，孔祥熙的野心昭然若揭。但是，孔既然开了口，那肯定不会轻易放弃，如果硬顶着不让其投资，将来遇事刁难事小，公司还能不能正常运营甚至继续存在都是问题。

这时，负责“跑头寸”（即短期借款，作临时周转）的民生总公司襄理王世均到中央银行例行公事，在与业务局经理郭锦坤闲谈时，郭意味深长地对王说，你这么整天来回跑，累死累活不说还意义不大，“如果要彻底解决民生公司财务上困难的话，最好找孔先生投资和出任董事长。”

王世均把这段话告诉了卢作孚，卢作孚沉吟片刻没有回复。

左右为难之际，卢作孚无奈找到时任交通部部长的张公权，让他帮忙想想办法。两人商量之后，感觉也没有一个万全之策，于是又找到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

钱新之非常了解四大家族的德性，想了想之后说他去找一下孔祥熙试试。

面对孔祥熙，钱新之说以中央信托局的名义投资民生公司不合适，理由是民生公司是一个纯粹的民营企业，而中央信托局则是正儿八经的政府部门（官办），可谓名不正言不顺。如果政府站在卢作孚和公司多年来对党国贡献的角度要对其进行投资扶持的话，不如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名义进行，因为这两家银行都有商股，“性质比较接近而且发展交通和实业，又符合两行行章的规定，如果民生需要在财务上帮助的话，由中、交两行适当投资是比较适宜的”。

钱新之揣着明白装糊涂，不点明孔祥熙的小算盘，孔祥熙也不好再继续坚持，所以只好暂时作罢。

但是，狼既然已经盯上了羊，那么即使不被立即吃掉，羊的日子也注定不会好过。不久，民生公司的“民惠”号客轮在小南海翻沉，淹死了不少人，孔祥熙立即借题发挥，不仅在行政院院务会议上小题大作亲自提出要调查“民惠轮沉没调查案”，还同时利用搬到重庆的孔系报纸如《时事新报》、《国民公报》等对此事故大肆抨击。卢作孚对此丝毫不敢应声。

但孔祥熙却绝不善罢干休，对于这只肥羊，即便吃不到肉他也要撕下一块皮来。

民生总公司财务处办公所在地是一座自建的四层大楼，就在中央银行隔壁，位置极好，建筑式样也很是新颖，当初卢作孚看中这个地方，除了位置外就是图个方便。

眼下，这座楼又被孔祥熙给盯上了，这次他没有再遮遮掩掩，而是安排人找到卢作孚，明确表示要民生把楼让给中央银行。

卢当然不敢拒绝，他一边寻找周转用房，同时还一边幻想中央银行能够多少给点钱，在另建大楼时有点补偿，不至于亏太多。

见卢如此三番五次不识抬举，孔祥熙大怒，立即在拨付民生款项上大作文章，凡属到期应付给民生公司的各类拨款，均授意财政部和中央银行都以种种借口拒绝支付。同时还托人放话，说“卢作孚太不够朋友了”。

财政吃紧加上财神大怒，卢作孚再也不敢讨价还价，乖乖地将大楼拱手让给了中央银行（孔祥熙）。

一栋大楼显然不能满足孔祥熙的胃口，他要的是整个公司，不久便再次打起了民生股票的主意。

民生公司主任秘书张梁任原来曾任国民党政府主计处长，是孔祥熙一条线上的人，在孔的授意下，他找到公司财务处，要来了民生公司主要股东姓名及其所占股数。

随后，张梁任又专门约出卢作孚手下人吃饭。在闲谈中，他装作无意的样子问道：民生的股票没有在证券交易所进行买卖，而是都掌握在私人手中，这种情况下如果有股东要想买卖股票怎么办？

卢的手下人不知道这里面的弯弯绕，毫无戒心地回答说，只有私下进行买卖。

张紧接着问道：如果有人要想大量投资民生，而且购买量还比较大，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另外，你有没有听说过股东中有手头比较紧而急于转让股票的？

