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够取得最后胜利？

这个问题其实既不用摆事实，也不用讲道理，只把《毛泽东选集》全五卷拿过来通读一遍就明白了——里面不仅有高屋建瓴的战略规划、有细致入微的谋篇布局、有算无遗策的战术设计、甚至还预测了严丝合缝、分毫不差的战争结局。

如果说还有其他需要做的，那就是一群能完美、准确实施这些规划设计的人。

而我党、我军从来就不缺少这样的人。

从彭德怀、刘伯承、101、徐向前、粟裕，到陈赓、韩先楚、邓华、宋时轮等，可谓数不胜数，他们之中，无论是作为独掌一方面军的帅才，还是可以独自承担战役的将才，不仅都能做到准确把握教员军事思想，还能与个人战争实践完美结合，打出属于自己的战争风格。

而结果，就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直到实现最终胜利。

今天我们就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战略退却”，来复盘一下彭大将军是如何指挥并赢得西北战场“三战三捷”的。

这里单说战略退却，江西叫做“诱敌深入”，四川叫做“收紧阵地”。从前的军事理论家和实际家也无不承认这是弱军对强军作战时在战争开始阶段必须采取的方针。外国的军事家就曾这样说：“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不利的决战，使至有利的情况始求决战。”

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

准备反攻，须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入反攻阶段。

依我们的过去情形说来，大概须在退却阶段中取得下列诸种条件中至少二种以上，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才好使自己转入反攻。这些条件是：

（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二）有利作战的阵地；

（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敌人疲劳沮丧；

（六）使敌人发生过失。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三节

1947年3月，陕北和山东战场忽然成为了全国战局的焦点——在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国民党把目光放在了陕北和山东，发动了所谓的重点进攻。

国府和常凯申为什么突然改变全局作战战略呢？

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国民党的机动兵力不够了。自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以来，国民党凭借其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短短8个月内，已经占领我大小城镇105座。这一切看上去很美，但背后却留下了巨大的漏洞。首先，这105座城池是以损失兵力70多万换来的；其次，占领区虽然不断扩大，但是每一座城市都要分兵驻守，这让国军的机动兵力更加不足，已无力继续他的全面进攻。因此，只能无奈决定自1947年3月起，将全面进攻转为只针对山东解放区与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

其二，赶在美苏英法四国莫斯科会议前拿下延安。抗战结束后，美苏英法四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都不希望中国在这时候打大仗，出现分裂局面，因此多次告诫国、共双方不要发生内战。胡宗南西北军参谋长盛文回忆：“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内定3月10号在莫斯科开会，已经获得确实情报，马歇尔、莫洛托夫又要重新提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胡先生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选在3月10号四国外长开会的这一天发起进攻。”因为国府“担心他们可能正策划另一次行动，甚至担心他们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承认延安。占领延安会挫败这个计划”（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而“如能一举打垮，则苏联亦爱莫能助之”（国府参谋次长刘为章）。

在这种情况下，国府迅速确立了进攻陕北、拿下延安的作战计划。

让国府想不到的是，这一绝密计划刚一确定便被我地下人员送到了延安。对此，中央军委立即召开会议进行了研究，并作出两个重要决策。

第一，鉴于敌我力量悬殊，靠硬拼是守不住延安的，因此，要在胡宗南集团进攻前全面撤离；第二，撤退的目的不是逃跑，而是积极防御，并且主力继续留在陕北，绝不东渡黄河，通过运动和缠斗把国民党这支战略总预备队牢牢地牵制在西北地区。

3月19日，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主动撤出延安，留给胡宗南一座空城。

几天后，中共中央在清涧县的枣林沟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刘少奇和朱德等则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主持中央委托的其他工作。

对于陕北战场的总体战略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是这样解释的：

“3月11日，中央军委再次分析了形势，认为胡宗南集团大举进攻已迫在眉睫，兵力数倍于我，我军正面防御作战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同时我军在陕北作战，目的是钳制胡宗南集团，实现这一目的的关键不在守住延安，而在于让敌人进入陕北后，无法脱身。根据这个分析，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了主动放弃延安的重要决策。确定陕北我军的基本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在延安以北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的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次加以歼灭。”

剧本写好了，然后就是导演彭德怀、主演胡宗南上场。

共产党打人民战争不希奇，但国民党打人民战争就希奇了。

而在陕北战场上，国民党还真就这么办了。

3月2日，根据常凯申的授意，胡宗南、西北军参谋长盛文与国府参谋次长刘为章制定出了进攻延安的详细计划，要点有三：

第一，力争“三个月内解决陕北问题”，为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献礼；

第二，坚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文、武两手齐头并进；

第三，鉴于我党无孔不入的情报工作，要特别注意保密——据盛文回忆：“攻延安的计划只有主席（常公）、我和胡长官三人知道，连国防部都被蒙在鼓里。”

在这一计划中，因为国、共双方兵力对比超过了10:1，胡宗南对三个月完成军事进攻任务信心十足，他较为重视的倒是第二点：政治宣传。

为此，3月2日当天，胡宗南让正在杭州渡蜜月的机要秘书熊向晖（我中共地下党员）紧急赶到南京，按照常公“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指示，起草了《告陕北民众书》和《国军解放延安和陕北后施政纲领》，明确提出：这次进攻延安，“实行政治民主，穷人当家做主”，“豁免田赋三年，实行耕者有其田”，以及“不吃民粮，不住民房，不拉民夫，不征民车”等。

相比于国民党打家劫舍和烧杀抢掠的一贯作风，这倒真是一个新鲜事。

1934年10月，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后，国民党立即对苏区进行了疯狂的“清算”和报复，数十万支持红军的群众被屠杀，很多村庄要么十室九空，要么被烧成一片白地。

这次他们转性了吗？

非也。国府和常公此举的目的仍然有二。

其一，做给国际社会和洋大人们看，目的是想“把自己的正面给观众”，制造一个“从共党独裁统治下解救陕北民众，建立和平民主政权”的假象，以期得到美苏等国的认可。

其二，收买人心。他希望通过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宣传，能让一部分延安群众为己所用，给围剿行动提供便利。

因此，胡宗南甫一进入延安，为“取信于民”，立即命令各部队政工人员“维护革命军队声誉，严格检查军风纪，对违纪的要处罚，严重的要枪毙”。

陕北和延安人民居然由此避免了一次重大灾难。

那么，常公的目的达到了吗？

用八个字形容就是：痴心妄想，痴人说梦。

因为从进入解放区后的第一天，国军上下就全都变成了瞎子。

占领延安的欢乐还没有散去，胡宗南便急令董钊第一军和刘戡第二十九军继续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但是，他们却绝望地发现，无论是空军部队的空中侦察，还是地面部队配合电台的地上搜索，都始终找不到中共中央和解放军主力的去向。数万解放军仿佛上天入地一般，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地无影无踪。

而他们的“政治攻势”也没有发生任何作用，所有的民众都以一种敌视的目光注视着这支部队，面对胡军的“亲切”询问，要么一问三不知，要么沉默以对，反正得不到一丝一毫关于我军的消息——有趣的是，著名电视剧《解放》中，曾有一位老农民把敌人领进了埋伏圈，而实际上当时这事是一个小地主干的。你想，即便是被共产党分了田分了地，他都觉得比国民党好，国民党这仗能赢吗——用当时国民党高官范汉杰的话说就是：“董、刘两军进出于延安以北的东西线，四顾茫茫，一点情况也摸不着，竟不知今后应如何行动才好。”

敌在明，我在暗，青化砭和羊马河战役就在这种情况下打响了。

就在敌人不知所措的时候，我军一部突然出现在延安西北的安塞地区，国民党飞机也同时侦察到了这一情况。

这让胡宗南大喜过望，他误以为解放军主力正在向安塞撤退，便急令整一军和整二十九军分别向延安西北和正北方向进攻，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与我西北野战兵团决战于安塞附近。

其实，安塞附近只是西野一纵的一个营，他们的任务就是佯装主力，吸引敌人前往。而我军主力则全部隐蔽集结在延安东北方向、敌军必经之路上的青化砭，决心伺机打一场歼灭战，消灭胡宗南一部。

胡军对我们的行动毫无察觉，果然派出刘戡部第三十一旅沿咸榆公路向青化砭开来。毫无悬念，3月25日，仅一个半小时敌军即遭全歼，无一人漏网。

羊马河伏击战则更为神奇，我军主力就在距离敌一三五旅驻守的瓦窑堡十公里的地方埋伏了好几天，他们居然一无所知，在换防的时候稀里糊涂地被包了饺子。

而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被俘后，则向我军交待了他们在瓦窑堡驻防时的尴尬境地：“由于寨内外工事坚固程度不够，不敢派部队侦察解放军的情况。瓦窑堡虽留有少数老百姓，我们却打听不到解放军活动的任何消息。其实，解放军的主力就在瓦窑堡东南十公里处。到瓦窑堡后，由于老百姓仇恨国民党军队，坚壁清野，部队在当地得不到粮食补给，士兵个人所带的粮食，经过十余天的食用，已无存储。我曾急电延安指挥所请求补给粮食，当时没有得到确切的答复。后来胡宗南复电说:瓦窑堡的守备任务由第二十四旅的第七十二团接替，交接完毕后，你旅经羊马河到某地与第二十九军取得联系，然后由兵站补给粮食、服装等。”