听到这里，卢的手下开始有点奇怪：你要想买多少？

张回答说，一、二百万吧。

卢手下大惊失色：民生的定股只有700万元，不管谁如果能买到这个数量的话，那么他就可以整个控制民生公司了。到底是谁想买？

张梁任却支吾起来，含糊其辞地说是一个朋友托他随便问问，随即便离开了。

卢的手下却感觉出了中间的蹊跷，随后向卢作孚作了汇报。卢作孚立即把张梁任叫来质问，张解释说是因为看到法币不断贬值，物价高涨，但是民生公司的股票却未涨价。为了防止有人投机，大量收购民生股票，所以才向财务处了解情况。

对此，卢作孚却是心如明镜，在对张梁任加强戒备的同时，通知财务处和会计股对股票过户严加防范和管理，尤其要对所谓“大户”收购高度警觉。

就在卢作孚对孔祥熙的阴魂不散头疼不已的时候，没想到又有另外一双眼睛盯上了他和民生公司，这个人就是宋子文。

卢作孚与宋子文产生交集比孔祥熙早，要追溯到全面抗战前。当时为了使民生公司的航运业务从长江上游向中下游拓展，卢作孚开始与国民政府的要员们发生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从1935年起，宋氏兄弟的官僚资本就已经打入民生公司，并由宋子文和他的亲家胡筠庄担任了民生公司的常务董事，宋子安则担任了董事。

抗日战争开始后，眼见民生公司借战争红利迅速做大，宋子文与孔祥熙一样起了觊觎之心。但是他没有立即行动，而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机会，以便“合情合理”地完成吞并计划。

1938年6月，江西马当长江江心要塞失守之后，不仅武汉东北两面受敌，粤汉铁路运输也已朝不保夕，这将直接影响到民生公司正在经营的由香港经由粤汉铁路运汉转川的大批五金和油料生意。

经过反复考虑和考察，王世均想到一个替代计划：改道广州湾经由粤、桂公路以卡车将大批物资运入内地。为此，他先是与香港交通银行经理李宗楚联系，提出向该行借入法币，在港购买卡车200辆及其他必要设备，并以卡车作抵，得到了李宗楚的认可和支持。

对项目的可行性做到心中有数后，王世均详细写了一个《借款购车筹组公路运输机构规划方案》向卢作孚作了汇报。卢作孚此时正为香港生意即将中断而发愁，看了报告后非常高兴，因为这一计划不仅可以解决民生物资内运问题，而且由于法币一直在贬值，因此还有可能从卡车价值上赚上一笔巨款，可谓一举两得。他立即派财务处经理彭瑞成飞港与王世均进行研究，并尽快付诸实施。

这时胡筠庄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消息，便约彭瑞成和王世均吃饭并谈起此事。胡筠文说：“办200辆卡车的公路运输很不简单，TL（宋子良的英文简称）不是在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联合办事处当主任吗？如果必须经由公路运输，可找TL帮助解决。不久前，听TV（宋子文的英文简称）说他愿意他们大量投资民生。今年民生不是要在重庆召开董事会吗？办卡车运输问题最好经董事会研究后再决定。”

一番话听得彭、王二人面面相觑，他们心里明白，这事又黄了——宋子文一旦插手，想要的绝不是香港到内地的卡车运输生意，而是整个民生；但如果不让其插手，卡车运输计划又绝无实现的可能。两害相权，只能放弃。

听了彭瑞成的汇报，卢作孚也无可奈何，但他却想到了一个办法，即让彭瑞成装作无意地把孔祥熙近年来对民生公司的所作所为透露给胡筠庄。他知道孔、宋之间在争权夺利上有很大的矛盾，所以故意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宋，想让孔、宋鹬蚌相争，自己渔翁得利。

宋子文对此却毫不理会。1938年秋，民生在重庆召开董事会，宋子文安排胡筠庄由港飞渝代表宋家出席。会上，胡筠文直截了当地表明，宋子文已经计划向民生巨额投资并担任董事长。

图穷匕现，卢作孚再也退无可退。经过艰难考虑与研究，卢作孚提出了一个中间解决方案：不接受宋子文的投资，但让宋子文担任民生董事长。卢作孚的用意很明显，就是是让宋拥一个董事长的虚名，这样既可以对宋子文有一个交代，又可以狐假虎威，借宋抵孔。

但宋子文岂是如此好对付的，他要的不是虚名，而是实控，所以坚持要由他的中国银行投以巨资入股，并提出重要职位的人选要由他自己来推荐。

前门有虎、后门进狼，万般无奈之下，卢作孚决定两害相权取其轻：将“政学系”和上海金城银行拉入民生实业，前者以张公权、张群为代表，作政治靠山；后者以金城银行总经理戴自牧为代表，作经济依托。

1943年初，卢作孚与金城银行总经理戴自牧达成协议：将资本额从700万元增为8000万元,以便发行同等金额的公司债。具体方式是除以原有股本700万增值一部分外，由金城银行一次性投资1000万元，使金城成为民生公司最大的股东，从根本上来杜绝孔、宋染指。

自此以后，政学系的大本营金城银行做了民生公司的最大股东，在财政上控制了民生的命脉,戴自牧兼任了民生的协理，代理总经理。

如此一来，就基本上断了宋子文想吃掉民生的念头，吃了哑巴亏的宋子文从此没有再继续纠缠。但别以为他就此放过了民生，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他继续呆在幕后，利用手中的公权力对民生展开了打击。比如在航运经营上采取“拉偏架”的方式，扶持招商局与民生公司竞争，让民生丢掉了大部内河航线和所有远洋航线；对担保民生加拿大借款百般阻挠，使民生公司损失约三百万加币；战后在接收敌伪船舶和分配“善后救济总署”的船舶上排挤民生，让其一艘也没有得到；最后甚至用“釜底抽薪”的方式用高薪拉走民生的高级船员，让民生好几条航线因缺乏高级船员，几乎到了停航的地步。这些都是后话。

孔、宋恶狼般的贪婪和附骨之蛆般的阴魂不散，成为了卢作孚很长一段时期的噩梦。但在时间进入1949年后，卢作孚开始对民生公司的未来又有了更深的忧虑和思考。

1949年初，“三大战役”结束，这预示着在国共两党近三十年的生死决斗已经基本分出了胜负。

面对来自阵营内部的巨大压力，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表声明，宣布下野，李宗仁作为傀儡被推上前台。

随即，国民党海军封锁长江口，禁止一切民间船只出入。同时不断有消息传来，说一旦江南瓦解，国民党将退守台湾。对此，卢作孚立即命令在加拿大制造的新轮船回国时不再直接进入长江，而是直开香港。而正在长江内河航行的所有轮船则向上游集中，驶回四川。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并于23日日占领南京，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宣告崩溃。困守在上海的国民党军队开始收缩防线，并向台湾和东南沿海撤退。同时，大批在上海的轮船被强行扣留，其中就包括民生公司的“民本”、“民丰”、“民众”、“渠江”、“怒江”、“龙江”五艘轮船。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沪松警备司令部下了一道命令：所有船舶都要驶离上海，开往台湾或舟山，凡因故障不能出海的全部自行凿沉，否则将由军方炸毁。

至此，卢作孚迎来了创业以来最大的危机，如何保住民生公司的100多艘轮船成为最大的课题。因为他知道，本就一直在惦记着他的蒋介石很快会向他动手的——要成功撤往台湾，离了船是万万不行的。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不仅有他需要的庞大的运输能力，而且还有抗战时大撤退的运输经验，所以绝对不能让他脱离国府的视线甚至去到共产党一方的。