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蒋军却只得其文而未知其意，焉能不败？

“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荀子·王霸篇》

除了陕北老百姓全心全意支持之外，地利之便也是我军连战连捷的另一重要因素。

陕北黄土高原的地形相当特殊，国民党著名军事作家陈孝威对此有着非常形象的记载：

“岗原断裂，无从攀登。其延川以北，壑谷盘涧，河流引成沟洫，两岸红黄土壁屹立耸峙，远望一如平地，近则断绝不通。虽两崖可面对谈话，然欲亲近，非环绕迂回至数小时，绝难到达。其间无道路，只有溪径，沿溪而行谷缝，骡马行动困难，遑论车辆。矮林密布，浮尘厚积，晴则干裂，雨则泞滑。”（陈孝威《为什么失去大陆》）

“远望一如平地，近则断绝不通。虽两崖可面对谈话，然欲亲近，非环绕迂回至数小时，绝难到达。”这种地形，看起来很近，走起来却极远，一道道山梁就像一堵堵墙，即使隔山而行，敌人也完全感知不到我们的存在。

羊马河伏击战就诠释了这种情形给我军带来的便利。战后，我教导旅旅长罗元发曾回忆说：羊马河的地形很有利于我军伏击。也是两边两道小梁，中间夹着一条大路。估计到敌人接受青化砭教训，不会钻公路，要走两旁山梁，各部的设伏阵地都放在三到四道山梁里，使敌人看不到、打不着。等他进入埋伏圈后，迅速向敌人发起猛攻，缩小包围圈。

而“其间无道路，只有溪径，沿溪而行谷缝，骡马行动困难，遑论车辆。”则让国民党的机械化设备无处施展，只能搬动双腿来与我军比脚力，当然更不是我们的对手。

在通过小股疑兵把敌人主力从蟠龙引向陕北绥德的过程中，延安新华通讯社记下了这样的场景：

“当胡军主力由蟠龙地区向绥德前进时，人民解放军在山头上看着他们蹒跚通过，每个兵背着武器、工作器具、背包和九天干粮，穿的是露出背脊和屁股的烂棉衣，笨重和褴褛得像狗熊一样，专挑没有道路的黄土高山爬上爬下。天气也好像故意与胡宗南作对，在胡军前进时下了一场透雨，弄得胡军个个滚得像落汤鸡，跌得像泥菩萨。”

丢失蟠龙镇补给基地后，一军军长董钊就在总结会上抱怨说：“山地行军疲劳万分，士气很坏，纪律废弛，部队不能作战。……部队携带物品太多，行军纵列深重，更不便作战。”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消灭敌人，是我军自建军以为一直坚持的优良传统。

（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

（二）在战役的部署方面，当着敌人使用许多个旅（或团）分几路向我军前进的时候，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击敌军的一个旅（或团）。这个旅（或团），应当是敌军诸旅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我军以少数兵力牵制敌军的其余各旅（或团），使其不能向被我军围击的旅（或团）迅速增援，以利我军首先歼灭这个旅（或团）。

……

（七）在敌处进攻地位、我处防御地位的时候，必须应用这一方法。

（八）我军主力集中歼敌的时候，必须同地方兵团、地方游击队和民兵的积极活动，互相配合。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西北野战兵团完美地执行了教员的这一指示。

就在国民党作出进攻陕北的战略部署时，我西北战场的兵力不仅少，而且分散。其中，张宗逊、习种勋率领的第一纵队和新编第四旅、警备第三旅正在陇东同马步芳、廖昂等国民党军五个旅作战，王震率领的第二纵队则在山西孝义地区运动作战，两部都是在3月7日接到命令后才开始赶往陕北。

3月16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自17日起，边区一切部队（包括张宗逊、习仲勋部和王震部一万余人及部分地方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兼代，并成立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任司令员。