蒋介石的动作很快，而且为了表明诚意，一出手就派新晋“行政院长”阎锡山亲自出面来劝说卢作孚，希望他一同逃往台湾。为此，阎院长不惜“两顾茅庐”，并以交通部长之职为诱，力邀卢作孚赴台。对于阎锡山的邀请，卢作孚立即婉言谢绝，因为无论是于公于私，他对这个国民政府早已绝望透顶。为了避开国民党的骚扰甚至是绑架，卢作孚来到香港，除了新辟广州到香港、澳门两条航线外，还在那里遥控处理公司各项事务。

而正是在香港，他和公司的未来迎来了转机。

在港期间，前期到达香港躲避的各界名流因形势和前途不明先后离港，目的地要么是台湾、要么是欧美、要么是大陆。这时也有亲戚朋友或者下属也纷纷劝其离港，其中尤以建议其去台或去美为多。像卢作孚的好友、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曾劝卢作孚去美国暂避一时，他认为美国比香港安全，卢作孚可以在那儿写自传或事业发展史，由晏阳初负责组织翻译出版。但是，卢作孚认为，去美作为短时间安排不失为一个方案，但是，在中国（大陆）不仅有呕心沥血的半生事业，还有近万名同甘共苦荣辱与共的公司员工，这是他无论如何都无法舍弃的，对他而言，“只要船不受损失，我什么也不怕。”

国民党方面当然也没闲着，“行政院长”张群和金城银行董事长、总经理周作民以吃饭作客的名义找到卢作孚。张群说：“作孚呀，到台湾去看看吧。”卢作孚则以“香港民生公司的事太多需要处理，走不开”为由予以拒绝。

随后，从1950年春开始，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行政院院长”俞鸿钧、“财政部长”严家淦、“（台湾）省财政厅厅长”任显群也先后来港找到卢作孚，并带来陈诚、张群等要员的口信，甚至以民生实业的加拿大借款担保问题为胁迫，劝卢赴台，但也均被其拒绝。

卢作孚之所以态度如此坚决和硬气是有原因和底气的，因为在此之前，他早已与我党驻港组织搭上了线，并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而联络人就是中国共产党香港工委书记张铁生。

从1949年夏开始，两人就经常在民生实业停港的“虎门”、“石门”两艘轮船上见面，往往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谈话内容从一开始单纯的公司前途，逐渐扩展到中共发展史、对民族资本的政策主张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济与文化建设等问题。

通过长时间的交流，卢作孚对我党的当前政策以及未来规划均有了比较详细深入的了解，确立并增强了回大陆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两人甚至商定了如何将被抢台船只和滞港船只安全驶回大陆的计划。

1950年上半年，中国大陆除西藏外已基本获得解放，新兴政权的勃勃生机和日渐安定的和平环境让所有人看到了希望和光明。

1950年3月24日，时刻关注国内局势的卢作孚通过民生公司驻京代表，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公私合营”的建议。

他小心翼翼地试探道：由人民政府作为股东投资民生，帮助公司渡过资金和运营方面的难关。但是，他希望政府不直接参与民生公司的经营，而只参加股东会议。

建议发出后，卢作孚便开始了焦急的等待，因为多年来已经吃尽了国民党政府的苦头，他怕自己的条件同样会被政府当作异想天开而束之高阁或粗暴驳回。

但是，人民政府的回复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内容上都让他大喜过望：4月初，人民政府迅速作出回复，在表示热烈欢迎他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外，还在当时国家尚且一穷二白、外汇奇缺的情况下，同意设法为民生公司偿付到期外债，并准备在中、加建交后，继续为民生公司担保。

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还邀请卢作孚可于6月中旬回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

北京方面的回复让卢作孚这位在旧社会浮沉半生的民族企业家大为感慨，这同时也打消了他回国发展、报效祖国的最后一丝顾虑。

1950年6月10日，卢作孚秘密离开香港，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