我主力撤出延安后，三部于延安东北约三十公里处的青化砭完成集结，总兵力约二万三千人，敌我比例为10:1。

人数虽少，但机动性却极强，再加上有利的群众和地形条件，我西北野战军通过分散和调动敌人，将十倍敌军玩弄于股掌之上，并伺机完成“三战三捷”。

3月25日，野战军以一纵一个营伪装主力，故意暴露于延安西北安塞地区，主力则在东北部青化砭设伏，仅用一个半小时就全歼国军刘戡部第三十一旅；

4月14日，野战军以一纵两个旅阻击胡整编第一军和第二十九军九个旅，二纵和教导旅、新四旅则以四个旅的优势兵力，在羊马河全歼原驻守瓦窑堡的胡第一三五旅；

5月2日，在以地方武装和小股解放军把敌军主力吸引至绥德后，我军集中全部主力攻下胡部后勤基地蟠龙镇，并全歼守敌一个旅。

打完青化砭之后，解放军主力一直在隐蔽待机，期间，在石家砭、贺家渠和吴家寨等地曾出现过几次机会，但是都因为对方兵力较多而且集中全部放弃了。

解放军主力继续耐心地等待，只是派出地方武装去清涧、延川、瓦窑堡等敌占城镇进行不定期袭扰，而且打几枪就跑，绝不纠缠，搞得敌人精神紧张，疲困不堪，却始终摸不清我军主力方向和作战意图。

久而久之，他们士气低落，防守开始松懈，问题和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

我军期待的机会也终于到来了，目标是驻守瓦窑堡的第一三五旅。

第一三五旅自被安排驻守瓦窑堡以来，由于交通线长、运输困难，再加上我方的坚壁清野和胡宗南不得骚扰百姓的命令，他们的给养早就出现问题，因此全旅消极厌战，驻防期间不仅面对地方部队的袭扰不敢接战，甚至不敢外出侦察。

4月13日，度日如年的第一三五旅终于等来了换防的日子，在与接防的第七十二团完成交接后，14日清晨，全旅便急吼吼地沿大路南下，向总后勤基地蟠龙镇奔去。

这一情报早已被我方侦知并向军委作了汇报。军委电示彭德怀和习仲勋，要乘该旅南下时，在途中设伏加以歼灭。

13日拂晓，彭德怀在瓦窑堡西南的野战军指挥部召集旅以上干部开会，研究伏击一三五旅的具体事宜。

这一次的伏击战与青化砭时的情况大有不同。在一三五旅南下的同时，胡部整编第一军和第二十九军共九个旅，也正分别由蟠龙、青化砭向西北方向移动，同瓦窑堡南下的第一三五旅相距不远。虽然他们的任务并非来接应一三五旅，但是，如果时机选择地不对，战斗打响后，该部会迅速对一三五旅形成驰援，我军反而会陷入被南北夹击的险境。

因此，此战的关键在于阻援，就如彭德怀在会上所说：“消灭一三五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阻住敌人援兵，一是速战速决。”

最后，会议研究决定，由第一纵队负责打援，把敌第一、第二十九两军主力引向蟠龙、子长大道以西；第二纵队和教导旅、新四旅负责歼敌，在一三五旅南下必经的羊马河设伏，将该敌一举歼灭。

4月14日，经过六个小时的激战，西野以伤亡四百七十九人的代价，全歼敌一三五旅，毙俘官兵四千七百多人，俘虏代旅长麦宗禹，并首创解放军在西北全歼胡军一个整旅的先例。

青化砭伏击战除了给胡宗南当头一棒外，也让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战术思路。痛定思痛，他决定首先改变战略，即：调集整一军和整二十九军主力共十一个旅，改分两路东进，企图集中强大兵力，同西北野战兵团决战，或把我军赶到黄河以东。

同时，为避免军队再次因为分散、孤立遭遇打击，他还发明了一种“新战术”。这种战术用我新华社社论的话说就是：“胡军每次进攻，全军轻装，携带干粮，布成横直三四十里之方阵，只走山顶，不走大路，天天行军，夜夜露营，每日前进二三十里。据俘虏讲，这是所谓国防部指导的新战术。”

这种战术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被分割歼灭，但是，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如此庞大的兵力，只走山顶、不走大路，部队的机动性几乎完全丧失；

其次，我西北野战兵团主力转移迅速，踪迹全无，胡军所谓的追击完全变成了“独角戏”；

第三，数万人白天行军，夜间露营，而且因为道路不通，后勤补完全给跟不上，据俘虏供：胡军士兵每天只吃一顿稀饭，一顿干饭，有的干脆就饿着。

大部队辛辛苦苦地走了十几天，武装游行二百多公里，却连一个共军的影子都没看到，虽然占领了延川、清涧、瓦窑堡几座空城，但全军却因饥困交加，发生了严重的非战斗性减员。不到一个月，连队减员多者百分之六十，少者百分之四十。

眼见快要陷入断水断粮的境地，胡宗南只得把整编第七十六师留下守备延川、清涧，把第一三五旅留下守备瓦窑堡，主力则南撤蟠龙镇、青化砭休整补充——羊马河伏击战就此埋下伏笔。

羊马河伏击战后，彭德怀立即向中央军委发报进行了汇报，其中专门提到了此役中敌我的军心士气问题，他说：这一次伏击战，敌一军和二十九军距一三五旅仅二十余公里，却一直无法突破我阻援部队，几乎眼睁睁地看着一三五旅被全歼。而我阻援部队“集中兵力的对比，尚不及敌三分之一，足见敌军战力弱，士气低，我军战力强，士气高。”

军委和教员则在第二天回电指示：

“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二十余万大军找不到两万多中共中央和西野主力，让胡宗南空有一身蛮力却无处施展，急火攻心却又无可奈何，青化砭和羊马河的连续失利则让他在日记中连写了两个“一夜未睡”。因为他已经感觉到，曾向国府和宣传部门许下的5月份“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结束西北战事的豪言就要落空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这时我军又盯上了他们在陕北的粮弹补给基地：蟠龙镇。

蟠龙镇地处延安以北、羊马河以南，由国府嫡系整编第一军第一六七旅和部分地方武装驻守，总兵力近七千人。部队不仅装备精良，而且还依托地形修建了由地堡、壕沟、地雷和铁丝网组成的强大防守体系。

同时，胡军主力整编第一军和第二十九军的九个旅一直在离此不远的地方四处逡巡，一旦蟠龙有事，都可以迅速回援。

这对于兵力不足、又缺少重武器的西北野战兵团来说，无疑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唯一的办法就是设法将其主力远远调开，然后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攻坚。

正在西北野战兵团研究如何将胡部主力远远引开的时候，敌人却对形势作出了严重误判。

国府和常凯申收到了空中侦察部队的报告，说发现共军正在边区北部绥德、米脂以东东渡黄河，看样子是准备向山西转移。

常公大喜，因为他对于陕北的整体战略构想和目的，就是“以压倒优势兵力，歼灭陕甘宁边区我军，压迫我军和我党中央、解放军总部到黄河以东，然后沿无定河、黄河封锁之。这样蒋介石可以抽出嫡系胡宗南部主力控制于中原或华北，加强机动兵力。这是蒋介石当时的阴谋企图”（彭德怀语）。所以他立即电令胡宗南派主力沿咸榆公路北上，与驻守榆林的邓宝珊部实施南北夹击，务必将我军歼灭于绥德一带。

殊不知，这支部队其实只是从延安撤离的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的部分工作人员，对于急于求战的胡军来说，他们在无意间起到了疑兵的作用。

4月26日，胡整编第一军和第二十九军九个旅从蟠龙镇出发，经瓦窑堡向绥德、米脂推进。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彭、习敏锐地感觉到攻打蟠龙的战机出现了。他们电告中央军委：“董、刘两军二十七日十五时进抵瓦市，有犯绥德模样。蟠龙留一六七旅直及四九九团守备，似有粮弹未发完……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军委也迅速复电同意了该作战计划。

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把其主力引得更快更远，西北野战军总指挥部又以第三五九旅一部为主，并从每个旅抽出一个排，配合地方武装，伪装成兵团主力向北撤退，中间还主动进行接触，并故意造成不敌的假象，胡部主力果然更加快速北上。

一周之后的5月2日，经过艰苦行军的敌整编第一军和第二十九军终于到达了绥德。而我主力部队却在这一天的黄昏突然对蟠龙镇完成包围并发起进攻。

胡宗南这才如梦初醒，但却已经晚了。

5月4日午夜12时，蟠龙攻坚战胜利结束，近七千守军被全歼，旅长李昆岗被俘，同时还缴获军服四万余套、面粉一万多袋、子弹百万余发以及大量药品。我军获得了极大补充，而胡军则陷入了严重的粮荒和弹药荒，暂时失去了大规模进攻的能力。

胡宗南在日记中第三次写下“一夜未睡”。而我军宣传部门则用一首打油诗来总结这次战斗：“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丢了蟠龙丢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官兵六千当俘虏，九个半旅像狗熊，害得榆林邓宝珊，不上不下半空中。”

经此三战，中央安全了，我西北战局也从被动转入主动。

而胡宗南这支国民党最大的战略预备队，则被牢牢栓在陕北一隅，眼睁睁地看着其他战场节节败退而无力支援。